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学术”,指的是较为系统而专门的学问,意思是对事物及其规律的学科化论证。这个词所对应的英文Academia,来自于古希腊雅典外围的一个地名(Akademeia),那里有一座体育馆曾被柏拉图用作“哲学教学研究中心”而闻名。

所谓研究,指的是在前人理论或实验的基础上,把研究对象的真理性、客观性向前推进一步的工作。我们的研究,都只是整个研究的一部分,是前面有人,后面也有人的接力运动。 许多的学术研究,如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的学术研究,一般来讲,与中国民主运动关系并不太大。而在中国民主运动中,除了有学术研究的这一块工作外,还有宣传工作,组织工作等工作。其实,从集合论点观点来看,学术研究这个集合和另一个中国民主运动集合是二个相交的集合。今天我们专门就讲一讲,这二个集合的交集,也就是从属于中国民主运动中的学术研究工作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意义和作用。

简单地讲,从属于中国民主运动中的学术研究工作可为中国民主运动起到厘清历史、探求未来、提供基础、培养人才的作用。

中国民主运动的主要对手是中国共产党,它声称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正是因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才出现了残酷的一党专政和近六十年的折腾。但我们认为,中国民主运动要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争取和发动中国十三亿人民的支持,而且我们还认为,十三亿人民中的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懂道理、讲理性的,只要我们能向他们提供出一整套完整的清澈的惟有中国民主运动才是中国的必由之路的道理时,中国民主运动的高潮就到来了。

尽管中共一手篡改历史、伪造历史,另一手大搞言论专政,舆论一律,这仅仅是增加了我们民主运动学术研究的难度而已,只要我们民主运动从事学术研究的力量都能以中国民主运动的最高利益作为自己行动的最高准则,勤奋工作,消除分歧,团结一致,定能取得厘清历史、 探求未来、提供基础上的胜利,也为中国民主运动提供了人才。

我们要说,在这四项作用中又可视厘清历史这一项工作作用为先前性的前提性的工作,由于中国民主运动的特殊性,恰恰由于没有厘清历史而造成了探求未来上错误和无法提供正确的理论基础,这就是当前中国民主运动的现况。故讲,应尽可能地集中力量,来解决和厘清历史,达到中国民主运动中的各种力量能在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各分断史达成一个最小的基本的共识。就对中国民主运动有紧密关联的中国近现代史的各分断史而言,可分为

民国初年史、五四运动到1937年史、抗日战争史、国共内战史、中共建国初期1949至1956年史、1957至1965年史、1966至1971史、1971至1977年史、、、直至今日。每一个分断史又可分为概况史、政治史、思想史、经济史、军事史、外交史、教育史、海外民运史、、的专业分断史。既要有人搞专业分断史,又要有人搞总分断史,更要有人搞整体历史。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厘清历史,从历史研究中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用我们自己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去教育广大的民众。这里讲的系统而专门的学问,就是大家所讲的学术。

也许有读者会说,你说的那么多的研究项目,谁能做得完呢。笔者在这里想告诉大家,对于中国民主运动而言,需要我们去完成的任务是如此之繁重,那就得将有些次要的不必要的内部争斗放置于一边,如联邦制的争论,以后会详细地讲。这是笔者讲此段话的目的之一。笔者讲此段话的目的之二是,想告知诸位读者,如何地去发现自己的研究项目,或者说,中国民主运动迫切需要我们去完成哪些研究项目。那就是要从现有的对某个问题所存在的分歧着手,如何使得或者怎样能使有分歧的双方达到共识,这里就是你的研究项目。笔者讲此段话的目的还有第三点,凭借每个人对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各个阶段的立场和态度,可以判别或认别其属性,他是属于中国民主运动的力量呢?他还是属于中国民主运动的反对派?由于中国民主运动的特殊性,由于长期以来没有厘清历史的缘故,由于种种的原因造成中国民主运动的模糊性,但是各派中国民主运动力量的最小的共性,即要求结束毛泽东中共的独裁统治这一点却始终没有改变过。反过来讲,只有符合这样的各派中国民主运动力量的最小的共性的组织、个人才是从属于中国民主运动力量,至于那些歌颂和赞美毛泽东中共的统治的个人,则不能算作中国民主运动力量。这一点,笔者将在下面分析黎鸣的属性时还会提到。

