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舆论对改革和“戈尔巴乔夫因素”的看法（1985一1991年）
（俄罗斯）奥•兹德拉沃梅斯洛娃
把社会舆论调查和传媒的反应看做社会变化的晴雨表，密切关注晴雨表的读数——这是欧洲人和美国人政治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习惯。因此，当1985年春天苏联宣布改革方针之后，对我国事件的理解立即成为社会舆论定期调查的主题和西欧与美国大众传媒的经常性话题。这里的一个中心问题是，社会舆论对1980年代中到1990年代初事件中“戈尔巴乔夫因素”的理解。
西欧人眼中的苏联形象和对戈尔巴乔夫的理解
由美国新闻署、盖洛普民意测验所和欧洲晴雨表进行的社会舆论调查包含有令人难忘的信息: 西欧四个主要国家(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欧洲人，对苏联的理解在长达35年(1954一1989年)时间内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为欧洲人对改革和戈尔巴乔夫的态度的形成提供了背景。
变化最显著的是联邦德国，在1954一1964年期间西德对苏联的看法很不好(在“理解轴”上为–60)。这一看法在随后的10年中比较稳定，1981年急剧恶化(–69)，而到1989年对苏联的态度达到了一个高点(+34)。
英国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对苏联的消极理解(“抗拒”值:1954年为–40，1982年为–55)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后发生了相反的变化(1985年为+19)，1989年达到峰值(+39)。
意大利对苏联的态度总的来说是消极的(1958年为–60，1982年为–55)。然而到1980年代后5年这种态度变得比不久之前要好(1987年为–11)。
所有这些意味着，从1985年起，欧洲人对苏联的态度在经受了冷战时期的狂热和危机之后逐渐好转。1982年，上述四个西欧国家64%的受访者都认为，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行动是在制造战争危险，而在1989年发生了相反的变化: 69%的受访者认为，苏联的政策有利于保持和平。
从民意测验来看，1987年，当苏联的改革加快速度后，在西欧人中占上风的是对苏联国际政策的积极评价(36%)，但有21%的回答者作了消极的评价，有29%的人选择了“不知道”的答案。评价最高的是意大利人(积极占48%，消极占18%)，希腊人(积极占45%，消极占12%)，西德人(积极占45%，消极占18%)，英国人(积极占43%，消极占28%)。评价最低的是瑞典人(消极占42%，积极占22%)。法国人在回答“不知道”者数量远远领先(占48%)的情况下，消极评价(24%)超过了积极评价(18%)。
在这一背景下，关于苏联对内政策首先是人权领域的改革的社会舆论调查的结果显示了鲜明的反差。1987年只有25%的回答者表示赞成这一政策，46%的人表示谴责，20%的人回答“不知道”。批评最为激烈的是瑞典人(将近80%的人谴责苏联在人权领域的政策)，紧随其后的是法国人(消极评价占58%)，英国人(消极评价占55%)和西德人(消极评价占53%)。希腊和意大利是两个对苏联在人权领域的政策的积极评价(希腊为50%，意大利为38%)超过消极评价(希腊为18%，意大利为25%)的国家。
1987年对苏联是否正在发生实际变化这一问题作出“是”的回答时，最坚定的是西德人(60%)，最不坚定的是英国人(5%)。法国人作出肯定回答的占28%，意大利人为25%。
这表明，在1980年代后5年，西欧社会舆论对苏联政策所持的立场远不是一样的。如果说对苏联国际政策的评价总的来看是谨慎的，但变得越来越好，那么苏联的对内政策则在西欧引起了极大的怀疑和不信任: 这里的障碍仍然是人权问题。
对苏联看法最好的是联邦德国，法国人则是持批评和不信任态度。尽管发生了极其重要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在1980年代后5年有积极的进展，西欧社会舆论通过在冷战时期形成的定式，仍然把苏联看作一个陌生和危险的国家。
