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1-28/29
今年11月22日，是当代著名思想史家林毓生先生（1934年8月7日-2022年11月22日）逝世两周年。
林毓生是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系教授。说起在中国大陆知识界的影响力，林毓生不亚于余英时。早在1986年，国内就把他原来用英文写的《中国意识的危机》翻译成中文出版，1988年又出版了他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那时中国知识界正兴起一股文化热，大家都热衷于讨论文化，尤其是热衷于中西文化的比较、传统与现代的比较；而这正好是林毓生著作的主题，林毓生著作的引入可谓适逢其时，立刻在大陆知识界激起了热烈的反应。林毓生对“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提出了严肃的批评，这对当时大陆的知识界颇有冲击力。因为在当时一般大陆知识人的心目中，五四是标杆，五四时期的代表人物都是文化英雄，他们的作用都是正面的，是应当充分肯定的。某些思想更自由化的知识分子，对陈独秀或有微词，对胡适还是很崇敬的。林毓生批评五四，对胡适也批评，其冲击力可想而知。在九十年代后期的中国大陆，自由主义亮出旗号浮出水面，尔后又有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还有新保守主义，其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林毓生思想的影响。
我在国内时就读过林毓生的几本书，包括那本《思想与人物》；来到海外后，有较多的机会和林毓生交往。我们一起出席研讨会，互相赠书，打电话聊天，还有书信来往。在2019年出版的《中国激进思潮的起源与后果》一书里，林毓生收进了他和我“关于哈耶克、胡适与思想先行”的通信。
林毓生很幸运。在求学之路上，他遇到了两位良师。一位是殷海光，一位是哈耶克。林毓生受殷海光影响很大，从人品人格到思想取向。有件事给我印象很深。殷海光在台大开设了一门逻辑课，引述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逻辑经验主义。林毓生读的是历史系，可是他却选修了殷海光的逻辑课。林毓生后来回忆说，殷先生的逻辑课是一把利器，使他的头脑不受专制散布的愚昧与虚伪所蒙骗。这使我想起当年，我之所以能比一般同时代人更早的走出中共意识形态的牢笼，就是因为自学了若干逻辑的和语言的分析方法。这真是不约而同，不谋而合。
林毓生是哈耶克的关门弟子。林毓生到芝加哥大学深造，在完成了博士课程、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之后，一度陷入迷茫，不知道如何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哈耶克现身说法，告诉林毓生，他四十余年的研究著述，都直接或间接的和他自己的个人关怀相关。受此启发，林毓生确定了把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并由此确定了他毕生的学术志向。
在漫长的求学与治学之路上，林毓生始终坚持热烈的道德关怀与冷静的思考研究。1998年，上海出版了一部林毓生的文集，书名就叫《热烈与冷静》。关于这本书的出版，上海学者朱学勤给我们讲过一段有趣的故事。为了出版这本文集，朱学勤和林毓生切磋文章的取舍，同时约定由林毓生自己写一篇序言，序言的标题就可以做书名。后来，林毓生给朱学勤发去了他写的序言，标题是“试图贯通于热烈与冷静之间——略述我的治学缘起”。朱学勤在电话里对林毓生说，可否把“试图贯通于”这五个字拿掉？以便照顾大陆读者的阅读习惯。林毓生思考后说，“那样一来岂不是太狂妄了？贯通于热烈与冷静之间，是我追求的境界，不能说已经达到了这一境界。”最后出版社还是把书名写成《热烈与冷静》，倒是好念好记了，可是林毓生那股子严谨的书生气没有了。
林毓生以严谨、一丝不苟著称，但也很风趣。他给我讲过一段故事：当年他未来的岳父曾经告诫女儿，三种人不要嫁，不要嫁山东人，不要嫁文科生，不要嫁戴眼镜的。但林毓生三位一体，既是山东人（林毓生生于辽宁沈阳，祖籍山东），又是文科生，而且还戴眼镜。——我现在还记得他讲这话时那顽皮的笑容。
林毓生不是那种笔头快、产量高的学者。林毓生提倡做学问要“比慢”。他甚至说，我这辈子就写了两篇论文，《二十世纪中国激进化反传统思潮、中式马列主义与毛泽东的乌托邦主义》和《反思儒家传统乌托邦主义》。以赛亚.伯林讲过一个有名的比喻：“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刺猬知道一件大事”，说有的思想家兴趣广泛，研究很多问题，属于狐狸型；有的人一辈子专注研究一个大问题，属于刺猬型。按照这种分类，林毓生属于刺猬型。他毕生就研究一个大问题，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命运。为什么在中国实现自由主义这么艰难？探究自由主义在中国失败的历史原因，思考中国未来发展自由主义的可能性。我必须说，林毓生研究的这个大问题，不只是他个人选择的大问题，而且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提出的大问题。林毓生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在林毓生提出的各种观点和概念中，大概要以“创造性转化”这个概念引起的关注和讨论为最多。林毓生反对五四以来的全盘反传统主义，也反对“发扬固有文化”一类文化保守主义。他强调，“创造性转化”这个概念，一方面是重视与传统的连续性而不是全盘断裂，一方面是在连续中要有转化，在转化中产生新的东西。像我这一代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者是很容易和林毓生起共鸣的，因为我们自己的精神历程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林毓生对苏晓康讲过一句话。他说：“我跟余英时说，共产党弄到今天这步田地还不垮台，那么我读过的所有的书都算白读了！余先生说他同意我这个看法！”苏晓康写道：“作为一个思想史家，他是带着对中国的失望，可能还有愤怒而离开的，另一位思想史家余英时教授，我猜也是如此。他们这一代学人，一生以破解中国近现代落后、激进，坠入超常集权以及其解道为志业，最后看到的是一个最坏的中国，其悲凉痛苦可想而知。”
林毓生、余英时他们这一代学人是如此，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而且更有过之。在艰难奋斗了四十多年后，今天的中国竟然比当年离自由主义还更远。
这就不能不回到八九，回到“六四”。一场最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在最可能赢得胜利的时候遭遇到最惨重的失败。早在89年9月，林毓生在接受采访时，引用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意图伦理和责任伦理概念，指出，基于革命的浪漫主义加上中国传统的“内在超越”精神，使得一些激进的民运领袖拒绝妥协。他们一味地强调自己的良好的主观意图，不顾及自己主张和行为的客观后果。他们只有意图伦理的概念，没有责任伦理的概念，以至于在民运遭到失败后都拒绝承认自己在其中负有责任。我要强调的是，我们做的事是对的，但是我们遭到的严重挫败表明，我们没有把对的事做对。如果在“六四”35年后的今天，我们都还不能找出当初的失策之处和谋得今后的改进之道，那就是辜负了35年的光阴。
林毓生赞同韦伯提出的“历史扳道工”的比喻。如果把人类历史比作铁轨，文化或观念就好比铁轨分叉点上的扳道工，他们可以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
对思想者的最好纪念，莫过于重温他的思想。林毓生毕生致力于思考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命运。我们必须继承他给我们留下的巨大遗产。
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