前一段时间笔者查阅了几家海外主要民主运动网站近年来发表的文章,感到中国民主运动中的学术研究工作大有提高的紧迫感。有句中国古话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说的是传授给人以知识,不如传授给人学习知识的方法。笔者遵承这样的古训,先谈一谈,怎样来搞学术研究,也就是说,结合自己的体会简单地介绍一下学术研究的程序。

第一点,研究主题的确立和文献收集、文献评论阶段。其实,研究主题的确立这是对一个研究者在从事研究活动中最困难的一件事。可以这样说,研究主题的确立了,就等于解决了问题的百分之五十。研究主题的来历和确立,对于每一个研究者而言,那是五花八门的,很难说出其道道的。但在研究主题的确立过程中,只能建议不妨先问自己几个为什么:其一,你为什么要研究这个研究主题?其二,这个研究主题欲解决了什么问题?其三,这个研究主题在学术上的地位是什么?其四,对这个研究主题,你可能将其解决到什

么程度?其五,你从事这项的研究主题的研究意义在哪里?

“下面我想谈一谈,为什么我会想到并研究起正义战争理论来的呢?笔者在《 张君劢为什么会同意民社党参加国大?》中写道,在民社党参加了“国大”后,民社党子敬〔1946年11月30日〕发表了《民社党为什么参加国大》一文。此文写道,“究竟是谁破坏了政协决议,我们不必在此深究,至少不能专责于任何一方面。共产党的军队的进入东北,是否有助于实行政协决议的和谐空气,惟有待诸今后历史家的公断了”。“惟有待诸今后历史家的公断了”,笔者就是在第一次(大概是2008年)看到子敬这一篇文章中的这一句话时,产生了欲要对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作出评判的冲动和灵感。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思考,依据哈贝马斯哲学、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和沃尔泽正义战争理论,笔者终于找到了一个严密的环环相扣的逻辑链,并将之书写成文,在2013年10月至12月发表了《解放战争是非正义的》之一,之二,《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之四》,《四评〔下〕之五》,《四评〔下〕之六》。这些文章,以一种崭新的方法,一种高级的价值评判方式,即理性法律论证的方式来严密地证明了,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是非正义的”。 (孟泳新 《正义战争理论在当代海内外研究实践的文献评述兼朗钧文章读后感》)

在研究开始阶段中我就将 “共产党的军队的进入东北”作为研究的重点,后发现,“先期进入沈阳的冀热辽军区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自9月6日成立了沈阳卫戍司令部后担任沈阳卫戍司令。按照8月14日签署的中苏条约,“在(苏联)红军退出满洲之前,蒋军及八路军均不得进入满洲”,苏军表面上要求八路军已经到达沈阳、 承德、长春、大连的部队退出这些地区,等苏军撤退后,由中国自行解决国共两党的军队如何占领东北的问题,私下里斯大林则派特使米高扬专程到沈阳,告诉曾克 林,“苏军愿意在桌子底下给予中共帮助”。

〔-引自于人民网文章,《刘少奇三次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始末》〕〔笔者评点:这表明了,1假若没有斯大林的世界及东方战略和谋略以及斯大林的具体指导和实施,就不可能有毛泽东在解放战争中的军事谋略上的成功。2旨在抢夺东北的1945年9月14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是一次对中国内战命运极为重要的会议,是两个阴谋家〔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密商会。〕 ”

“1945年9月14日,延安王家坪。由刘少奇紧急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于下午1点准时召开 。会议认为,东北的日、伪军已被全部摧毁,国民党的势力尚未 进入东北,这是中国共产党争取东北的“千载一时之机”;应迅速调整力量和部署,全力争取控制东北。”

