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先生的“苏共末日：尚有一人是‘男儿’”一文（《经济观察报》3月23日），介绍了苏共瓦解之际，唯一挺身站出来捍卫苏共的罗伊·亚历山大罗维奇·麦德维杰夫的掌故。读后方知，当8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暂停苏共活动”时，只有麦德维杰夫一人起来发言，对“禁共令”表示坚决反对，指出这违反了公民思想自由、结社自由的宪法原则，将成为历史之耻。
耐人寻味的是，此时的麦德维杰夫，刚刚被恢复党籍一年。此前的1969年，身为历史学家的麦德维杰夫因在西方出版著作而被开除党籍，而后又被解除公职。到了戈尔巴乔夫执政后，他才重新可以在苏联报刊公开发表文章。在苏共成为过街老鼠、备受唾弃的巨变时刻，被开除党籍二十余年、最有资格仇共的麦德维杰夫，却能从权利与自由的角度出发，反对“禁共”，实在难能可贵。
麦德维杰夫是一位极为高产的历史学家。他的著作，迻译为中文的就达十余种，内容主要集中于苏联当代历史、政治人物的研究。笔者恰好手头有其中的几本。借读秦晖先生此文之际，重温了几本中的《布哈林的最后岁月》一书，写成小文，聊附骥尾，以期增加对“末日男儿”其人其文的了解。
致命的掌声
《布哈林的最后岁月》于1980年在纽约的伦敦诺顿公司出版，此时，苏联官方不但还没有给布哈林平反，连布哈林的名字都是禁忌。在当时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和《苏联历史百科全书》中，对布哈林只字不提，仿佛这个昔日列宁的亲密战友、布尔什维克最优秀的领导人和理论家不曾存在一般。
不过，对于布哈林的研究，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方就逐渐升温，出现了一些有深度的专著和论文，麦德维杰夫对这些研究成果自然很熟悉，在本书的前言中多有叙述。对于自己这本记录布哈林生命的最后年代中所发生之事的书，麦氏很自信，认为主要内容与细节材料都是国外研究者闻所未闻的。
斯大林为什么要杀害布哈林？换句话说，对他来说，布哈林为什么必须死？在那些堂皇的官方说法已经变得无稽之后，这个问题仍然待解。连布哈林本人至死都不明白，斯大林为什么非得要自己的命。在布哈林给斯大林的最后一封信中，他开头的第一句话便是：“柯巴（布哈林一贯对斯大林使用的昵称），你为什么非要我死不可呢？”真相或许永远藏在独裁者幽暗的内心世界，所谓答案，只能是一堆猜测而已。
写有《先知三部曲》的历史学家、记者艾萨克·多伊彻在所著《斯大林政治传记》一书中，认为斯大林所以对布尔什维克老战士大开杀戒，是因为三十年代末期，面对希特勒日益明显的威胁，他担心一旦战争爆发，那些过去反对过自己的老布尔什维克会乘机夺权，因此提早动手以绝后患。麦德维杰夫的观点不同，尽管他没有明确指出斯大林杀害布哈林的动机，但他使用的材料，都清晰地指向一个逻辑：变态的嫉妒心理，导致斯大林必欲除布哈林而后快。
在苏共党员心目中，布哈林是一个百科全书般博学且极具性格魅力的领导者，在党内享有崇高声望。这种声望，在他与斯大林因经济政策上的分歧而被打上“右倾主义分子”、被赶出政治局之后，并没有受到影响。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布哈林才华出众，堪称“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的典范。政治上失势后，他主持国民经济委员会计划研究部门的工作，后又出任《消息报》主编一职。在每个位置上，布哈林都光芒四射。他推动的苏联科学研究计划对苏联现代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消息报》在他接手之后，报纸的质量很快提升，人气大旺。他本人更是笔不停挥，勤奋写作，论题涉及哲学、科学、文学等广阔领域。麦德维杰夫对布哈林的才华与个性不惜浓墨重彩，极尽褒扬。通过多人之口，麦德维杰夫笔下的布哈林的形象是：气质文雅，有胆略，有高度的原则性，心地善良，富有人道主义，热情，谦逊，平易近人。似乎在麦氏看来，布哈林几乎就是人类最好德行的集合体。
在努力发光发热的同时，布哈林不遗余力地向斯大林输诚，表示臣服。1930年代初，由于强制性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仍在推行，造成严重的饥荒，在苏共党内，反对斯大林的声音开始出现，其中包括布哈林思想与理论的追随者。但是，作为当初反对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经济学家和党内德高望重之士，此时的布哈林，不但没有站出来批评斯大林，还拒绝了反对派要见他，以从他那里寻求启示和支持的要求。更有甚者，在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不但批评了反对派，还主动自我检讨，认为自己应该为1928—1929年间党内出现的“右倾”反对派负责，因为是他为反对派提供了理论基础。他要求取消反对派，以加强团结。在不吝自污的同时，布哈林对斯大林做了热情的讴歌。
麦德维杰夫认为，布哈林的上述讲话很难说是真诚的。他认为，一个人有时候昧着良心说话是必要的，而布哈林之所以言不由衷，并非为了谋取私利，是为了“帮助党”。也许是布哈林的命运太过于悲剧性，也或许因为麦氏对布哈林崇敬之心太盛，《布哈林的最后岁月》中，流溢着对布哈林充满同情的理解。
