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169)
赤色帝国覆亡之谜(122)

《来自上层的革命》在讲述了苏联党国精英转变为资本主义者的两种社会结构成份共青团员和实业家之后,接着述说了第三种人的情况:

银行家

新兴的资本家同样来自苏联的银行系统和金融部门。罗吉奥诺夫曾经担任苏联财政部部长,后来成了俄罗斯帝国银行的行长。罗吉奥诺夫在上面所说的俄罗斯最有影响的私营企业家之中位列第九。1989年,曾在国家银行系统管理层供职25年的帕科维奇,成了莫斯科斯坦金银行内部商业分行的董事长。同年,弗斯尤科夫辞去了他在苏联斯托罗伊银行列宁格勒地区分行部门负责人的职务,转而担任一家私有银行——圣彼得格勒阿斯托罗银行的董事长。

许多国有银行在它们的管理者手中被私有化了。普罗姆斯多伊银行以前是苏联最大的国有银行。1991年,几位负责人离开了该银行,转而去领导一家新建的私人银行。然而,普罗姆斯多伊银行行长杜本内茨基留了下来,并把该银行改制成了一家股份公司。1994年,杜本内茨基说,“当经济滑坡和一片混乱的时候,银行却如此繁荣,这看起来不合逻辑。” 普罗姆斯多伊银行确实是那些管理良好、业务蒸蒸日上的银行之一,而这也给杜本内茨基赢得了排名俄罗斯最有影响力的私营企业家中第21的座次。

耶戈洛夫是另一位在新的银行系统中大获成功的前国家银行官员。他曾经担任过10年的苏共中央委员职务,现在他领导着俄罗斯银行协会。这个协会的成员们都是俄罗斯富有的、举足轻重的私有银行。另一位前国家银行官员维罗拉多夫,现在则掌管着英科姆银行,在俄罗斯最有影响的私营企业家当中,他名列第一位。

难怪《来自上层的革命》作者认定苏联解体、苏共垮台是一次“来自上层的革命”。原来,推动这场革命的力量大多不是来自于旧体制的对立面,而是来自于旧体制内部。虽然城头变幻大王旗,但其实是换汤不换药,新体制大部分成员只是换了一身衣服而已。而且这身行头往往比以前还要光鲜亮丽!这也是俄罗斯的民主转型为什么会煮了夹生饭的重要原因。

下面再看另一种类型的情况:

来自旧体制其他群体中的资本家

由于资本主义观念是一种舶来品,因此,苏联外交部门中崛起许多新的资本家也就不稀奇了。比尔尤科夫以前在苏联外交部新闻局工作。1990年,他被索克出版公司总裁赫尔沙特看中,后者让他承办一份新杂志,发表有关苏联经济改革和东西方经济关系的文章。比尔尤科夫创办了月刊《苏联商业》,自任总编。苏联解体后,该杂志更名为《生意人》。

这项事业的资金,不仅来自索克出版公司,而且得到了苏联官方出版机构前进出版社的资助。前进出版社以前曾以出版《列宁全集》而闻名于世。1991年7月,它与美国《读者文摘》一起发行该杂志的俄文版,同时参与的还有苏共中央印刷厂“第一标准印刷厂”和苏联国家图书发行专营机构“国际书店”。

俄罗斯学者发现,来自苏联精英高层家庭中的年轻成员在新兴个体资本家当中占了很大比例。最后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指出,苏共高级干部家庭的许多年轻子弟显然已经死心塌地地信仰了私有制。例证之一是已故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的孙子弗拉基米尔。苏斯洛夫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最有权势的苏联领导人之一,也是苏共传统马列主义的第一卫士。他的孙子弗拉基米尔1980年代后期在《真理报》工作。1991年7月,弗拉基米尔摇身一变成了一名私有商业银行的理事。甚至连勃利日涅夫的一个孙女维卡也在苏联解体后成了一名商界名流。

党国精英在改革期间纷纷奔向个体经济,很大程度上并不包括那些苏联高层领导人。他们多数人仍然在搞政治。但也有少数人例如谢尔巴科夫,走向了这条道路。1980年代初,谢尔巴科夫从陶里亚蒂汽车联合企业的一位管理人员,升迁到莫斯科的汽车管理部门工作。1985年后,他调入一个重要的政府部门,之后成了政府某部的副部长。1990年,他成为苏共中央委员。1991年3月,他被任命为苏联副总理,两个月后成为第一副总理。1991年八月政变失败之后他成了代总理。

