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听人说编辑是一种“为他人做嫁衣”的人。因为久已养成了不动脑子的习惯，便一直信以为真，以为编辑们个个都是无名英雄，是人梯，是专为他人忙碌，发现人才，传播知识（有时候是火种）的可敬可佩的人。
习惯于单向思维的我这样想：任何一篇优秀的文章，任何一部有价值的书籍，无不是经由编辑之手传诸社会，成为大众的精神食粮的。但是我现在发现问题还有其另一面：编辑们除了为他人做嫁衣外，有时候也把一些他们（或他们的上司，再说大点，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和社会）认为“有害”或不妥的思想扼杀掉，让人类许多精神上的花朵窒息在萌芽状态。
任何一个从事编辑工作的人都知道，一个媒体或一个出版社，不管它或大或小，是声名显赫还是名气平平，收到的稿件数量总是要大于它的实际刊发量的。没有人认为这有什么不正常，因为这太正常了：要编发出一期高质量的期刊、报纸或出一部不是太平庸的书籍，没有大量的来稿怎么行？
我时常感到困惑的是：面对这么多的来稿，编辑们是根据什么样的规定或准绳进行选择的呢？尽管今天科学技术已相当发达，可是还没有听说哪个编辑部用专门的仪器来选稿的，走在世界前列的发达国家好象也没有用。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说，选稿阅稿这件事，至今还停留在体力劳动阶段，主要靠编辑们的“眼力”来操作。然而眼力这东西，实在是因人而大异啊。据说路遥获茅盾文学奖的那部长篇小说《人生》，就曾惨遭某编辑的冷眼。况且，除了编辑自身的修养，品德，胸襟，胆略加眼光外，编辑们所生存的那个时代和社会，也不可避免地强加给他种种的“标准”和限制，没有几个编辑是不按这一标准行事的。这也就是说，所有的来稿，一旦被发现有与上面的精神组织的规定不相符合的地方，不管它多么优秀，多么精彩，多么接近真理，多么感人肺腑，也只有“请君留步”的份了。
那么能不能换句话说，编辑们除了为他人做嫁衣外，有时候也扮演刽子手的角色：许许多多重要的声音，因了他们的“过滤”，而悄无声息无人知晓地从我们的耳畔隐去了；许许多多精彩的文字，因为不合时宜有违上意而被打入冷宫，而长期不得进入我们的视野？
最近看有关纪念冰心老人的一篇旧文，读到这样一段对话：
问：建国后您的作品不是很多，您觉得是哪方面的原因？
答：有的话不好说。文章不像解放以前登起来容易……
一位世纪老人，一个举世尊崇的著名作家，一个把所有的爱都献给了她的祖国，她所爱的土地，以及与她休戚与共的人民的这样一个大写的人，她生前登起文章来也不容易！那么一个平头百姓的嘤嘤之声呢？想想让人恐怖：在我们的社会里，长期以来究竟有多少优美的文章因了编辑的眼光而不能“出生”，有多少重要的思想因了上面的戒律而不得面世——这是怎样的一种谋杀和罪孽，而又有多少人意识到它对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带来的影响呢？
我们现在知道，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其精神的成长既依赖于对已有文化的继承，又依赖于与外部世界的交流。而继承的前提是广泛的了解广泛的阅读；交流的前提则是自由的述说自由的表达。文章不能正常通畅地发表，既侵犯了表达一方的言论自由权，同时也构成对公众知情权的伤害。约翰·密尔曾把阻止一个意见的发表视为“对整个人类的掠夺”。约翰·密尔说，“假如那意见是对的，那么他们是被剥夺了以错误换真理的机会；假如那意见是错的，那末他们是失掉了一个差不多同样大的利益，那就是从真理与错误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对于真理的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然而我们社会长期以来却把阻止个人发表意见视为当然。
我的忧虑是，当一个社会缺乏通畅的自由表达的渠道，当一个人思想的成果绝无公之与众与人交流的机会，久而久之这个社会愿意思考的人就会锐减。而当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不愿意用脑，不愿意独立思考，其公民整体智力的提升将会大受影响，并进而造成广泛的精神僵化精神闭塞状态。
因为我一直生活在文化圈子以外，所以对各报刊编辑部及各出版单位怎样处置那些多余的被淘汰下来的稿件一无所知。现在绝大多数编辑部门奉行“稿件一律不退”政策，那么一天多乎一天的废稿定是越积越多，象小山一样了。有一天我忽发奇想：若是有人将这些被筛选淘汰下来的稿件收集起来，不必再重新征集新稿件，就利用他人“挑肥拣瘦”剩下的这些“边角废料”，用全新的眼光，来它一个重新集合，编配，出它一份新报新刊，未必就没有它的头胎兄妹好看。
这真是一件十分有趣和有意义的事，有谁来试试呢？
首发1999年5月21日《杂文报》
这是一篇旧文，写于20多年前，从中可以看出我当时多么天真。枪毙了的文字——“扫进历史垃圾堆”的文章——还能让你重见天日？不过沿着这个思路，我忽然想：我们这些流亡海外的中文写作者，在控诉和谴责中共文字狱的同时，还有一项责任，就是“填空”和“补白”——被中共刻意隐去的历史，需要我们来填充，被体制打入冷宫的文字，需要我们来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