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执政集团（中共政权）高度重视自身利益及稳定性，也就让其外交政策高度保守化、去道德化、去责任化、不循常规（如有时僵化滞后、有时迅疾变脸）、不求进步、不讲人道。新加坡人更不应因为中国是华人占大多数，而误以为中国会亲近和支援新加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对于海外华人包括东南亚华人，有拉拢和利用，但更多则是疏远和切割，拉拢和抛弃不仅轮番上演，有时还同时发生。
长期活跃于政商各界的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文先生，在7月1日一场会议上说，“新加坡不想选边站，但20年后若不得不选边，可能会倾向中国（而非美国）”。杨先生还表达了对美国特朗普政府若干内外政策的批评、对国际规则改变和动荡的担忧。这也并非只是杨先生一人的看法，而代表相当一部分新加坡人包括许多精英人士的观点。
笔者理解杨荣文先生的忧虑，以及新加坡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而需要加强合作的需要、美国主导的秩序弱化下倾向中国的不得已。而笔者个人也长期非常支持新加坡与中国的友好合作、优势互补。
无疑，新加坡和中国现在有着广泛而密切的合作关系，未来还有更加广阔的合作空间。新加坡不仅在经济上高度需要中国的资源和市场，在外交和军事上也必然与在东南亚影响力日益增强的中国更多互动。新加坡不可能、也不应该拒绝和疏远中国。
但同时，笔者也想对新加坡与中国建立更加密切合作关系、未来倾向甚至大幅倒向和依赖中国的方略，表达担忧并做善意的提醒。
笔者想说的是，包括新加坡华人在内的新加坡人及国家政府，不应该对中国过度信任、过高估计中国（尤其执政者）的善意，更不要忽视中国对待其他国家地区态度转变、骤变的可能性，以及许多掩盖在表层幕布之下中国内政外交的隐秘原则和逻辑、重要而关乎各方命运的细节。
首先，1949年成立并维持至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执政者各项内政外交政策，核心目的和底线，都是保障政权的存续及稳定性，维护政权主导集团的利益，其他一切包括中国国家利益都要让位于此。
这就意味着，对于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国与新加坡在内各国关系如何，不能以是否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国际关系的一般情况、道理和常规惯例等评价各国外交的惯常方式判断。而更多应该看对执政者利弊如何，以及掌握权力的核心集团的价值观、政策好恶、取向。
而中国执政集团高度重视自身利益及稳定性，也就让其外交政策高度保守化、去道德化、去责任化、不循常规（如有时僵化滞后、有时迅疾变脸）、不求进步、不讲人道。
例如中国一直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基本外交立场，这确实约束了中国不干涉更不侵略他国，但同时意味着中国的盟友国家在内各国需要切实迅速帮助、面临冲突性人道危机（如外敌入侵、大屠杀）等情况时，中国仍然会袖手旁观。而且即便该国、该国内一些派别，是显著亲近中国、对中共也持善意态度，中国仍然不会予以援助。
这样的前例有很多。如1950年代朝鲜金日成政权，清洗党内早年在中国参与革命、也较为亲中的“延安派”，中国袖手旁观，后来还认可了金日成的独尊地位；1971年印巴战争，当时与中国对立的印度攻击与中国友好的巴基斯坦，巴方向中国求援，中方拒绝出兵。而伊朗、叙利亚前巴沙尔政权等，也长期是中国合作伙伴，但他们遭受攻击时，中国没有任何实质帮助动作。而中国拒绝对其进行军事干预等重大支援，与这些国家政权的国际名声较差无关（否则不会顶着恶名与其保持友好），而就是不希望因外务影响和冲击到中国的政治稳定。
而新加坡人更不应因为中国是华人占大多数，而误以为中国会亲近和支援新加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对于海外华人包括东南亚华人，有拉拢和利用，但更多则是疏远和切割，拉拢和抛弃不仅轮番上演，有时还同时发生。1965年和1998年印尼发生两次排华屠杀事件，且1965年屠杀受害者包括大量亲中共的左翼华人。但中共执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部选择不干预，只象征性发表个别轻描淡写声明，且1998年前后直至今日，中国还大幅加强了与印尼的友好合作关系。
而对于马来西亚、柬埔寨、缅甸、泰国、越南等地的华人，中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相同的态度，即并不干涉内政、不管华人生死、不管华人遭受的不公平和歧视。这些国家华人的境遇，完全由这些国家自身及其国家主导势力决定。
甚至还有更令人不安的情况。中国学者秦晖写过文章《怎样划分中国真正的朋友和敌人》，文中提到，“对华人最坏的国家，我们认为是最友好的国家，对华人最好的国家我们认为是最敌对的国家”，即中国官方对待恶待华人的国家友好，对相对善待华人的国家却选择敌对。秦晖在此文及其他相关文章及著作中，写了不少例子及做论述（篇幅原因就不更多摘录）。这恐怕也不是巧合，而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待海外尤其东南亚华人的诡异又真实的情况。
