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157）
赤色帝国覆亡之谜（110）
面对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浪潮，戈尔巴乔夫开始采取强硬政策。1991年1月11日，苏联内务部队占领了立陶宛出版大楼和立陶宛边疆保卫局，从而发生流血冲突，20人死亡，140多人受伤。首都维尔纽斯的局势十分严重。同时，戈氏任命克拉夫琴柯为苏联国家广播和电视委员会主席，加强对新闻媒介的控制，查封了《国际文传电讯》通讯社。
戈尔巴乔夫的“立陶宛行动”招致了苏联国内外强烈抗议和反对。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克拉夫丘克等纷纷发表声明，反对在立陶宛使用武力。美国等西方国家也警告戈氏不要在立陶宛走得太远。叶利钦和波罗的海三国发表联合声明，指责戈氏的政策，并宣布其主权受到威胁时准备互相给予支持和援助。1991年1月3日，叶利钦向军队发布呼吁书，呼吁军队不去执行“整顿”任务，不去开枪射击波罗的海沿岸居民，不要在政治游戏中被人利用。1月16日，叶利钦表示，波罗的海事件严重地影响了俄罗斯对缔结联盟条约的可能性，因为“在共和国领导人当中已经找不到愿意签署脖子上套着绞索的条约的人”。正是联盟政府实行错误路线，使五个共和国实际上已脱离了苏联(波罗的海三国、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俄罗斯也应该考虑如何对待联盟的问题。叶氏表示，俄罗斯应该采取措施将共和国境内的国家安全部队收归俄罗斯议会领导。因为没有一支军队，俄罗斯是不能捍卫自己的主权的。叶氏还给波罗的海三国人民发出公开信，谴责中央政府的强力行动。他说: “今天，存在着把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变为反动势力昂首阔步走遍国家各共和国的出发地区的实际危险。” 叶氏还公开表示支持立陶宛等国独立。他说: “中央与立陶宛的谈判为什么中断了？立陶宛脱离联盟又有什么呢？我们将会得到一个用经济关系和其他方面的关系，而不是用鲜血联系起来的友好邻国。可是偏偏选择了不能容忍的极端措施。具体的罪人应当对此负责。” 波罗的海三国领导人和叶利钦联合向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发信件，建议在联合国保护下紧急召开解决“波罗的海问题”的国际会议。
叶利钦还发表谈话反对苏联内务部队和军人联合巡逻的做法，认为这实际上意味着紧急状态正在来临。
激进改革派分子猛烈地攻击联盟政府，引人注目的是，《共青团真理报》发表了两篇文章，对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指责。这两篇文章的作者是戈氏的同道战友巴卡京(内务部长)和彼得拉科夫(总统委员会成员)。巴卡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首先，我不能理解的是，总统为什么不把他与维尔纽斯事件的关系做一明确的、毫无掩饰的澄清。他应该要求立陶宛的独立进程回到正常的途径上来以及尊重人权……重要的是这一使许多人丧生的行动完全是非法的和违法的。”彼得拉科夫写给戈氏的公开信抨击了戈氏的强硬政策: “一个正经历着垂死前痛苦的政权会做最后的挣扎: 经济改革停止了；对传媒的监控恢复了；厚颜无耻的宣传复活了；对加盟共和国的公开战争也宣布了……” 他批评戈氏为立陶宛事件辩护，认为这实际上是为犯罪行为辩护。他说: “在反抗独裁统治和专制主义进攻的同时，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加盟共和国领导人身上。”随后，彼得拉科夫和沙塔林辞去了总统委员会成员的职务。
值得注意的是，利加乔夫对戈尔巴乔夫的行动表示赞赏。他认为，戈氏“今天已决心转向正确方向，即纪律和循序渐进，反对无政府状态。戈尔巴乔夫这几年损失了许多宝贵的时间，不过晚觉悟比不觉悟好。我不能说改革是无益的，但要承认挫折是严重的。” “对改革来说，真正的危险不是保守主义，而是使国家分裂的反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利氏还认为: “叶利钦看到了目前这种崩溃状态，他在推波助澜，想毁掉苏联。他当初是靠揭露我们的错误、腐败和特权上台的。可是他现在不是在野派了，不能只限于揭了。他只想要更多的权力。” “戈尔巴乔夫只有使自己的政策更有成效，才能对抗叶利钦的挑战。应该整顿秩序，控制货币发行，消除民族冲突，增加消费品。西方的任何贷款都帮不了戈尔巴乔夫的忙。” 