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焉识在亲眼看见亲人、完成起码一部分心愿后，就坐上返回大西北的火车，在西宁自首了。他本是抱定被枪毙的心自首的，但之后的经历，既让他从鬼门关走了几遭，又幸运的活下来了。
当他自首后，被两个警察押送回劳改场部。在路上，因为知道陆焉识是博士、大知识分子，两位警察对他还算不错。两位警察看他跪在车上很可能颠坏双腿，允许他坐下来。虽然这让陆焉识屁股又颠痛，但膝盖免于损坏、保住了双腿的功能。
可接下来接收警察移交犯人的农场保卫科干事，却故意让陆焉识的腿坏死。河北口音的保卫干事装作漫不经心的把陆焉识的双腿捆起来，然后把“老几”孤零零扔在办公室里，。等到陆焉识感觉到这捆绑的厉害、下肢渐渐的麻木，挣扎后看到了乌紫的、正在坏死的双腿。陆焉识不仅“低估了保卫干部的手艺”，更低估了这位保卫干部的阴险毒辣。
陆焉识在自首时本已打定了接受被枪毙的后果，如今被捆绑休克而死，后果也没有超出死亡。但人总是还希望求生的，不怕死亡的陆焉识，却仍然迸发出强劲的求生欲。这既是人性对生命眷恋的本能，也是因为陆焉识挂念着婉喻和孩子们，不希望永远再不能相见。此前的上海之旅，让陆焉识越发不愿就这样与婉喻、丹珏、儿孙们天人永隔。
陆焉识拼尽全力跳起来打碎了玻璃，引起隔壁四川籍机械师的注意，解开绳子救下了他。而这位四川机械师也是在“肃反”运动中被捕、后又被当成“提前释放就业人员”留用的。毛时代的一场场运动，知识分子、技术员、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干部……没有人可以幸免。
陆焉识从鬼门关走了一遭回来了。第二天河北干事有说有笑的和同事来上班，内心估计陆焉识早就双腿坏死、甚至人已死了。但他没想到陆焉识双腿正常。愤怒的河北干事对陆焉识连续猛踢，想将陆焉识置于死地。
“ 昨天捆绑老几的河北干事走上来，一脸讽刺的笑容问老几一夜过得如何。他先撩起老几的裤子，发现老几的腿还活着，懵懂了一瞬，意思是：怎么会还好好的呢？不应该啊！他站起来，踢了老几几下，脚头之猛，如同中锋射门。老几明白哪儿都能让他射门，只要把脏腑一带窝藏起来。于是他抱住自己，把脊背慷慨地亮给他。
科长吼叫起来：“干什么干什么？！”
但是并没有人过来阻挡河北干事向老几身上继续进球。一直到老几“呕”的一声，吐出一口血来。科长和另一个干事才上来拉架。”
河北干事为何如此痛恨陆焉识、处心积虑要把他置于死地呢？
根据陆焉识的了解和分析，是因为陆焉识主动自首、加之发现的草里有淀粉的“发明”，被场部作为宽大处置的典型，让四处奔波寻求他这个劳改犯、追捕中吃尽苦头的河北干事又气又妒，才下狠手报复。
但这只是表层的、直接的原因。更根本的，是那些年残酷的战争、贫困与灾荒、政治运动、斗争，人与人之间的无情倾轧，造就了若干河北干事这样的恶人。如前所述，有经历种种运动仍然保持良善的，如陆焉识逃亡中遇到的司机，还有劳改队的邓指导员，但也有河北干事这样总是想着害人的人面兽心者。同情心会传递，压迫与伤害更会传递。
河北干事也很可能是经历了家庭的不幸和人生的苦难，苦熬过去，当上了这样的在大西北看管犯人的小干部。他也会受更上级、更高阶层的歧视和各种欺负。他的怨气，也只能撒向劳改犯们。折磨劳改犯，可以让他感到某种快意。伤害他人并不能让自己的不幸消失，但却在心理上得到某种弥补和代偿。
