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861年，离天京陷落仅剩3年时间，政治腐败、军纪败坏、将领叛逃、军事失利，外加境外势力和清政府的联合剿杀，正所谓内忧外患积重难返，但请看看英国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对一位太平军将士的采访，问：“不怕受伤或被杀死吗?”答：“不! 天父会保佑我。”问：“如果你会被杀死，怎么办？”答：“无所谓，我的灵魂将升入天堂。”问：“你有什么功劳可以上天堂？”答：“不，不是我自己的功劳，完全是通过天兄的功劳才能升天。”……问: “基督做了什么神圣的事情？”接着，这位年轻人准确地讲述了救世主为世人所付出的辛劳…（“诸如他降临世间，受尽磨难，并死在罪人之所，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和苦难”《从密议、密函到明诏:天京事变爆发的复杂酝酿——兼辨太平天国的盛衰分水岭问题》刘晨）因此1864年天京虽然陷落，但太平军跟清政府的“相爱相杀”仍在继续。本文我们就通过几个太平军余部的代表性人物、事件作为视角来聊一聊太平军余部的故事。
天京事变的诅咒
公元1854年，太平天国事业正处于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境界，《华北先驱周报》6月24日发表了美国公使随员访问天京的报告，甚至提到：“照现在的形势看没有什么可以阻碍他们（太平天国）的胜利。有之，唯内讧而已”。
结果被不幸言中。太平天国一贯奉行“首位淘汰制”，杨秀清坐上CEO，被韦昌辉不讲武德，偷袭；韦昌辉坐上CEO，被优化了；石达开坐上首位，被吓跑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能征惯战的精锐，死的死走的走。石达开的出走，标志天京事变结束，但天京事变留下的诅咒，却只是个开端，核心就是——权力的游戏。以洪仁玕、洪仁发、洪仁达、蒙得恩等为首的“坤哥派（洪秀全原名洪仁坤）”和以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等为首的地方派之间的矛盾，从始至终就没消停过。
就连危在旦夕的天京保卫战，一群人还想着挤兑李秀成，从而让斗争进入到了最后的疯狂。如果说太平天国高层还讲究“我们这个阶层的人要有修养”，那么地方实力派之间的斗争，就如同战国时期的“既分高下，也决生死”。大家可以相互配合一致对外硬刚清军，关起门来抢地盘儿也一点不含糊。
1859年，李秀成部支持韦俊和陈玉成部来了一场“和州械斗”，双方参赛选手数量不详，但据清方报道说“杀毙数千人”。1861年，驻守苏州的陈坤书和驻守石门的陈炳文为抢夺地盘在嘉兴城下直接展开火并；1862年邓光明和童容海，在杭州因战利品等问题展开火并，童容海占优，在杭州城内烧杀抢掠（《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寇难琐记》“先攻大关，与邓为难。焚掠数日，闯入城内，欲劫其珍宝财物，并毁其居，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后经李秀成出面调解，一人退一步，邓光明付给童容海一笔巨款，童容海带兵撤出杭州。
此类案例不胜枚举，这就叫上梁不正下梁歪，“权力的游戏”是自上而下的玩儿。什么兄弟情义、战友袍泽，不存在的，只有“一切以火并为中心不动摇”。曾国藩、李鸿章都感叹：各贼不能相统，此贼所踞，难免彼贼劫掠。（《曾国藩李鸿章奏为苏松太三属岁征浮额积弊太深请比较近年完数酌减定额等事》）
外有强敌虎视眈眈，内有械斗火并，如此外战外行、内战内行，长毛焉能不败？终于1864年7月天京陷落，太平天国亡了。但内部的火并，仍在继续，这就引出了本文的第一位主角——康王汪海洋。幼天王死后，太平天国群龙无首。此时太平军余部分为两部，北部赖文光部跟捻军整合，支撑到1867年；南部进入广东嘉应州。南部太平军头目是侍王李世贤和康王汪海洋。