“会议结束已到深夜,刘少奇回到窑洞,顾不上休息,又字斟句酌,一连起草了三份电报,连夜发出。” “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笔者评点:什么向北发展,向南防御,这方略的提出乃是中共主动挑起了战争的明证。挑起了战争,难道就不考虑承担历史责任吗?〕” “提议长江以南部队迅速全部北撤并以此作为向国民党谈判的一个让步条件。9月15日,果真周恩来在重庆谈判上提出把长江以南部队迅速全部北撤的方案。

〔笔者评点:演得不错,终于将重庆谈判演成了蒙骗公衆的忽悠、自摆乌龙。)”(孟泳新《解放战争是非正义的》之一)请诸位注意, 1945年9月14日,这正是重庆谈判开会期间。

这就是我们讨论解放战争是否是正义的关键所在。

凡从事于学术研究的人都知道,文献收集阶段中尽可能地收集到针对自己所欲研究主题与相关问题的所有文献,必须清楚地既有的研究成果,如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针对研究主题与相关问题进行探索。但事实并非如此,许多的研究者却将文献收集阶段看成是可有可无的多余。

对于文献收集,按大多数研究者的经验要特别地注意关注问题的文献评述,如对镇压历史反革命运动的研究而言笔者在写《必须彻底否定镇压历史反革命运动》一文专门回顾了迄今为止的华人世界对《中共的镇压历史反革命运动》研究现况。对正义战争理论在当代海内外研究实践专门写了《正义战争理论在当代海内外研究实践的文献评述》一文。

第二点,进行研究阶段。在这里笔者只能简单言之。在这阶段,要求研究者注意,确定主要研究范围和相关范围课题,确定自己主要研究课题,确定研究方法,收集实验数据和解释这些实验现象,寻找新的理论,取得自己独特的理论性突破,再将自己寻找到的新的理论运用于研究范围和相关范围,是否能得到满意的解释。在研究阶段必须要注意自己发现了哪些新的论点、采用了哪些新的论据、有没有新的论证方法等要素,以后写出的论文的科学性、论文的价值就体现在论点的正确、合理,论据的可靠、有力,论证的周密、严谨等几个方面。从上面笔者有关“共产党的军队的进入东北”的讲述中读者可看出,笔者对该题的认识是一种反反复复的不断自我修正的过程,之后得到这一点上的结果,而后再扩充到整个的解放战争。在此阶段切忌糙粗、浅薄、浮躁。

第三点,论文写作阶段。必须清楚和精准地表达出自己独特的理论性突破。自己的新的立论是什么,为什么,是否有歧义,是否有歧见,如何向对方作解释等等,自己必须清楚之。一篇论文必须要有“其然”(该事物是怎么样的);“其所以然”(为什么是这样的);意义何在这三个组成部分。一篇论文中并非要求将所有的思考都写出来,特别是那些还须研究的问题,如笔者在正义战争研究中对“为什么蒋介石会被打败等等的问题”只字未提,这正是笔者的正义战争研究和康正果的研究文章的区别之处,在康正果的研究文章中毫无没有一点来自思想史、历史哲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法律发展史等方面的思辨和判断的影子,故不可能得象何兆武要求的历史学II的研究成果。但这还需要时间作进一步地专门研究。一篇论文要求具有独创性、科学性、学术性。换一句说,评判一篇论文好或差,主要是看这篇论文的独创性、科学性、学术性。

讲学术研究的程序,那主要是为了让更多年轻的朋友能参加到学术理论研究的领域上来,为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和壮大而奋斗。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提请一些已经发表了许多理论文章了的老手,千万别犯学术研究程序上的错误,以致造成本想一心一意为民运添砖加瓦,结果造成了替中国民主运动添乱的局面。联邦制的提出就是一个证据。因为篇幅的关系,只好另起文章来专门论述之。

