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173）
赤色帝国覆亡之谜（126）
红色帝国政府最后一个结构体系是:
苏联总统制
设立苏联总统的问题早在斯大林时期就提出来过。但斯大林在制定1936年新宪法时不同意在苏联设立总统制。他也不同意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由全国人民选举的建议，认为这不符合苏联“宪法精神”。斯大林认为: “在苏联不应当有和最高苏维埃同等的由全国人民选举而能和最高苏维埃对立的个人总统，苏联总统是集体的——这就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历史经验表明，建立最高机关的这种办法是最民主的，能够保障国家免于各种意外事故。”(这种说法实在是莫名其妙。)同时，斯大林同意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增加到11人，即当时的11个加盟共和国每一国都有一个副主席。斯大林认为这种排排队吃果果的做法会巩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威信”。
1964年，赫鲁晓夫曾经提出过建立总统制的问题。他领导的宪法委员会也认真地研究过这个方案，但由于他的下台，这个问题到此结束。七十年代修改宪法时，又有人提出设立总统制问题，但勃列日涅夫否定了这个建议。
戈尔巴乔夫执政前期，主要是从加强最高苏维埃的权力角度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设计的。但随着苏联政治和经济局势的日益恶化，戈氏身边的顾问们不断地向他灌输总统制的设想。为了克服全面的危机，为了摆脱苏共对戈氏的“阻碍”作用，为了弥补最高苏维埃在决策上议而不决的缺陷，戈氏决定实施总统制。苏联总统制的基本原则体现了三权分立的基本构想，堪称戈氏改革的一项大手笔。
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联最高权力体系发生了两次大的转移。第一次是将苏共最高决策权转移到苏维埃决策系统。这次转移是在1988年至1990年完成的。戈氏作为党的总书记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不过，从工作性质上看，戈氏将工作精力越来越多地放到了最高苏维埃方面。党的决策体系被架空，被削弱。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最高层领导强烈地感到，他们所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很大的弊病，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将最高权力决策体系转移到最高苏维埃方面，使国家决策陷入空谈和议而不决的境地，方向虽然正确，决策点却找错了。必须重新构筑新的最高决策点和决策体系。于是，戈氏受周围人激进思想的影响，不敢走回头路，又往前迈出了一大步，主张设立总统制。这是苏联最高决策体系的第二次转移。
总统的基本权限
1990年3月14日，苏联公布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基本法)修改补充法》，主要内容如下:
苏联总统为苏联首脑。年满35岁以上、65岁以下的苏联公民均可当选为苏联总统。同一人不能连任苏联总统两届以上。苏联总统由普选产生，任期五年。苏联总统候选人人数不限。参加苏联总统选举的选民人数超过50%，选举被视为有效。候选人获得参加全苏和大多数加盟共和国投票的选民的半数以上选票，即可视为当选。苏联总统的选举程序由苏联法律规定。苏联总统不能成为人民代表。(注意，那种既是官员又是议员的现象很不正常。)成为苏联总统的人只能获得这个职务的工资。苏联总统在就职时要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宣誓。
苏联总统有以下权力:
1.对维护苏联公民权利和自由、维护苏联宪法和法律起保障作用。
2.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实现苏联民族国家制度原则。
3.在国内和在国际关系中代表苏联。
4.保证苏联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的相互协作。
5.向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关于国情的年度报告；向最高苏维埃通报苏联内外政策的最重要问题。
6.向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人民监督委员会主席、苏联最高法院院长、苏联总检察长、苏联国家总裁长职位的候选人，然后将这些公职人员提请苏联人代会批准；向最高苏维埃和向苏联人代会提出解除上述公职人员的报告，苏联最高法院院长的职务除外。
