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习近平18大上位以后,在不被政治老人监军的顺势之下执政,已经两年多了。因此,在这个不算短的时间内,如果他真像当初某些舆论造势专家溢美的那样:在他领导之下,中国将会出现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当此党内权力斗争日趋激烈,社会矛盾和危机日趋加剧之时,该是他拿出一套上镇诸侯利益割据,下平民众仇贪恨腐情绪的 “治国策”出来,以展示他超凡政治智慧的时候了。从而像释梦大师弗洛伊德那样,为自己那个让人恍兮惚兮的“中国梦”,画出一个清晰可见的圆梦图。而这个“治国策”,在今年两会前夕,终于登上政治台面了。这,即是他经过几多深谋,又几多远虑,而后提出来的“四个全面理论”。
这一理论一经登台面世,立即受到了国内外大小媒体的山呼海应,纷纷像当年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抬大轿一样,把它捧抬到了当代政治思想理论的高度,竭力“呼儿嗨哟”。其中,尤以《人民日报》对它的政治定位最高,也最具有权威性。称它是引领民族复兴的宏大战略布局;是新时期治国理政的总方略;是引领中国推动世界的指导纲领,是实现“伟大的中国梦的行动指南。
而《光明日报》也不甘后进,于3.16发表了一篇题为:“以‘四个全面’为引领实现伟大中国梦”的社论,进一步提升了它的巨大作用和现实意义,使之具有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价值。总之,在这些媒体的众星拱托之下,他的这一理论,似乎真的成了一举解决当代中国难题的“定海神针”和仙丹灵药。以致让复旦大学著名特聘教授张维为之赞叹不绝,称它“是舍我其谁的历史担当”。而随后再派生出来的所谓“四个新常态论”,更是把它精细化到了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好似无论什么问题都可以用它一刃而解了。
然而,对于他的这一理论,是否真有这么大的盖世神力,我们尚不得知,只有走近它看个究竟了。世人皆知,中共自创建以后,是以不断创造意识形态方面的理论武器,去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而这些理论武器,除了毛泽东思想具有原创性和统一性之外,其它都不过是一些实用性的政治口号而已。而所谓政治口号,就是当时领导人提出的一些思路。而所谓思路,就是他们对当时存在的问题,梳理出的框架和辫子。然后,再经过御用理论家的智慧发挥和阐述,媒体的的打造和提升,而后形成的讲话、文件等等。比如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坚持“、“不问姓社姓资论”、“发展才是硬道理”;比如江泽民文的“与时俱进”、“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等等,都是这样形成的。如今习近平的“四个全面理论”,又依照这个模式闪耀登场了。
由此可见他的这一理论的形成套路,其实并没有什么超越其他前任领导人的地方。而唯一不同的是,它统揽涵盖的内容,不是具体实在的,而是无所不包,大包大揽的。其中,“深化改革”、“建成小康社会”、“依法治国”、“依法治党”这些政治口号,本来在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就已经喊得震天响,人们已是耳熟能详。显然,就不是创新玩儿了。但极为玄妙的是,这些已经显老过时的政治口号,经过他在前面添上“全面”两个字之后,就变成安邦治国的金科玉律了。
但若要细究怎样实施和检验这个理论的话,却又未见有人给个具体说法,指点一下迷津。比如说“全面深化改革”,是分别对现行国家管理体制、司法管理体制、劳动分配体制、医疗教育制体制、养老保险体制等等,都进行改革才叫“全面”,还是对某一方面进行“革命式”改革,才叫“全面”?再比如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把全国城市数千个社区,农村数千个乡镇都建成小康社会,才叫“全面”,还是把某一个省市的社区和乡镇都建成小康社会,才叫“全面”?可这些,都没有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和尺度。因而,这种所谓的“全面改革”,其最终结果,只能导致“全面不改革”;而所谓“全面建成”,去最终结果,也只能导致“全面建不成”。倘若如此这般下来,那么他的“四个全面理论” ,就难免成为“四个皆空理论”了。