这样的人，遍布在中国每个角落。那些贫困的、边缘的、社会下层的地方，这样的人尤其多。在这些地方有些权力的人、能管束别人（尤其无反抗能力的被管理者）的人，总是将权力发挥的淋漓尽致，且往往都以惩罚他人的方式来显示权力，以肉体和精神折磨弱者来发泄愤懑。而那些更弱者，在那“天高皇帝远”，也没什么王法和面子的地方，只能任人宰割。相对于这位河北干事还要搞一些手段，很多地方甚至赤裸裸的虐人害命，而无人过问。
当然严格说，也并非仅仅中国如此，人性和世情大同小异。契诃夫《第六病室》里，虐待小知识分子格罗莫夫的病房看守尼基达，也是一个颇为典型的形象。尼基达是沙俄军人出身，对待第六病室里的病人，动辄打骂。尼基达还把可以外出放风讨饭的老犹太人病人讨来的钱和食物，都抢过来据为己有。而后来被关进病房的院长叶菲梅奇，也挨了尼基达的揍。
那些野蛮暴力的人，总是粗暴的凌辱那些弱者，包括虎落平阳的上层阶级的人，以彰显其存在和价值。在监狱/看守所、精神病院、封闭式学校和工作单位，这样的人最多，也能最大限度利用其身份和权力来霸凌被管理者，作威作福。我个人也亲身遭遇过类似管理者的刁难和霸凌。虽然这些加害者，自己也是更大环境中不公不义的受害者。但在他/她管辖的范围内，却可以像土皇帝般凌辱辖制的更弱者。
河北干事的报复还没完，这位干部不甘心陆焉识被优待，对陆焉识被安排到处演讲更是妒忌，报复欲更强了。很快，河北干事就精心设计了一场“捉兔子”戏，让陆焉识去追他放出的种兔，借机污蔑陆焉识逃跑而试图将其射杀。就在射杀最后一刻，陆焉识被谭队长救了。
谭队长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满嘴脏话、曾带着犯人和解放军叫阵的劳改队干部谭队长。同一个劳改农场，都是管教干部，谭队长和河北干事，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战斗英雄谭队长虽然粗鲁野蛮，也搞不清复杂的政治斗争，但有起码的同情心。或者他曾经麻木和残酷，后来却又转变的善良了些。
若干年来的中国现实中，河北干事常有，谭队长不常有。因为经历种种内乱外患，社会中人与人的仇恨和不信任，已经形成了互害社会。这样的社会里，人们温情少、仇恨多，在互害链条上的人，无论出于利益还是代偿心理，都往往选择害人或对害人冷漠，而不愿救人助人。虽说“恨人有、笑人无”是古今中外的普遍现象，但近几十年的残酷动荡和上诈下愚，显然大大恶化了人际关系，同情与友爱更稀薄，提防与坑害更盛行。
从河北干事枪下侥幸生还的陆焉识，经历了魔幻现实主义的两件事：“蹲黑号子‘绝食’和默写”、“在封闭的蔬菜大棚吃喝拉撒几个月”。这两件事，已经不是现实主义了，或者说是现实主义基础上加以魔幻的加工，是超现实主义的描写。许多有着前面逃亡而被抓的真实经历者，没有后面如此侥幸得生的运气，而是凄惨的死去了。当然，陆焉识死了故事也就难以继续，所以陆焉识才活了下来。
真实的历史中，也有经历九九八十一难的生还者，但99.9%的犯人，都像那黑牢里悄无声息死去的那些犯人一样，无声的离开了这个世界。若说那些盗窃犯、杀人犯，死的还算与德行匹配，但那些因言获罪的政治犯们、因为意识形态立场不同就被当“反革命”处置的人（例如小说中“偷听敌台”、支持国民党，而被挂在电线杆上又活活摔下来，最终死于“黑号子”的左之辉），死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牢里，就是六月飞雪的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