在这种背景下，戈尔巴乔夫相当迅速地赢得了西欧社会舆论的好感，他们对苏联新领导人作出热情洋溢的评价。戈尔巴乔夫“理解轴”在西德、意大利和英国起自+68，在法国起自+45。直到1990年4月，这位苏联领导人的威望一直在增长(平均为+77)。1989年的报刊上写道: “法国人扮演着怀疑论者的角色”，但同时又指出，他们与西德人在对戈尔巴乔夫的看法上的区别是“喜爱”与“喜欢”的区别。至于说德国人，对于他们来说，正像报刊上那时所说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成了希望和变化的魔幻般象征”。
值得注意的是，欧洲社会舆论对戈尔巴乔夫个人对国际政治的贡献的评价远远高于对这一时期苏联政策的评价: 1987年，57%的西欧人对戈尔巴乔夫个人的贡献给予积极评价，给予消极评价的占9%，回答“不知道”的占21%(与此同时，只有36%的受访者对苏联的国际政策给予积极的评价)。
在法国，对戈尔巴乔夫看好的指数达到了66%的高点，而在其他三个西欧国家这个指数达到80%。人们有一种感觉，各国在“进行竞赛”，看哪个国家对苏联领导人的态度更热情更友好。
显然，自1950年代末起，在改革时期第一次出现了西欧社会舆论积极理解苏联的趋势——摧毁冷战定式的趋势。“戈尔巴乔夫因素”在这一过程中是至关重要的。此外，苏联领导人的个人威望在欧洲社会舆论看来大于和高于同时期整个苏联政策的威望。
欧美人对戈尔巴乔夫评价的异同
美国盖洛普民意测验所调查的结果表明，在改革时期戈尔巴乔夫的威望不断增长，而欧美社会舆论对他的看法越来越好。
美国人对苏联、俄罗斯领导人的看法(%)
*戈尔巴乔夫
1987年: 好的40，不好的38，没有看法22
1988年: 好的56，不好的30，没有看法14
1989年: 好的67，不好的25，没有看法8
1990年: 好的68，不好的21，没有看法11
*叶利钦
1994年: 好的68，不好的18，没有看法14
1995年: 好的31，不好的44，没有看法25
1998年: 好的47，不好的35，没有看法18
*普京
2001年: 好的43，不好的14，没有看法43
2002年: 好的41，不好的18，没有看法41
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不久，美国进行的社会舆论调查结果表明，美国人对他的良好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把他看作新型的苏联领导人。例如，1985年4月对于哈里斯事务所提出的问题: “您是否认为戈尔巴乔夫比前几任苏联领导人现实、有学问和有魅力？”——60%的受访者作了肯定的回答。美国人认为，苏联新领导人与前几任苏联领导人品质上的不同首先是“精力充沛和反应敏捷”(81%)、“现实”(74%)、“有魅力”(62%)。这种新鲜和与众不同的印象在整个改革时期始终影响着美国人对苏联领导人的看法。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对戈尔巴乔夫的信任或不信任问题。1985年对于“您是否认为戈尔巴乔夫比苏联其他领导人值得信任？”对这一问题作出肯定回答的只有28%的人，而否定的占63%。但在哈里斯事务所进行的民意测验中，四年中美国人对戈尔巴乔夫的信任度大大提高了(从1985年的28%提高到1989年的51%)。同时，不信任他、认为他只是敌国一位领导人的比例仍为数不少(46%)——这显示出美国社会舆论持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西欧社会舆论则比较一致地认为戈尔巴乔夫与前几任苏联领导人根本不同。
美国和西欧人对戈尔巴乔夫的信任率(%)
美国人对“您是否认为戈尔巴乔夫比其他(苏联)俄罗斯领导人值得信任”这一问题的回答情况
美国，1985年4月，是: 27，否: 57，不确定: 16
美国，1985年9月，是: 28，否: 63，不确定: 9
美国，1989年8月，是: 51，否: 46，不确定: 3
西欧，1989一1990年，是: 77，(一些国家达到80%)
美国社会舆论同西欧一样，展示了对于美国和苏联削减军备谈判的极高支持率。然而1987年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美国人认为这主要是里根的功绩: 58%的受访者认为里根为保障和平的贡献多，而19%的人认为戈尔巴乔夫在这方面也有很大的功绩。
