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至今,大部分美国和中国的政治人物都承认,美中关系是全球双边关系中最复杂、最微妙、亦敌亦友的关系之一。如果将美中交往的历史上溯到清末,则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从最早到中国的美国传教士,到抗战及内战期间与中国渊源颇深的史迪威、马歇尔等高级将领,再到近三十年来制订对华政策的几任总统,全都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他们被自己想象出来的中国所迷惑,以为可以将中国改造成一个像美国那样的国家。最后,梦境破灭,失败降临,好为人师,备受羞辱。了解了美中和美台关系的来龙去脉之后,关心中国的民主转型和人权状况的人士,关心台湾的民主制度和国家安全的人士,可以竭尽所能地影响美国的决策层,运用民间团体、舆论、国会的力量,打破行政分支机构“密室政治”的传统。

在短期内妥善控管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商业和军事平衡虽然重要,但更长远的挑战来自理念之争的战场。
————斯蒂芬•哈尔柏

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至今,大部分美国和中国的政治人物都承认,美中关系是全球双边关系中最复杂、最微妙、亦敌亦友的关系之一。如果将美中交往的历史上溯到清末,则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从最早到中国的美国传教士,到抗战及内战期间与中国渊源颇深的史迪威、马歇尔等高级将领,再到近三十年来制订对华政策的几任总统,全都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他们被自己想象出来的中国所迷惑,以为可以将中国改造成一个像美国那样的国家。最后,梦境破灭,失败降临,好为人师,备受羞辱。

长期研究中美关系的记者孟慕捷(Jamse H. Mann)所著的《转向》一书,是一部精彩绝伦的当代美中关系的演义。美国学者黎安友指出:“这是一本近观美国如何制订对华政策的奇书……如果美国最重要的一段外交关系,乃是一连串悲喜剧般的错误与缺失,或许这本书的回顾,有助于制订正确的对华政策。”美国学者林培瑞亦指出:“作者孟慕捷透过确切考据,有凭有据地描绘出美方如何指定对华政策的奇特经过。从季辛格首开其端,一直延续到近日,我们看到整个发展过程竟然相当个人化、维持高度机密,而且经常背离社会价值。”美国固然是一个民主国家,但美中关系的若干决策却是在密室中运筹帷幄,国会及民众长期被蒙在鼓里。民主国家中“最不民主的领域”,偏偏是美中外交,这是何等大的讽刺呢?

“所谓的共产党”其实还是共产党

韩战之后,中美断绝往来二十多年。在美苏冷战愈演愈烈,苏联在某些领域占据上峰之际,尼克松和季辛格向中国抛出橄榄枝。对于许多极端反共的美国保守派人士而言,反苏情绪更具吸引力,他们被吸引接纳“强化与中国的关系以制衡苏联”的“中国牌”观念。

当然,不是所有美国的政客和学者都将中国想象成可爱的芭比娃娃。真正的保守主义者、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巴克莱在他创办的《国家评论》杂志上,就曾经发出先知般的指控:那些“熊猫拥抱者”犯了对中国“道德盲目”的病症,看不清中国事实上远比苏联更加极权专制。处于共产主义初始阶段的中国,更有一种原教旨主义的狂热。

但是,巴克莱的声音无法盖过季辛格的计谋。卡特默邓小平“惩戒”越南,并向中国分享美国卫星中侦察到的越南军队调动的情报。毛泽东一死,福特立刻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致唁电,向江青致意。孟慕捷充满嘲讽地写到:“福特的祝福,却解不了江青终老于监狱的灾厄。”里根时代,美国耗费巨资甚至购买中国的武器,并通过中国输送给阿富汗的反苏组织。共产中国似乎变成了美国的盟友。

美国在对华政策上所犯下的盲目、轻信、傲慢与怯懦等错误,是不分党派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不能免疫。很多美国政客,在野时猛烈抨击中国,在朝时却对中国卑躬屈膝。书中记载了两个极具讽刺性的例子:一九七八年,布什写文章抨击卡特说,“中国需要我们,远胜于我们需要他们”。这句话在十多年后,布什当选总统,对中国采取修睦政策时,被他的政敌拿来抨击他。柯林顿在竞选时,充满激情地宣布,要将“从巴格达到北京的屠夫送到审判席上”。可是,他当选不久就访问北京,与江泽民像老朋友一样亲密拥抱。

中国的领导人没有研习过西方的公关学和广告学,却比西方政客更会打扮自己。一九七九年,复出后的邓小平访问美国,掀起一股旋风。陪同邓小平访问德州的美国能源部长史勒辛格评论说:“德州人喜欢他。我们来到顽强反共的德州,看到通常声称信仰利伯维尔场原则的石油业及其他企业高阶主管,居然纷纷喜欢这位马克思主义独裁者。”难道邓小平戴上牛仔的帽子,就变成了德州牛仔?当十年以后邓小平对和平示威的学生和市民挥起屠刀时,那些热情欢迎邓小平的美国人的心中该是何种滋味?