忠王李秀成族弟李世贤（1834～1865），在太平天国元老凋零时脱颖而出，与陈玉成、李秀成等一起受封五军主将，任左军主将。后进封侍王，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领导人之一。汪海洋，安徽全椒人，从1864年2月起归李世贤统辖。按现在流行的话说，汪海洋属于典型的“站错了队”，跟着石达开远征本想奔个前程，结果啥也没捞着；回归天京后，蛋糕也被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等人分得差不多了，仅仅在“烂封王”时期混得个康王头衔。
这汪海洋作战骁勇，敢于身先士卒带头冲锋，但对于那个时候的太平天国而言，他有且只有这一个优点。剩下的就是一百斤体重，九十斤反骨，心胸狭窄、不识大体、手段狠辣。天京陷落后，汪海洋随李世贤转战广东、福建一带，李世贤想的是东山再起，汪海洋想的却是如何做掉李世贤。天京陷落后的第二年春（1865年），左宗棠分几路大军围攻李世贤，汪海洋的目的就是坐等李世贤兵败。这就是所谓“不识大体”。李世贤被左宗棠打成残血，汪海洋成了最大的实力派。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岂可郁郁久居人下？对于李世贤部，汪海洋分三步走：能收编的兵卒分配到各军监管起来，形同俘虏；对于有影响力的部将，就罗织罪名杀掉，这就是剪除羽翼，比如李世贤的部将李元茂，就被汪海洋以“救护主帅不力”为借口杀害；李世贤侥幸逃生，出现在镇平（非河南镇平，系蕉岭县，旧称镇平县）。“最该死”的人没死，汪海洋只得好吃好喝供着，但一不对自己拒绝支援以及杀害其部将表达悔意，二不让李世贤旧部重归麾下。李世贤回来后，原先的部下向其控诉汪海洋对弟兄们的歧视和虐待。汪海洋得知，认为假以时日必生祸患，必须马上做掉李世贤，到时群龙无首，老兵们自然也没了念想。
他以儿子办满月为由，邀请李世贤吃席，接下来的剧情就是我们熟悉的“摔杯为号”，然后伏兵尽出，杀之。（诱杀的说法出自徐珩清，徐照寰《采访记》；一说是夜间刺杀，罗尔纲《太平天国史•汪海洋传》“海洋前曾藉词不救李世贤，他怕李世贤治罪，初十夜，就乘李世贤夜睡，派人刺死。第二天，又杀王宗、天将、朝将等五人，传示各营，诬称李世贤已降清，现来镇平复结羽，图为内应，故不得已而行此法”）至此，汪海洋不装了，摊牌了，凶相毕露，一面张贴告示污蔑李世贤暗通清廷，一面将处于监视当中的多名李世贤部将一并杀掉，主打一个先把人搞死，再把人搞臭的标准化“洗黑”流程。而且这并不是汪海洋第一次“作案”，在下黑手方面，他是个惯犯。早在1864年天京沦陷时，他驻军福建上杭，拥兵一百八十五队，每队五百人，共计九万（92500人）多人。他将一同驻军的黄金爱杀害，黄金爱是李秀成爱将，以军功封纪王，名声地位均在汪海洋之上，出于嫉妒以及夺权的需要，汪海洋全然不顾大局，将同袍杀害。李秀成的死，和黄金爱自然是没有半毛钱关系。
可那个时候的太平军将士们并不知情，因为汪海洋在黄金爱死后还给他扣了个大帽子，就是“卖国求荣”“背主无义”“害死忠王”，被谎言蒙蔽的太平军将士还留下了咒骂黄金爱的题壁诗，一代骁将可谓死不瞑目。（1976年在福建省上杭县南阳乡发现，其中一首写道：“卖国求荣太不该，背主无义黄金爱。昔日不闻杨松事，谁知天父眼恢恢。”另一首道：“上帝排定不可强，金爱害死李忠王。竟口扶清乱天国。谁知被诛在南阳”）有的手法用一次可以，再用就不灵了。汪海洋除了没有投降清廷，其余的可谓是坏事做尽。谋杀主帅已属不义，更兼造谣传谣，造成内部互相猜疑，兵无战心甚至纷纷叛降，为了维护自己“太平天国逼格第一人”的地位，汪海洋不得不以更为高压、恐怖的手段来对付部下。部下们表示：“还能不能愉快的玩耍了？算逑！”他们开始成批地勾结清廷投降，汪海洋变成了孤家寡人。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背后左宗棠正在步步为营围堵他。报应也是说来就来。据梅州人民传说，那时候汪海洋为了保护自己，玩得一手“影分身”战术，出行必有七个经过化妆后，形象与他一模一样的替身相伴，让外人无法辨认。（这段来自《内讧与太平军在嘉应的覆灭》一文，其他的太平天国专著中无记载）然而别人不知道，一起打仗的同袍知道。