同样是在1987年，法国27%、联邦德国45%、意大利64%、英国60%的受访者对苏联争取和平和裁军的努力给予了积极评价。对于“美国还是苏联或是两个超级大国共同为达到这些目标做的事多？”这一问题的回答情况如下:
*认为美国做的事多: 法国17%、联邦德国12%、意大利8%、英国12%；
*认为苏联做的事多: 法国17%、联邦德国28%、意大利32%、英国40%；
*认为两个超级大国取得了同等的成绩: 法国55%、联邦德国58%、意大利55%、英国34%。
美国人和西欧人的看法的区别显而易见: 西欧四国(除法国以外)多数人认为，苏联为裁军和和平做的事比美国多；第二，四国大多数人认为，两个超级大国为减少军备和保障和平作出了同等的努力；第三，长期的美苏对抗和竞争思想对美国人的立场有明显的影响——这表现在对戈尔巴乔夫的支持率上，使得这一指数在美国没有西欧高。
对旨在使苏联社会民主化的改革政策的评价表明，美国和西欧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相当大的意见分歧。
美国人对“您是否认为戈尔巴乔夫所进行的改革措施能够实现？”这一问题的回答和西欧国家对“苏联在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是否发生了现实的民主变化？”这一问题的回答结果(%):
*我认为完全可能(美国)发生了现实的民主变化(西欧)
美国，1988年6月: 18；1989年12月，21；1990年9月: 25。
西欧，1987年(平均值): 32，联邦德国: 60，英国: 15，法国: 28，意大利: 25
*我认为比较可能(美国)
1988年6月: 60，1989年12月: 60，1990年9月: 56
*我认为不大可能(美国)
1988年6月: 16，1989年12月: 14，1990年9月: 11
*我认为完全不可能(美国)
1988年6月: 6，1989年12月: 5，1990年9月: 8
与西欧一样，美国的社会舆论认为人权是苏联对内政策的软肋。与西欧人不同，美国人常常谈论的不是这一方面“苏联的政策”，而是“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例如，20%的美国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维护人权的领袖之一。
美国社会舆论的变化过程表明，戈尔巴乔夫迅速扭转了对苏联(俄罗斯)领导人习以为常的不信任，大大改善了苏联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从1987年到1989年，对苏联怀有好感的美国人从25%增加到62%。两年的变化速度与联邦德国大致相同，比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快。同时，美国人比西欧人更多地把苏联的政策和戈尔巴乔夫个人看做一个统一的整体。对戈尔巴乔夫和对“戈尔巴乔夫的政策”的看法指数相近说明了这一点。这证明了美国人的社会舆论更注重意识形态，也证明了其固有的把人和政治家混为一谈的倾向。
“有他，许多东西都可以改变”
从改革一开始，西方社会舆论就在考虑一个问题: 一个在70年里一直被看做陌生的和充满敌意的社会制度是否真的能发生变化？有大量的事实表明，戈尔巴乔夫个人被西欧社会舆论看做苏联和苏联所推行的国际政策发生变化的主要推动力量。这种倾向在西欧报刊上有表现，这些报刊反映和培育了社会情绪。
同时，西欧早于美国感到戈尔巴乔夫是一位从苏联官僚精英中脱颖而出的新型领导人。记者们以各种方式谈论苏联知识分子是改革的“支撑结构”。实质上这里说的是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孩子”——1960年代知识分子——这一代人虽然为时过晚但终于掌握了政权。
通过斯大林一代与后斯大林一代在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的“决战”前夕的对抗，西方社会舆论感受到了苏联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冲突。“改革的方针岌岌可危。权力之争正在变成关于独裁者斯大林的历史评价之争。如果斯大林的阴影被驱赶到角落中——戈尔巴乔夫就胜利了。如果早已死去的独裁者从过去的黑暗中重新站起——对可能的改革的一切希望都将破灭。”
西欧报刊上的文章的特点在于，这些文章总是强调戈尔巴乔夫的坚定信念、明确目的和个人勇气在改革政策的转折关头的作用。
