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166)
赤色帝国覆亡之谜(119)

苏联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领头人物是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八一九”政变失败后他被捕入狱,在接受审讯时他说:早在四月份,戈尔巴乔夫就要求起草有关评估可能实行紧急状态的文件。后来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许多文件,都是按照他的要求起草的。他们只是在戈氏对于采取什么行动来制止苏联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不明确的表达后,才抛开戈氏自己干的。如果戈氏当时能接收他们的建议,那么八月政变完全可以避免。

前波兰统一工人党最后一任第一书记拉科夫斯基认为,亚纳耶夫并不是典型的官僚和死硬保守派。亚纳耶夫曾表示: “在改革风暴和压力的浪漫主义时期,我们并没有正确地预测到我们社会的弊病。外科医生戈尔巴乔夫命令把病人放到手术台上,他打开病人的腹腔,认为病人只是患了阑尾炎,但是他突然发现潜伏着其他更为严重的病症。开始时,我们曾幻想一切困难在二三年内就可以克服……现在,我们不再幻想了……然而,我们还是过高地估计了我们社会的水平。70年来,我们的社会比较封闭,我们没有民主的传统,这一点与西方不同。我们曾期望,一旦实行思想自由,一切将顺利,然而许多人把民主和无政府主义错误地混同起来,因而在各个领域出现了民族冲突和纠纷。应该说,我们没有预见到。” 拉科夫斯基认为,戈尔巴乔夫在不同的场合都说到在苏联实行紧急状态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为此还起草了紧急状态法。他认为,亚纳耶夫等人的错误在于,他们超越了宪法,采取了非常措施。

“八一九”事件后,叶利钦被戈尔巴乔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苏联政局出现了更加复杂的局面。从俄罗斯方面来看,表现出两种强烈的倾向:

一是反共出现新的浪潮。苏共被宣布非法,苏共财产被没收,苏共领导人的雕像被拆毁,苏共党员受到强大的压力。戈尔巴乔夫回到克里姆林宫后仍表示坚持社会主义选择,但他也面临着强大的压力。叶利钦曾当着他的面签署了中止俄共在俄罗斯活动的命令。甚至有人公开表示戈尔巴乔夫同这次政变有关,要追查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后台。8月24日,戈尔巴乔夫谴责苏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委员会没有公开谴责政变,宣布自己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各共和国的党组织自行决定自己的前途。随后,苏共中央书记处只好发表声明,宣布接受自行解散苏共中央的决定。

至此,有着88年建党历史、74年执政史、近1500万名党员的苏共,就这样被自己的总书记打倒了。
苏共从此覆亡。整个苏联掀起反共高潮,狂澜之下,就连激进民主派领袖索布恰克都感到苏联有一种“反共的歇斯底里”的不正常情绪,他强调要阻止这种情绪的蔓延。叶利钦也于8月29日发表讲话表示: “党的官僚主义的专制不会代之以民主派的专制,尤其是不会代之以俄罗斯民主派的专制”。他说,“反对损害普通共产党员权利的某种做法,反对对(苏共)机关工作的人进行报复。”

二是俄罗斯大国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叶利钦宣布俄罗斯接管苏联的一些重要部门的大权。俄罗斯当局领导人宣称:“莫斯科挽救了俄罗斯,俄罗斯挽救了全国、全世界!” 叶利钦公开表示,不能匆忙签订新联盟条约。在8月26日举行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索布恰克指责哈萨克领导人纳扎尔巴耶夫没有像俄罗斯那样“取消共产党结构”,而是想保留这些“扼杀”改革的制度。俄罗斯代表指名道姓地谴责乌兹别克总统卡里莫夫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叶利钦发表声明警告说,一旦联盟关系停止,俄罗斯将保留提出修改边界的权利。这个声明立即引起各共和国的强烈反应。

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事实表明:苏联党国精英起决定作用的那一部分人,从对社会主义改革怀疑动摇很快就转变到以极大的热情拥护激进改革——以资本主义来取代社会主义。

现在的问题是:苏联党国精英为什么会拥护资本主义?