在一次与清廷的武装冲突中，汪海洋进攻的情报早已被左宗棠的“线人”奉王黄明厚泄露。清军早有准备，汪海洋又祭出他的“影分身”大法，又一名降将丁太洋告诉清军是“顺数第三个”，清军集中火力专打汪海洋，他调转马头想撤，可惜枪多快啊！子弹直接从后脑打入，从额前眉骨穿出，当场阵亡。（关于这段罗尔纲《太平天国史•汪海洋传》中仅记载“海洋见攻敌人不下,下令不攻破不回城。在激战中,中弹从左偏穿出两眉间,立即坠马,比舁回州城,已气绝身亡”）仅三天，清军风卷残云，南部嘉应州太平军全军覆没。
二次创业的无奈
天京陷落后，像汪海洋那样手里攥着军队的实力派终究是少数，大多是被打残了的，甚至打成了光杆司令的，这样的太平军将领就不得不“二次创业”了。本文的第二位主角，“创业者”——遵王赖文光。
赖文光，太平天国里的老广西，可谓文武双全，跟随陈玉成在江北作战，安庆失守后，陈玉成退守庐州（合肥），赖文光和陈德才等远征西北招兵买马，他的亲笔自述里说：直进武关，越秦岭，抵中原，出潼关由郧阳而进汉中，一路滔滔，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陈玉成被俘时，赖文光星夜出潼关劫囚，结果清廷先一步凌迟了陈玉成；天京保卫战时从汉中回救天京，终究又迟了一步。天京陷落，江北太平军溃散，扶王陈德才服毒自尽。
一起并肩作战的赖文光却没有绝望，他的目标只有一个——复国！复国大计最重要的是，人。人在哪？一年前，僧格林沁在安徽蒙城、亳州镇压捻军时，一顿烧杀抢掠，很多人无家可归，和清廷怀切齿之恨，这一票人马由张宗禹等人率领归入了赖文光麾下。
赖文光将新整合的联军以太平天国军制加以编练，融合捻军马队的强大机动性，逐渐摸索出一套带游击性质的运动战打法——我为主动，敌为被动，把清军拖疲惫、拖累、拖垮，然后寻机会决战、歼灭。
最著名的战例就是赖文光在山东曹州歼灭僧格林沁部，整个战役长达五个月。赖文光以三个月的时间拉着僧格林沁从河南一直跑到山东，有时急行军几天，一走就是上千里；有时和僧格林沁在数百里内盘旋打转。僧格林沁如果停下，赖文光就佯装攻城，让他不得不继续。好容易追上了，赖文光一打就跑，根本不纠缠。三个月高强度的行军，加上精神一直处于紧绷状态，僧格林沁军的身心耐受力到了极限，步兵就不说了，骑兵也到了举不起缰绳的地步。
终于，在曹州府，赖文光不跑了，他派出三个小队边打边撤，僧格林沁追到一处柳林里才知道自己被包围了，可惜的是为时已晚。
僧格林沁惨遭赖文光蹂躏，全军覆没不说，自己也被太平军的童子军张皮绠砍死。
然而随着1865年底，李世贤、汪海洋的南部嘉应州太平军覆亡，清廷腾出手来专心对付赖文光、张宗禹等人，在绝对强大的实力面前，任何计谋都无济于事。面对赖文光的运动战，李鸿章的打法是利用水文为依托筑长墙，加派重兵把守，逐步挤压赖文光的活动空间。淮军有五、六万人，全使洋枪洋炮，还有独立的炮兵营，加上各省征兵协助淮军防守，本就实力悬殊，还丧失了运动战的优势，最后赖文光在扬州被清廷俘获。处死前留下一句：古之君子，国败家亡，君辱臣死，大义昭然！予惟一死以报邦加，以全臣节焉！
相比太平余部内部火并的荒诞，二次创业的太平军将领，自始至终就透露着两个字，“无奈”，充满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其结果早已注定，非你不忠，非你不才，只是天命已不在你。
大洋彼端的余辉