他还指出: “今天的威胁不是来自专制，而是企图亡党亡国的反革命反共产主义。专制是指戈尔巴乔夫？荒唐！戈尔巴乔夫的错误是过分自由化，而不是专制。” “1989年东欧事态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挫折、东欧发展中的曲折、帝国主义的得势和北约的加强。东西德不是统一，而是东德被吞并。这是历史的责任，但我们促成了这种变化，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犯了错误，改革犯了错误，西方搞了颠覆。” “内务部长巴卡京走了，这是个好的工作人员，只是坚定性不足。接着是谢瓦尔德纳泽。现在是雷日科夫。我为他未能坚持住感到惋惜。他长期以来不是批评的靶子，而是侮辱和诽谤的靶子。一年内五次提出不信任票，太过分了。戈尔巴乔夫本可以保护他，但他从不保护任何人。他不帮自己人，不保护自己人受攻击。现在他自己落到了火力之中，孤身一人。””利加乔夫在另一篇文章中认为，苏联的政治舞台上已区分不出左派和右派了，只有支持社会主义的力量和把苏联推向资本主义道路、瓦解苏联的力量。在他看来，“实际上不可能有没有阶级观点的政治”。他再次重申不应该指责戈氏搞“独裁”，而应该指责他的自由主义、缺乏坚定性和不彻底性。
在利加乔夫看来，搞独裁可以，搞自由主义万万不可以。
戈尔巴乔夫没有理会利加乔夫的评论，而是回击叶利钦的攻击。1月15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戈氏发言说，叶利钦的讲话是“极其粗暴地违反苏联宪法的行为”，”讲话不仅是对苏联最高政权机关发出的挑战，而且也是给国内的紧张局势增添了对抗性材料。我谴责这种行为。这是政治上经过深思熟虑的挑衅行为，它无助于社会的团结，而且还驱使人们进行对抗。应当批驳和谴责这种行为。” 戈氏呼吁叶利钦本着自我批评的精神，收回这种号召。戈氏还就维尔纽斯事件发表声明，对那里发生的悲剧表示痛心。他说，事件不是总统政权方针的反映，“所以我要坚决消除就此进行的各种投机活动、产生的各种怀疑和散布的各种诽谤”。“作为总统，我认为主要任务是不让对抗升级，使局势正常化，争取和睦关系和合作。” 戈氏严厉地批评了叶利钦的言论，“某些势力似乎正在进行着右派政变和有独裁危险的借口下利用最近发生的事件加剧局势。我坚决反对这种臆测。”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发生的事件被人投机性地用来作为提出肢解我们的武装力量和建立各共和国军队这个问题的借口。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能引起严重危险。如果这种言论出自俄罗斯联邦领导人之口，就更是这样。” 戈氏还指责叶利钦和波罗的海三国领导人向联合国秘书长发出呼吁书，认为这种举动“看上去显得很荒谬”，国家的内部问题只应该由苏联人民来解决，而不该靠别的什么人。戈氏在会见美国驻苏联大使时表示，应该从苏联危机的“整体严重性”的角度观察问题，“我们正处于内战的边缘。作为总统，我的主要工作就是阻止战争。”所以不得不做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
在国内外强大压力下，戈尔巴乔夫只好改变步骤，撤回军队，宣布以政治手段解决分歧。本来此举只是一种政治上的试探。如果国内外反应不强烈，则戈氏就照此“强硬”下去；如果国内外压力太大，则可以一推了之。果然如此。事后，国防部长亚佐夫、内务部长普戈均表示“中央没有发布动用武力的命令”。戈氏也表示事前不知详情，并强烈谴责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兰茨贝吉斯的分立主义行动。戈氏的左右摇摆遭到强硬派的指责。苏军强硬派上校B.阿尔克斯尼斯发表谈话，声称“莫斯科抛弃了我们”。
1991年4月9日，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通过恢复国家独立的宣言。
行文至此，有人或许会问: 戈尔巴乔夫在面临重大问题时，是不是总是优柔寡断，举棋不定，忽左忽右？并不尽然。有时有这种表现，有时没有。戈氏的这种脾性被他的智囊、助手雅科夫列夫看得一清二楚。雅氏在其回忆录《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中对戈氏在立陶宛流血事件前后的思维和行为这样分析：
如今那些责怪戈尔巴乔夫犯了同改革有关的冒险主义的人是大错特错了：他的性格中居然没有一丝一毫的冒险主义。这很好。然而，无论有多么奇怪，一个曾经是历史冒险和个人冒险的始作俑者的人，却根本没有心思在简单的问题上冒险。砍倒大树、也就是砍倒专政的决心都下了，却害怕砍去树上的小枝杈。甚至在没有足够重要的理由时也害怕发生最坏的事情，这只会使他随时力图做到更加小心谨慎，更加希望“拖延”采取行动和作出决定，不要再次惹恼他认为对于保持秩序起决定作用的那些人。