然而，无论布哈林如何努力，都阻止不了毁灭之神的脚步。在1934年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布哈林做了题为《论苏联的诗歌、诗学和诗歌创作问题》的报告，报告做完后，全场掌声雷动，与会者起立欢呼，高喊“乌拉”，似乎永无止息。此时的布哈林站立在讲台上，脸色苍白，神情迷茫，看上去吓得要死。他回到主席团自己的座位后，悄声对一两个朋友说：“你们知道刚才你们都做了什么？你们是在签署我的死亡证书。”
在知识分子与青年人中，布哈林仍然那么受欢迎，那么受爱戴，仍然是个明星式的人物。要知道，这是一个在政治上已经匍匐倒地、没有权力保驾的人，因此这种欢迎与爱戴，一定是发自内心的。而自己的光芒如此耀眼，以至于心生恐惧，说出上述一番话来，说明布哈林对独裁者的心理了若指掌。
麦氏在书中还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当时苏联的新闻机构曾发出过秘密指令，在刊登斯大林照片时，修描师要把他的前额增高一两厘米，因为高前额一直被看作聪明的标志，而不够高的斯大林因此产生了妒忌之心。看似强大的独裁者，心里却装着这样的弯弯绕，委实令人吃惊。
一个没有布哈林的世界，将不会有人来分享荣耀，分享崇拜，对于斯大林来说，这样的世界也许才是一个美丽世界。
巴甫洛夫的审判
尽管是本薄薄的小书，《布哈林的最后岁月》却不乏充满张力的内容。布哈林与科学界伊万·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关系的笔墨，虽然很短，但却堪称华彩乐章。
作为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布哈林曾经有过冷血的过去。但同时，布哈林又矛盾地拥有知识分子丰富、文雅的一面。其中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布哈林与那些“不合时宜”的知识分子的关系。从马雅可夫斯基到曼德尔斯塔姆，布哈林都非常欣赏其才华。前者的自杀，令其痛心，而对后者，布哈林则施以援手，促成其诗集的出版。
条件反射理论的建构者、有生理学之父声誉的著名科学家巴甫洛夫，在政治上持自由主义立场，他对布哈林及苏共曾有尖锐而深刻的批判，但布哈林的博学与知识分子气质最终打动了他。终其一生，巴甫洛夫与布哈林保持了友谊。
1924年，巴甫洛夫想对自己25年来从生理学角度对狗脑两半球的研究做出系统的解释，他想以教材的方式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但是，令人惊艳的是，他的教材的头一篇，却并非讲生理学，而是谈论政治的。巴甫洛夫首先从总的方面批判了马克思主义，然后又具体地批评了布尔什维克。他使用的批判靶子，正是布哈林写作的《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和《共产主义入门》两本小册子。巴甫洛夫强烈地谴责布尔什维克号召世界革命；他谴责俄国革命，认为它使国家转入了一场内战之中并倒退了几十年，特别在经济领域更是如此。他认为布尔什维克用于支援一些国家革命运动的费用远远超过用来发展本国科学的费用。他对布尔什维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实用哲学尤其反感。巴甫洛夫大声疾呼：“这些人包括布哈林在内双手沾满了鲜血，怎么配口口声声谈论建设和文化？”在讲座中，巴甫洛夫对听众讲了以下的话：
如果你们想对科学有正确的态度，如果你们想获得真正扎实的科学知识，那么不管你是共产党员、“工农速成学校”学员，或者是其他什么，你们还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还远远不是绝对真理，它们是一种理论，是许多种理论中的一种，也许包含着一部分真理，也许没有。所以你们要从自由的立场出发去毕生观察，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从奴隶的立场出发。
巴甫洛夫火力十足的演讲记录很快被布哈林看到，他写出《答巴甫洛夫教授》做答复。与他往昔论战文章的犀利辛辣风格不同，布哈林答复巴甫洛夫的文章充满对这位科学家的尊敬和对其成就的赞美。过后不久，二人相识，布哈林邀请巴甫洛夫到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家。布哈林一家恰好都对生物学感兴趣，家中收集了各种各样的标本，特别是鸟类标本。布哈林还在克里姆林宫养了一只狐狸。主人在生物学方面的兴趣与知识，让巴甫洛夫生出好感，尽管他不轻易放弃自己的立场，但布哈林无疑成功地使之柔化。
罗伊·亚历山大罗维奇·麦德维杰夫有一个孪生兄弟若列斯·麦德维杰夫，是生物学博士，从事遗传学和老年学的研究。兄弟二人都是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若列斯·麦德维杰夫曾经被强行关进精神病院诊断为精神病人，后来移居国外，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取消苏联国籍。两人将被诊断为精神病人的过程合写为《谁是疯子》一书，再现了苏联时期的政治生态，也展现了反抗者的勇气与智慧。
来源: 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