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焉识之所以在小说中幸存，不仅在于戏剧化的编排，还有另一原因。那就是无论面对河北干事、谭队长、邓指导员、各路警察和干部，都能做到充分的卑躬屈膝、忍让、圆滑。面对河北干事的屡次故意找茬甚至殴打，陆焉识没有任何反抗，只有服从命令下有限的闪转腾挪。即便明知河北干事要让他死，却仍然愿意冒着风险去为河北干事抓兔子，因为不抓兔子会更早的死。
“他站起来，踢了老几几下，脚头之猛，如同中锋射门。老几明白哪儿都能让他射门，只要把脏腑一带窝藏起来。于是他抱住自己，把脊背慷慨地亮给他。
……
他往前爬着，让河北人觉得他还会继续往前跑，实际上他想尽量拖延时间，使解放军赶上来。”
而面对救了自己的谭队长和邓指导员，陆焉识更是谦卑至极、感激涕零。虽然陆焉识并没有像一些社会流氓投靠黑帮大佬那样的“跪舔”、作恶以“报答恩人”，但那种低三下四、透着猥琐的恭敬，还是表现在陆焉识一言一行中的：
“老几闭着眼睛，一个劲点头道谢：谢谢队长，谢谢队长夫人，谢谢队长孩子们。因为孩子们那点定量还让出了一顿饺子给他这个老囚犯。
……
老几十分配合地把两手凑到邓指面前，尽量方便邓指上铐的动作。他的每一点配合都是对婉喻和孩子们的顾念。他结巴地说，那总该办个出院手续什么的，不然算他逃跑怎么办？
……
老几将接任这个犯人们都眼红的职位。
老几结巴得越发厉害，一个“谢”字被他重复好多次。
……
邓指给了老几一条羊肋骨，让人握住它啃肉。老几像被重赏的老狗，知趣地拿着骨头到门口安安静静地啃。按他的自尊，他宁可到外面去啃。但他自尊不起；他不想引起邓指或其他干部的多心。”
在对待政府审讯和自己悔罪的宣传大会上，“老几”陆焉识也很积极的配合、流利的讲自己多么罪大恶极、政府多么的宽容，丝毫没有不好意思：
老几的巡回演讲是自首后一个礼拜开始的。演讲稿子是场部宣传科一个年轻干事为他写的，说政府的宽大政策如何感动了老几这样一个罪大恶极、死不改悔、死有余辜的人。他一面结结巴巴地念稿子，一面得意自己的明智；他没有和婉喻见面是多么的明智！……他数着自己嘴里正在重复的字眼“死、死、死……”接下去该说“有余辜”了。
……
巡回演讲了半年，老几每顿饭有菜有汤，腰围大了一圈，在方圆七百多公里的三四个劳改农场里成了名角儿。”
这时的“老几”，与几十年前民国时高呼言论自由、锐意批评政府、拒绝认罪而甘愿在重庆的地下囚室里呆两年半，回到上海又不愿撒谎填写政审表格、“新中国”成立不久后又不满新政府思想控制愤而辞职……的陆焉识博士，虽是一个身体，却在灵魂上可谓完全两个相反的人。民国的陆焉识（按《一九八四》里“大洋国”对人的分类，这时的陆焉识可称为“旧人”），绝对想不到“新中国”成立后不到二十年的陆焉识，变成了这样愿意放下原则、道德、理想，听凭摆布、圆滑世故、“能屈能伸”、谎话张嘴就来的“新人”。
民国和“新中国”初期的陆焉识，曾经为向强权认罪而羞愧，而经过多年牢狱和折磨，反而习惯于顺从和屈膝，要让他挺直腰杆斥责丑恶，反而让他害臊了。前面提到的陆焉识曾在“人民法庭”上咆哮司法不公，而老年陆焉识却为当年书生气害臊，就是改变了价值观和脾性的典型例子。
当然，陆焉识也是考虑家人的命运，自己的顺从、对政府宣传的配合，可以让婉喻和孩子们少受连累。但若放在过去，即便家人被连累，陆焉识也不会这样做的，否则就不会在尚幼的孩子嗷嗷待哺时还宁可坐牢、拒绝接受政审、写剧本骂政府雇佣的流氓。
残酷的政治运动、许多人被枪毙和死去、耳闻目睹的没有底线的迫害、不讲道理的株连，十多年劳改生活的磋磨，最终还是让陆焉识屈服了，不再坚持那些原则，而把为家人和自己活下去，作为一切言行的目的。这时的陆焉识，无论要他喊何种政治口号、怎样做忏悔报告、如何谦恭的对待干部，他都能没什么心理负担的、果断迅速的做到。
当然，陆焉识也没有完全屈服，没有去主动歌颂领袖和党（但被动的歌颂了无数次）。后来被释放，陆焉识又敢于批评领袖，骨子里仍然保留良知与原则。可即便如此，陆焉识还是改变了，不再那么表里如一、讲道理和原则，而是麻木圆滑了许多。
例如当梁葫芦供出“老几”在装结巴时，陆焉识不像当年被国民党特务抓捕和审问时那样惊慌失措，而能够面不改色心不跳的掩饰的滴水不漏：
“老几觉得自己的脸还是绷得住的，对自己扮出的懵懂面孔还是比较自信的。当囚犯这么多年，他可以对着指控的人目光笃定，不会像多年前在重庆那样，人家一拍桌子说“没讲实话”他就灵魂溃散。”