7.向最高苏维埃提出关于苏联部长会议辞职或者接受辞职的问题；根据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商定，解除和任命苏联政府成员职务，随后报请最高苏维埃批准。
8.签署苏联法律；有权在不迟于两周的期限内把法律连同自己的不同意见退回最高苏维埃重新讨论和表决，如果最高苏维埃以两院中每院三分之二的多数票再次批准原先通过的决定，苏联总统就签署法律。
9.有权中止苏联部长会议的决定和命令的效力。
10.协调国家机构在确保国家防御方面的活动；是苏联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任命和撤销苏联武装力量的高级指挥人员，授予高级军衔；任命军事法庭法官。
11.主持谈判并签署苏联的国际条约；接受外国驻苏联外交使节的国书和辞任国书；任命和召回苏联驻外国使节和国际组织的外交使节；授予高级外交官官衔和其他专门的称号。
12.授予苏联勋章和奖章，授予苏联荣誉称号。
13.决定加入苏联国籍、退出苏联国籍和取消苏联国籍的问题，提供避难；实行特赦。
14.宣布总动员或者部分动员；在苏联受到军事进攻的情况下宣布战争状态并把这个问题立即提交最高苏维埃审议；为了保护苏联及其公民的安全宣布个别地区实行军事状态，实行军事状态的程序和军事状态的制度由法律确定。
15.为了确保苏联公民的安全，提出关于在个别地区宣布紧急状态的警告，而在必要的情况下，根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或者相应的加盟共和国国家权力机构的请求或者同意，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在缺少这种同意的情况下，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并立即将所作出的决定提交最高苏维埃批准，最高苏维埃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要由不少于其成员总数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在本款第一段所指出的情况下，可以在尊重加盟共和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情况下实行总统临时统治，紧急状态制度以及总统统治制度由法律确定，
16.在按照苏联宪法第117条规定的程序不可能消除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和民族院分歧的情况下，苏联总统审理有争议的问题，并制定可行的解决办法；如果不能达成协议并且产生破坏苏联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最高管理机关正常活动的现实危险，总统可以向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提出重新选举最高苏维埃的建议，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苏联总统的权限是很大的。苏联总统拥有不受侵犯权，只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在总统违反苏联宪法和法律的情况下，才能罢免总统。这种决定由人代会本身或者最高苏维埃根据苏联宪法监督委员会的结论提出动议，以苏联人代会至少占代表总数三分之二的票数通过。如果苏联总统因某种原因不能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则在新的苏联总统选出之前，总统的职权交付最高苏维埃主席；如果不可能，则交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新总统的选举在三个月期限内进行。
联邦委员会和总统委员会
联邦委员会由各加盟共和国最高国家公职人员组成。各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自治区的最高国家公职人员有权参加联邦委员会的会议。联邦委员会负责: 审议遵守联盟条约的问题；制定实行苏维埃国家民族政策的措施；向最高苏维埃民族院提出解决民族关系方面的争论和冲突局势的建议；协调各加盟共和国的活动和保证各加盟共和国参与解决属于苏联总统权限内的具有全苏意义的问题。涉及没有自己民族国家实体的各族人民利益的问题，由这些民族的代表参加在联邦委员会中审议。最高苏维埃主席和两院主席有权参加联邦委员会会议。苏联总统领导联邦委员会。
总统委员会在苏联总统领导下活动，其任务是制定有关实现苏联对内对外政策的主要方针、保证国家安全的措施。苏联总统委员会由苏联总统任命。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由于职务上的关系应为苏联总统委员会成员。最高苏维埃主席有权参加苏联总统委员会会议。为审议国家对内和对外政策的最重要问题，苏联总统召开苏联联邦委员会和总统委员会联席会议。