举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在(1991年)三月对抗期间，要求继续改革的示威者与士兵面对面对峙时，戈尔巴乔夫比任何时候都紧张，一直守在电话机旁收集信息。有一天他给我来过几次电话，我感觉到他的惊慌失措。有一次来电话，他说：有消息说示威者准备占领克里姆林宫，为此有的地方正在准备带绳子的钩子。本来可以把它当成一次踅脚的提弄，戈尔巴乔夫却当真了。他让我给莫斯科市长波波夫打电话，通报这个消息。波波夫大笑不止：“那边怎么了，是这些提供消息的人脑袋不好使了吗？什么地方在做钩子，哪怕给个地址也好啊，再说我们绳子奇缺。”我把这个反应对戈尔巴乔夫讲了，还补充说，我个人担心的是部队同和平居民发生冲突，可能有人开枪，挑起屠杀。
“那这个人就得负责，”戈尔巴乔夫说。
“我同意，可过后怎么保护他们呢？全莫斯科的人都会上街，会打些什么标语是显而易见的。”
戈尔巴乔夫沉默片刻，然后说道：“我马上给亚佐夫(国防部长)和克留奇科夫(克格勃主席)去电话，提醒他们，如果这次对抗有什么悲惨的后果的话，他们要负个人责任。”我认为，这次警告毕竟是粉碎了一次有预谋的挑衅行动。
再以1991年1月维尔纽斯流血事件为例。这个消息搞得大家非常震惊。次日上午，巴卡京、普里马科夫、伊格纳坚科来到我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带着一个永恒的俄罗斯问题——怎么办？心情精糕透了。议论了很久，大家都焦虑不安。最后，全体“阴谋分子”委托我去见戈尔巴乔夫，建议他前往维尔纽斯，对所发生的事情作出尖锐的评价，并成立独立的专门委员会，对此次冒险行动进行调查。
戈尔巴乔夫听取了我的意见，略加思索，便同意了，他补了一句：明天早上出发。并要求接通立陶宛领导人兰茨贝吉斯的电话，问问他的意见。于是我打电话到维尔纽斯，兰茨贝吉斯赞成这个主意。我们谈妥了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的地点。伊格纳坚科主动承担了起草讲话的任务。当时他是戈尔巴乔夫的秘书。然而第二天早上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我们又原班人马聚在一起。我不愿去见戈尔巴乔夫。大家请伊格纳坚科承担这一使命，并找了个借口去见面。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耷拉着脑袋说，维尔纽斯之行取消了，莫斯科的记者招待会也不举行了。克留奇科夫劝戈尔巴乔夫别去，声称他无法保证总统在维尔纽斯的安全。克留奇科夫自然是“无法保证”，他比谁都清楚实际上发生了什么，是谁策划了这次挑衅行动。
我们唉声叹息了一阵，就分手了。我对记者发表谈话，其中说，维尔纽斯发生的事情不仅是立陶宛的悲剧，而且是全国的悲剧。我还指出，我不相信开枪的源头在当地。从那时起，我就落入了克格勃的魔爪之中。克留奇科夫离间我和戈尔巴乔夫的诡计终于得逞。立陶宛的冒险行动宣告失败，克留奇科夫胆怯了，他心知肚明，戈尔巴乔夫会组织真正的调查。当时就应该撤消克留奇科夫和亚佐夫的职务。戈尔巴乔夫不同意这样做，于是就激励了这帮家伙策划八月叛乱。
时隔不久，普里马科夫给我打电话，说戈尔巴乔夫终于决定举行关于维尔纽斯事件的记者招待会，请我参加。这是一月下旬的事情。普里马科夫说，他本人建议我来，戈尔巴乔夫显得惊慌失措，感到自己很孤单。于是我就去了。
讲话的内容还可以，不过俗话说得好：复活节前鸡蛋看涨。戈尔巴乔夫的话说服不了参加记者招待会的人，因为讲得太晚了，社会舆论已经形成。总统输得很惨。在急剧的历史转折关头，当领导人的行为不够明确时，总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戈尔巴乔夫始终弄不明白，维尔纽斯事件之后形势骤变。形势要求在许多方面(如果不是所有方面的话)采取果断的行动。
克里姆林宫窗外的事件疾驰而去，而最高权力集团的行动却没有发生原则性的变化。出现了大踏步前进的机会，却仍然在原地踏步。改革碰上了党的机关和权力机关的水泥墙壁。戈尔巴乔夫将摧毁这堵墙的工作一再推迟，直至克格勃及其在党内的上层代理人发动叛乱并且剥夺了戈尔巴乔夫的权力。
在新的形势下，只有公开依靠民主力量的重大决定方能力挽狂澜。戈尔巴乔夫没有这样做，却在白俄罗斯猛烈抨击民主派，重复了“政治拔牙大夫”用过的标签——“所谓的民主派”。我至今不知道是谁给他起草了这篇讲话稿。他的明斯克讲话是在改革的舢板上捅了个大窟窿。
