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克森伯格之怒和小王的大刀
当六四运动到来，您当时作为美国科学院的驻华主任，有什么反应吗？
到了八九春天的时候，负责这个项目的汉学家，包括魏克曼（Frederick Wakeman）和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都被吓坏了，不知道该如何应对。Oksenberg 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中美关系，包括建立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1
当时布什总统在大使馆举行宴请，邀请了方励之，我陪方励之参加，让Oksenberg很生气。他给我打电话让我原地别动，别跟新闻界讲任何的话，只回答“no comment”，我当然没听他的，而是把方励之被围追堵截、阻止参加宴会的全程经过都认真写了出来，发给了美国使馆的新闻处，他们发给了新闻界。Oksenberg非常生气。
六四之后，我帮助方励之和李淑贤避难。这让奥克森伯格他们更加生气，背后骂我。当时救我命的是美国科学院的最高领导普雷斯（Frank Press），他是一位科学家，非常重视人权。他告诉我，“You did the right thing”，他反对奥克森伯格的意见。说实话，我做的事情是一种很自然的人类反应。方励之面临生命危险、请求我的帮助，我当然不能对他说“screw you”（“去你的”）。我当然会帮忙，不需要周详地考虑政治和地缘政治。因此，一边有人骂我，另一边有人支持我，我都听着，但都与我的行动无关。
我给华盛顿打电报说，我们不应该离开，即使离开也要尽量回到中国去，因为我们的中国知识分子同事是六四的受害者，我们离开他们会更受害。
当然，六四以后，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要决定如何应对。华盛顿给我的电报中有两个任务：尽量联系所有在我们项目上的人，劝他们离开中国；完成后，我自己也要离开。于是，从六四到六九，我用了四五天时间打电话、发电报，告诉所有学者，华盛顿的命令是我们都要离开。
我记得联系到一个在云南很偏僻地方的人类学家，一个美国人，很难找到他。最后终于联系上了，他还不知道六四的事情。他说，“Why？”他不知道六四发生了什么事，事情已经过去五天，但他一直在云南的山里，还是不知道。他说，“No, thank you，我不要离开，我这里没问题”。但大部分学者都走了，五天以后我也走了。
六四惨案发生后，机构面临一个政策问题。六四那么难看，我们是彻底离开、谴责共产党，还是保持联系、找机会继续留下。让很多人意外的是，我是后者。我给华盛顿打电报说，我们不应该离开，即使离开也要尽量回到中国去，因为我们的中国知识分子同事是六四的受害者，我们离开他们会更受害；而且我们做的研究没有政治上的问题。所以我主张要回去。但是，也有很多我尊敬的人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六四太难看，不能在这个国家做研究了。大概拖了两三年，各种项目才慢慢开始恢复。
当时六四那几个月您在做什么呢？
六四以前，我基本上是在友谊宾馆观察。从清华和北大游行过来的学生纪律非常严格。他们排列整齐，一排一排地往前走，旁边的两排学生负责不让外人打乱他们的纪律。他们一边唱歌，一边喊口号，还摇旗呐喊。
那几个月从头到尾我只去过一次天安门。那是因为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的主要工作人员 Bob Geyer 想去看看，所以在五四那天我陪他一起去了。除此之外，我不去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方励之。当时，由于三封联名信等事情，我和方励之每两三天见一次面，他当时已经是中国学生学潮的偶像。他劝我不要去，他说自己不去，我也不应该去，因为共产党很容易将学潮说成是美国人或CIA搞的。他说，连他这个和美国关系较好的中国人都不去，我更不应该去，不要给共产党提供这个借口，这也是我没有去的原因。
到友谊宾馆下车时，我对小王说了一句：“小王，你多保重。”他回答：“气氛很不对，我得帮忙，我得帮学生的忙，而且我准备拼命。”他说完从车座底下拿出一把很长的刀。我再次对他说：“你多保重。”但他还是去了。
广场上的清华学生。图源：VOA
您曾经提到，六四的时候您的司机很积极。
那是六月三号的事。我们的司机小王，非常好的一个年轻人，文化水平不高，但他一直同情学生。让我真正理解他同情学生的是在六三、六四的前一天晚上，我和我当时的太太以及另外一对美国人到东城区一个蒙古馆子吃晚饭。这件事与六四无关，我们只是听说那家馆子很好，就去吃饭。小王开车，吃完晚饭回来的路上，气氛已经很奇怪了。我们上街看到老百姓面对着坦克车送花，说“你不要进城”，这些我都亲眼目睹了。
到友谊宾馆下车时，我对小王说了一句：“小王，你多保重。”他回答：“气氛很不对，我得帮忙，我得帮学生的忙，而且我准备拼命。”他说完从车座底下拿出一把很长的刀。我再次对他说：“你多保重。”但他还是去了。
- 编者注：Frederick Wakeman是时任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席，Michael Oksenberg是卡特总统任内国家安全中心的亚洲专员，历任美国总统的中国顾问。
（未完待续）
来源：蜉蝣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