“致富最光荣”
当然，私营企业紧接着开始兴起。当我70年代第一次来到这里时，街上什么也没有，你几乎在任何地方都买不到东西。突然间，街上挤满了卖东西的小商贩。人们涌上街头，他们什么都卖：衣服、CD、中药。你可以在街上修鞋、擦鞋、修手表。全国所有在“五七干校”上学的“知青”和老人都被放出来了。他们涌回城市，但官方单位无法雇用他们，所以没有工作。这些人被称为“待业”，而不是失业，因为“失业”不好听。
突然之间，村庄或小镇上每周都有两次集市。当你开车穿过乡村、跑进这些私人市场，会看到里面挤满了以物易物、讨价还价的人。各地的农民都推着驴车进来，卖白菜、农具什么的都有。
共产党允许这些人开始一些私人经营。人们会在某个院子里找个小地方、拉个房顶，然后开一家餐馆。他们会在厨房做饭，找个街角就开店。国有企业开始想：我们可以出租闲置空间来赚钱。各地的微观层面上开始出现私营企业的复苏。
对于乡村来说，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突然之间，村庄或小镇上每周都有两次集市。当你开车穿过乡村、跑进这些私人市场，会看到里面挤满了以物易物、讨价还价的人。各地的农民都推着驴车进来，卖白菜、农具什么的都有。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景象。几乎就这样，中国出现了私人小规模创业的爆发。放眼望去，这个国家遍地都在以一种开放、自由、创业、以市场为基础的方式重新焕发活力。
很快，企业开始租用更大的空间。国有企业——这些几乎不能生产任何东西和雇佣工人的沉闷地方——开始占用更多空间，并出租给餐馆或私营企业，或者让别人在墙上做广告。你会看到一些极不协调的广告在全国各地出现。
1979年，中国首次允许外国记者进入，各大媒体都派了一两个人。突然间，北京多了30名外国记者。他们也能看到这些事情的显现。他们不需要与任何人交谈或拥有秘密文件，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只需看看周围。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期。那时我还在为《纽约客》撰稿，写了整个系列，记录我所看到的一切，后来出版了一本书，《致富光荣》（To Get Rich Is Glorious），因为有这样的口号。在我看来，这是毛泽东时代的所有关于破坏市场和外国干预等口号之后，最不协调的口号。
之前的口号是“劳动最光荣”，现在是成为资本家最光荣。
邓小平自己也说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记得《人民日报》有一篇文章，讲的是北京郊外的一个养鸡户，女主人赚钱买了一辆沃尔沃。她变得如此富有，因为突然间所有这些餐馆都可以购买私人养殖的鸡肉，所以农民将产品推向市场并获得好价格。《人民日报》那时正在推崇企业家精神，而不仅仅是政治精神；政治精神是文化大革命的货币。这是一个彻底的逆转。
当我们回顾这一时期时，有人说，中国仍然是列宁主义者统治的，党仍然掌权。自由只是表象，但列宁主义的实质并未改变。确实是这样，但有些事情的确变了，党也明白这一点。他们可以看到，天啊，我们唤醒了什么力量，如果走得太远，我们就会被推翻。因此，这些力量之间，在保守的、恶意的列宁主义者和那些想要开办私营企业和盖房子的人们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斗争。
在乡村里，农民们正在建造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房屋，并在私人市场上赚钱。政府支持这些中小企业，因为它们是新的经济引擎。邓小平意识到，如果继续发展这些尾大不掉的国有企业，中国就会如一潭死水；人们拿着工资，做最低限度的工作。所以那是一个让人兴奋的年代，我观察着它并为它感到乐观。改变不仅仅来自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你要记得，很多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共产党做的第一件事：解散人民公社。曾经那似乎是一座将永远存在的紫禁城，是毛泽东向中国提出的重组方案。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当时不清楚周围在发生什么、它的发展方向以及我们应该做什么。基辛格和尼克松于1972年提出了，我们应该以某种方式聚在一起，当时的主题是美中联合对抗苏联。但突然间，来自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人开始蜂拥而至，接着是银行、信用卡公司、投资者。而邓小平那一伙人说，好吧，我们聚在一起吧。
（未完待续）
鸣谢
本期节目由China Books Review与百京饭店联合制作，感谢主编Alec Ash的支持。特此感谢本文的中文编辑马世豪，以及英文音频编辑Taili Ni。
来源：蜉蝣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