话说到这里,笔者突然想起几十年前故乡一个叫做“徐大药”的老中医。据大人们说,他过去是国军的军医,因为急于想治好一个大官的病,用重了药,把人给医没了,被赶回了老家。而人们叫他“徐大药”的原因,是由于他不敢“对病下药”,而是“下大药”。所谓“大药”,就是数量多,药味全,吃了什么病都治,却治不了根,只好不断找他看病吃药。所以,当地人把他开的药方叫做“栏河网”。而“栏河网”是人们在河里捕鱼时,在河中间铺设的一种网。据说这种网,可以把过往的鱼网住。但这种捕鱼法,由于过于死板愚笨,往往捕到的都是死鱼。在此,倘若我们把它与习近平的理论比较一下的话,就不难发现其中的相似之处。
由此再联想到习近平的“中国梦”,不免有些迷茫起来。倘若要问原因何在,我便只有坦言如下:本来对习近平上台伊始托举出的“中国梦”,由于人的视角和看点不同,至今依然褒贬不一。有看好者,看到的是“百年宪政梦”;有看坏者,看到的是毛泽东那个没有做完的“红色帝国梦”。而我倒是愿意相信他托举出的这个“中国梦”,就是“同光中兴”时代那个中国人没有做成的“富强梦”。因为在那个年代里,中国在饱尝了落后就会挨打的凌辱之后,终于走上了对外开放,向西方取强国之经的现代化道路。从而,通过红火大江南北的“洋务运动”,使这个病入膏肓的老大帝国,又现出了由衰转盛的生机。
由此开始,从1840年开始,到1870年的30年之间,中国的综合国力又恢复了强势。据英国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的计算,中国1870年的 GDP 为世界的17.2%,已经远远超过了当时的美国、日本和俄罗斯。而全副德式现代装备的“北洋海军”,已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强大军事存在。然而,也正是在这个中国有望富强崛起的关键之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权力和利益集团,却在其中趁机大发国财,中饱私囊,骄奢淫逸,使腐败深入到了这个专制王朝的骨髓中。直至使中国人的“富强梦”,最后变成了一场不堪回首的“春梦”。
如今,中国通过1978年之后30余年的再次对外开放,又一次走到了“同光中兴”时代那个有望富强崛起,有望回归世界文明主潮的关键时候。但以此同时,晚清专制王朝那种制度性的腐败,又随之死灰复燃,深入到了这个现行体制的方方面面。从而,对“中国梦”的实现形成了极大挑战和威胁。而习近平作为实现这个百年之梦的领路人,当此国家和民族又处在十字路口之际,理应站在新时代的高度,把握好这个历史的机遇。进而对那个曾使“同光中兴”成果全面丧失,也同样会使“改革开放”成果全面丧失的腐败性体制,进行根本改革,才会为“中国梦”的实现,找到坚实的政治基础和体制上的保证。因为中国历史上太多的悲剧证明,中国人创造经济迹并不难,难的是翻不过腐败这个坎。往往是经济越发展,腐败越猖獗,使所有取得的成果随之毁于一旦,国家又轮回到动乱的渊薮中。
当然客观地说,习近平上任之后对腐败的巨大危害性,还是有所认识和觉悟的。因而他发起的这场“打虎运动”,才会如此迅猛和凌厉。以致到今天,不仅将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大老虎“和数百只“中老虎”打入了笼中,而且还有一路打虎下去的趋势和劲头。但笔者与他的所见不同之处是:他“打虎”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体制这个“老虎窝”的存在,企图靠它去实现“中国梦”。而笔者则始终认为,正是体制这个“老虎窝”的存在,危害和阻碍着“中国梦”的实现。因此,为了让这个百年没有做成的“中国梦”能够实现,必须对这个“适虎生存”的体制进行改革。否则,就难免重滔历史的覆辙。
为此,再回头说习近平的“四个全面理论“,之所以显露出了它在实践层面上的空洞和苍白,其原因就在于他在面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时候,回蔽了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体制性腐败、官民对立、贫富悬殊的问题。或者说,正是由于专制这个腐败体制的存在,使“中国梦”不可能做成。或者干脆说,由于他的这一理论,是一个掏空失重的,没有任何实践标准可检验的理论,从而使他托举出的“中国梦”,也就随之失去了实现的土壤和根基。——除非他幡然醒悟过来,对这个腐败性体制实行“零容忍”的话,那种“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才会出现,“中国梦”才会真正变为现实。
2015.4.6
《纵览中国》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