即便不谈人道主义危机下“见死不救”等情况，中国日常对待盟友、合作伙伴国家，也并不能像美国那样提供全方位的（包括军事、外交、情报等）、可靠的、坚定的支持和保护。中国极度厌恶他国干涉中国内政，也同时高度忌讳自己干预别国内政（特殊情况，如他国影响中国政治安全、涉及港台疆藏问题除外，这种情况中国会采取一些影响对方国家内政的行为，但本质同样是为中国国内统治的安全稳定），并约束本国外交和军事人员及平民不要参与他国事务。
正如杨先生在会上所说，中国无意“接管”东南亚。其实中国也无意真正接管任何其法理上不属于其领土的国家、无意干涉任何与中国统治者无关的他国事务。这看起来是好事，尊重了他国主权和自主性。但中国其实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缺乏对盟友的帮助意愿、缺乏在冲突性事务上为盟友尽责的意识和能力。这就意味着，对于任何希望盟友协助其安全的国家及执政者，中国都是“靠不住的”。中国不会像美国那样的方式和程度保护盟友，主要不是没有能力，而是没有意愿。
但同时，中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并非真正闭关自守，起码近些年有强烈扩张势力的倾向。但这却并非基于中国国家及国民利益、符合民族国家常规的扩张主义，而是基于反美主义、输出与西方迥异的“中国模式”的另类扩张主义。中国这种外交扩张主义，非常敌视亲美和亲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的国家，并不吝代价打击制裁对方。杨荣文先生在谈话中，也谈到中国将美国在新加坡的角色作为新中关系的重要变量，这正反映了中国外交政策强烈反美的事实。
因为新加坡经济和科技实力强大、区域和国际影响力强，中国需要拉拢，所以新中关系尚且良好。但根本上，中国宁可更亲近专制的柬埔寨、威权色彩的印尼、反美的马来西亚，而对与美国友好、与西方亲密的新加坡则抱有负面看法。这些年新中之间若干摩擦，如南海仲裁问题、对待国际规则问题等，已反映了双方在若干方面包括价值观上的不和睦，以及出现更大裂痕的潜在可能。
即便新加坡从官方到民间出于族群和语言文字相近等原因，对中国真诚善意，也不要指望中国执政者会对此在乎、真心感激。因为中国执政者考虑的并不是国家民族和人民大众，而是其集团特殊利益，并会表面“意外”、实则有迹可循的坑害对待中国国家和人民友好的国家和势力。
对华友好的国家和个人，前期或被中国执政者善待，但若其认为有损其政权利益或丧失价值，就会突然翻脸敌对和制裁，丝毫不顾之前的善良和帮助，而受害者发觉这样现实时已来不及转向、无力反击，徒然追悔莫及。
如果新加坡一些华族人士认为与中国人皆属华人、天然亲近，所以应信任中国，前面我列举的中国对待其他东南亚国家华人的态度，以及中国大陆与港台之间的矛盾冲突，就可证伪这样的判断。
中共执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包括与外交配套的经贸、军事、文化政策）是复杂的、非常规的、外人极易误解的，但同时又是有内在逻辑、可溯根源的。这些因篇幅问题无法展开讨论。但无论如何、简而言之，新加坡及其他许多国家，不应该对中国过于信任，更不要指望中国在其国家面对重大危机时（尤其遇到冲突性事务时）提供有力帮助和保护。
虽然杨荣文先生所说的新加坡“倾向中国”是“20年后”，但若主导中国的势力不变、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不变，那么以上这些问题和危险性都继续存在，与中国进行合作仍然面临巨大风险。即便那时中国国力超过美国、甚至足以压倒整个西方阵营，新加坡不得不倾向中国，也只能基于现实不得已，而不能无条件、无防备式的信任。
笔者向来支持新加坡与中国在各领域合作，也写过若干支持中国在国际上谋求合理合法权益的评论文章。但笔者同时也认为，中共执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外政策、对待盟友和合作伙伴，是缺乏可靠性的。1949年之后的许多史实，尤其东南亚其他国家华人血的教训，绝不可以忽视，更不应以为那些是“过去时”。越是对华人有同胞同族感情的人，越要明白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海外华人的真实立场，对其保持必要的警惕。
所以，无论现在还是未来，新加坡对待中共执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可以合作却不可依赖、可以建立互信却必须加以防备。新加坡与中国在经济、科教、社会治理等方面合作多多益善，但新加坡绝不能指望在军事和政治上依赖中国。尤其新加坡共和国的安危存亡，必须靠新加坡人自己。这也是既爱中国、又爱新加坡，希望全世界华人安全幸福的笔者，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及个人感受与直觉，写的一些肺腑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