除了联邦制问题以外,笔者从几家海外主要民主运动网站近年来发表的文章中,发现了一个比起联邦制问题更为严肃的问题, 必须提出来,晒一晒阳光吧。那就是黎鸣问题。

不知从何年开始,黎鸣一直为他的“兴老灭孔”(黎鸣《敬告全世界的汉学家,务必兴老灭孔》) 的事业到处,从大陆到海外,呐喊狂叫。

其实,道家和儒家之争在中国的大地上已经进行了二千多年了,也没有一个明白的结果,可能再过一万年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因为老子留下了五千字的道德经后,人已西去,谁是真正当代的老子的嫡传,都早已成了无人能破解的伪命题, 故道家和儒家之争就成了两家的信仰者之间的口水战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老子留下了五千字的道德经中没有要“灭孔”这二个字。“灭孔”那只能是黎鸣的独家专利,根本谈不上与老子有什么关联。如果说,道家和儒家之争那是学术之争,但黎鸣提出了“兴老灭孔”的口号,那就是欲将学术之争变成了政治斗争,黎鸣的“兴老灭孔”有点象“兴无灭资”一样,运用到社会上,莫非是让中国社会再来一次如同中世纪的天主教和基督教之间的三十年战争,如同“文化大革命”式的“阶级斗争”吧。而最终的结果又只能是,儒家仍然屹立不倒,因为儒家,和道家一样,都是消灭不了的。

笔者对于黎鸣的大作一点也没有什么兴趣。笔者认为,在说出我们的最终的意见前,必须首先搞清楚,黎鸣算不算是中国民主运动力量?

从上面提过了的各派中国民主运动力量的最小的共性,即是要求结束毛泽东中共的独裁统治这一点出发,可推断,只有符合这样的各派中国民主运动力量的最小的共性的组织、个人才是从属于中国民主运动力量,至于那些歌颂和赞美毛泽东中共的统治的个人,则不能算作中国民主运动力量。下面就用这把尺度去量一量黎鸣吧。

对民国初年史、五四运动到1937年史、抗日战争史、国共内战史中的毛泽东的评价,黎鸣说,““五四”运动敲响了孔丘及其儒家、儒学、儒教的丧钟,更产生了以“打倒孔家店”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事实是,“尊孔”的中国国民党被“反孔”的中国共产党打败了。”

对中共建国初期到毛泽东的晚年阶段的毛泽东的评价,黎鸣说,“从1949年建国到1976年毛泽东死去,这是孔丘及其儒家、儒学、儒教在中国大陆偃旗息鼓的时期”。“毛泽东虽然发起了许多次的批孔运动,然而也全都附加上了阶级斗争的残酷的面目。”“所以,儒家的“死灰”在毛泽东死去之后的中国“复燃”是必然的。 ”

任何一个读者都会发现,黎鸣吹捧的是毛泽东,他歌唱的是毛泽东,他发扬的是共产党意识形态战斗精神。尽管黎明不是毛泽东,有许多地方黎鸣不同于毛泽东,更不同于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当局,则是因为,黎鸣是比毛泽东还要毛泽东的毛泽东分子而已。简而言之,黎鸣是决不能算作为中国民主运动的力量。

在这里请诸位必须分清,言论自由与一家旨在为中国民主运动奋斗的电子网站的主编对来稿审查取舍的区别所在。我们讲的言论自由那主要是指要求政府,特别是统治者,保障和实行言论自由,好让大家把真话实话自由地讲出来,天不会塌下来的。 至于一家旨在为中国民主运动奋斗的电子网站,它的存在就在于,它只能是为中国民主运动服务,而不可能去宣传反对和扭曲中国民主运动的文章。一家电子网站办的好坏就在于主编对文章的性质的识别能力了。在此我们的最终的意见就是,向海外主要民主运动网站呼吁,拒绝刊出黎鸣的“兴老灭孔”的文章,最起码的是可清理一下当前海外主要民主运动网站在理论探求和学术研究方面的严重的混乱局面。

