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方励之
六四的时候，美国使馆不开，我带了方励之、李淑贤和他们的儿子方哲三人到香格里拉饭店，离我当时住的友谊宾馆不远。我用自己的名字订了个房间，选择香格里拉是因为楼上有CBS电视台的办公室。第二天我骑自行车去看他们，他们没离开过这间屋子，我们打开CNN，看到天安门广场上的大坦克车滚滚开过。
李淑贤非常激动，她一直担心丈夫的生命有危险。自从离开合肥回到北京，他们通过一些有关系的朋友打听，他们得知高层在讨论如何处理方励之的问题，因为方励之说了很多话、名望高，学生们崇拜他。李淑贤担心“处理”的意思就是来个车祸什么的，把他干掉。这让她很害怕。所以在香格里拉的房间里，她主张我们马上去使馆。然而方励之是个理想主义者，他说自己没有做错事，为什么要跑？此外，他原本跟李政道约了当天吃中饭，他不愿意爽约。但那天电话打不通，找不到李政道。
李淑贤打电话到北大去问她的学生情况，她越听越受不了。挂上电话，她说学生听说解放军要进北大校园，这后来没有发生，是谣言，但当时学生们相信。学生劝李淑贤和方励之好好保持生命，他们准备拼命，有石头和砖头，跟坦克车对抗，很戏剧性的。李淑贤告诉我们这些之后，方才让步，说好吧，走吧，看看能不能到使馆去。于是我打手机叫小王过来，请他把我们从香格里拉到美国大使馆。
我们进使馆后谈了大概三个小时。美国大使不在，临时大使叫Ray Burghardt，还有新闻处的McKinney Russell，再加上我、李淑贤、方励之、方哲。美国外交官说，哪怕方一家留在使馆，法律上也不能申请政治庇护，因为政治庇护只能在美国领土上申请。我们现在不是有很多难民吗，他们一踏上美国领土就可以要求政治庇护，但在墨西哥时不能，一个道理。可是外交官说，你们可以申请暂时庇护（temporary refuge），标准是你受到直接的肉体威胁，比如有人威胁你或拿枪追你。他说，按这个标准，方励之一家大概够格了。
他们还提到了几个在欧洲的历史案例，比如罗马尼亚的几位修女到美国使馆求助，住了15年都没能回去。
那会儿解放军已经在美国大使馆外面了是不是？
对的，所以要不要申请暂时庇护？方励之一进来就问能不能保密，因为他不想给共产党借口说是美国人惹的学潮。外交官马上说不能，我们现在这个屋子很可能有窃听器，别人已经听到我们的谈话。何况使馆的大量工作人是中方安排的，所以没法保密。你们留下来，他们会知道，而且什么时候能出去，我们根本没法估计。他们还提到了几个在欧洲的历史案例，比如罗马尼亚的几位修女到美国使馆求助，住了15年都没能回去。
他们建议我们申请签证，然而我觉得这并不实际，因为有签证又有什么用呢？最紧迫的问题是怎么到机场。我们还是填了表，填完表之后，我们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坦克人”（tankman）的镜头。我们瞪大了眼睛。透过使馆的窗子，我们看见军车开到街上，向天空开机关枪，大概是为了吓唬还在领馆区的外交官，赶他们离开。那天晚上很多美国人和外国人跑到北京机场，包括我的家人。他们从友谊宾馆到机场，说秩序乱七八糟，排了很长的队，最后坐了一架商业包机抵达香港。
反正谈了一个下午，方权衡利弊后，跟我说，咱们走吧。所以我带他们离开了，去了建国饭店。我的老同学Jay Matthews去上海报道六四的后续，临走前给我留了他的酒店钥匙，说我会用得上，建国饭店400号。我们到了建国饭店，到了400号房间，然后在楼下的广东餐馆吃晚饭。有几个人还认出了方励之，跟他打招呼。他回到房间后我离开，大概是八点离开。
可是第二天，我再打电话过去，没人听。两三天都打不通，我很担心，不知道怎么回事。又过了三天，有一位记者朋友找我，说他听说方励之进了美国大使馆，问我能不能确认，我说不能确认，我带他们进去，又带他们出来，不清楚现在的情况。
