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青:“泛蓝”的定义、统独立场与定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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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几天前,张灵甫将军埋骨羊圈之下的新闻在网络媒体疯转。那是大陆“泛蓝”的资深Fans报导出来的。然后《环球时报》刊登徐少将之文——《抬高张灵甫是“项庄舞剑”》。声称张灵甫不配为“抗战名将”,热议张灵甫是反对现行体制的舆论战。最后凤凰网发文《张灵甫在抗战中做了什么》,论证将张灵甫称为“抗战名将”实至名归、当之无愧。欲乱其国,先乱其史。欲复其国,亦必先复其史。历史问题从来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在这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之际,这一次热议来得很及时。也足可以让我们去反思。

中国200年的近代史,是土鳖KO海归的历史。土鳖袁世凯KO海归孙中山;伪土鳖(伪海归)蒋中正KO汪精卫,纯土鳖毛泽东KO王明, KO伪土鳖蒋中正;甚至在台湾连战、宋楚瑜、谢长廷也败给了土鳖陈水扁。此现象可写若干篇博士论文,题目是:《以××学视角论本土性在中国近代历次政治风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地位——从土鳖KO海归说起》。对普世价值、人权宪政、基督教文化、信仰的“水土不服”一直是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噩梦,并深刻影响着中国每一个历史转折点。2014年VOA进行了一项网络投票:《曼德拉从囚徒变为国家领导人,中国会有人有此命运吗?》。目前在大陆坐牢的刘晓波、王炳章、薄熙来皆获高票,而常在VOA露面的海外民运者排名最后。如果无法把调查结果责任为官方操纵的话,恐怕就要在“水土不服”上找原因了。

在我看来,从专制走向民主的过程,是政治斗争由“枪杆子”暴力定规矩,转向由“笔杆子”以舆论争选票的过程。选战几乎就等于舆论战。不必上纲上线地指责我还僵化在文革时代的“冷战”思维。不论《讨武檄文》、《联邦党人文集》、冷战,还是台湾选战、联合国决议。人类社会的政治纷争史,舆论战从未退场。大陆今天面临的抉择,是历史十字路口的抉择, “费城会议”、“辛亥革命”、“中国1949”、“2000的台湾”都是历史性抉择。围绕这些抉择的长时间、多层次、大纵深的舆论战,既有传播、舆论的特征;也有战争的特点。将其称其为“历史性选战”应该不算过份。大陆“泛蓝”定位的核心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我们要打好这场“历史性选战”。大陆“泛蓝”仅仅在民族主义、历史澄清、国家认同、传统文化四个土得掉渣的领域做了一些舆论工作。就有了今天的方兴未艾。我们相信把这些工作做好了,普世价值、人权宪政也应是顺理成章之事。

台湾蓝绿两党争夺的焦点是什么?——中间选民。全世界选战争夺的焦点都是占30%~40%中间选民。2008年台湾大选,TVBS民调称高达57%的选民表示在半年前就决定投票对象,而17%的选民是在一周内决定。这17%,就是左右台湾走向的关键力量。如果左右选战的胜负,是中间选民,那么决定胜负的议题就是中间议题。中间议题就是基本没有蓝、绿、红,左、中、右色彩的议题,双方的战场都在中场,谁占领了中场谁就打赢了这场舆论战,谁输掉了中场谁就水土不服。占领中场就掌控住了选战或称历史性选战的话语权。选战,就是决战中场。民族主义、历史澄清、传统文化这三个战场,就是历史性选战的中场。也是大陆“泛蓝”的主战场。当泛蓝决定了他的主战场之后。当把大陆和台湾在这三个议题上逐一进行对比的话。带有政治倾向的国家认同、制度认同、政党认同和价值观,也就呼之欲出了。

民族主义是中场吗?按亨廷顿定义:启蒙运动以来,第一波民主化所产生的政教分离的民族国家,哪个没有建立在民族主义的觉醒之上?第二波如以圣雄甘地为代表的殖民地民主独立运动,难道没有民族主义?第三波如苏联解体,没有民族主义?新疆、西藏的分离主义、中间道路,当中没有民族主义?当民进党在建构台湾史观,打出族群问题的时候,当中没有一丁点的民族主义?那为什么大陆的海外民运、自由派、宪政派就那么排斥民族主义?羞于谈论民族主义?难道在大陆民族主义不是舆论战的中场?如果说民族主义仅仅是社会的粘合剂而并不为未来指出政治方向,规划政治蓝图。其本身没有或左或右的政治方案,而必须依附于其他的政治理念、意识形态之上,因此也特别容易被操弄的话。那为何把民族主义这块舆论战场,这块决定胜负的中场,拱手相让给司马南,相让给《环球时报》任其操弄?爱国、国家认同、这些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所派生出来的舆论阵地。就真的成为了自由派、宪政派不能入、不屑入、不得入的禁地?民进党高举 “爱台湾”的大旗,算不算一种爱国主义?美国入籍宣誓的“that I will bear true faith and allegiance to the same(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算不算爱国主义?说陈水扁是台湾之子算不算一种国家认同?说昂山素姬是缅甸的女儿算不算国家认同? TVBS的2014新年报导:“金溥聪表示,将给孩子作爱国歌曲演唱特训。”这当中没有国家认同?爱国主义?国家认同、爱国主义就只能成为司马南、孔庆东们的专利?我们反而束手无策?