近半个世纪以来最反共的美国总统是里根,他如何在道德上“合理化”与中国领导人的交往呢?言谈妙趣横生的里根提出了一个“二两拨千金”的说法:中国是“所谓的共产主义国家”,也就是说,中国的共产主义跟苏联的不一样。对此,孟慕捷评论说:“这个说法反映出美国在一九八零年代的幻觉,以对中国一厢情愿的好感。其效果很糟糕。美国相信中国的政治制度在变,实际上却还没变到真正自由、民主的地步。这个幻觉要到一九八九年才破灭。”同样的错误,在二战后期就出现过,那时的史迪威和司徒雷登们一度被中共的宣传蒙蔽,认为中共不是“正统”的共产党,是可以合作的、有民主自由特质和儒家风度的共产党。

然而,事实的真相是,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共产专制就是共产专制,万变不离其宗,老虎不能扮猪。在这一点上,舒尔茨、伍弗维茨等美国高级官员早就看透了中国的本质。他们坚称,在亚洲,应当以日本,作为美国注意力的新焦点,而非中国。舒尔茨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我们相信民主国家最可能遵循公义、合理的政策,最能吻合区域及全球的未来前途。”他更强调,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摩擦无可避免,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制度之间有根本差异”。他们的清醒认识以及在政策层面的努力,稍稍降低了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犯的大错。

人权是美中外交中可以牺牲的部分吗?

人权成为美国政府外交政策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始于卡特时期。卡特却是在内政和外交上都乏善可陈的“失败总统”。孟慕捷指出,卡特政府的整体人权政策是出自两个发展汇流的结果。第一是一九七五年的赫尔辛基协议。该协议包含了尊重人权的条款,苏联和东欧各国都签署了这份文件。第二是国会的压力,比如国会要求国务院每年就那些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的人权状况提出报告。但是,中国并不在这两份名单上,似乎可以享受某种不接受任何外来批评的超然地位。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卡特本人的伪善与无能。孟慕捷直率地批评说:“即便卡特本人在全球各地力倡人权政策,但对中国对人权问题大致上不加闻问。”他将卡特对待苏联和中国人权问题时迥然不同的态度作了一番比较:谈到苏联异议人士,卡特一向直言无讳,满怀同情。卡特不惜让苏联官方震怒,亲笔写信给沙卡诺夫以示支持,也促成了被关押在狱中的夏兰斯基获得释放。但卡特及其阁员,却没有兴趣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有记者向他谈起邓小平对西单民主墙运动的镇压,以及被判处重刑的中国异议人士魏京生,卡特承认,他对此一无所知。

为什么美国对中国践踏人权的恶行总是网开一面呢?卡特政府提出的解释是:现在的中国比起文革来,情况大为好转。然而,用文革作为标尺,实在是自欺欺人。没有人会说,苏联目前的人权状况,比斯大林大清洗的时代好多了。更没有人会说,今天世界上任何一个专制国家,其专制程度都不及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在中国人权问题上的沉默,显示适配器特的人权政策只是选择性的适用,最终沦为世人笑柄。

六四屠杀之后,布什政府的一系列作为更是让人齿冷。屠杀之后的第二天清早,布什在度假地出门慢跑,记者拦住他追问对中国民众被军队屠杀有何看法,他居然斥退他们说:“别在我慢跑的时候烦我。”若是被问及对纳粹大屠杀有何看法,他绝对不敢如此轻率而冷酷地回答。难道中国人的生命抵不上犹太人的生命吗?这才是一种可恶的、隐蔽的种族主义思维。然后,在公开声明中,布什轻描淡写地对屠杀表示“遗憾”。布什政府一方面发布冻结美中高层官员交流的禁令,一方面派遣国家安全助理史考罗夫秘密访华。三年以后,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屠夫李鹏访问联合国,如愿以偿地与布什会面。两人合影时,李鹏笑容满面,孟慕捷评论说:“他和中国政府已经重拾面子,在原本摒弃他们的国际间,再次抬起头来。”

本书写到柯林顿时期就收笔了,二十一世纪以来美中关系的新变化未能着墨。作者若能写续集,这些内容或许在续集中可以读到。奥巴马政府将人权问题从两国关系的清单上不断后移,最终变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点缀。奥巴马访问中国时,丝毫不关心狱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命运。中国在经济层面的崛起,美国出了最大的力。美国一手培养起一个比当年的苏联更危险敌人,一个肆无忌惮地侵犯国内民众的人权和破坏国际秩序的国家,美国如何为自己解套呢?