说完了苏联党和政府结构体系的情况后，最后简单说一下苏维埃体制终结者的个人领导风格。
1985年3月，当戈尔巴乔夫站在苏共中央全会讲台、发表担任总书记职务后的第一次讲话时，全世界都松了一口气，各国领导人也感到很轻松: 不会再到苏联参加哪个总书记的葬礼去了。新的总书记才54岁，十分健康、活泼。一开始，美国总统里根还认为西方遇到了难以对付的政治对手和谈判冤家，但是他这次判断错了。以后的事实证明，戈尔巴乔夫是社会主义阵营中西方最可信赖的政治伙伴。由对手到伙伴，这是多么巨大的历史跨越！
就领导能力来看，戈尔巴乔夫具备统治苏联这样一个超级大国的水平，但并不具备改造苏联这个充满潜在危机的超级大国的能力。戈氏的问题在于，他干了一件与他的水平和能力不相称的重大事情，就像一个不承认自己医术平平的医生给病人看病，本来病人患了癌症，他却诊断为阑尾炎，推上手术台之后才发现问题的严重性。他惊惶失措，采取了不适当的处置措施，结果导致病人死亡。
戈尔巴乔夫在说决不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时，苏联却恰恰朝着背离社会主义的方向行进。萨哈罗夫曾经说: “甚至在他(戈氏)说向右走的时候，国家却在何左走。” 言不由衷，这也许是戈氏的一种领导艺术吧。
利加乔夫在回忆录中将戈尔巴乔夫的决策特点概括为“慢一拍”。他指出: “慢一拍，换句话说就是对尖锐的事件反应迟缓，构成了戈尔巴乔夫政策最典型的特征之一。……采取具体的实际行动总是慢一拍成了改革时期的一种特征。” “对国内和国际上如何看待自己提出的解决某个冲突的办法，戈尔巴乔夫总是放心不下。于是他就等待。他认为因慢一拍而受指责比承担罪责和犯错误要强，这至少对政治声誉不那么危险。此外，事后干预构成了一种在发生不幸之后前来帮忙的′救世主′的独特光环。至于可以而且必须避免的那些由冲突造成的巨大花费，人员和物质损失，这些问题事后已不重要，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了‘消除后果的措施’上。”
利加乔夫认为，“可能戈尔巴乔夫太注意自己的′历史形象’，这使得他不能采取果断的、必须但不受欢迎的措施。这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致使矛盾激化，局势进一步紧张。” “戈尔巴乔夫属于这样一类政治家，他们信守一种原则: 不是在局势成熟时，而是在熟过头的时候采取措施，而且是果断的。他好像是在等苹果熟了，掉在地上，这时才采取措施。”
戈尔巴乔夫在领导决策方面常常暴露出性格软弱的特点，而性格的软弱会使政治家失去果断处理危机的能力和勇气。在苏联时期的七位最高领袖中，戈尔巴乔夫显得优柔寡断且温和仁慈，所以，苏维埃体制在他任期内终结不足为奇。
最后，借用皮霍亚在《苏联政权史(1945一1991)》的《结束语》作为本系列文章的结尾部分。
首先，作者从政治、经济方面历数了苏维埃体制的弊病：
20世纪结束了，在整个俄罗斯历史中20世纪是最蓬勃发展，也是最具悲剧色彩的世纪。在这段时间里，俄罗斯存在过四种国家制度: 君主制度，后被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取代，但时间很短；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了苏维埃制度。它后来又被总统享有强大权力的议会制共和国所取代。在这一百年里，国家生活的社会经济基础几经改变。俄罗斯经历了数次移民浪潮，恐怖浪潮，还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在这一百年的时间里，俄罗斯帝国和沙皇专制制度，以及苏维埃联盟，看起来都是不可动摇的。俄罗斯帝国和沙皇专制制度在灭亡前三年的时候，还隆重地举行了王朝统治三百周年庆祝活动；而苏联国徽上画的是一个地球，这是对社会主义思想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充满信心的象征。这两种制度都走向了死亡，走进了历史研究的领域。众所周知，“苏维埃面貌”的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思想没有起到好的作用，而是严重地损害了它。本书所研究的1945一1991年，是一个超级大国产生、巩固、危机和灭亡的时期。对苏联这几十年的政权史进行研究，不可避免地要弄清许多问题，特别是一个最引人关注的问题: 苏维埃联盟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特点是什么？
