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更常使用的是“优秀著作”，而不想用带有膜拜意味的“经典”一词，即便我现在最喜欢的优秀著作，随着研究水平的不断提升，该被超越就应被超越，该被否定就可被否定。
前不久，我跟大象公会总编辑黄章晋聊天时，随便说了句：“今天我们探索与求知，应该‘去经典化’和‘去大师化’。”
我们生活中，的确到处充斥着“拜经典教”、“拜大师教”信徒，这句话无非有感而发。貌似这话却刺激了黄Sir萌动的心，诞生了这么一个系列选题，我也被委派了写稿的任务，其实我真没做好写作此稿的准备，机会来得太突然，这也是个吃力不讨好的活儿(甚至会得罪不少人)。
实际上我并不赞同大象公会用“不必读经典”这样的话题，主张用“我怎么看待经典”，无非是民间人士交流读书心得，有些朋友大可不必上纲上限到“袁部长”的高度。民间人士没有公权力，不能封你的口，不能对新闻与出版下达任何指示，也不能阻止个人的选择。
关于经典与大师，我想先说点题外话，这并非不尊重经典与大师，而是想讨论下如何正确地看待经典与大师。
如果你深深地认同“今不如古”，你通常会赞同“经典”与“大师”是不可超越的，他们的学说是不可撼动的，那么就不必继续往下阅读了，如果你并非持有如此强烈的立场，或承认人类总体是当代超越前代，那么尚可继续探讨。
在局部地区和某些时段，可能会出现退步甚至大倒退的情况，如中世纪中前期的欧洲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比较;红色高棉时期的柬埔寨与此前时代比较……但总体而言，人类是不断进步的，最近三四百年尤其明显，过去一百年人类所取得的成就，从所有指标来看，比此前100万年的总和还多N倍。
若今天的文明水平不如古代，今天的学科知识就不如古代“经典”，今天的学人就不如以前的“大师”，那应该是地球人的祖先过上比今天更先进的生活才对。
当然，近几百年推动世界现代文明进程的驱动力在西欧和北美地区，这个应该是必须承认的事实。人类进步的历史，就是不断否定(去魅)“经典”和“大师”的过程，这一点在欧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发展史上，体现得再明显不过了，正是欧美学人们率先克服了崇古迷思，推动世界发展到今天这一步。
先去除崇古心态，问题就容易讨论了，不崇古是指既不崇东方的古，也不崇西方的古。尊重前人在探索知识上的努力与贡献，但切勿将之神化，沉迷于“经典”与“大师”中难以自拔，个人与社会的进步无从谈起。
今天的欧美生物学家、医学家会承认“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历史地位，但恐怕没有任何人认为希波克拉底的“四体液说”是正确的，他的学说是不许挑战的真理，也无人会赞同希波克拉底的医学知识比一个受过现代专业训练的护士更广博更靠谱。《希波克拉底文集》有文献价值但已经没有学习价值，除非研究医学史，实在没有阅读的必要。同样的道理，一个学科两三百年前的奠基大师，在该领域的水平远不如当代本专业硕博士生(水货教育下的混日子混文凭混工作的人士除外)，这应该是常识，也应该是正常情况，只有这样才对得起前辈啊。(注：上述言语在某些社会中属于大逆不道、数典忘祖的话)
印度教保守知识分子宣称宇宙一切知识全包含在了几千年前的“吠陀经典”中，犹太教极端正统派认为，《摩西五经》和《塔木德》已经蕴含了宇宙所有真理，其它的知识没有学习的必要。他们是极保守的宗教徒，有此表现人们通常能给予理解，但可能会在心中视之为古板和荒唐。
自然科学由于它尊重实证主义和可重复检验等原则的特殊性质，不崇古、去经典化、去大师化比较早形成了普遍共识，只要遵守学术共同体认可的方法，任何大师都可以推翻，任何经典都可以否定。
可是在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中，要达成这个共识，在“文青哲青”主导的前现代的社会中有相当难度。“越古老越美好，越经典越正确，越大师越神奇”，仍是很多人追捧的观念，“你这个大傻逼，怎么竞敢(居然、胆敢)去批评大师和经典，简直人神共愤啊”!甚至点评都不行，只能膜拜和参悟。只要稍加观察不难发现，但凡这种观念盛行的地区和族群中，对近现代人类文明几无贡献。
地球上还有一种现代出现的奇葩社会，行政级别与权力大小代表着“学问”多少，只要级别到了，就是“大师”，级别混到最高，就是人类“导师”，写什么都是经典，哪怕只有初小文化程度，也可指导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各领域的发展，驾驭专业人士，规定人们必须顶礼膜拜，质疑者将受到严惩，这种社会要去经典化去大师化还得捅破两层铁板窗户，练了一阳指也未必能戳穿。
过去，每个时代都有它的经典和大师，文艺复兴前的欧洲，上帝是最大的大师，《圣经》是最牛的经典，那是绝对不容挑战的;文艺复兴后几百年产生了一系列新大师新经典，着实推动了社会的巨大进步。若只沉迷于之前的大师与经典崇拜中，则达芬奇、霍布斯、洛克、牛顿、休谟、李嘉图直至达尔文、韦伯等人及其著作，绝无产生的必要。