1991年11月,谢尔巴科夫成立了一家私营企业,取名叫“私有化协会和外国投资国际基金会”。此时的谢尔巴科夫已是俄罗斯最富有的人之一。

马克思曾指出,新的社会关系往往从旧社会的体内孕育出来,这时他无疑在表达这样一个观点:社会主义关系将直接从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生长出来。但这一景象倒特别适合于描述资本主义关系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中生长出来的过程。这不仅指旧的党国精英们摇身一变成了资本家,而且指的是苏联体制中的许多机构也助长了这一过程。共青团只是这里面最突出的一个。苏联国家的出版单位发行的是资本家的出版物。以前只是被动地、谨慎地为国家计划经济提供资金的国家银行,则演变成了私有商业银行,它们从事着高风险的、变幻莫测的投机事业,为银行家们赢得了巨大的财富。以前只是根据国家计划被动生产产品的管理者和工人之间收入差距有限的国有企业,成了“从主管到业主”一起中饱私囊的财源滚滚之地。

资本主义从苏联国家社会主义的各种机构中滋生成长,并不仅仅限于大城市。在中等城市彼尔姆,1991年期间,从那里的旧体制中冒出了一阵阵拥护资本主义的热浪。和大城市不同的是,彼尔姆的CP政权在1990年的地方选举中设法抵挡住了反对派势力的选举挑战。但胜利后的彼尔姆地方精英们继续热情地拥抱向资本主义的转变。1991年1月,彼尔姆地方党委创办了一个出租包括宾馆在内的党的财产的商业企业,还建立了一个汽车租赁公司,股东们都是党委领导人。这样做确实获益匪浅,于是该市党委通过了一个提案,要求成立一个联合公司,把该市所有的有利可图的企业通通接管过来,股份则在市党委和市苏维埃高层领导人之间分发。

从以上描述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迄今为止的俄罗斯精英阶层,始终与前苏联党员干部阶层有着极大的重合。甚至可以说,那些来自旧体制的党国精英,正是新生的俄罗斯从前苏联那里自动继承的最大的一笔遗产。

从党国精英到新兴权贵,在这条道路他们是怎样转轨的?我从2012年第15期《凤凰周刊》上找到一篇报道——《由党内精英到新权贵之路》,略加删改转摘如下。以两个人的一段人生历程为例,可以了解这种转轨之路的跌宕起伏。

阿•西多列卡,苏联解体前苏共中央最年轻的官员之一。苏联解体后,西多列卡先是在秋明州的一家石油公司任职,继而成立了自己的石油运输公司,并经营长达八年。此后,西多列卡进入俄罗斯国家杜马担任杜马主席秘书处组织保障部部长等职,堪称苏联党国精英成功转型的典型。

年轻时的西多列卡,最大的愿望就是在国家机关供职。结果他如愿以偿: 大学毕业工作后,经过团校学习,千挑万选,在年富力强时即进入苏共中央组织部。

1986年在准备苏共二十七大报告期间,西多列卡进入苏共中央工作。报告的每个专题都有专门小组负责,西多列卡分在以“青年人和青年政治”为主题的小组。这使他后来的许多工作与青年有关。

但是,苏共长期僵化的人事体制使其带有强烈的“老人政治”色彩,进入后备序列却上升遥遥无期的年轻人普遍感到压抑。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给了人们打破坚冰的巨大希望,西多列卡是戈尔巴乔夫的热烈拥护者。
为解决年轻人的问题,苏联曾出台了青年法以及青年人发展方案。西多列卡所在的部门正好负责青年的福利、就业方向的工作。1980年代中期,苏共领导层开始采取措施鼓励私人商业活动。青年创业成为经济改革的突破口。

当时为鼓励年轻人就业,苏联当局成立了一个名为“HTTM”的组织,作为苏共和共青团支持年轻人创业的对口机构。西多列卡在里面担任一个高级主管,管理众多青年团体,他曾尝试用举办各种竞赛来吸引年轻人创业。

虽然年轻人干得热火朝天,但西多列卡却感觉到,任何一种创新对上级领导来说都是一种威胁。“因为这会使领导人显得落后,他们感到害怕。任何一个人去找领导人提出自己的提议时,领导人都会想,我是否需要这样的创新呢?它会不会给我带来威胁?”