看看对岸台湾政坛吧。民进党提出“入联公投”,在公投的舆论战场上国民党寸步不让,立刻以“返联公投”反制。国民党提“九二共识”,民进党马上以“台湾共识”进行回击。没有一个阵营会放弃哪怕一小块舆论战场。他们在每个舆论战场和阵地上贴身缠斗,表明自己的立场,打出自己的旗号和方向。更别说放弃40%的中间人群的舆论场。

单个舆论战场的胜利,离不开战略所提供的合力支撑。合成作战能力,决定着战略打击和战略防御能力。如果我们争夺的每一个中间议题、每一块舆论战场,都仅仅是各自为政的混战,那我们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正是各个战线、战场的相互配合与支持,才能形成战线和防线,否则何谈战略实力?战必胜、攻必取、决胜千里之外的前提,是运筹于帷幄之中的张良计。中共把历史合法性、国家认同、传统文化、国家崛起、国父毛泽东、社会主义、反美反资、民族主义、稳定发展、社会安定、社会公平、等等的议题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串联在了一起。在这套话语体系中,新权威主义呼之欲出。而大陆“泛蓝”在与之相对应的每一个小议题上,都要拿出自己相反的对应主张。如果用现代自由主义解构权威的策略,大陆“泛蓝”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试图解构《环球时报》话语体系而搞游击战的流寇,而无法在舆论战上建构旗鼓相当的与之对垒的城墙。我们只能以古典自由派的保守主义立场建立这套相反的话语体系。

亨廷顿1967年受命担任约翰逊政府国务院顾问,并撰写了一篇长达百页的关于越南战争的报告。在这篇报告中,亨廷顿一方面支持政府击败北越的总目标,另一方面又指出,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大多数越南人究竟支持谁,这样的问题只对美国这样成熟的民主国家才有意义,越南的问题在于缺乏有效的权威结构,在这样一个破碎的国家里,谁能提供这样一个起码的结构,人民就会站在谁的一边。在亨廷顿看来,美国的策略应该是利用越南人的宗教和家族权威结构来对抗越南共产党,而不应当是在越南建立民主政体。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在40多年后的今天,亨廷顿的观点对当下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有何现实的指导意义。

马太福音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大陆“泛蓝”的财宝并不在那些闪烁着万丈霞光却又显得空洞和水土不服的“人权”、“言论自由”与“联合国原则”。我们的财宝在于能够和大陆目前土得掉渣的民间舆论场进行共振,我们的心在于打好这场历史性选战,最大限度地把宪政、人权、普世价值的霞光收敛起来,然后把这些很洋气的价值包装得土得掉渣,让他们能够进入大陆主流的舆论场。让些霞光万丈的价值,不是为了满足我们好为人师的心理。而是产生与大陆舆论场、与大陆的普通民众相同频率的共振。如果说成熟的男人是以儿子的姿态,父亲的高度,闺蜜的立场对honey表达自己的观点。那么成熟的政治领袖就必须学会以仆人的姿态,leader的高度,哥们的立场对公众表达自己的政见。用中共的话讲这就叫走“群众路线”。这才是大陆“泛蓝”常常挂心于此的财宝。其他的都是浮云。

大陆“泛蓝”今天的三民主义是:与大陆的民生议题共振;与大陆的民族主义共振;与民间舆论场共振。因为我们相信,中华民国渡过了军政、训政的时代,也在台湾实现了宪政。要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完成宪政,归根结底的问题是“共振”。大陆“泛蓝”的肉体可以被流亡,大陆“泛蓝”的新闻可以被翻墙,但若大陆“泛蓝”在大陆的舆论场中,丧失了共振的能力。甚至根本没有共振的意识。那么我们就只是一个找不到归宿的孤魂野鬼。

尊重的郭牧师和诸位前辈、朋友。我不知道这样讲有无谬误,也不知道凭自己那点鸡零狗碎的“学问”能否讲清楚这个话题。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也“泛蓝联盟”成立十周年的日子。更是“大陆光复工作委员会”开张的头一年。我倒很希望能借着这样的机会,大家一同来讨论一下大陆“泛蓝”究竟应该是如何定位,如何定义。同时也借着这个机会,希望可让一些海外先进的观点和理念,能够拓展我们的视野,能够进入他们阔别已久的大陆的舆论场。

敬颂

春禧岁祺

《公民议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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