除了联邦制问题和黎鸣问题以外,笔者从几家海外主要民主运动网站近年来发表的文章中所发现的第三个问题,那就是胡适问题。

很早了,笔者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但一直没有时间来加以归纳、总结和提高。2014年笔者化了近十月的时间,终于完成了《张君劢Vs胡适》一稿,发表于《北京之春》上。前许日子 《 纵览中国》上又登得一篇文章,名叫《我们要借胡适来清理骨子里的文革血液》,何为文革血液?为何说,只能是借胡适来清理呢?抱着这个疑问笔者打开了文章。原来作者是一群自认是大陆的胡适的“转世灵童”,“1962,胡适去世,1962,我们出生”的1962学者团队。文革开始于1966年,也就是说,文革时他们还是一群不懂事的娃娃呢。古人曰,自古英雄出少年吗!何为文革血液?越看下去越叫人感到此疑惑经久不解。凡是参加过文革或经历文革的人的话,大概都不会忘记,文革当初,风靡大江南北的两条口号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 而此两条口号在中国的源头则是大名鼎鼎的胡适先生了。而时至今日,还有人想借用胡适来清理文革血液,这不是荒谬绝伦吗?

当然,我们不能将文革的始谋者发起人说成是胡适,但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可以说,文革则是毛泽东,这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想启蒙家胡适的一度的“学生”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杰作吧。(请参见赵映林 《揭秘:毛泽东与胡适的恩怨往事》, 谢泳:《毛泽东是不是胡适的学生》)笔者写的《张君劢Vs胡适》 一文中写道,“毛泽东的学风,文风,个人修养,文化观,道德观都与胡适可谓同出一宗,不过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加上他掌握了中国翻云覆雨的大权,从掌权后运动不断,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使之发挥到极致,毁灭了中国文化与道德传统。” 对于毛泽东在思想上是从信仰胡适的实用主义转向到信仰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之后再转向到信仰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点,笔者手头有一个证据,就是唐宝林 在《为陈独秀正名》一文,该文中说,“毛泽东由信仰相信无政府主义、佛教、实用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大杂烩的愤青,在听了陈独秀关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一席话,又读了陈推荐的《资本论》等三本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后,在1920年夏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进而受陈的委托并在陈的指导下,在湖南建团、建党担任湖南区委书记,又在陈的指导和帮助下出色地进行工作,受到陈独秀的表扬,说在当时全国五大区委中,成绩是最好的。于是陈就把毛调到中央,帮助筹备1923年的中共三大上,并在三大上被选入中央五大常委之一的秘书。此秘书权力之大,中央文件必须由陈(委员长)与毛联署才能发出。不久,陈兼任的中央组织部长又有毛接任。为毛后来成为中共领袖创造了极好的条件;而且在大革命后期,陈虽然反对毛在湖南进行的过火的农民运动,但还是提拔毛任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为他日后领导农民为主力的整个中国革命打下了基础。”

由此可见,有人断言,要借胡适来清理骨子里的文革血液,那此断言就有点太糙粗、太浅薄、也太浮躁了吧。笔者认为,对于张君劢和胡适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作用的评价上的分歧与区别,原因根子主要就出于分歧双方对“何为历史?何为历史研究?何为历史哲学研究?”等等问题认识上的区别,具体地讲,就是在对“为什么毛泽东会打赢解放战争?”、“解放战争是否是正义的?”“为什么蒋介石会被打败?”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认识上的区别。可以说,厘清历史,这是学术研究对中国民主运动起了首要的作用。而对于张君劢和胡适的评价问题就涉及到了厘清历史这一项工作中意义最重要而难度又最具挑战性的系列课题,即如何全面认清解放战争,而笔者在2013年发表的有关解放战争是非正义的研究结果仅仅是这一系列课题中的一个子课题上的一项结果而已,还有许多许多重要的工作等待着要去完成。在此仅希望,胡适的拥立者们今后能更多地拿出点象样的有质量的文章。

来源:读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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