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的释放：惊弓之鸟的陆焉识、迟来的“平反”、“一笔勾销”；“平反冤假错案”的背景与影响、中国“古拉格”的瓦解
1976年11月，陆焉识与许多在劳改农场尚未死去的劳改犯，这些劫难的幸存者们，收到了获得释放、重获自由的通知。
当通知释放的干部叶干事来找陆焉识时，陆焉识还以为是要通知枪毙他。从1954年被捕和一度判处死刑，到后来在法庭、上海监狱、大西北劳改农场……陆焉识见到过太多死亡、太多没有逻辑的政治运动和清洗、太多毫无理由或显然情由不足的处决。那个年代已经完全没有道理可讲，只有一次次旁观死亡能让人凛然，乃至逐渐死亡都让人麻木。所以即便陆焉识并没再犯什么“罪行”、“错误”，突然被决定枪毙，也没什么奇怪的。
而且陆焉识此前得罪了河北干事，又在邓指导员和邓的妻子纠纷中为保护邓妻撒了谎，陆焉识一直觉得他们会找机会害死他。经过河北干事两次真的想弄死他的劫难和其中种种阴险，侥幸活下来的陆焉识也有充分理由认为还有第三次谋杀。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陆焉识是“十年被蛇咬”，让他在一朝相信会有大赦而不是要杀他，那才违背了人性。于是，陆焉识把叶干事每句话每个动作，还有劳改农场的安排，都当成处决自己的前兆。包括吃饭、看电影，也被当成“断头饭”。书中陆焉识对叶干事关怀的误解，不知情者觉得可笑，了解内情者只会悲哀叹息。
直到最后一刻，在劳改农场的大会上，干部宣布释放陆焉识和其他劳改犯，老犯人们议论纷纷，陆焉识这个“老无期”才明白并不是要杀他，而是终于结束了20多年的监禁生涯、近20年的大西北高原草场上的劳改生活。
劳改农场为陆焉识们举办了释放仪式和庆祝会，发了若干衣服和毛巾等“纪念品”，还要他们感谢政府的宽大。当然，之后也补发了一些“工资”，虽然并不很多。就这些钱和“纪念品”，勾销了制造的二十多年的苦难。几十年的自由丧失、强迫劳动、刑讯虐待、人格侮辱，以及耽误的大好年华、宝贵人生，就这样“一笔勾销”了，还要感谢党的宽大。
但陆焉识和其他被释放的政治犯，也只能感谢。毕竟并没有其他的选择。而且相对于前面几十年没有自由、生活恶劣、朝不保夕，现在总是结束了那样的日子，且并非自己抗争得到，而是自上而下的政策。还能怎么样呢？
前面提到的学者巫宁坤先生，同样是经历几十年的苦难，包括“思想改造”、入狱、下放、重新起用、再下放“牛棚”，最终到了1979年才获平反、恢复教职待遇。巫宁坤拿到对他“右派”身份的“改正（平反）”证明后感叹：“从1958年戴上’右派’帽子，到1980年’错划右派’一笔勾销”。其他绝大多数得到“改正”的同事朋友也都百感交集，却又沉默无语。
只有一位巫宁坤的同事、“反右”后被遣送回乡务农的教师，当年年轻有为，如今年近半百，拿到“改正”证明后，以头撞墙、满身是血，说：“他们无缘无故毁了我的一生，现在却指望我对他们的假仁假义感激涕零 我的血沾满他们的手、沾满他们虚伪的门面。我才不要这些骗人的改正决定破纸哩。但是我得为家里人清洗被株连的罪名，要不然他们要永远背着右派家属的黑锅。”
这位教师道出了“平反”的本质和许多被“平反”者的心声。所谓“平反”，只是从此之后成为与其他人在法律上名义平等的公民，而旧日几十年里造成的苦难，都被掩藏、勾销了，外加还展示了党多么宽容大度、开明，又试图邀买一次人心。但多数被“平反”的人并没有什么反抗、讨价还价的余地，只能在被党害了几十年后，再次感谢党的恩情。
而追溯“平反”的源头和细察背景，人们也就能知道，大规模的平反既可以说中共政策的转向和开明，但根本是中共在统治面临巨大危机下，为延续统治不得已做出的政策变更。
1976年的中国，经历毛泽东及其党羽的多番破坏，国民经济崩溃、绝大多数人民生活在贫困中。与经济急速发展的欧美、日韩、香港台湾相比，中国大陆的贫困更为明显和凄惨。一轮又一轮的政治运动让人们既恐惧又厌倦。毛泽东的死去形成了权力真空，继任的华国锋权威不足，政治上暗流汹涌、社会危机四伏。如果再不改革，中共政权有可能在内忧外患下垮台。一旦失去权力，中共统治集团将像历史上许多覆灭王朝的统治者一样，遭到残酷的清算。
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中的改革派元老们才决定推动改革。较为开明务实的邓小平，取代了在改革与保守间摇摆不定的华国锋，成为中国实权领袖，开启了改革开放。
而在改革开放正式开始之前及之后，为了激发经济社会建设活力、促进和解与团结、获取支持，邓小平和中共开明派开始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不仅中共需要获得社会各方的支持，邓小平等人也需要在党内权力斗争中获得党内外支持。包括邓小平本人就是通过“平反”重新掌权的。而曾经在毛时代被打成“贱民”、被残酷迫害、但在各阶层各行业的都颇有影响和潜力的各类人士，就成了被争取的对象。那些相对没有深厚背景的，也顺便沾了光，成为开明政策的受益者。