这正是陆焉识历经若干年被抓、被整、被审，历练出的撒谎技巧与厚脸皮。后来这厚脸皮在释放后还多次派上用场（后文再说），包括要回一间房这样的“大用场”。这时的陆焉识，倒不再是恩娘埋怨的“没用场的人”，而是确实能在涉及现实利益时很有“用场”的人了。
这样的改变，固然让陆焉识更能在残酷环境下活下来，可这正是磨灭了他年轻时最珍贵的真诚与勇气。不止一个陆焉识，数十万计的民国“铁骨铮铮”的知识分子，都在“新中国”毛时代的政治暴力中变成了屈从与麻木者。郭沫若、丁玲、黄炎培、冯亦代、巴金、钱学森、李四光……都断掉脊梁才得以生存（其中一些本来就有品质问题）。而那些宁折不弯的、承受不了黑白颠倒的、不愿麻木不仁的，就纷纷自杀或入狱了。
除了那些名人，一般的知识分子更惨，要么死，要么更卑微的屈服。甚至屈服了也仍然要死。前面已经讲了夹边沟等许多案例。当然还有数不尽的、留下和没有留下记录的。
莫言的《丰乳肥臀》中，主角上官金童的姐姐“上官求弟”，幼时被卖给俄罗斯人，改名乔其莎，后来上了医学院，还精通俄语，也算一个知识分子了。她在反右运动时还能坚持真理，被开除也不愿意撒谎、不愿和有历史问题的家人“划清界限”，被打成右派、下放农村。可到了1960年大饥荒时，她为了一口饭，愿意被公社食堂厨师张麻子诱奸，一边吃豆饼一边逢迎张麻子。她太饿，得到豆饼就拼命吃，最终撑死了。这是多么悲剧的事。骨气、自尊心，在饥饿面前是会一路溃退至于彻底消失的。中下层知识分子、女性，其骨气和尊严更是脆弱的，历史风浪一起，就连同生命一起毁灭了。
而改革开放之后，迫害虽然大大减轻，但利维坦仍在。六四再一次打击了中国知识人，随波逐流、遁世自愉，成了知识分子的主流。经历毛时代残酷的毁坏，即便改开后相对宽松，中国知识分子也已难以恢复民国时的骨气和水平，普遍软弱、堕落、无知，走向、犬儒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反智主义。许多知识分子为了名利不择手段，坑蒙拐骗成了“本事”，坚持真理却被作为异类排挤。上世纪80-90年代盛行的“气功热”、“水变油”、“特异功能”，还有各种“国学大师”的泛滥，都是一个民族知识极度匮乏、判断力被毁坏的表现。真正德才兼备者被当成“牛鬼蛇神”整得死去活来、含冤而死，活着的也变得战战兢兢、沉默寡言，真正的“牛鬼蛇神”就趁机招摇过市、大行其道了。
而到了21世纪、2024年、今天的中国，中国知识分子、社会精英的道德底色和言行，相较于前面几十年，并没有根本的改变。面对专制独裁的倒行逆施，人民大众的苦难，尤其新冠疫情时种种反智和侵害人权的政策，这些本应担当批判者、力挽狂澜者的知识分子，普遍沉默，甚或为之辩护。（而这些人自身也有不少为这种沉默和服从付出代价。2022年底，新冠疫情在中国彻底控制不住，包括清华北大的许多老年教授在内大量死亡，却被隐瞒和淡化。这些人在活着时候沉默，死的也不明不白、无声无息）
这不仅是知识分子的集体堕落，也是一个民族灵魂的溃烂。而这种堕落与溃烂，当然不止于精神层面，而是实实在在影响到现实人间、毁坏了民权民生。今日中国遍布的造假、骗局、腐败，追溯源头，就与中国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日趋堕落息息相关。
陆焉识的屈服、中国知识分子的堕落，责任并不在于他们自己，而是在于那些让他们只能选择苟且或死亡的利维坦，在于做出一系列政治肃清和压迫政策的统治者。面对死亡、家人被株连，没有几个人真的挺得住。即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总理周恩来、“亲密战友”林彪，又逃过了全家受难的境遇吗？他们也并没有能够反抗，刘周也是逆来顺受了，林彪一家则选择逃跑而机毁人亡。连这些位极人臣者都如此无力，知识分子又能如何呢？我们每个人面临牢狱之灾或其他压迫和威胁时，能够做到不畏强权、不卑不亢的抗争吗？一些人口头上可以做到，可真的遇到危险和巨大压力，能够承担的了吗？
虽然这些屈服与堕落，都算情有可原。可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良心。“良心”的良心堕落了，这个国家民族也就沉沦了。当残酷的运动过去，人们能呼吸到自由空气时，也无法让个人生活、人际关系、民族风貌，回到文明和高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