一个爱求知的古人，有亿万分之一的可能性生活在公元前二、三世纪的埃及亚历山大，是地球上最幸运的人，这里有远古世界最大的图书馆，据说藏书最高峰时达50万卷(也有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可能不足5万册)，其它地方的学人骑马乘船少则数月，多则数年才能来这里享用这些资源。
生活在中世纪中前期欧洲的大小教堂附近也属万幸，通常那里至少会有成百上千的藏书。如果你有机会突破身份与等级限制，能自由接触这些资源，在那个连贵族阶层的文盲率都高达8成以上的时代，稍加用功就能成为大师，创造出经典。不错，那个时代很多大师就是教士。
“亚瑟王”在英国历史上的地位变迁相当具有代表性，修道士们结合图书馆零星资料和民间传说，陆续写作了系列经典史书，把一个可能根本不存在的人一路拔高，从士兵逐渐演变成骑士、贵族、君主、神王，一度成为英格兰的民族图腾和王室象征，此后多代王族都声称自己是亚瑟王圣裔。(注：主要指，公元800 年左右，威尔士修道士南尼亚斯的拉丁文经典《不列颠编年史》;11世纪时，威尔士教士蒙矛斯的杰弗里流行了几百年的经典——《不列颠诸王史》)
文艺复兴后，近代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萌芽，自弥尔顿大力质疑这些经典开始，亚瑟王地位一路走低，从神王慢慢还原为文学人物，当代英国学人只会把那些经典当作文学作品而非史实来看待。这种对经典的推翻没有使英国人文化退步，反而树立了正确的民族观、历史观和世界观。若真存在亚瑟王，那也是抵抗英格兰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的英雄，而非英格兰人的神王。
谷腾堡15世纪中期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术，加快信息传播速度，为现代知识发展奠定了基础。不过从15世纪中叶到19世纪数百年间，印刷技术没有进一步的飞跃式发展，一部《圣经》需要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排版，五年才能排完。
完成工业革命前的18世纪末，英国民众识字率，男子为60%，女子为40%;当时世界最发达的西欧北欧，1800年成年男子也只有一半多点能够签名和简单阅读，女子绝大部分仍是文盲;西班牙和俄罗斯等地区19世纪末才达到英国18世纪末水平。
不错，这就是人类启蒙时代最先进地区的情况，也是大师和经典呈喷发状态的时代。
那个时代，只要你家境过得去或有些独特际遇，稍加努力，成为大师写出经典并不难。极少数贵族和精英们当时最高雅的娱乐，无非晚上围坐在大厅火炉边传阅和讨论新近的文艺、哲学作品，绝大部分平民仍然与此无缘。那年头，基本上冒出一个就大师，写出一部即经典。
工商业革命完成以后，随着城市化和公民运动推进，大众教育的普及，文盲被消灭了，图书馆和大学在发达国家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一个纽约公共图书馆如今就有藏品5300多万份，不算声像材料，藏书近1700万册。不管你什么阶层何种身份，均可自由遨游知识海洋之中。
由于获取知识的门槛大幅度降低，知识不再是稀缺品，“大师”与“经典”也急剧减少了，因为水平超越之前大师，能写作出比经典更优秀著作、论文的学者，在大学和研究机构里已经一抓一把，见多不怪了，成为大师和经典的门槛也大幅度提升。
即使五十年前的学者也绝对想不到，今天哪怕一个住地下室的屌丝，凭着一台电脑一根网线，就可以穿梭于全球各大图书馆、论文库、档案馆(若他有此兴趣的话)，也可以在自己的硬盘里建立非常庞大的私人电子图书馆和数据库，没有相当可观的财富与房产，互联网时代之前是不可实现的梦想。五十年前一个学者在顶级图书馆要花数月才能完成的资料检索和收集工作，今天的学者利用电子化便利，也许几天就能完成。
上中学时，每逢假期就抱来一堆西方文学经典阅读(大多产生于启蒙时代至20世纪初)，说实话，读得让人不想睡觉的其实是少数，但为了增加文艺修养，很多还是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不过最后我却对很多经典失望。像列夫·托尔斯泰的名著《复活》，原本一件并不复杂的事儿，真不需要那么字儿来表述，当代一家西方大报的万字特稿就可以把这事儿说清楚，并且因为技法更先进，水份更少，会更加生动和精彩。
我也发现，同样18至20世纪，自由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如英美作家的书就比较有趣，因为知识更普及，生活节奏快，新闻出版市场发达，写作技法高明，知识与信密集型作品方能脱颖而出;俄罗斯这种生活节奏慢的欧洲落后国家，其作品普遍有冗长沉闷的特征。当然，这种品味自然让喜欢《尤利西斯》这类作品的读者瞧不上眼，我也承认我笨，看不懂，那种作品对我来说是催眠读物。