这时，戈尔巴乔夫其他的不算优秀的性格特点开始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来。首先是他缺乏战士的品格。在实际上决定国家今后命运的1990年9月至1991年12月这段时间，他尤其需要这种品格。结果是，维尔纽斯事件之后，最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开始明显地远离戈尔巴乔夫。取而代之的是形形色色搔首弄姿、阿谀奉承、涉世不深的年轻人，他们完全合乎逻辑地和那些把可以设想和不可思议的种种过错都加到戈尔巴乔夫头上的人搞在一起。往往就有这样的事情: 乔装打扮的朋友就是最先的叛徒。
就在社会激荡的时刻，戈尔巴乔夫又棋错一着，发布停止1961年版大面额纸币流通的命令。“为加强与投机倒把、营私舞弊、走私、伪造货币和非劳动收入作斗争，为使货币流通和消费市场正常化”，戈尔巴乔夫采纳了新内阁的建议，决定自1991年1月23日零时起，停止接受和以各种形式支付苏联国家银行1961年版50卢布和100卢布面值的纸币，并按照苏联部长会议确定的办法把其兑换成其他面值的纸币和兑换成1991年版50卢布和100卢布面值的纸币；自1991年1月23日起，在1991年上半年实行限制支付公民在储蓄银行和所有其他银行所存的现款，限制额为每月最多500卢布。由于时间仓促，准备不足，此举给广大民众造成了很大的麻烦。那些地下“影子经济”没有受到什么打击，而退休者却为兑换货币备受排队之苦。这一政策更使民怨沸腾，给反对派送去了意外的政治礼物。
1991年4月22日，总理帕夫洛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提出政府的反危机纲领，目的在于：毫不拖延地使生产进程正常化、使财政和货币流通健康化、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以使人民的生活得到保障。发展和支持企业家的经营活动，使经济非国有化并打破垄断、加强对外贸易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加速实现市场经济道路上解决上述任务的基础。但帕夫洛夫政府的反危机纲领遭到了沙塔林和彼得拉科夫等右派经济学家的抨击。叶利钦当然也不会放过这个戈尔巴乔夫给他的巨大的机会，猛烈攻击联盟政府的措施。叶利钦认为，反危机纲领实际上与沙塔林一亚夫林斯基的“500天计划”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后者没有将价格改革放到首要地位，它没有提出应该以价格改革开始，而帕夫洛夫等人就是要靠价格改革和骑在人们的肩膀上走入市场，这会导致螺旋式的提价。叶氏说，“我想回过来谈谈′500天计划’。尽管这是一份天才的作品，却被撕成碎片给扔掉了。历史会作出结论，历史不会忘记谁是毁掉这项计划的罪魁祸首。”
问题还不在于实行这个不得人心的政策，而在于帕夫洛夫对这项政策的解释实在令人费解。当他感到巨大的公众压力之后表示，他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兑换货币行动是为了阻止“外国银行”的阴谋，它们掌握了80亿卢布，并计划将这些卢布突然投入苏联，准备将苏联的经济搞乱搞垮。帕夫洛夫的解释引起了苏联国内外的嘲笑和指责，就连苏联克格勃都发表声明，表示不知道外国银行有这种“阴谋”。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谴责了帕夫洛夫的胡言乱语。《纽约时报》以社论的形式反映了典型的国外反应：
帕夫洛夫总理的政策是明确的——既是明确的，也是错误的。在推动苏联经济走向市场上他已经止步不前。不仅如此，他还陷入了僵化的官僚主义、社会主义口号和排外主义攻击的混乱之中。这使得外来援助的一个来源被破坏了。
“最终，苏联将被迫去敲西方的大门，乞求投资、专家和援助。如果那时没人答应的话，苏联应该回忆一下这个星期帕夫洛夫施放的烟雾。”
美国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调侃说：
事实上，按照帕夫洛夫的逻辑，人们应该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世界经济，因为那些鬼息祟祟的外国人正在那里伺机强奸俄罗斯母亲。”
而这决不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总理最后一次使他感到难堪。
(未完待续)
荀路 2024年7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