1987年: “戈尔巴乔夫依依靠知识分子和他想要使其民主化的那个党的所有自觉党员的支持，不断积累小的胜利，这当然是艰难的。”
1988年: “戈尔巴乔夫日复一日地告诉他的交谈者，‘革命’开始了，这一革命是不可避免和必不可少的，将会遇到种种困难，但革命终将胜利，因为这是历史的需要……他拥有对对手的巨大优势: 他知道向何处去”。
对于戈尔巴乔夫抛弃传统意识形态的对外政策的意图，欧洲人不是一下子就相信的，但在听了他1988年12月在联合国的讲话后受到了震动: “除了裁军建议以及第一次引起国外注意的关于人权问题的主张，他的讲话还涉及到迄今为止只有知识分子经过探索略有了解的领域: 戈尔巴乔夫比所有苏联先进思想家都更直言不讳地对对外政策和国际政策的阶级性学说提出了疑问，并且强调十月革命理想的相对性。”
1990年: “戈尔巴乔夫抛弃了苏共对权力的垄断，并得到了在克里姆林宫召开的中央全会对此的认可……强制的、令人压抑的准则终于由于戈尔巴乔夫的勇敢而‘在事实上’被废除……这是真正的、意想不到的和史无前例的民主革命。”
从改革一开始并且随着对变革反抗的增长，欧洲大众传媒公开谈论戈尔巴乔夫与“制度”的对立。
联邦德国《法兰克福汇报》1988年4月12日的文章说：
从1985年3月11日起，新任苏共总书记为自己设想了太多的敌人，以防止他们给予自己背信弃义的打击——不管是克格勃的人、安德罗波夫式的专家治国论者还是老勃列日涅夫近卫军恐龙。” “这一次认真进行的并为苏联居民所真正接收的关于斯大林主义的讨论有可能冲毁大坝。莫斯科一家发行量达百万份的大报称戈尔巴乔夫改革(其核心思想是开发过去)是‘阶级背叛’和‘放弃社会主义’。”
对于欧洲人来说，谁——“英雄”还是“制度”——会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证明是苏联公民对赖莎•戈尔巴乔娃的态度。
1988年: “莫斯科的风暴: 官僚对戈尔巴乔夫的头几次攻击瞄准的首先是他的夫人的魅力。她的微笑和文雅成了苏联领导人新的风格的化身。机智、活泼的赖莎•戈尔巴乔娃出色地体现了她的丈夫试图在苏联实现的革新……在她之前没有一位苏联第一夫人试图吸引别人的注意。她的西方式风格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好奇。这就是选中赖莎作为攻击的靶子、以便削弱她丈夫的地位的原因。”
1988一1989年西方大众传媒一直在追踪改革的戏剧性突变，描述戈尔巴乔夫与“有组织的种种形式的反对派”的斗争。反对派或是打着保卫历史成果的旗号，或是鼓吹“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模式危险”的思想，或是以公开和隐蔽的个人对抗形式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方针(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晚些时候，欧洲舆论才不太情愿地开始关注反对戈尔巴乔夫及其方针的另一条战线——“以新西方的名义”活动并“追求新哲学最高表达者称号”的苏联自由派)。
在改革的最后几年，欧洲报刊的注意力集中在苏联的经济困难上，在它们看来，这些困难是“制度”成功反抗的一部分并使欧洲社会舆论对戈尔巴乔夫的地位和他所倡导的变革产生了疑虑。然而，这对欧洲社会舆论对戈尔巴乔夫的态度并未产生多大的影响。如果说1990年4月他的支持率达到了最高点(联邦德国85%，意大利80%，英国77%，法国68%)，那么到夏初，这一支持率在这四个国家都有所降低，但仍然处于高点(联邦德国75%，意大利70%，英国75%，法国62%)。这再一次证实了自改革开始后在社会舆论调查中出现的趋势: 戈尔巴乔夫被欧洲人首先看做是一个震惊了他们想像力的人。
2001年8月，即在八月叛乱十周年前夕，英国《卫报》写道: “戈尔巴乔夫在六年半中一直是新闻的主角，一开始是令人好奇的神秘人物，后来当他的公开性和改革实行后，他被看成是一位成功的改革者。‘国外戈尔巴乔夫热’征服了大众传媒。”自从改革开始后的20年中，西方社会舆论始终把戈尔巴乔夫看做是一位不能仅仅用政治尺度衡量其影响范围的人物。
(原载《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20年后的评说》。有删节)
荀路 2024年1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