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联合早报》王舒杨女士《回不去的欧洲》
10月6日《联合早报》刊发早报影音群主任王舒杨女士的文章《回不去的欧洲》。文中王女士谈到，德国慕尼黑机场工作人员态度生硬、服务不佳，原因是人力短缺。王女士还说，德国等欧洲各发达国家都面临劳动力短缺、罢工频繁、劳动力成本上升、无论当地民众还是旅行者都生活不便等情况。
王女士所说的这些，确实是德国在内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现实。笔者多年以来在东欧和德国生活，对于欧洲人的生活状态，也有很直观的了解。
相对于中国人的忙碌，欧洲人的生活显然比较悠闲。在每天早上，当中国到处是一边吃早点充饥、一边赶路上班的人流涌动时，德国人往往在咖啡馆慢慢品咖啡。欧洲人基本也都会在工作日下午五点下班、每周休息两到四天，鲜有中国的“996（早九点工作到晚九点，每周六天）”。
在中国，有钱有闲的阶级人数虽不少，但占总人口的比例有限，主要是体制内人士、权贵阶层、富商家庭、高级白领和技术蓝领。而在欧洲，普通的白领、蓝领、农民、个体户，也都能悠闲自在的生活，工作和生活都节奏缓慢、随性自然，时常全家旅行度假。
但这些劳动者享受充分休息同时，也确实为劳动者在内国民及外来旅行者带来不少不便。在德国，每个周日及节假日，不仅政府和企业休息，几乎所有超市、餐厅、杂货店，都关门歇业。周六也会有大部分关闭。笔者也在德国亲历一些罢工，个人出行也受到影响。
笔者早年在中国大陆生活，后来去香港、东欧、德国旅行和生活。在中国大陆时，无论超市购物，还是去维修店修理物品、去打印店印刷文件，一周七天往往都方便无阻。到了香港，才发现许多店铺周末是关闭的，到工作日才能服务。而到了德国，发现各行业闭店的时间更长、频率更高了。一些机构甚至周五都不办公，很多重要的事要等到下周一才能办。
另外，在德国等地人工往往既慢又贵，如开锁价格昂贵、配眼镜配钥匙之类需要等两个星期。而在中国，人工费用往往只有十几分之一，配眼镜配钥匙立等可取。
笔者一开始是不习惯的，认为这耽误了很多事、影响了我“正常”生活。但笔者逐渐明白了，以前我在中国大陆的“方便”、“舒适”，是以劳动者极廉价出卖劳动力、牺牲休息时间、放弃部分个人生活为代价，所享受到的。笔者自己在一些购物和享受服务时，如订外卖、请维修工、在路边摊购物，是相对舒服和便利了，但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这些劳动者付出更多、收获更少。自己的“正常”生活，其实是某种不应该的“特权”，是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
而中国劳动者之所以愿意提供廉价劳动和超额服务，在于中国整体仍然贫穷、社会福利水平低下、劳动者权利和民权保障缺失。中下层民众在物质匮乏、没有有力福利兜底教育医疗、无法通过合法途径捍卫权利情况下，只好贱卖劳动力、拼命劳作挣辛苦钱，来维持温饱、抚养子女、赡养老人、应对自己和家人得病等急需用钱情况。而劳动者应有的福利待遇、休息休假权、过舒适生活的权利，就顾不上了。中国贫穷又缺乏安全感的人非常多，相互的竞争和“内卷”，让劳动力更廉价、劳动者议价权更小、更易被买方予取予求。中国工人罢工等方式抗争，不仅不受法律保护，政府还会动用国家机器和资本家一起压制罢工。按照中国学者秦晖的理论，这种情况可被称为“低人权优势”。
而德国等西方国家，人们生活本就富裕，社会保障健全，上学、看病、养老，都有优厚保障，而不需要个人出全力供应。房价/房租和收入的比例也远没中国这样悬殊。发达国家失业者往往还有救济金，不工作也能勉强度日。人们没有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也就没有拼命工作的动力。许多人宁愿收入少一些，也更想享受生活、多些休息。而人权与劳工权利健全下，劳动者对工资和待遇不满意，也可轻易罢工、不惜让交通停摆、秩序混乱。这也就带来劳动力不足、服务不周、罢工频繁、社会动荡等情况。这又可对称的称为“高人权劣势”。
“低人权”换来的“优势”，利于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尤其利于有钱有闲的上流阶级和“体制内”，代价则是劳动者的权利和收益受损；而“高人权”催生的“劣势”/弊端，有损消费者的利益，让国民和外来旅客不够舒适，但保障了劳动者权利，中下阶层也能享受阳光沙滩的休闲。
而劳动者自身，往往也兼有生产者/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身份，也同时受到正负影响。例如德国超市收银员在周末可以好好休息，但也会因铁路罢工耽误假期行程、因水管工的人工费涨价而付更多维修费。而一个中国“富士康”工人，收入虽然偏低、劳动保障不足，但也可以在附近“城中村”吃便宜的饭菜、享受廉价的理发服务。
总之，无论中国的低工资、低福利、需要繁忙工作，却带来廉价和更多便利的模式，还是德国等发达经济体高收入、保障健全、工作轻松，但影响劳动效率和服务对象舒适度、物价和消费者成本更高的模式，都各有利弊。只看到和只强调一面，都是片面的。而两种模式若都向各自特性的极端方向发展，也都会损害所在国家的经济、有害于国民生活的富足舒适。如欧洲债务危机，中国的内需低迷、“996”过劳、多数农民仍然贫困而无钱看病、晚景凄凉，都是其模式损害经济民生的例子。
想要经济可持续发展、国民生活的富足舒适既实现又长久，就要对这两种模式加以矫正、中和，兼顾效率和公平、兼顾生产者/服务者和消费者权利、兼顾个体得失与社会整体利弊，以“折中主义”方式处理和调节。例如对于福利保障，既不能太少而让人生活捉襟见肘、贫病交加、不得不贱卖劳动力讨生活，也不能过多而让人不思进取、宁可做懒人也不工作。
以上只是简单举例。具体如何折中、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是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本文难以简单说清，在此就不展开了。但简而言之，人们应有更多对他人的同理心、对弱者的同情。
如笔者从中国大陆到境外，一开始不习惯各店铺周末关门的不便，但仔细思考，明白那些服务者也是与自己同样有权利和自由、同样需要休息和娱乐的人，越发理解他人休假的必要性。而对辛苦劳作而收入微薄的中下层劳动者，则在同理心外还要更多些同情，懂得他们的不易同时，又明白他们与达官显贵、社会名流，应有同样的尊严、基本权利、基础保障。这样才能体察大众的疾苦，更客观公允的看待和评价与劳动者相关的问题、提出根本性和较公平的解决方案。
正如王女士所说的，一些人生活的优雅，是背后许多人勤劳的双手在维持，是与享受其劳动成果的人生活方式不同的人的付出。所以，每个人都应珍惜劳动者的付出、尊重劳动者及其贡献，并共同思考和实践欧洲、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不同行业和阶层的人们和谐平等相处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