苏维埃制度决定了执行权、立法权和司法权这三种权力原则上是不可分割的。从本质上讲，这三种权力是掩饰权力精英大权独揽的屏风。最高权力环节拥有颁布法律、领导执行权力机关和监督法律执行情况的全部权力。这一原则在1918年的宪法中就已经做了规定，而在1936年和1977年宪法中，这一原则实际上被保留了下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后称最高苏维埃)和人民委员会(后称苏联部长会议)的许多职能在许多情况下是重叠的。这两种都是既拥有立法权，又拥有执行权。执行权力机关干预了司法机关的工作，代替了司法机关(例如，对重大政治案件的判决，事先要经过国家领导人的批准，斯大林时代是这样，赫鲁晓夫时代和勃列日涅夫时代也是这样)。
苏联只存在着一种所有制形式——全民所有制。就其本质而言，全民所有制就是国家所有制。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所有制形式方面，不存在阶级和阶层的本质划分。各阶层和各职业团体的居民，归根结底都依赖国家。而这一原则又将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成功与失败的责任，都交到了最高政治领导人的身上。
经济国有化存在着对政权不利的一面: 个别工厂企业经济形势不利的责任，以及一个地区或整个国家在发展中出现失误的责任，都会推到政权机关身上，政权机关始终有过错，在一切方面都有过错。而政权机关是可以识别的，是很具体的: 只要打开电视，或者看看5月或11月例行的游行队伍中沿大街两旁的画像，就足够了。
苏联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是逐渐积累起来的。历史的公正性在于，对苏维埃制度的报复来自于农村。农村在三十年代被没收了土地，在战争年代失去了男人，在战后时期因为沉重的税收而贫困，在赫鲁晓夫时期因为新的农业政策而痛苦不堪，而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又因为收入虽有保障但收入却不与具体的劳动成果挂钩的政策而浪费了时光。农村经济成了苏联经济的致命弱点，而从六十年代起，变成了一个填不满的漏斗，国家大量的资金投入其中，却仍然养活不了全体苏联公民。为购买粮食，苏联花费了大量的资金: 1963年动用黄金372.2吨，1972年为458.2吨。1974年购买的粮食占苏联国内粮食总产量的6.8%，而1981年这一数字达到了41.4%。1971一1975年，苏联花费了1251.8吨黄金用于采购粮食和食品。
开发西西伯亚储量丰富石油所获得的收入，就像投入黑洞一样地消失了。石油收入变成了苏联经济的“毒品”，它使得苏联推迟了经济改革，放弃了经济改革，只顾发展军事工业，从而损害了民用部门的发展。
在“改革”年代，苏联曾多次试图对国家的经济进行改革。为进行改革，最初采取了军事行政式的经济管理方法，实行了工业企业生产的产品全部由国家接收的制度。经济中明显的危机现象，推动了市场关系要素的采用，然而，市场本身所固有的属性(生产资料私有，国家放弃对多数产品价格的调整)与在整个苏维埃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思想制度的基本原则相矛盾。
1985年草率推行“禁酒令”的行动使国家预算损失了几百亿卢布。国家陷入了经济问题的泥潭里。1981一1983年，国家预算赤字按美元计算，年均达到了13亿美元，而从1985一1989年，每年的预算赤字为78一251亿美元。国家外债增长迅速。1981年外债额为247亿美元，1988年为408亿美元，而1991年已经达到了522亿美元。1991年，苏联国家基金收入250吨黄金。同年，苏联出口了269.1吨黄金。
戈尔巴乔夫上任之初，国际权威机构曾对苏联当时的综合国力做过测算。日本经济企划厅1985年对世界主要国家测算的结果是: 美国第一，苏联第二。中国社会科学院测算的结果也是美国第一，苏联第二。而美国著名经济学者克莱因在1978年对世界主要国家国力测算的结果是苏联第一，美国第二。这三个测算结果都证明，当时的苏联在世界上确实名列前茅，苏联的强大举世公认。
但是，戈氏主政不到七年，苏联这个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就崩溃了，苏共作为长期的唯一的执政党，其执政能力的衰退肯定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对此，在戈氏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他自己也承认：“党的领导削弱了……这导致了党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以及整个中央委员会、党和国家机关工作能力的削弱。”准确地讲，苏共此时的执政能力已经衰弱了。
为什么会出现司机一直在努力驾驶，而“汽车不是驰向掌握方向盘的人想去的地方”的情况呢？
客观地讲，苏共执政能力出现的问题不能全都算在戈氏头上，而是另有情况，这个情况就是苏共这部机器此时已经老化，戈氏接手后，竭尽全力也无法制止它的惯性衰弱。
(未完待续)
荀路 2024年1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