虽然已多年看不进去小说，但更加钦佩《指环王》、《冰与火之歌》这类作品，作者托尔金、乔治·马丁构筑起一个庞大的全新世界体系，所拥有的历史、地理、语言、宗教、哲学等知识，非前一代大师可企望。这样的作者和作品，需要文明高度发达并积淀到一定程度才能产生。
当代欧美媒体的特稿为什么没成为普遍崇拜的经典，作者没变大师呢?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工薪阶层还领着两三百元工资，手持一台大哥大，别人会觉得你是老板，带两台大哥大，是大老板，带七八台大哥大，还是令人羡慕，倒卖大哥大的有实力老板;今天你拿一台Iphone6，没谁关注你，带两三台Iphone6只能显得你比别人更忙，混身挂上八九台iphone6，别人会以为你是水货客。
这就是时代、知识、技术进步带来的“见多不怪”。
按中国人的熟知程度来说，我们所顶礼膜拜的西方大师多为启蒙时代至20世上半叶的，这是个有趣的现象，与社会发展水平落差导致的传播、出版、学术滞后有关。
其实现代学科体系及研究方法的发展与定型，是相当晚近的事儿。19世纪前还没有任何社会科学存在，此后它也只是处于不断的成熟状态。
英语中泛指多个学科门类，作为复数词的“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直到19世纪晚期才出现在美国。但是此前始终存在着知识精英对政治、财富、人口、心灵等各方面的思考与论述，这种奠基作用不可否认，如：1644年约翰·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亚当·弗格森1767年的《论公民社会的历史》，1771年约翰·米勒的《等级差别的起源》，亚当斯密1776年的《国富论》、孔多塞1890年代的《人类思想进步的历史图影概览》……
直至19世纪末，社会知识仍是松散的和非系统的。研究社会科学史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援多萝西·罗斯认为，现代学科的形成即使在20世纪也是逐渐的，有时候是非连续性。现代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真正的定型与普及，主要还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首先在发达国家)。
现代学科定型之前，可以说哲学家简直成为包打天下的全能者，什么都能跟哲学沾边，自然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经济哲学、法律哲学……而且不少大师是通才，有的大师可以把上面所有领域都涵盖了。
启蒙时代至工业化初期，哲学家影响精英，文学家(时评家)引领大众，造就了庞大的文青和哲青群体，这是前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这种时代还有个特性，很多大师与其拥护者们，喜欢用全称判断(调研、统计、比较、概率，查证之类管它干甚)，敢于斩钉截铁下结论，都认为自己常握了真理。20世纪中前期随着市场经济进一步繁荣，城市化进一步提高，西欧国家大众媒体和大众文化强势崛起，文体明星、畅销书作家、企业家、议员逐渐抢占了他们“人民心灵导师”的市场份额，专业记者与学者又掌握了专业圈的话语权，不少哲学家和文学家，转而亲睐苏联、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跟强烈的失落感有关。
学术越发达，学人越谦逊，知识越多，人们偏见越少，大师与经典也慢慢变成了稀缺品。以前一位“大师”可以一人写作几十本大部头的著作，涵盖各个领域，天上懂一半，地上全都懂。当代的剑桥和牛津大学，若要出版一部《英国通史》，很可能不同章节，不同内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分配给不同的学者来写，体现出一种专业主义精神，因为历史学不旦从哲学中早就分离出来，而且不断衍生出分支学科，专业分工更加细化，也逐渐融合了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与方法。
学术的现代化还使人们不断克服前人的偏见与无知。
17世纪末，英国粮食平均亩产量猛增，这当中虽然有耕作技术进步的因素，大家也察觉到这明显不是主因，早期的学人曾从哲学、法律、经济、宗教、政治各种角度来论述，但都有漏洞，争执不休。最后，现代生物学引入农业史研究，终结了争吵：英国农民从圈地运动开始广泛养殖牲畜，为了提高牲口营养，大量种植豆科植物作为饲料，豆科植物具备超强的固氮功能，使土壤在百年之后变得异常肥沃。