西多列卡和同事们从事的工作,无意中培养了俄罗斯第一批青年企业家。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以后成为俄罗斯的首批巨富。

阿•托•莫吉廖夫,曾在苏共中央负责培训土耳其语系国家非执政共产党和工人党成员,此后负责监测苏联的社会思想动态。1991年8月24日,在警察的监视下,莫吉廖夫屈辱地撤离了苏共中央总部。此后,他很快地在土耳其公司担任顾问,之后任俄罗斯外交学院土耳其语专业教授。

提到苏共令人窒息的僵化,莫吉廖夫同样记忆犹新:“苏联已开始改革,但党的反应主要是消极而负面的。一些实权单位联合起来反对改革。”

年轻时的莫吉廖夫曾在苏共中央社会主义科学学院教土耳其语,培训来自国外的学员。1987年调入苏共中央一个负责意识形态管理和调研部门,任务是跟踪社会趋势,向党汇报。

当时,党内民主化已经开始。但是社会民主化的步伐比党内更快,莫吉廖夫认为:“党一直在追赶社会发展的趋势,却追不上,脱节了。领导们每天研究改革,却成了人民的尾巴。”

清楚地看到这一切的年轻精英们因此陷入痛苦。莫吉廖夫和年轻同事们普遍认为,旧的体制已面临存亡危机。他们在议论中认为,党要想存活下去,不但要改变社会基础,连党的名字都要改。然而老干部们对此却无动于衷:工资待遇很好,领导干部的座位坐得很舒服。当有人批评他们的工作思维和方法跟不上社会发展时,老干部们总会说,“列宁就是这么说的”。
1990年2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时,莫斯科10万人游行,要求修改宪法中苏共的特殊地位。3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取消了苏共的领导地位。

回首当年,莫吉廖夫觉得犹如在梦中:“大厦将倾之时,我来不及告诉党,甚至来不及告诉自己发生了什么,党就已经下台了。”

莫吉廖夫没有想到自己作为党国精英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天竟是如此收场:1991年8月24日,在“八一九”事件后执掌了俄罗斯大权的叶利钦宣布苏共非法,莫吉廖夫和同事们只好收拾东西,搬离苏共中央办公大楼。一群警察冲了进来,监督他们从保险箱里拿东西。

“当警察看着我们的时候,我有一种自己是罪犯的感觉。这个社会的变化让我们觉得紧张,原来被人尊重的人一下子不再被尊重了,我们成了罪人一样。”尽管他们早已有了苏共将会被非法化的预测,甚至做好了下台准备,但仍然不敢相信,他们这批原本是苏共转型最后希望所在的精英,一夜之间被扫到了大街上。

被这个时代突然彻底抛弃的,只是这个体制中属于纯党务工作的一小部分人。构成这个体制庞大基座的几百万政府公职人员、几百万军人、几十万的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几乎没有改变身份就进入了新时代。

苏共被宣布为非法时,莫吉廖夫整整24个小时不知所措,脑子一片空白。44岁是一个尴尬的年龄,上有老下有小,开始新的职业似乎已晚,而人之路还长。突然被这个时代抛弃的感觉无以言表。

好在事情并未变得更糟。莫吉廖夫说:“那段时期对我来说最好的安慰是:新政府没有清算、镇压共产党的活动,街上也没有什么反对CP的过激举动。”

尽管天翻地覆,莫吉廖夫也仅仅失业了9天。1991年9月2日,拥有土耳其语言专业特长的莫吉廖夫就在一家土耳其公司找到了顾问职位。在这种历史转折时刻,9天实在是个短暂的难关。何况,在土耳其公司拿到的工资,相当于党原先发给他的工资的五倍。

幸运的莫吉廖夫!

下面请大家再看西多列卡的际遇,以及他和莫吉廖夫在新体制下是怎样重拾社会精英位置的。

西多列卡失业了两个月,这倒不是他运气不好或能力不够,而是许多这样的年轻人选择了“战术性”地失业两个月,仅仅是为了让相应的社会福利保障不会消失。

两个多月后,西多列卡也在秋明州一家私人石油公司找到工作,担任公司驻莫斯科的代表。

同时具有建筑和历史两个学位的西多列卡,石油并非其本行,但头脑灵活的他不怕从头学起,并迅速地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他知道石油有2600多个品种,知道它们以多大出口量装运,每种石油以什么条件运输,如何下单运输,以及如何控制运输进程等。

现在看来,无论是西多列卡还是莫吉廖夫,原本就是党国千挑万选出来的精英,文化水平高,才干过人,再加上丰富的社会阅历和管理经验,使他们在苏联解体后的人生轨迹比自己担心的要好得多。

与西多列卡一起在团校受过精英教育的同学,大都有相似的出身:有良好的理工科专业背景,在专业工作中表现突出,然后被选拔作为党的后备干部加以培养。这些社会精英,一旦返回原来的专业领域,都能一展身手。