权力斗争、天国复兴那是高层才配去思考的，底层往往就是三个字——活下去。造反被抓就是掉脑袋，国内是肯定不能混了，咋办？那就“润”。1865年，一伙太平军余部从福建漳州突围。为躲避清兵的追杀，太平军残部不少官兵认为，好死不如赖活，隐瞒身份，卖身去国外当苦工，比如当“契约矿工”，据称有大约三万太平天国官兵选择了“润”。“契约矿工”，那是高情商说法，低情商说就是“卖猪崽”。1867年，有一伙太平军经过几个月的漫长航行，终于来到了南美秘鲁的伊基克地区。他们来到伊基克后，就被卖给了当地的矿主，主要从事挖掘鸟粪和开采硝石的营生。这支流落到异国他乡的原太平军，面对南美资本家的折磨和压榨，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猪崽”。他们每天劳作长达14个小时，还得忍受矿主打骂、虐待，简直不如当初留在国内挨一刀来得痛快！太平军弟兄有活活累死、病死的，也有精神崩溃跳崖自杀的。
然而他们的生命转折出现在1879年4月，智利与玻利维亚、秘鲁之间爆发了战争。
双方作战的主要目的，就是争夺这一地区的鸟粪和硝石矿藏，这场战争因此也被称为“鸟粪战争”或“硝石战争”；也称为“南美太平洋战争”。不知道那群太平军看到打仗是何等心情？也许在他们眼里，打仗比干苦力来得要舒服的多。一个月黑风高的午夜，被压抑了许久的数千名原太平军怒值暴涨，他们又一次发动了起义。这些太平军余部推举湖南人翁德容和广东人陈永碌为领袖。没有人比他们更懂造反！从血与火里滚过来的太平军太熟悉这套流程了。他们烧毁工棚，打死矿监，夺取了采矿公司存放的军火。“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他们一边和秘鲁、玻利维亚军队周旋；一边联系智利军队，表示愿意帮助智利对付秘鲁与玻利维亚军队。
智利方面一看还有这种好事儿，立刻表示欢迎。智利总统承诺，只要太平军帮他们干架，智利政府将同意所有的太平军将士及其家属加入智利国籍；事成之后伊基克将交给太平军及其家属来管辖。双方一拍即合，太平军成为智利军队中有名的“褐衣军”。1879年6月，“褐衣军”按智利方面的要求，再次拿起武器。逆天改命就在今天！他们手持太平刀等武器，对波内达要塞的秘玻联军展开了激战。几番攻势下来，“褐衣军”取得了辉煌的战绩，除了消灭和俘虏许多敌人外，他们还夺取大量军用物资。“波内达要塞伏击战”让“褐衣军”一战成名。后来，原太平军还配合智利军队，参与了莫克瓜战役、塔克纳战役和阿里卡战役等，彻底打败了秘玻联军。由于太平军骁勇善战，帮助智利占领了秘鲁和玻利维亚两国太平洋沿岸的全部硝石产地，并最终取得了“硝石战争”的胜利。战争结束，为酬谢太平军余部的战绩，智利政府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宣布当地中国人是“完全自由的智利人”。原太平军官兵在解除武装后，甘愿融入当地社会，做平平常常的百姓。尤其是在智利城市伊基克，将近1/4的当地人口拥有华人血统，据称他们大多就是当年太平军官兵的后裔。
我参考的这段故事来自一篇名为《太平军余部参战在南美》的文章，其实我最早是在2014年的一档历史脱口秀节目中听到过类似的说法，留下了一些印象，这次写文案的时候便特别关注了一下。关于这段故事，我找到的最早的记载来自一篇发布于2010年12月的，名为《流落南美洲的太平天国士兵》一文，官方参考资料出自何处尚不得而知，那就只能参考公认的史料中与之矛盾的部分，来对其证伪。
首先，史式先生《太平天国止于何时》一文中表示，太平天国革命止于何时，学者一般有1864年天京陷落、1868年西捻军魂归徒骇河、1869年西捻军余党出皇安民告示、以及1872年石达开远征军余部李文彩败于黔东的牛塘这四种说法，并对此四种说法展开讨论。但并没有提到1879年参加硝石战争的“褐衣军”太平军余部。
