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在 70 年代开始参与政治运动和社会抗争，是一种出于改变社会不公的愿望，争取民主自由、实现社会主义，从没放弃。一路走来近50年，黑发变白头，长毛成短毛，自由人沦为阶下囚，我都是秉持这个理念行事。无论是一介草民还是立法会议员，我都是当仁不让，透过制度内外各种抗争，由示威游行、议会拉布、司法抗争，到五区总辞变相公投等，争取政制民主和社会公义。
我就任立法会议员时，已经多次反对政府的《财政预算案》，抗议政府重富轻贫，贱视贫苦大众，尤其在财政充裕，社会日渐高龄化时，拒绝在《预算案》中拨款设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我未能推动政府改革，辜负全港 160 多万长者，一直深以为憾！
我参与 35+初选计划，就是因为多年切身体验，明白必须在立法会中与志同道合者取得过半数议席，才能有足够压力令政府推行惠及民生的社会政策。“五大诉求”中的实行行政长官及立法会双普选，更是多年身体力行的目标；正如我所属的组织社会民主连线在 2020 年 6 月的《决议文》所言：“我们不必寄望议会过半就能翻天覆地，亦不要因未能过半而感到灰心绝望”，无论是“35+”还是“35-”，最重要是持续弘扬抗争不息的精神，争取香港人最大的动员，共同改变不公不义的社会现状。
我现在知悉法庭判我有罪的理由，我当初认为立法会议员否决《预算案》乃属《基本法》早已订明的宪制权力，《基本法》亦有处理“宪制危机”的程序，让行政长官、政府官员和立法会议员一齐面对选民压力，彼此作出适当的举措和互动解决争议。行政长官面临下台的宪制危机，必须经历两次立法会选举的民意授权，缺一不可！既然否决《预算案》有全体人民授意，行政长官为何不在立法会首度否决时顺应民意，推行改革？若行政长官执迷不悟，仍然需要多一次人民授权，才会面对下台困局。因此，议员两次行使否决权是民意依归，只是彰显200万游行市民民意，顺从60万初选投票者民愿。
“权力归于人民”是我终生信守的理念，从政的基础，更是《中国宪法》对人民的庄严承诺！今天我虽然成为阶下囚，但我毋怨。我坚信人民大于国家，人权高于政权，惟愿港人莫失莫忘，争取民主，守护公义！
梁国雄
二零二四年七月十五日
来源：集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