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要说真话而不能说的时候，当你不得不经常地说假话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你生活的环境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异：干坏事的人正在取得“上风”，正在占据生活的主导地位。因为古今中外无数的事实已经反复证明，只有经常干坏事的人才怕真话，才怕别人说出实情。也正是在坏人当政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所谓的“正不压邪”的现象，而且是作为一种普遍的现象表现出来。
我到现在一直弄不懂，国家败坏混乱到目前这种样子，政府在其中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或者是不必承担责任？而如果说应该承担，那么如何承担？又由谁——是具体到某个部门还是具体到某个人——来承担？任何一个民主国家败坏混乱到我们目前这种样子（其实远远不用到我们今天这种程度），其政府恐怕都得解散，其政府首脑都得向国民谢罪，都得拍屁股滚蛋。而我们这里不兴这个。但我们总得“兴”点别的什么吧，国家一团糟，总得有个承担责任的对象吧？如果谁也不对国家负责，我们的国家岂不成了政治流氓的跑马场，成了政治冒险家的乐园？
一个政权到了末路穷途的时候，它往往就开始逼百姓造反了。说“逼”可能话不好听，也没哪个统治者真愿意让老百姓造自己的反。说“逼”是指统治者做下的事情，越来越让老百姓反感、憎恶，越来越让老百姓无法忍受，而统治者即使意识到了这一点，一切也已积重难返。面对越来越强烈的不满情绪和抗议怒潮，统治者除了镇压以外已别无它法，镇压，可不就是逼人造反么？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苦和累简直算不了什么，中华民族是一个太能吃苦和耐劳的民族。世界上若举行吃苦耐劳大赛，我相信中国人定能给自己的伟大祖国能扛回十箩筐奖杯奖牌来。其实完全用不着比，随便让哪国的老外看看我们的普通百姓是在怎样的艰难和重压之下劳作度日的，以及他们在这种艰难重压下表现出来的坚韧和视困苦如家常的神情，都会惊讶或自叹弗如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能吃苦能忍耐且不乏聪慧的民族，却一直走不出贫困的阴影。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在辛苦和劳累之外，无端的掠夺太多，无端的欺压太多，无端的屈辱太多，无端的践踏太多？太多！
要说遭受专制的荼毒，无论从程度还是从时间上看，都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民堪与中国人相比。然而奇怪的是，对专制最有效的扼制手段、最灵验的防范方法，却是由不如我们“苦大仇深”的人民发明的；更叫人难以理解的是，这一发明至少已有二百年历史了，且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所采纳，惟有我们中国人坚决拒之。
现在差不多每个中国百姓都做好了这样的思想准备：只要有机会，我一定也要好好捞一把，再不信什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之类的鬼话了；而每一个在官场混的人思想也很“开明”：仕途险恶，权力到手不容易，当一天官就要抓紧机会捞，不仅要把自己今生今世的需要捞足捞够，连子孙后嗣八辈十代的需要也要备足弄够，有道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个社会有这么深厚的群众基础作“底肥”，而官与民的想法又如此高度契合、同一，中国社会能向好的方向发展？中国人能有美好的明天？我不信。
同是共产党人，早期死在监狱里、屠刀下，死在枪林弹雨中的那些人，与今天一杆养尊处优穷奢极欲的大佬，以及大大小小见钱眼开、惯于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贪官恶吏们，差别多大啊，我一直不敢相信前者与后者是同一类人——他们拥有相同的理想，相同的信仰，相同的人生追求。我经常想，要是真有所谓阴间，这两种人在阴曹地府遇上了，会不会剑拔弩张刀戈相向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呢？
共产党人当然会犯错误。但胡长清、成克杰、王怀忠之流的所作所为，恐怕很难再用“错误”两字来定性了，他们决不仅仅是“一时糊涂”或“思想觉悟低”才走到今天的。我怀疑他们根本就是另一类东西——披着羊皮的狼（以保护羊的名义干残害羊的事业）、混入革命队伍中的异己（以“为人民服务”的名义祸国害民）。有些事共产党人是不能做的，有些事共产党人是不耻做的，有些事是只有共产党不共戴天的敌人才会做的，一个共产党人做了，就叫人无法理解。
我们不能说新中国成立后在每一次出现重大失误或发生全局性错误时都没有人觉察——没有被提醒，没有人站出来发出警告，这样说现在看来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在我们每一次将要走偏、将要犯重大错误的当口，总有人站出来提醒我们，告诫我们，甚至不顾一切无畏生死地阻拦我们，只是我们囿于当时的识见和莫名其妙的唯我独尊永远正确心态，将这些不顾生死躺在我们下滑轨道上的人当绊脚石对待了。结果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栽到了阴沟里去。
一种危机只要存在，就不断地会有人出来发出警号，想阻止住它是徒劳的。阻止的结果往往是：危机也许会推迟，一旦爆发却更为猛烈。
首发2002年《杂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