《罗尔纲全集》、《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太平天国战争全史》、《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等太平天国专著中，对于太平军余部的记载大体分为远征西北和南走赣闽粤这两波，没有南美太平军这部分任何记载，清廷那边也未有提及。
或许是清方故意删除烧毁此部分史料，又或许是早些年学者们没有足够的史料参考。既然太平军在智利做出如此壮举，智利方应该会有记载，我再来查查。《智利华侨华人的源流变迁和历史贡献——<智利智京中华会馆 120 年简史>述评》、《苦涩的劳作——巴奇卡鸟粪矿场中的中国苦力》、《从被蔑视到被尊重——智利华人华侨历史探析》、《智利华侨华人历史与现状探析》、《智利华人社团的发展历程、特点与趋势》以上这五篇文章中，对这段时期都有着大致的记载。《太平军余部参战在南美》原文中提到1865年，大约3万太平军余部卖身国外。1867年到达南美伊基克地区挖掘鸟粪和开采硝石。
根据目前的资料，真实的情况是：1847年，第一批中国苦力被卖到古巴，开启了华人移民美洲的历史；1849年，75名大清国民以苦力身份卖到秘鲁；而中国人在智利的最早出现是在1850年，共计约60人，由于当时智利禁止苦力买卖，那么这批华人很有可能是从秘鲁过去的；此后，直到1879年南美太平洋战争之前，几乎没有关于智利华人的文字和史料记载他们的生存状况。
再看，“1879年4月开始，智利与玻利维亚、秘鲁之间…爆发了南美太平洋战争”。数千名原太平军成为了智利军队中有名的“褐衣军”。
战争结束以后，为酬谢原太平军余部，智利政府兑现承诺，宣布当地中国人可以完全自由的生活在当地。咱们都知道，“南美太平洋战争”结束于1883年，然而在智利1885年的人口普查记录中，华人总人数也才1164人。
早在1893年在智利就已经有一群中国人创建了名为“智利智京亚洲会馆”的华人社团，此后跨越三个世纪，历经两个甲子，130余年，屹立不倒。如果太平军余部真的为战争做出了如此巨大的贡献，又为智利华人争取到了如此优厚的权益，不可能没有留下任何与之相关的记录。其实2010年那篇文章里面的错误就更明显，里面记载的“硝石战争”爆发的时间居然是1867年（实际是1879年）。那么“南美太平洋战争”期间智利华人的真实境况是怎样的呢？
西班牙殖民时期，大批印第安土著被杀害，为了开采当地矿产，殖民者开始从非洲和亚洲购买廉价劳动力。这是当时的外部环境。
再看国内，经过鸦片战争和与太平天国的内部战争，给普通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沉重的打击。战争的直接死亡、农业减产带来的大面积饥荒、贫穷以及疾病，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华人“苦力”被卖到拉丁美洲的高潮就在这个时期产生了，其中以去往古巴和秘鲁的人数最多，他们大多数是被以欺骗和绑架的方式卖到海外的。
据记载在1849年到1869年间，有四万华工被运抵秘鲁；1870年至1874年另有四万多苦力抵达秘鲁，他们全部都被安排在鸟粪矿厂、铁路公司、糖厂。
他们从广东和澳门地区登船，据马蒂内特(Martnet）记载，1876年有将近十万名（97629）华人前往美洲，其中13%的人（12704人）死于途中，可想而知旅途的条件非常艰苦。因此时常会引发严重的暴乱。比如，1874年一艘前往秘鲁的意大利商船上，载有40名船员，663名华人苦力，以及8000箱可燃物品。航行两天后，船上的翻译将华人意图控制商船的密谋告诉了船长，船长立刻将船上一半的苦力关进了仓库，以平息事态。然而，到了第二天，留在甲板的另一半苦力手持棍棒、船桨和对方的手枪进行了一场混战。苦力们使出一招声东击西，在船头放了一把火，意图将救火的船员引至抽水机处，伺机营救被关押在仓库的同伴，增加战力。结果计谋被船长识破，不仅没有安排船员救火，反而立马和部分船员坐着救生艇逃了…留在船上的医生、翻译和伙夫都设法阻止火势迅速蔓延，还记得前面提到的8000箱可燃物品么，水火无情，很快就发生了爆炸，将近700人全部丧生。