18世纪90年代，英国农产品市场上谷物涨价，社会上一度叫苦不迭，弗雷德里克·伊甸爵士撰写了他著名的调查录——《穷人之国》，仅从这本经典中描述的英国各地很多工人家庭的收入与生活来看，英国真就是人间地狱，而工业革命开启了通往地狱之门，很多哲学家、文学家和时评人根据他的著作发表了无数反现代性的感概和结论。伊甸爵士进行实地调研，比起纯动口的哲学家和时评家，已是很大的进步，但仍有其时代局限。
现代历史学家们通过对欧洲中世纪到19世纪初庄园账册、市场物价资料、工厂薪资表、家庭购物单(账本)等等一切档案的详尽搜集(包括利用考古成果)，进行归类整理(或电子化后建成数据库便于统计与搜索)，甚至对不同地区工人家庭燃料使用、食物结构、卡路里摄入量进行了统计，否定了伊甸爵士的结论：若工业革命时代英国工人与中上层社会生活比较，当然显得贫困，但不管与此前几个世纪的英国平民比较，还是和同时代欧洲国家平民相比，他们却普遍工资最高、营养最好、文化更多，这是巨大的进步。统计1800年左右的兵役档案也显示，英国士兵当时平均身高1米72，为欧洲最高，法国是1米65，没有收入和营养上的巨大进步，这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况。
法国启蒙时代的大多数哲学家都认为：“一个政府让其统治下的公民人数繁殖和增长越多，无疑是好政府”，今天你还觉得这是正确的吗?当代尼日尔、尼日利亚、索马里、阿富汗等贫穷国家，出生率位居世界前列，人口不断暴增，而你要想在出生率排名榜上找到德国、新加坡、台湾、日本、奥地利……得从倒数200多的位置开始。
马尔萨斯认为，因为人类无法节制性欲，人口不断暴增，食物日益短缺，会陷入无休止的贫穷、战乱、饥荒之中。马尔萨斯的时代，法国人口2900万左右，大部分人仍然生活贫穷，现在的法国有6300万人口，却是世界上高度富裕的国家。今天的美国，用不到3%的农业人口，不仅养肥全美人口，还是农业出口大国，全世界到处出售和援助粮食。
当代社会科学专业主义的强化，分工的精密，研究技术与方法的进步，与启蒙时代和甚至与20世纪上半叶相比，相当于世界最大军火公司美国洛克·希德马丁集团与牛家村鞭炮作坊的差别。
说到这应该明白，如果我们沉迷在一二百年甚至几千年前的大师与经典中拔不出来，你的知识体系就无法与当代接轨，还将保持着多少偏见与错误!我们应该相信的是现代学科的研究方法，而不是膜拜大师与经典，长跪不起。
西方的作品传到非西方社会时，到底谁能成大师，谁会是经典，受到很多因素影响。
输出国的国际影响力——哪些国家处于世界强势地位，来自他们作品的译介和出版就比较多，人们心目中的大师和经典就多。
也与作者及作品的知名度有关，但往往知名度不与水平成正比，这涉及到作者是否填补了研究空白(这类著作有开山之功，但水平远不及后继者)，是否更多介入公共事务，是否得到欧美媒体推介，在学界、媒体中是否人脉广泛等诸多更复杂原因，这些因素对输入地的翻译界、出版界、媒体界的选择自然有影响。
比如研究中国政治与历史，欧美汉学家水平跟日本、中国学者相较，通常是小学生与大学生的差距，但前者常作为大师被热捧，后者却默默无闻。同样是西方学者，研究中亚、东亚问题，日本、德国、俄罗斯的很多学者远比英美学者要靠谱，但后者可能更有名气，被译介得更多。
一位学者坐着冷板凳，埋头搞研究，其研究之精细与广博可能让人叹为观止，但可能他在大众中的知名度，不如经常介入公共事务，在媒体写时评的某同行的万分之一，若不被媒体挖掘出来推介，顶多只能在专业读者小圈子被人知晓，那么后者很可能就作为大师和经典被后发国家译介出版了。
利奥波特·冯·兰克(1795—1886)，代表作有《从1494年至11535年拉丁和日耳曼民族的历史》、《罗马史》，其中《罗马史》是现代研究古罗马的奠基性作品，现代实证史学的第一部著作。兰克是提倡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创始人，西方客观主义历史学派之父，将古典哲学和法学研究中的批判主义方法扩展到近代欧洲史领域。19世纪后半期，西方学界开始对兰克的科学编史学模式进行效仿，并在英、美、德、法获得了规范性地位。兰克在学术史上地位相当重要，因为前述缘由，知名度远不如同一时期的诸多启蒙学者，但客观地说，他的著作今天也没有多大的阅读价值，当代很多罗马史和日尔曼民族史的研究作品，早已超越了兰克经典。
所以我更常使用的是“优秀著作”，而不想用带有膜拜意味的“经典”一词，即便我现在最喜欢的优秀著作，随着研究水平的不断提升，该被超越就应被超越，该被否定就可被否定。
OK，说了这么多，可以谈谈对一些经典的看法了。
1、《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德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作为学者，在这本经典中倒没有过于武断地下太多结论，不过在他小心谨慎的表述中，自不难明白他的观点。韦伯的主要观点是：欧洲在宗教改革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对于发展重心从天主教国家转移到西欧和北美新教国家有着决定性作用，很多成功的商界人士都是新教徒。