《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在第七章《党国精英与亲资本主义联盟》中,以令人信服的事实依据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解答。我认为,迄今为止,这是最具有说服力的解答。转录如下:

党国精英为什么会退回去加入亲资本主义同盟呢?怎样看待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承诺呢?要知道,这是他们过去都表示要遵守的承诺。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这种表示是毫无意义的。苏联党国精英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注重实际的,而不是执著于某种意识形态。他们之所以加入共产党,是因为入党对他们在职务上的提升有好处。他们受到激励,不是由于献身于共产主义,而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和权力。通过入党和进入到精英阶层,他们确实可以得到钱和权。

在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的党国精英都是追求名利和地位的人,他们从未考虑过为苏联社会的未来选择方向。中央集权制不允许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有丝毫的怀疑。但是,一旦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打开了人们对社会的前途和命运的讨论和争论的大门,不同的观点就找到了传播的途径,这些党国精英突然之间发现自己不得不面对这种讨论了。

在20世纪80年代末,关于苏联社会发展的前途问题,有三种相互争论的意见。戈尔巴乔夫及其同盟想对社会主义制度实现民主化和地方分权,让工人成为企业的主人,让人民在国家中获得政治上的自主。这种改革的方向使党国精英受到威胁,他们手中的权力和物质利益的特权将会削弱。不管是在莫斯科某一国家部门掌权,还是在一家大企业当官,那些从事经济管理的人,就不得不对他们的手下放下傲慢无礼的老板派头,学会耐心说服和妥协,而不是作出绝对命令。戈尔巴乔夫的这一改革措施虽然没有对党国精英的职位作出很大的改变,但是它却意味着这些精英分子的物质利益和权力的减少。

党国精英中确实有一些人相信社会主义的理想,而且坚持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来实现这些理想。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至1991年的著作和演讲表明,他从来没有放弃过社会主义民主的理念。那些信仰社会主义的党国精英热情响应苏联社会主义改革和民主化的号召。但是,他们在数量上十分有限。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该回到原来的旧体制,只能作点滴的改革。苏共应该继续执政,应该在莫斯科指挥经济的发展,政治生活也应该回到勃列日涅夫时代。

大多数的党国精英确信原有的体制需要作很大的调整。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旧体制越来越没有效率。这些党国精英都不愿意为这种效率越来越低下的体制负责。如果这种效率的下降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最后,他们是无法维持自己的统治的。不支持改革,党国精英也会感觉到压力。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改革的方向确实有争议。大多数人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方向与党国精英所维护的个人利益方向是背道而驰的。但是,这种观点与第三种观点是完全不同的——这第三种观点,在以前看来是完全不可想像的——这就是向资本主义转变。

乍看起来,党国精英主张选择资本主义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想一想,一个天主教徒会突然之间变成无神论者吗?美国的商会难道会呼吁私有企业的国有化吗?然而,苏联的党国精英最终却拥抱了他们曾经在意识形态领域强烈反对过的敌人。如果有谁去对这种转变作一些审查,他就会发现这种转变不仅自然而然而且还特别合乎逻辑。

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成员由于位居高层,确实有许多物质上的利益。他们的工资收入很高,可以使用高级小汽车,还可以住进豪华别墅。通过特殊安排,他们可以得到质量上乘的食物和其他高档消费品。通过广泛的社会关系,他们能确保小孩进入最好的学校就读。

苏联精英分子的物质待遇虽然很丰厚,但是,如果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精英相比,他们在物质上所享受的待遇则是相形见绌的。在苏联体制下,社会上层和下层之间的收入差别,比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差别要小得多。一个苏联大企业的总经理的报酬是一般工人的四倍,而美国大企业总裁的报酬一般是普通工人的150倍。

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收入没有公开过。但是,《星火》杂志编辑科诺提奇在1989年声称,政治局委员的收入每月在1200一1500卢布之间,最高领导人的收入大约每月2000卢布。当时苏联企业一般工人的收入大约是每月250卢布。在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比一般产业工人高出8倍。在美国,产业工人的平均收入大约是每年2.5万美元。这种工资水平的8倍那就是一年20万美元。而美国高层精英每星期的收入都超过这个水平。