顺利到达秘鲁的华人劳工境况依旧悲惨，许多在庄园工作的劳工都带着手铐和脚链，不少人背上都能看到鞭子留下的伤痕，身上穿着的是露出头和双臂的麻袋。
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的人服鸦片自杀，有的人上吊，有的被鸟粪砸中活埋、还有许多人跳崖并淹死在海里，长期受到秘鲁压迫的华工积怨已久，1879年“南美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智利军队的一位指挥官帕特西奥•林茨发现并解救了一批华人苦力，大约有1200-1500名华工自发加入了智利军队。他们在战争中帮助智利军队从事一些后勤工作，比如运输物资、看管设备、救治伤员、搜集情报、担任信使等等，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智利华侨华人的源流变迁和历史贡献——<智利智京中华会馆 120 年简史>述评》）战争结束后，华工已遍布伊基克，同时也吸引了更多的华人加速涌入智利，并开始了组织化建设。1893年，智利的华人组建了智利历史上首个华侨组织“智利亚洲会馆”（现智利智京中华会馆），并发展至今。《智利智京中华会馆120周年简史》中写到：“据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中国苦力没有直接参与作战。尽管也有一些智利和秘鲁的史学家认为，中国苦力组织了一个武装部队，号称‘中国旅’。但是没有直接证据和史料证实这只‘中国旅’的存在。只是有当时智利的报纸记载，智利军方给这些中国苦力分发了军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成为普通的战士参加战斗。因为可以想象他们的语言，和对智利军队装备的陌生，很难成为常规军的一部分。所以，周麟先生也指出，没有找到原始资料证明中国人以士兵的身份参战，只是在战败方的秘鲁有些文献记载了中国人的参战。也许，秘鲁方面所指的参战，是因为这些中国人穿上了智利人的军装，在军队的征战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还有个说法“1880年11月，一位才华突出的华工叫秦丁•秦达纳，带领1500名华工加入智军，组成‘火神营’，参加1881年1月圣胡安战役和米拉弗洛斯战役，英勇作战，被智利人称为‘东方的斯巴达克斯’。”（温贝托罗德里格斯《秘鲁的苦力华工》）以上便是这段故事的原貌。《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一书中，有这么一段话“道光年间（1821-1850年）几乎年年有灾，灾区遍及全国，成千上万的饥民流离失所，四处逃荒，汇合成巨大的流民群，使流动人口的压力增大，加速涌向海外谋生。还有太平天国、捻军、天地会等农民革命运动在遭到失败后，不少起义战士流亡海外避难，被迫充作苦力。在移入古巴的契约华工中间，就有参加过太平天国革命的起义农民。”或许加入智利军队的那数千名华工中，真有太平军余部的将士，他们将太平事业未尽的遗憾，带到了大洋彼岸，重新探索、奋斗，就如同他们当年投身革命的初心，一切都只为了，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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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文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