隔了很久以后，方励之来到美国才跟我讲了这一系列故事。当天晚上十二点钟，同样的跟我们长谈三小时的两位美国外交官来敲方励志的门，说郑重地邀请他们一家作为布什总统的客人回到使馆，需要多久就多久。李淑贤马上说OK走吧，方励之答应了，现在也免不了走这条路了。方励之在路上还问能不能对再次回到使馆这件事保密，外交官同意了，结果第二天记者招待会上就泄露了消息，方对此不以为然。
为什么美国外交官突然请方励之一家回到使馆？晚上八点我和方励之告别，晚上十二点他们突然被外交官请回使馆，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我没有亲身经历，我是后来在华盛顿邮报记者James Mann的书《About Face》里了解到的。
我们离开美国使馆时，外交官给华盛顿发电报，报告了这个事情。华盛顿开了一个高层紧急会议。中国最有名的异见人士进了使馆，居然又出来了。老布什很生气，马上说“找他们回来”（go get them）。这倒不是因为人权意识，而是怕美国的政治影响。如果方励之后来出车祸或被长期监禁，外界知道他曾被美国大使馆赶走，那就很难看。所以他说，无论如何把他们找回来。
新上任的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ey）对方励之一家非常好，亲自为他们送饭，安排了秘密房间不让别人接触他们。方在使馆里住了13个月，只有五六个美国人知道他在哪儿。好在他有电脑，可以跟外界联系，也通过我给《纽约书评》写了一篇文章，所以他不是非常无聊，但也不是很舒服，13个月住在一个没有窗子的房间里。
这段历史很奇怪，因为布什在六四屠杀一发生，他就派了自己的秘密特使，绕过大使去找邓小平，并不是去声讨，而是几乎是在道歉。当然不是说“对不起”，但他为美国人辩护，希望保持与中国的联系，保持之前的外交成果。
而且好像用了“朋友”这个词，‘maintain our friendship’。
他在这件事情上是两面派，一方面做公众宣传，要把方励之请回来，展示美国政府在乎人权和民主，另一方面在背后做的完全是另一回事。
而且最讨厌的是六四后，他通过了一个总统令，说断绝所有的高层接触，但三周后他自己秘密地恢复了最高层接触。Scowcroft从华盛顿飞到北京的飞机可以在半空中加油，就是要保密到这种程度，连在阿拉斯加都不敢停留。所以我对乔治·布什的印象非常糟糕，觉得他两面派而且软弱。
您觉得布什以及美国政府当时是怎么想的？六四发生了，全世界都在看着中国的民主运动，每个人都知道情况有多糟糕，而他们居然在背后以几乎卑躬屈膝的姿态，向共产党祈求同情和谅解，而不是站出来坚持民主自由的价值。
我不认识乔治·布什，很难判断他自己的想法，但有两个因素可能有关。一是美国商界一直有在中国发财的梦想，所以要保持联系，六四后那几年外资投入中国大幅增加，远超过八十年代下半年。外国资本家等不及要闯进去继续赚钱。二是在73到79年间，中美在北京和华盛顿都设立了联络处，不是大使馆，当时北京的联络处处长就是大布什。估计他天真地相信中国的“老朋友”，认为自己是他们最重要的朋友，这个概念留在他脑子里。我只能猜测这两个原因都有关系。
这应该就是美国对华圈内典型的“接触派”（engagement）了，包括克林顿也是这么做的。克林顿上台时对华非常强硬，但后期张开双臂邀请中国进入WTO。
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是“接触派”，直到习时代、特朗普上台，才开始有点敌对。特朗普的敌对当然和人权无关，也不是“接触派”。
哪怕是卡特这样的“人权总统”，好像对中国的人权问题也不是那么在乎。而且卡特作为靠反越战上台的总统，1979年在美国接待邓小平，邓离开后就发动了对越南的战争。在美国，越战在当时是个多么政治不正确的事情，但当邓小平去做，美国人却默许了。
卡特我也不认识，没有第一手的经验，可我觉得他有点天真。不像尼克松，人是个王八蛋，但是很聪明、在中国成功了。克林顿也很聪明。
（未完待续）
来源：蜉蝣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