苏联高层领导人拥有舒适的住房,但是,这也不能和美国大公司和政府部门的高层领导人的私宅相比。戈尔巴乔夫本人住的是一套有四个房间的、外表很普通的房子,坐落在莫斯科列宁山。但是,要是在美国,一个比较有名的医生和律师就可能拥有这么一栋房子。苏联高层领导人的个人财富是无法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级官员相比的。

对于苏联党和国家的中层和下层领导人来说,物质方面的报酬就更加有限了。美国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杰里.霍克这样描述他们的状况:

“相比较而言,苏联行政官员的工资很低,而且生活状况很可怜。明斯克(白俄罗斯首都)市委第一书记和妻子、女儿女婿一起生活在一套两居室的房子里,而有一些高层领导和妻子住的是在列宁格勒的一居室的房子。”

苏联的党国精英不仅在物质生活条件方面比西方国家的领导要差很多,而且,他们的这种生活水准在很大程度上还得靠他们个人职位的待遇来维持。党国精英所享受到的奢侈品——豪华汽车、较大面积的住房等——都是工作需要的待遇,而不是私人财产。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合法途径积累个人财富几乎是不可能的。积累了一定的物质财富的苏联高层领导人总是担惊受怕,唯恐有一天被人发现或被人举报。而西方大公司或政府领导人除了有与工作有关的待遇外,还拥有个人财产(许多政府领导人在进入政界之前曾经是商界人士)。

在西方,当一个政府领导人下台后,他的私有财产可以维持家庭的消费水平。但是,苏联领导人的特权待遇却是靠领导位置来维持的。即使是高层次的精英们也害怕招致他们的上司的不高兴,他们知道一旦失去职位就意味着失去与职位相关的权力和地位,而且也意味失去与职位相关的生活水平。

关于苏联领导人的特殊化问题,相关的议论多多。主要的论述就是认为,随着长期的一党执政地位和权力高度集中,再加上缺乏监督制约,苏共党内逐步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官僚特权阶层。

根据俄罗斯历史学专家在《20世纪俄国史》中的记载,苏共党内官僚特权阶层的总人数达到50一70万人,加上家属,约有300万人。这个阶层所享有的特殊权利,主要有五个方面:

(1)特殊工资。即除了正式工资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所谓的“钱袋”,其数额不等,使权贵们的收入高达社会平均水平的四倍。

(2)特殊供给。各级党政机关均设有内部供应点,根据官职大小、地位高低,政府发给一定数量的有价证券,持有者能够买到稀缺商品。

(3)特殊住房。许多风景名胜和避暑胜地,都建有别墅专供高层官员们使用。

(4)特殊服务。除享有特殊的医疗服务、配备小汽车,以及编配数额不等的服务和警卫人员外,政府还提供大量补贴,供高官们免费到疗养胜地度假或出国旅游。

(5)特殊教育。官员们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有保送进入最好的学校享受优质教育的待遇。

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他的回忆录《大动荡的十年》中对上述情况做过深刻而生动的描述。他写道: “还要指出一个社会不稳定、最高领导人和人民相互疏远的重要因素——这就是上层代表的平民主义宣言与他们的实际行动、个人表现之间严重脱节甚至是直接抵触。与其他事情相比,这似乎是小事。然而,并非如此。正是一些普通的、显而易见的因而最容易为人们理解的生活事实,对一个人的意识有特别强烈的影响。比如,每天清晨……当政府高官的吉尔车轮胎擦着马路发出沙沙声飞速驶过街道时,莫斯科人通常会停下来。他们停下来不是因为对坐在车里的人的敬仰,而是因为这一景象确实令人印象深刻。吉尔车还没驰出大门,整个行驶路线上的交通岗哨都已得到通知。一路都是绿灯,汽车风驰电掣般驰过,一路不停,漂亮极了。党的高官们忘记了世界上还有‘塞车’、交通管制和红灯等等概念。”

俄罗斯历史学家皮霍亚在其著作中写道:“日子最好过的是那些有权在机关内部供应商店、在国营百货商店特别供应部‘提货’的人。党和国家的高级官员属于这一类人。……用同样多的钱,普通老百姓能够买来的东西,比官员能够买来的要少得多;而一般官员,要比他们党内的同事能够买来的要少得多。因而,所有的人都羡慕那些由公家的黑色伏尔加车送货上门的人,并且在心里仇恨他们。”

