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神话与“新中国”.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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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父亲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我有时仍不能摆脱那使我感到害怕的忧郁而纷乱的念头，因为有时在脑海中会象闪电一样冒出一个想法：你的心是否和你的智慧、你的才能相称？……显然在你心里活着并主宰一切的那个魔鬼，并不是附着在一切人身上的魔鬼，那么这是什么样的魔鬼呢？是天上的还是浮士德式的？你对真正人的家庭的幸福有一颗敏感的心吗？这一疑虑使我心里感到十分痛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卷》“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1848年，马克思在德国参加了“科伦社团”，该社团核心人物奥格尔•容克评价马克思“ 虽然马克思博士是一位革命魔鬼，但他是我所认识的拥有最为敏锐思想的人之一”。马克思的朋友埃德加尔•鲍威尔写诗讽刺马克思：“一位自由魔怪，来自特利尔的黝黑身影/似乎想要抓住天空使它匍匐在地/他自信的步履敲击着地面/震怒的双臂直指苍穹/他似乎，千万恶魔攫住身体/攥紧可怖的拳头狂奔不停。” （引自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
暴力、专横、虚妄、统治欲这是马克思性格中的重要因素，这些是马克思置身共产主义革命的内在因素。少年时代，他是“令姐妹们害怕的暴君，他全力地奔跑着把她们当作他的马：从特利尔的马库斯山坡上‘驱赶’下来。更坏的是，他坚持让姐妹们吃他用肮脏的生面团做成的而用更脏的手拿着的‘蛋糕’。马克思姐妹们毫无怨言地忍受着‘驱赶’、吃‘蛋糕’，因为卡尔将会讲故事来酬劳她们的顺从”。（同上）他大学时期，因斗殴被关禁闭，曾与人决斗而受受伤。他花费无度，常常负债。父亲抱怨他“圣明的上帝！！！我们可敬的儿子不顾一切协议、不顾一切惯例一年花了七百塔勒，好象我们是阔佬”，“杂乱无章，漫无头绪地踯躅于知识的各个领域，在昏暗的油灯下胡思乱想，蓬头乱发，虽不在啤酒中消磨放任，却穿着学者的睡衣放荡不羁；离群索居、不拘礼节甚至对父亲也不尊重。与外界交往的艺术仅限于一间肮脏的房间，在那里，也许在异常混乱的情况下，燕妮的情书和父亲的可能是噙着眼泪写的、善意的告诫，被用来点燃烟斗……”他告诫儿子，警惕“在体魄方面——是花花公子；在精神方面——是狂热的幻想家；在政治方面——是阴谋家，而在智力方面——则是书呆子。”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卷》“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实际，这是他对马克思的批评。
1818年，马克思生于普鲁士特利尔城一个犹太人中产家庭。当时该市约有一万五千居民。父亲是律师，家境不富有，但殷实。十九世纪初，德国仍处于封建等级社会。如果没有法国大革命的时潮，马克思大致会按照父亲的安排，取得学位后，做一名哲学教授，或者律师。但是法国大革命为平民知识青年开辟了通向顶层权力的道路，既鼓舞了他们的叛逆青春，也激发了他们的政治野心。革命，是挑战最高权力与永世声明的赌博。为此，任何职业生涯都是庸俗的，唯革命值得一搏，而且是最高级别的共产主义革命。
马克思对犹太人有所批评，而且话语刻薄。有人指责他“反犹”，实则不是。马克思将犹太人的问题视为政治和社会问题，他批评犹太人在商业和金融资本上唯利是图，而否定其种族和宗教。马克思认为，如果国家的政治和资本问题解决了，犹太人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而“反犹”是针对种族和宗教的；因此不能说他“反犹”。
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中，有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有许多重要的领袖、理论家、宣传家是犹太人，特别是在俄国，比例高得超乎寻常。比如欧洲的共产主义领袖们：伯恩斯坦、拉萨尔、鲍威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库恩，等等。俄共重要领导者：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仁斯基、卡冈诺维奇……，连列宁也有犹太血统。当时，犹太人在俄国人口中占1.5%，而“俄国苏维埃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犹太人占了75%。”“ 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小组最早就是出现在犹太人居住比较集中的维尔诺、明斯克、基辅、敖德萨等地。犹太工人中间比任何地方都更早成立了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金雁《历经磨难的东欧犹太人》）二十世纪欧美许多著名的犹太知识分子也是共产主义支持者。许多犹太共产主义者是理想主义者，品格高尚，
乃至献出了生命。苏维埃俄国得以建立，犹太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斯大林执政后，翻手对犹太人进行清洗，如果马克思在内，也难逃此劫。
众所周知，犹太人流落世界，苦难深重，在欧洲遭受歧视与压迫的历史有千年之久。由此，犹太人有两种截然相反，却同样极端的思潮，一向是极端的民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一向是世界主义、普世价值，否定国家与种族。犹太人的这两支传统延续至今，前者是以色列的建立；后者是联合国精神。
