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3/24

近五十年前,我的第一篇正式发表的小说〈花季〉的第一句:那是在我“逝去的”光耀的青春里发生的一小件事,我就已经“预知死亡记事”的书写下“逝去的”青春……

那是在我逝去的光耀的青春里发生的一小件事。

这是我的小说〈花季〉的开头。〈花季〉是我发表的第一篇作品,1968,那一年我十六岁,就读“彰化女中”高一。

但并非我写的第一篇作品,事实上,我初二即在写一个叫〈安可的第一封情书〉长篇,写了五、六万字,给姐姐施淑看过,她认为还是从短篇着手,所以,考完高中联考,我写了短篇〈花季〉。

许多年后我重读沙岗的《日安忧郁》,不免要想,如果不是我身处的1960年代台湾,作家们大都在写三、五千字的短篇,如果我像沙岗在巴黎,也许有机会第一篇发表的作品是个长篇。

的确,我们与我们的时代、地域,有着深切不可分的关联。

然后,近五十年过去,我仍继续写作,写的多半是长篇;虽然有许多时间在全世界趴趴走,仍住在台湾。

最近新完成的《睡美男》长篇,更让我猛一回头,发现那近五十年前〈花季〉的第一句话“那是在我逝去的光耀的青春里发生的一小件事”,有着怎样致命的意义。

是的,青春,光耀的青春,逝去的光耀的青春。无可回复、不会再有,即便想要把灵魂卖给魔鬼也不可得的青春。《睡美男》里揣摩的,果真是对青春最后的眷顾!

青春已过,生命终会逝去,作品能否流传亦得众缘齐聚。但最近来了一个有趣的机会:

“中兴大学”先授我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并由副校长杨长贤与邱贵芬教授规划,在总图书馆五楼设置“异想世界”李昂文藏馆。

藏些什么呢?

当然从那逝去的光耀的青春收藏起吧!

找来好友,也都是作品在国际闻名的建筑师谢英俊与摄影家谢春德,共同创建。我们属同世代、年岁相近,而且都有在世界上展示作品的经验。

一开始,谢英俊看了场地听到我的构想,便笑道:

“你简直是在作自己的‘生基’。”

我不明就里,初看生基两字似并无恶意,经他解释才知“生基”原来是老人尚活着时,先为自己制口百年后用的棺材。继续活下去?!再一年又一年为作好的棺木上漆。

我童小的鹿港也有这样的事迹,只不过不叫生基。而这死后埋身的棺木竟有着如此美好生意盎然的名称:

生基

“异想世界”李昂文藏馆便果真是我的生基,活着的时候先作,一层又一层的上漆,一年又一年的生平,一部又一部的添加上作品……

问题在还能活多久?还能再写几部作品?

逝去的已然不只是光耀的青春,逝去的,即将是生命、逝去的即将是存有、存在。

这一切从哪里开始呢?

从〈花季〉。
那是在我逝去的光耀的青春里发生的一小件事。

六○年代,台湾最黑暗的戒严时代,家中一直自称是“汉民族”的父亲,穷苦出身,只有进“汉学仔”读汉文。但在两岸长年隔绝戒断的资讯中,对于对岸的共产主义有着痴心妄想,只因为以为穷人因而可以借此翻身。白手起家的父亲,当然懂得过往穷得刻骨的苦。

从二二八到白色恐怖,我们兄弟姊妹,因而没有一个人加入国民党。姐姐们还好,但四个哥哥,不知如何熬过当兵的岁月。

近二十年后写的《迷园》,自是必然。

也给了我三十多年后有能力写《北港香炉人人插》,以及往后《路边甘蔗众人啃》的政治小说。

六○年代,也让我能埋在似懂非懂的存在主义、心理分析里,看所有接触得到的翻译小说,充满佛洛伊德的性的恐惧与存在主义式的追寻自我,出现在后来以《花季》为名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里。

当然一定要提及的,是我用母亲的姓氏“李”作笔名。母亲小时候还有家中大宅双手不够环抱的大柱子,但之后家中无男儿家道中落,大宅被市区改革开路及庙宇取走了多半土地。

具有传统台湾女人训练的干练母亲,真是影响我最深,成就了拍我纪录片的德国女导演Monica Treut称我作的Fearless的特性,因为Fearless吧!我的确写了些不同的小说。

(白先勇不是一直有句名言:老幺最会作怪。)

接下来,“生基”存放的,从家到鹿港,生养我的故乡。

如今以文化古镇被观光的鹿港,相对于台湾,其实有着断裂。比如说,西班牙、荷兰来统治时皆由南部登陆,鹿港便少了这段“红毛番”的相关事迹。而后的英国人、日本人、中国人来此统治,又已从台湾北部前来。