不过，近年来，中国某些新晋皈依的基督教知识分子对此书倍加推崇，甚至拔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大有“信此书(我教)，才永生”的架势，谈论政治和历史，言必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他们往往把韦伯的表述无限引申，更加果断地下结论：一个民族如果不皈依新教，自然不可能铺筑起通往政治和经济现代化之路。
其实韦伯这本经典的论述从来没有得到过西方主流历史学家认同，他们皆认为新教徒身份与高收入之间不存在什么必然联系，韦伯只是把偶尔和局部存在的关联作为了立论依据，并且这种“联系”，不仅在过去，在当代也从来没有存在过。
现在的读者不需要有多深厚的知识底子，只要稍微查询一些数据和事实即可以证伪韦伯的结论。以韦伯的祖国——今天欧洲的经济、科技发动机德国为例，天主教徒占人口30.8%，新教徒占30.3%，天主教徒主要分布在最富裕的西部和南部，而新教徒主要分布在略落后的东部。韦伯的结论若成立，一个非新教徒占人口达70%的国家，怎么能成为欧洲经济驱动器?
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中，把世界上的国家分为极高、高、中、低四档，在极高的50个国家和地区中，前25名堪称高度发达。爱尔兰作为天主教国家(占人口84%)，近几十年发展势头极为迅猛，已跻身于世界第11名，超过瑞典、冰岛，仅在丹麦之后。东亚的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除了韩国的基督徒接近30%(其中新教徒18.3%，天主教徒10.9%)，其它地区的基督徒都可忽略不计，但它们全跻身于前25名，排在多数西方国家之前，日本现当代的综合成就，其实早把绝大多数西方国家远远甩在身后。
而非洲的“小美利坚”——利比里亚，一个由美国进步白人帮助自由黑人建立的国家，新教徒占85%，可那是一个失败国家，连基本秩序都难以维系，人类发展指数排名第175名，在低档中都属末列，类似的案例还有不少。想要了解各种国家的发展历程，其实有太多当代的政治史、经济史方面的著作可供选择。
2、《论美国的民主》
1831年，法国贵族托克维克赴美国考察了9个月，于1835和1840年陆续后推出了他两卷本的经典之作《论美国的民主》，他的这本经典比《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显然更有价值。
此书独特之处很多读者未必知晓，它不仅是第一部研究美国政治、社会和民情的著作，而且是那个年代罕见地对美国作出积极描述与评价的学人。说实话，我不神化托克维尔，但相当钦佩，如果考虑到时代因素的话，就只会更加让人赞叹了。
要知道，那个时代旅美的欧洲知识分子，极少有对美国留下好印象的，因为那还是个屌丝国家：实行着一种在欧洲看来很另类，也不知前景如何的“闹哄哄”平民政治;人们酷爱嚼烟叶，四处喷溅发黄的唾沫;地方议会开会时像赶集，果皮纸屑四处乱扔;大家讲一口充满俚语的粗俗英语，不似大不列颠风趣，不如法兰西那样优雅，也不像德国人那么严谨有礼;车厢不分等级，没有隔间，几十个不同阶层的人凑到一起聊天吃喝，令来自欧洲上层社会的游客十足尴尬;首都华盛顿四处泥泞，毫无欧洲都市的富贵气派，像个超大的村镇。
狄更斯是批评美国较温和的欧洲游客之一，在他的《美国札记》(1842年)中，他认为美国人“不是一个富有幽默感的民族，我总觉得美国人的性格是沉闷抑郁型的”。很奇怪他这种感受从何而来。
这部书出版以后，借着托克维克的名气在欧美知识圈子红火过一阵子，但接下来就沉寂下去了，它真正的全球走红，被译介成几十种文字不断再版，还得归功于太平洋战争——美国自此全面介入世界事务，无意中成为世界领导者。尤其在战争期间，美国超强大的工业实力真是震撼了盟友，震惊了敌人——飞机上天像放鸽子，军舰下水像煮饺子;美军屯放军事物资的地方，坦克和装甲车一眼望去像满地蟑螂。
当时全球的精英都渴望了解美国，《论美国民主》就像一本高帅富传记，自此红到发紫，行销世界。假设美国的前景像中南美洲国家一样，可能托克维克这书早被遗忘，今天没有哪个华人知识分子会把它当经典。
托克维克的很多结论在当时看来相当超前，甚至在今天很多文化人也未必有此见识，如他认为美国有着优良的地理条件，且周边无强国，生存压力不大，所以不需要高额税收、庞大的军队和强势的政府，能够持续发展自由宽松的政治。这已经远远脱离了当时盛行的文学家和和哲学家的气质，有现代历史学者的风范了。
但是括克维克也有不少错误的判断，他认为美国的平民政治导致它不会爱好和致力于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托克维克万万想不到百年后的美国在这方面亦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好莱坞的文艺工业可以打遍世界无对手。