和西多列卡同时进入苏共中央的28个年轻人,全部都是博士或副博士。苏联解体后,这批人大多获得成功,或是当上部长、副部长,或者拥有自己的经济实体。

莫吉廖夫的同事们全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当年办公室的五个同事,当初的领导现在成了联邦州的副州长,其他三个人则成立医疗服务公司,生意顺利。

莫吉廖夫自称在商业上还不算十分成功,但至少也能开上奔驰汽车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自己最喜欢的教学工作,进入俄罗斯外交学院教授土耳其语。最令他高兴的是,在苏共中央工作期间他是副教授,如今在外交学院,他如愿以偿成为教授。他说,“苏联解体后,我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来调整自己的生活。”

而西多列卡明显无论以何种标准,都称得上是成功人士。离开最初那家石油公司后,他经营自己的石油运输公司长达八年,在这家公司的主要成员又纷纷独立出去成立自己的公司后,西多列卡才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时机进入国家杜马工作,重回权力机构。

西多列卡和莫吉廖夫都是出身平民的苏联党国精英。相比他们,有着特殊家庭背景的精英,对新时代有更强的适应性。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苏共高层鲜有培养自己的孩子做接班人的观念,“太子党”或“官二代”往往更乐于成为受人尊敬的专家、学者。而在新时代来临之后,他们转身商界的身手异常敏捷。

苏联时代的经济改革,有显著不同于中国的特色。苏联1980年代出现的第一批企业老板,绝大多数不是早期中国城市经济改革中的主角——待业青年甚至“两劳”人员之类的社会边缘人,而是专家、青年干部以及企业家。

叶利钦时代的一项统计表明,17%的大型私人企业老板曾是共青团高官,他们与科学家、技术人员成为第一批创业者,排在其后的是高干子弟。某些行业的相似背景也令人印象深刻,比如外贸企业大部分是苏联外交部门或进出口领域的人员创办的,而银行家很多来自前共青团干部。总之,苏联解体前,掌管资源配置权力的官员们,轻轻松松就搭上了新时代的便车。像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巴巴科夫成为私人大公司顾问这样的事例,在新俄罗斯不胜枚举。

至于那些既没有专业知识又不任职相关利益部门的党国精英,时代也没有亏欠他们。事实上,苏共给了他们一项最宝贵的财富——人际关系。

西多列卡能得到那家石油公司的职位,是靠朋友的介绍。在此期间他还收到加入叶利钦政府的邀请,但他没有参加。经商成功后再进入国家杜马,同样是受到别人邀请。邀请者算是他在苏联时期的同事,但当时他们互不认识。当国家需要一位优秀的管理人才时,双方一个共同的朋友想到了他,于是有了辗转介绍。“人生最重要的当然就是人际关系。”西多列卡说。

毫不奇怪,莫吉廖夫在苏联解体后的发展也得到苏联时期人脉关系的帮助。

当时与莫吉廖夫一个办公室工作的五位同事,现在定期聚会已成惯例。“现在一般的工作人员,如果跳槽去别处工作,原来的关系常常就断了。但我们这些苏联干部不一样,虽然现在我们没有共同利益,但互相之间的关系比一般朋友关系更深。”

西多列卡尽管在新时代有了新的交友原则——“尽量和成功人士交往”,但与此同时,他与过去的老师、同学维持着多年的牢固友谊,并积极参加各种纪念活动。

苏共留给其精英的这笔特殊遗产,使他们在新俄罗斯时代很快结成政界商界精英联盟。在动荡的叶利钦时代,这个群体中崛起了第一批寡头。在叶利钦最危急的时刻,他们是叶利钦最坚定的支持者。(直至普京上台收拾掉一批不听话的寡头后,一个以普京为核心的政商界联盟才再度形成。)

某种意义上,他们代表了前苏共精英们成功转型中的一种典型样本——党没有了,我们依然是国家的精英。

旧权贵阶层在新社会精英阶层中所占的比例
最高领导层: 75%
政府首脑: 57.2%
议会领导: 60.2%
政府部门: 74.3%
地方领导: 82.3%
商界精英: 61%

以上是处境顺遂的苏联党国精英的生存状况。而另一种描述是:当年苏共被宣布非法后,处于休克状态,处境异常艰难。四万多名党的领导干部一夜之间失业了,工资、医疗没了着落,生活成了大问题。俄共中央第一书记库普佐夫抱怨说:“现在已经开始对普通党员施行精神恐怖活动,甚至施行肉体恐怖活动。”

这恐怕是危言耸听吧?

(未完待续)

荀路 2024年10月16日

作者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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