就犹太人的历史，其民族主义、世界主义都是很可以理解的。高比例的犹太人参与或倾向共产主义，根于犹太民族没有祖国，到处遭受歧视和压迫。
马克思家族数代是拉比，到他的父亲改信基督教。由于犹太人遭到歧视和排挤，在德国有不少犹太人改信基督教，以改善生存处境。此事本身即是犹太人的不幸。尽管马克思是世界主义者，但他的精神思想还是深深地打上了犹太文化的烙印，而且其内心也有犹太情结。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即与之有关。《旧约》中重要的命题如上帝、苦难、末世、审判、拯救、弥赛亚、天国，均在共产意识中找到对应，二者在结构上相似。共产主义运动之能成为现代宗教与之有关。
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尚是青年，其投身共产主义，也包括青年人的热情、理想、自负、草率、幼稚；与其说他是思想家、政治家，不如说他是诗人。在那个动荡激烈的年代，如此狂妄的青年如此“救世”的宣言多多，因此在当时《共产党宣言》应者寥寥，它的“辉煌”是以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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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1848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于1849年5月被驱逐出德国。他在法国逗留了两个月，之后流亡英国，直至他过世。
流亡初始，马克思继续鼓动革命，“他深信不久就会爆发革命运动”，“一场新的即将爆发的革命为期不远了”。他写信给恩格斯说“革命火山口的大爆发从来没有像现在的巴黎这样逼近……我正同全体革命派会晤，过几天我就将掌握所有的革命报刊”。但事实上，德国、意大利、匈牙利等各国的起义均被镇压，法国走向路易.波拿巴军事独裁，革命已经耗尽了愤怒的能量，将长久沉寂。马克思活在自己的幻想里，拒绝现实，“数年来，他与他的大多数流亡战友们一直认为这块大陆将很快出现新的革命浪潮。正如早期基督徒在等待救世主再次降临一样。” （引自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
1851年3月，针对1848年革命的失败，马克思、恩格斯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名义给作出指示《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其中说：“在1848年和1849年这两个革命的年头中，同盟经受了双重的考验。第一重考验是，它的成员到处都积极参加了运动，不论在报刊上、街垒中还是在战场上，都站在唯一坚决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最前列。同盟经受的另一重考验是，1847年各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通告以及《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同盟关于运动的观点，都已被证明是唯一正确的观点，这些文件中的各种预见都已完全被证实……”；“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都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不言而喻，在即将发生的流血冲突中，也如在先前各次流血冲突中一样，主要是工人必须勇敢而坚定地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来争取胜利”；“工人不仅不应反对所谓过火行为，不应反对人民对可恨的人物或对与可恨的往事有关的官方机构进行报复的举动，不但应该容忍这种举动，而且应该负责加以领导”；“工人应该武装起来和组织起来。必须立刻把整个无产阶级用步枪、马枪、大炮和弹药武装起来；……组成由他们自己选出的指挥官指挥的独立军团，或者组成无产阶级近卫军的支队。武器和弹药不得以任何借口交出去；对任何解除工人武装的企图在必要时都应予以武装回击。”(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
这真是“唐吉柯德博士”在书房里的白日革命梦！马克思如此“伟大的继续革命”除了秘密散发几张传单，毫无回音。于是马克思的革命就陷入“革命家”内部激烈的争吵和斗争。
1850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与维利希、哈尼、维迪尔和亚当等创建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然而，随即就是激烈的争执，先是恩格斯和维利希，之后是马克思和维利希。在同年9月1日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中央全会上，因争执，维利希提出和马克思决斗，被马克思拒绝；而马派的康拉德•施拉姆则不顾马克思的劝阻，与维利希决斗，结果头部受伤。其后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再一年，经马克思提议，解散。
此后10年，马克思虽然和流亡者还有有些来往，但基本退出了政治活动，主要研究经济学，著述《经济学批判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出版）；同时为报刊写新闻，以谋生。
从发表《共产党宣言》到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前后共五年。作为“革命家”马克思参与的革命活动是：1848年6月至1849年5月，在科伦办《新莱茵报》。这是马克思一生唯一的革命行径，前后一年，并且是间接革命——办民主报纸。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