我对此书的评价是，若有特殊兴趣，仍值一读，只是不必神化，捧到不可超越的地步，亦没必要一谈到欧美政治和历史，不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论美国民主》就不会写文章，开不了口的地步。
那个年代连英国都刚完成工业革命，今天的美国与19世纪初的美国在各方面都有了天壤之别，若要了解美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法律、文化历程，有太多更优秀更详尽的当代著作可选择，当代美国大学里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比托克维尔能给你提供更靠谱的通识。
3、《极权主义的起源》
汉娜·阿伦特这本经典长期得到知识圈的推荐，很多人谈到极权主义，已经言必称汉娜·阿伦特。
这部经典主要缺陷是成书年代太早，资料与档案相对匮乏，阿伦特也没有在极权体制下生活的经历;这种类型的著作也不宜由哲学家来完成，因为极权体更多依靠军事、组织、宣传、财经、控制等技术来建立和维系，而非凭借那么多哲学大道理(虽然它需要一套理论体系)，更适合历史学家和政治学者依据档案进行深入的研究，所以此书略显单薄与空泛。
汉娜·阿伦特把纳粹德国作为极权主义重要标本来研究，本身就有失误，她能看出法西斯与纳粹、布尔什维克的差别，但经常把后两者混为一淡，其实它们仍有巨大差异。纳粹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需要迎合民粹和民族情绪，它确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布尔什维克无论组织结构还是决策模式，都是绝对的“精英主义”，阿伦特没有区分清楚。
极权主义来自群众，是群众的需要，这是汉娜·阿伦特的重要结论之一，若此论成立，极权体制在全球两百个国家和地区自发产生的机率将非常之高，几乎只要有自由选举的地方，都难逃极权的命运。极权既然是群众的需要，那极权体制不必取缔人们的结社、言论权利，也不需要那么庞大的暴力、宣传、监控体系来维持，因为群众总会把票投给极权，也会赞同极权的观念嘛;可是极权真要这么做了，处处看群众的眼色行事，那它还是极权吗?
恰恰相反，极权体制的建立非常偶然，需要很多国际国内条件机缘巧合凑到一起(甚至绝大多数案例显示，均由外部强力介入才能缔造)，一旦建立，除非犯下统治技术错误，或遭遇强大外力摧毁，它也很难瓦解，一旦瓦解，几无再建的可能。
阿伦特缺乏对苏联的深刻了解，若不是50年代末出版了《斯摩棱斯克档案》使她补充了认知上的不足，她对斯大林体制了解程度大概能接近于零。她赞扬了斯大林的前任，却认为是斯大林建立了极权体制，用中央委员会架空了苏维埃，这完全就是错误的史实表述，斯大林还没登上权力巅峰之时，极权体制的理论体系和基本框架早都奠定完毕，甚至连中央委员会都早被中央机关架空了，但那些都不是斯大林做的，斯大林只不过利用组织机器完成了个人的登顶。书中对斯大林体制及苏联历史的错误认知比较多，就不一一举例了。
阿伦特即便对纳粹德国，也知之甚浅，一方面他所处的时代离二战结束不远，的确可利用的资料、研究成果还不算多;另一方面，她作为一个哲学家，也只能停留在走马观花的玩概念上。
《极权主义的起源》作为入门读物，精力充沛的话仍可一看，但也无须过度拔高和神化。同样作为入门读物，欲了解极权经典标本——斯大林体制，阿夫托尔汉诺夫的《党治制的由来》、《权力学》虽然成书也早，但比阿伦特的作品更加细腻，有更深刻洞察力，因为作者本人是内部流亡出去的研究人员，具备从极权机器内部观察的阅历优势。
若对于了解极权主义有浓厚兴趣，我觉得不该依靠一本宏大叙事的书就浅尝辄止。详细剖析苏联和纳粹德国军事、组织、宣传、财政、经济运作，可供选择的优秀著作与论文实在太多，遗憾的就是能译介出版的为数极少。
4、哈佛费正清学派的中国现当代史系列
前述经典，我觉得精力充沛尚可一读，但这个系列我主张完全放弃。这个系列的“经典”实在是多不胜数，先说费正清本人编或著的，就有《剑桥中华民国史》、《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伟大的中国革命》、《观察中国》……
费正清本人曾是太平洋学会的核心骨干，著名的美国“中国通”(注：搞笑的是，该学派“中国通”们，包括费正清在内，对1945以后的中国形势判断和预测，很少有不出错的，除了已经发生的)，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处长。太平洋学会是苏联在美国的战略型学术统战和情报组织，早年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耐基基金会赞助，出版学术刊物《太平洋季刊》。美国在那个时代，真没几个人关心外国的事情，学会由于较早从事东亚研究，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国急需大量熟悉东亚历史、政治、语言的人才，学会就有了为美国国务院尤其是驻远东外交机构大量“荐才”的机会。