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对解决官僚特权问题做了一番努力。他在1986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要解决这些问题,“应该从自身做起。宴会、礼品、招待会——我们曾鼓励所有这一切,而且自己也参加过。各级领导有自己的食品供应基地,他们的妻子连商店都不用跑了。在每个区、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基地和内部供应商店,在那里分配着进口商品。我们自己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都有错。感谢上帝,我们没有走上犯罪的道路。这一切应该好好反省一下了。”

戈尔巴乔夫虽然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和负面影响,但他本人也是桃花源里人,并且他所享有的特权远远不止以上这些。

据相关资料披露,戈尔巴乔夫任总书记之后,专门为他在黑海之滨福罗斯修建的别墅耗资11.5亿美元。别墅的所在地是世界上唯一的古老树种桧树的自然保护区。在别墅区内,飞机停机坪、体育场、露天游泳池、电影院、人工石山、冬季花园、从主楼通向大海的升降梯和接待、警卫设施等一应俱全。大理石是从意大利采购的,卫生洁具是德国的产品,很多建筑材料都是运输机从国外运来的。一位记者写道: “20世纪克里米亚半岛南岸一共建造了两座神奇的建筑,一座是尼古拉二世的利瓦吉斯基宫殿,另一座就是戈尔巴乔夫的那座革命色彩十足的‘霞光′工程。” 戈尔巴乔夫的卫士长梅德韦杰夫少将回忆说: “我知道并亲眼见过苏联时期所有总书记的别墅,里面就没有福罗斯别墅的竞争对手。这座建筑的诞生真是神了,在克格勃的文件中,它被冠以‘霞光’工程。修建这座别墅到底花了多少老百姓的血汗钱,听起来实在有些不可思议。按照军事施工单位提交的付款文件,福罗斯别墅的价值不超过一亿卢布。而苏联前财政部长和总理帕夫洛夫非常清楚这类报表是如何编造的,按照他的测算,这座别墅的建造费用少说也有8.5亿卢布。依照1986年苏联中央银行的货币牌价,一卢布兑换1.3美元。这样国家要拿出11亿美元。”

让戈尔巴乔夫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样一大批既得利益者——官僚特权阶层,当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触及到他们的利益时,他们极力阻挠改革;当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破产时,他们则乘势加速了苏共和苏联的瓦解。

生活在红色帝国金字塔尖的苏联特权阶层并不满足于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要想攫取更多的物质利益,就得化公为私,把国家财产变为私人财富,在这个过程中从中渔利。《来自上层的革命》在论述苏联党国精英为何转向资本主义时写道:

在20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关于西方国家的信息传进了苏联。各种西方的影视节目在苏联上演,到西方观光旅游的人也越来越多。苏联党国精英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水平与西方国家同类级别成员生活水平之间的巨大差距。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杰里.霍克在指出苏联领导人的生活状况之后写道:“在这种行政制度下的政府官员,如果在西方政治体制下,可能生活得好得多,现在他们也知道了这一点。”霍克认为,可能就是这一事实使得苏联体制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当许多原苏联的党国精英最终认识到,不值得为这一政权而奋斗并且放弃奋斗的时候,这一政权制度也就倒台了”。

既然党国精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生活得更好,而且他们也知道了这一点,那他们为什么不放弃对原有制度的捍卫呢?这个注重实际效益的、注重个人利益的集团,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改变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支持以资本主义来代替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就可以允许他们拥有生产资料,而不仅仅是对它们进行管理。他们就可以合法地积累个人财富。他们就可以不仅仅是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和影响,而且可以直接通过财产的转移,来保证他们子孙后代的前途。

看到以上文字,大家应该明白中共为什么热衷于进行“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了吧。中共从苏联党国精英身上看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甜头,也来一个自我变革,经济私有制,政治一党制,打左灯,向右转,向国家资本主义一条道走向黑。意识形态是服务于物质利益的,党国精英的所谓信仰往往是不靠谱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天上飞的天鹅(共产主义)不如手里握的麻雀(现实利益)实惠。只有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才能过上资本主义生活——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共产主义政党的最终醒悟。

(未完待续)

荀路 2024年10月5日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