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二十年代中期，曾感于当时文坛批评文字的稀少， 筹办过一本杂志，名叫《莽原》。办这份杂志的目的，是在为当时的青年提供一个说话的场所，希冀有热情的年轻人籍此发发议论，对社会进行一些批评。
当年在一则广告中，鲁迅这样表明自己的办刊宗旨：“总期率性而言，凭心立论，忠于现在，望彼将来”。可是办了几期后，颇令鲁迅失望， 因为来稿大多属“言之无物”之类，真正有见地的批评现实的文字并不多。
由此我想到今天的一些刊物，以及我个人的一些投稿经历。
今日中国的刊物据说有几千种，文化批评、 社会批评方面的也不在少数。这些刊物在做广告时，都少不了来一句“欢迎赐稿”的邀请。 可是我渐渐发现，刊物编辑们欢迎的， 并不全是“率性而言”敢讲真话的文章，有许多真话，编辑们是不欢迎、或不敢登的。
讲真话实际上是我们做人的一个很低的标准， 是活得真诚的一个起码要件； 如果一个社会里的人开口闭口都是假话空话套话和言不由衷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可是讲真话的文章仍然不容易登出来。现在人人都清楚，真话并不完全就是正确的话， 更不就等于是真理。可是一个社会既然在提倡真诚，就必然应鼓励人们讲真话， 而不是去打击或刁难讲真话的人。真话在我们的社会处处受阻，时常惹麻烦， 甚至招致灾祸，不能不让人怀疑，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实际上提倡的是虚伪？ 真话里必然会包含一些错误的东西，这些东西发表出来，究竟有多大危险？ 手握真理的人，难道连批臭这些东西的自信都没有？ 那么是不是我们手里的真理值得怀疑？更有一句话叫“真理越辩越明”，我们究竟怕什么呢？
言论自由和讲真话，实在被我们说得太多了， 可是总是在现实生活中行不通。有几个人认真地想过：林彪“四人帮”在的时候人们不敢讲真话是害怕他们的法西斯统治，害怕他们手里掌握的“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些人渣滚下台那么久了，人们仍不敢讲话、中国仍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这是为什么？今天究竟是谁对言论自由如此恐惧， 我们实在是该大声地问一问了！
我是率性而写作的一个人， 不仅对空话大话套话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对于说假话，更看做是一种人格的自践，因此不到万不得已——比如刀架在脖子上时—— 是决不让它从自己的口中或笔下出现的。可是正由于自己的率性， 文章投出后大多难于发表。
鲁迅在一次编辑聚会上说，只要来稿言之有物，即使文字技巧差一点，也是非常欢迎的。看到这样的编辑思想，我对那时的青年真有一种羡慕之情，对那一直被我们说得黑暗的不得了的往昔，生出一种深深的怀念之心。
今日之中国，还有这样的一种刊物吗？
首发 2000年5月18日《山西晚报》
文章发表时标题改为《从鲁迅的编辑思路想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