太平洋学会为了能在美国社会立足与活动，选择成员时都比较谨慎，力避有狂热理念和言行的人物，对苏联有相当好感，或青睐苏联模式的自由左派最佳，最起码也是很温和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称为“粉色学人”。学会原本由斯大林的两个铁杆粉丝和美共秘密党员范弗比尔特·菲尔德、卡特尔一手操作，但因二人的政治面目太过为人所知，所以就交由他们选择的“粉色学人”来打理。
考察太平洋学会的出版的论文和著作不难发现，打个比喻的话，是用《纽约时报》文风包装《真理报》的观点;用美国自由派语言来含蓄表述和赞扬苏联的模式与理念。因为它有着学术的名义，再加上这种巧妙的包装，所以看上去更具“客观性”、“可读性”、“学术性”，一般读者的确看不出来，“理中客”读者那就更容易上当了。
二战末期，因为美国陆军情报部门意外截获大量苏联电报，发现苏联利用美共和各种统战组织对美国政府、学界、新闻界进行大渗透，所以才建立了专业反谍情报机关——CIA，在CIA完善起来前，FBI曾暂时承担起包括国际合作反谍在内的重任(后来的情况是CIA没有国内警察权，FBI也继续承担国内反谍职责)。五十年代初，加上外交政策的屡屡失败，美国社会、立法和司法机关普遍质疑下，太平洋学会逐渐走向式微，它一度企图放弃学术面目，公开散发武装暴动传单，曾遭到美国税务部门取缔了学术组织的免税资格，不过后来又通过打公司要回了资格，但经此打击一路衰败，所幸在福特基金会赞助下，由费正清牵头，在哈佛大学落地为“东亚研究中心”，也叫费正清中心。
费正清以此为基地，借助以前太平洋学会和他本人的名声，培养了大量的学生，吸纳了很多同道，出版了不少著作，形成了费正清学派，其学术活动并不局限于哈佛大学。至少在1989年和1991年苏联解体前，由费正清学派、白修德和史迪威三方交融互动构成的著作、材料，携着美国地位和哈佛的名声，对欧美和海外华人世界的中国现当代史学影响深远，甚至影响超出了学界，很多研究中国问题的欧美自由派记者在撰写书稿时，也会参考他们的著作，所以也可叫作“泛费正清学派”。
关于中国现代当史，围绕着毛泽东主义、中国革命模式等等问题，五六十年代，以费正清学派为首，与欧美的保守派学者进行过大论战;六七十年代，又与欧洲的西马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社民派发生论战，史称“自由派”与“左派”的大争论。(注：社民派学者以威特福格尔 、佩弗、沃尔特等为代表认为，不存在费正清学派所说的“独特的中国革命模式及革命理论”，也不存在什么“毛主义和毛模式”，全球的共产主义革命都是一盘棋，指挥中枢在莫斯科，总策划师是斯大林。其实社民派学者判断正确，但对详情也知之不多。当年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为了获取更多美国军援，加紧统战英美两国，在他安排下，解散共产国际(表面)以缓解对方疑虑，加强对美宣传和赞扬。斯大林援意下，他本人、毛、铁托都向美国官员、记者表示：“南共和中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跟苏共不一样，也不会走苏联的道路，且很欣赏美国的道路”，斯大林本人还当着美国人面“讥损”铁托与毛，以示跟苏联没有关系，他也不喜欢他们。重庆《新华日报》也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向美方传达此类消息，费正清派正是依据这些谈话和公告作出判断，并且该派长期认为，美方后来与南共和中共的反目，其实是美国自身外交政策失误造成的(没有对人家更好)，原本是可以成一家人^_^)
今天回过头来看，当时的保守派、左派未必都正确，但比号称“自由派”的费正清学派更靠谱得多。
1949年后，欧美研究中国现当代史的作品，费正清学派著作，在略作篡改后，几乎享有独特的出版优势(最疯狂的年代除外)。1989或1991年后，费正清学派的学者普遍对之前的观点进行了修正，但都不再引进出版，费正清本人就撰写了人生最后一本书《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未能引进出版)。客观地讲，即便是修正了，也非常糟糕，费正清无非以前认为“虎”是“羊”，生活在大海里，后来修正为“虎”是“狼”，居住在南极。知识体系的陈旧单薄，见识上的愚蠢无法更改，这一点在费正清学派中年纪偏大的那些学人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常见的泛费正清学派作品不完全列表：
易劳逸：《流产的革命》、《毁灭的种子》