在这样的背景下，从1976年毛泽东去世到1980年代末，平反了几千万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被冠以“反革命”、“右派”、“反党分子”、“黑五类”、“地主恶霸”、“资本家”、“特务”、“国民党军警特宪/政府官员”等罪名的政治犯。
这其中数百万人，属于是中国文化水平最高的知识分子群体。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浩劫。因为知识分子多数在国民政府时期接受教育和担任公职教职、崇尚自由民主、喜欢批评政府、不满中共各种专制和反智政策，成为毛泽东和中共眼里最有害于统治的人群（哪怕这样的人群其实也分许多不同观点者、之间并没有什么真的广泛联盟），也成了重点打击对象。这些人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学阀”、“臭老九”、“白专”等帽子，受尽了羞辱与折磨。鲁迅说满清统治“杀尽了汉人的骨气廉耻”，而中共又将民国时中国知识分子和汉族人民重新树起的廉耻与道德，再度加以肉体消灭和精神摧毁，又毁掉了骨气廉耻。
在毁掉中国知识分子、社会精英、真正爱国爱民的人，让中国陷入长达近三十年的贫困与混乱中之后，中共又为了统治而改革，实行“宽大”。虽说这样的改革和平反就事论事还是值得赞扬的，但显然不必过于拔高。
而且，相对于许多虽然被毁灭一生但仍然幸存的，还有数百万被冠以“反革命”、“右派”之类帽子的国人，已经在毛时代一波波劫难中死去了。他们有的被枪毙、有的被酷刑折磨死、有的死于饥荒、有的死于危险和沉重的劳动……虽然这些死者死后也获得“平反”，可这种“平反”当事人见不到了，生命也不可挽回了。
无论毛泽东，还是邓小平及其他中共元老，这么几个人就可以决定几亿中国人的生死，从高官到庶民，一句话就被定了生或死、禁锢或自由。毛泽东将镇反杀人定为“千分之二”，上百万人就被处决；反右定为“百分之五”，上千万人就成了贱民。一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全国到处杀人流血。而邓小平一句“团结一致向前看”，又让毛政权的血债一笔勾销，中共又成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领路人”。大众的生命与尊严，有时只是被利用的工具，有时连工具都算不上、一文不值、被践踏进泥土。
陆焉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释放的，并没有什么法律程序，只是高层的决定，陆焉识和几十万人就重获自由了。饱经苦难的陆焉识，回想1954年被逮捕时，同样是没有经过真正严谨的法律程序，被稀里糊涂的抓走了。1976年释放，也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说法，含糊其辞的“宽大”，又糊里糊涂的获释。中国历史的大潮，就这样裹挟着陆焉识和无数的人，从人间进入地狱，又将其中的幸存者推回人间。
“平反冤假错案”确实让中国从毛时代的残酷中有所挣脱，既是改革开放的一部分，又助推了改革开放。许多饱受迫害的名人甚至“起复”，重新成为炙手可热的红人。后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尤其科技的进展和文化艺术的复兴，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和这些被平反者重新走上岗位后的努力，有着很大的关系。
但这一切仍然是有局限的，中共仍然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毛泽东仍然是被评价为“功大于过、一代伟人”，知识分子们头上仍然悬挂着恐吓他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有限的自由下仍然要如履薄冰。后来的“清除精神污染”和六四镇压，也都证实了中共的本质没有变，专制压迫没有变，知识分子的寒蝉状态也不会变。
不过陆焉识和许许多多的人，毕竟算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他们终于被去除了“罪名”和部分污名，也有机会再见到家人。如果毛泽东再晚死十几年，将有数百万人一辈子都没有可能平反。反过来说，如果毛泽东早死十年，一场浩劫就不会发生，多少人可以免于受难和死亡。在1976年，还有不少抗争者死去。张志新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一个暴君的寿命长短，决定亿万国人的死活和生存状态。这就是极权统治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