美中夹缝中台湾的命运

探讨美中关系,当然离不开台湾问题。孟慕捷在书中提出两个值得深究的观点。第一,他将台湾的民主化进程放置在美中关系的大框架下考虑。里根上台之后,美国政府内亲台湾的力量一时高涨,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一度幻想,里根会不惜与中国断交,而重新恢复与台湾的邦交。但是,事实很清楚,尽管里根亲近台湾,他不可能违背美国的国家利益并翻转过去十多年美中关系的发展趋势。里根访问中国,让台湾的幻想破灭了。也许是穷则思变,蒋经国终于下令启动政治改革。孟慕捷评论说:“台湾还是挺了下来,在终于承认美国支持的限度之后,台湾进行改革,以因应新环境。一九八零年代后半期,台湾政府逐渐抛弃过去统治全中国大陆的主张。国民党高层亦逐步放松对台湾的威权统治,开始推动民主政府,俾能争取美国更加支持。里根访华之行,可能因教了台湾政府不要紧抱过去,而帮了台湾的忙。”由此可见,台湾的民主化,是岛内党外运动兴起、民众民主诉求升级和美国对中国及台湾外交政策的双重压力的结果。

第二,作者早在十多年前就清晰地指出,香港模式不适用与台湾。二零一四年年末,香港民众为了争取真普选,发起占领中环运动,挺身与北京政府抗争;而台湾在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九合一”选举中,国民党遭遇败退台湾之后最大的挫败,选民抛弃国民党,不是民进党有多么强大,而是大家都相信“选择国民党,台湾变香港”。港台两地的态势,证明了作者的先见之明。

书中记载了一个小小的花絮:一九八四年十二月,撒切尔夫人前往北京,签署《中英联合声明》。邓小平给她一个讯息,请她传递给里根。邓小平说,现在香港问题已经解决,我们为何不把“一国两制”这套模式,用在台湾身上?

不久,撒切尔夫人访问华盛顿,却没有向里根转告邓小平的建议。以撒切尔夫人之精明,她不会是忘记了邓小平郑重的请托,她隐而不说,显然是认为邓小平的这个信息根本就是无稽之谈。此后,中国驻美外交官询问华府是否从英方获知此一信息,华府一头雾水。

当该信息从其他渠道抵达之后,一群美国政界的亲中派力主邓小平对台湾提出“一国两制”方案很重要,值得美方好好考虑,季辛格就是主要的说客之一。但美国政府传话给中国,不参加台湾前途的谈判。里根政府虽然与北京改善关系,却没有兴趣以英国人的模式来决定台湾前途——台湾不是香港,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而台湾不是美国的殖民地。

在美中和美台关系上,美国政界始终存在两股力量。一种力量以信奉势力均衡、现实主义原则(即“梅特涅主义”)的季辛格为代表。季辛格虽然不是总统,在美中关系领域的影响力却超过任何一位总统,他的思想观念和合纵连横的谋略被两党所吸纳,他的门生故旧充斥美国的外交和国防领域。他认为牺牲台湾讨好中国是可行的,他为中共的六四屠杀辩护,他与当时还是中共党内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薄熙来“相见欢”。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国务院一直是季辛格的国务院。

另一股是反共、关心人权、同情台湾的力量,主要聚集于更能代表美国民意的国会,且以保守主义政治家里根为代表。两岸分治以来最亲近台湾的美国总统里根说过:“我很难相信,任何一位相信个人自由及自决权的美国人会袖手旁观,听任政府背弃一个盟友,而这个盟友惟一的‘罪愆’就是它是爱好自由的小国家。”当美中签署《八一七公报》时,里根口述了一份简洁的、只有一页备忘录,为该公报添加了但书:只要中国与台湾之间但兵力均势维持不动,美国就会限制对台军售。如果中国提升军事力量,美国会协助台湾对应提升,以保持均势。里根的美中政策和美台政策当然不是十全十美,但总体而言,优于此前此后的继任总统,但愿他的遗产被继承和发扬。

了解了美中和美台关系的来龙去脉之后,关心中国的民主转型和人权状况的人士,关心台湾的民主制度和国家安全的人士,可以竭尽所能地影响美国的决策层,运用民间团体、舆论、国会的力量,打破行政分支机构“密室政治”的传统。

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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