施拉姆：《毛泽政治思想》、《诗人毛泽东》、《一个人与他的学说》、《毛泽东传》
陈志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军绅政权》
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
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崛起》、《毛泽东主义的“传说”的传说》、《共产主义与中国：思想和变革》(注：史华慈亦是费正清研究中副主任，有西方当代“毛泽东学”奠基人之称)
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63年出版)
胡素珊：《中国内战》
排除掉前面所说的太平洋学会学术渊源之类的背景不说，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关于中国现当代史的作品，90年代之前出版的，又能引进出版的，20世纪前30年出生的那批学者所撰写的作品，几乎没有什么价值，若某一本中可能有10%的价值，但去受另外90%的毒害，实在不划算。
这些作品成书年代过早，大多出自50至80年代(甚至大部分在50至60年代)，那个时候连可依赖的靠谱二手材料都寥寥无几。可叹的是，像50年代施拉姆、特里尔、迪克·威尔逊等人写的传记，多依赖斯诺、史沫莱特、爱泼斯坦、路易·斯特朗等西方左翼记者的二手材料，以及官方早年公开发表的文告、消息、讲话。
当时的学科发展水平非常低，那波学者们的知识结构老旧不堪，施拉姆，号称中共党史和毛泽东研究大家，其实是个半路出家的物理研究员，此前既没经受过史学训练，也从无共运史和中国文史底子，但他的书80年代引进出版曾一本就卖出50万册。
中国现当代命运与国际历史进程密不可分，甚至地缘政治带来的外因是造成历史演变的重要因素，研究中国现当代史，不具备世界现当代史、苏联史、共运史、冷战史、军事史、经济史方面的底子，不依托一手档案和文献，不吸纳最新的研究成果，怎么可能靠谱。全球共产主义革命史，从东欧到东亚，从东南亚到西亚，从非洲到南美、从西欧到北美，涉及到的军事、经济、政治、民族、宗教、情报、组织、宣传、地缘关系……这些远远超出了哈佛费派老头老太们的知识能力，他们都是两眼一摸黑。
苏东剧变后，随着东欧、苏联、东南亚、英国、美国档案(如维诺娜档案、米特罗欣档案)的大量解禁，世界史、中国现当代史的研究都飞升了七八个台阶，新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前述费正清学派作品中错漏百出的史实和观点，很多早就被近二十年的研究所更正。
按理来说，一个国家的历史和人物的研究，应该本国学者最靠谱，外国人始终有穿越不了的语言、文化障碍，但可叹的是，国情实在太特殊，前述过气的一堆破书，每隔两三年都会被重新包装后当作经典隆重推出，热卖一番。影视剧编剧们写作剧本，那也是他们重点参考的材料。
罗斯·特里尔写的那本不靠谱传记，每次推出还着重强调“最新全译版”，且不说那书有没价值，与英文原版对照，里面多处被大动手脚进行过篡改，每次看见一堆人读了这类二次处理的老古董写心得、发感慨、著专栏，甚至以为捡到了稀世宝贝，找到了开启现代当中国史大门的金钥匙，实在忍俊不禁。
费正清学派在海外的影响力自苏联解体后逐渐消解，其实新一代知识底子更好，依托一手档案研究的西方学者，其中以剑桥教授方德万为代表(代表作《中国民族主义及战争》)，还有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Rawski)、付大伟(David Faure)、布兰特(Loren Brandt)、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朱莉娅·斯特劳斯(Julia Strauss)等学人，早就向费正清学派发起挑战，成果颇为丰硕。
华人学界虽然在国际视野和研究环境方面仍有缺陷，也无法构筑起清晰的现当代史脉络和正确理论，一本优秀的“中国近现代史”通史性著作我认为还没迎来诞生的时代，很多华人历史学者(尤其年龄偏大点的或五六十年代出生于大陆的)还没摆脱文学家和哲学家气质;但杨天石、杨奎松、王奇生、沈志华、黄道炫、陈永发、陈耀煌、郭岱君等华人学者，在局部问题的研究上成绩斐然，绝对比那些哈佛老费们更靠谱。不过，谁叫那些被吹成了大师和经典。
但费正清学派在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力仍然巨大(学术和出版落后及其它特殊原因)。这些知识分子出于对官方史学的不信任，把目光投向了外面，结果没想到一头扎到了披着自由女神外衣的苏斯洛夫怀里，还以为在纽约登了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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