鹿港,相较起来,在纵的历史时间里,并非是第一时间的碰撞场域。再者,即便鹿港是为台湾最大商港的清朝乾嘉年间,曾繁华一时,鹿港也并非行政中心,中部“府城”设在离鹿港十来公里外的内陆彰化。日据时代,开发的中心在台中。

长时间不再是主流的时代进展场域,鹿港圈围起了自己,不断的缩小范围,成为于今用来观光的小镇,是一个以人力,即徒步或骑脚踏车,可逛完的地方。

(所以绝不要想像是京都、台南这样的历史古城。)

它的破落,也使得大量的老宅古建筑多半被拆除。只有大量的庙宇,因其信仰的力量,较被保留。

保留下来的,还有顽固的抵抗“进步”的生活习惯风俗民情。

大的战事,大的事迹,在我的时代之前许久,俱不曾“真正的”在鹿港发生。也因为偏远,对时政有所看法的父亲,二二八才不曾出事。天高皇帝远在没有网络的时间里,还是真的。

那么,鹿港留给我这样的作家,是一个怎样的场域呢?

我的名言:

没有鹿港,便没有李昂。

在我的小说中,“鹿港”以“鹿城”为名。

与其说是鹿港的各式各样传说、事迹、故事,是怎样丰富了我的小说,倒不如说是这样荒败下来的昔日光辉港口的破落氛围,成了我小说的基调,《杀夫》中的无路可去;或者我小说《迷园》里的极致的辉煌与颓废。

小说中的“鹿城”,源自“鹿港”,但又能够不受制于真实的鹿港,可以有无尽的空间。

我在小说中,攀亲带故的还会扯上人的关系,不仅是小时候成长过程中遇到的人、事,或者,鹿港留下的传奇故事、俾官野史。

连邻近地区,也被我归化入鹿港的场域。比如我写《自传的小说》与《漂流之旅》,用台湾第一个女共产党员谢雪红奇特的一生,来串连起百年来台湾女性的生平,谢雪红其实是离鹿港十来公里的彰化人。

但有趣的是也仅止于此,这也是唯一的特例,我不曾扩大范围,将旧日的台南府、台北城写入小说。

另一方面我作了更大的寓言与象征,成为我另个名言:

鹿城/鹿港的每个街角,都盘踞著一只鬼魂。

(这是一个鬼魂环绕的所在。)

我将小的鹿城/鹿港与大的台湾结合,在我的小说《看得见的鬼》,盘踞于鹿城/鹿港的五只女鬼,代表、象征着台湾的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地区。

这灵界的演绎,也出现了像《附身》这样的小说。

啊!更不要忘了还有饮食,这又要回到最根本的所在:

我穷苦出身白手起家的父亲,在老家的院子里,和他的工人,一起烹煮的野味。

我写成了《鸳鸯春膳》,以及,从1997之后,全世界性的美食之行。

我生命中除了写作外的另项重大工程:因全世界去打书、演讲、座谈,也因而结合了旅行与美食。

近五十年前,我的第一篇正式发表的小说〈花季〉的第一句:那是在我“逝去的”光耀的青春里发生的一小件事,我就已经“预知死亡记事”的书写下“逝去的”青春。

逝去的青春里,我写成了二十几部小说及一些杂文作品,得到台湾几个重要奖项,小说被翻译、出版超过十个国家,被重要的国际媒体评介,得到法国文化部颁的“艺术文学骑士勋章”,小说被改编为舞剧、舞台剧在德国、奥地利、法国演出。

这些都是表面用来陈列的,我更想诉说的,是我小说的内容,那我不知为何一直必得作为Fearless作家写出的作品。

而且最重要的,我还继续写作。

“李昂文藏馆”完成的明年2018,离〈花季〉发表的1968,正是五十年。

真正的半个世纪。

我也早在半个世纪、五十年前即预言似的写下:

那是在我逝去的光耀的青春里发生的一小件事。

一小件事指的,也可以就是此“生基”,果真是人生中的一小件事。

从生,到死,一个准备死亡的过程,或早或晚而已。

活着就来准备“生基”,看似太过,看似小题大作,看似无事生非,看似自我膨胀,看似自我感觉良好……

但我看到的并非如此,不是罗列生平、展示成就(如果还算有),而是另一个旅程,契合着我下一部要开始写的长篇。

当中更可以有许多玩耍的空间,尤其,与其他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合作,另一个面向的探触。

所有放入的,就在“生基”。

来源:联合报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