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近几年来大陆在胡适研究上有了不寻常的变化，赶紧一查后发现，确有许多名人教授发表并提出了许多新的所谓考证文章和新的观点。开始还不作为奇，渐渐地发现，这一类大多数的文章其内容和观点含糊其辞，似是而非，既经不起历史的检验，更经不起实践的推敲，却从来无人质疑，更无人提出批评和矫正，好像这些观点成了无可置疑的真理。为此有必要将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提出来加以评说之。
请看，
“历史的误会：“打倒孔家店”并非胡适提出。”
“打倒孔家店确实是从“打孔家店”衍化而来,而且是以讹传讹。”
“把“打倒孔家店”看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纲领性口号，是一种夸大和曲解。然而“只手打孔家店”这个提法，经过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陈伯达等人加工改造，变成了“打倒孔家店”的提法，并开始被曲解夸大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纲领性口号。”
《北京日报》2009年6月29日载文：《关于“五四”精神诸问题的新阐释——北京大学王东教授答问录》，文章说：“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各种代表人物来看，无论是最主要的五位代表人物——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还是略逊一筹的一般代表人物——刘半农、周作人、易白沙、吴虞等人，甚至包括思想最激进、最极端的钱玄同，任何一位五四运动代表人物都没有提出过“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五位主要代表人物中，只有胡适一人，在1921年6月16日所作的《〈吴虞文录〉序》中，在幽默诙谐地介绍吴虞其人时，有‘打孔家店’这个提法：‘我给各位中国少年介绍这位‘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又陵先生！’”
按王东的考证，“1936年9月,时任中国共产党北方局宣传部长的陈伯达在《读书生活》第4卷第9期上发表了《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一文,率先倡议‘开展新启蒙运动’。随后,艾思奇、张申府、何干之、胡绳等人起来响应,形成了一场新启蒙运动,主题是继承五四,超越五四。陈伯达指出:以《新青年》为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是中国第一次以群众的姿态,向‘中古的’传统思想和外来的文化,公开宣告了反叛。‘打倒孔家店’,德谟克拉西和赛因斯,提倡白话文，这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口号。在这里,陈伯达把‘打倒孔家店’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精神,并将其列在首位,绝不是信笔一挥,而是有深刻含义的。”
大陆拥胡的主帅耿云志说，“也有人提到新文化运动打孔家店是激进主义，企图把孔子和儒家学说完全打倒，完全否定，这是不实之词。所谓“打倒孔家店”的说法，并不符合实际。此话源于胡适为《吴虞文录》写的序言。胡适在序中说：吴虞“是四川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这里说的是“打孔家店”不是“打倒孔家店”，两个提法的意义已有不同，尤其是决不可把“打孔家店”即认作是“打倒孔子”、“打倒儒学”。、、、而胡适，大家更应清楚，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给孔子以很高的地位。胡适晚年一再指出，他从不贬低孔子和儒学的正当地位。”
总之，是误会，是一场误会，是一场历史的误会。
事情就如此简单地了结吗？！
不行！绝对不行！此问题必须搞个一清二楚！
1.必须首先搞清楚，“打倒”这个词汇是在什么时间点、是怎样地出现于或流行于中国社会中的？在“打倒”这词汇未出现之前又是用哪些词汇来表达这个意思的？搞清楚之后再来考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间其主要领导人是用哪些词汇来表达他们的诉求的？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据百度百科讲，“打倒在国民大革命中，广泛流传。”假如“打倒”这个词汇就出现于民国初年，那就要深入地追问下去，“打倒”这个词汇是否就是最初出现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间、、、那就得听听有心的中国词汇文字学家的考证了。这如同我们常讲的花卉的花字到汉代才出现，以前都用华字来表示的，假如有位先生调查了中国汉代以前的文献时从未看到花字的出现，就狂下断言，说中国的花卉都是来自于西域一样，荒谬绝伦。
2.胡适是不是反孔批儒的倡导者？
胡适于1921年6月16日，为《吴虞文录》所写的序言，可以说是胡适批判孔子以及封建礼教的代表作。在这篇序言中，胡适称吴虞为“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说吴虞“站在那望不到尽头的长路上，眼睛里，嘴里，鼻子里，头颈里，都是那迷漫扑人的孔渣孔滓的尘土。他自己受不住了，又不忍见那无数行人在那孔渣孔滓的尘雾里撞来撞去，撞的破头折脚。因此，他发愤做一个清道夫，常常挑着一担辛辛苦苦挑来的水，一勺一勺的洒向那孔尘迷漫的大街上。”胡适集中地论述了吴虞“反孔”的主要特点。
吴虞反孔是因为“孔子之道不合现代生活”。胡适说：“吴先生和我们朋友陈独秀是近年来攻击孔教最有力的两位健将。他们两人，一个在上海，一个在成都，相隔那么远，但精神上很有相同之点。独秀攻击孔丘的许多文章（多载《新青年》第二卷）专注重‘孔子之道不合现代生活’的一个主要观念。当那个时候，吴先生在四川也做了许多非孔的文章，他的主要观念也只是‘孔子之道不合现代生活’的一个观念。”
吴虞反孔是因为孔子充当了“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的“招牌”。胡适说：吴虞“大体都注意那些根据孔道的种种礼教，法律，制度，风格。他先证明这些礼法制度都是根据于儒家的基本教条的”，这是吴虞“反孔”的实质。当然，这也不排斥对于孔子思想本身的批判。因为这种种“礼法制度”毕竟是“根据孔道”的。胡适说：“这个道理最明显：何以那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都不挂别的招牌，偏爱挂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
吴虞以“根据孔道”的“礼法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所产生的后果来鉴定这些“礼法制度”进而鉴定充当了这些“礼法制度”之“招牌”的“孔道”之优劣，证明这“种种礼法制度都是一些吃人的礼教和一些坑陷人的法律制度”，这是吴虞“反孔”的方法。胡适评价说，“吴先生的方法，我觉得是很不错的。我们对于一种学说或一种宗教，我们应该研究它在实际上发生了什么影响：‘它产生了什么样子的礼法制度？它所产生的礼法制度发生了什么效果？增长了或是损害了人生多少幸福？造成了什么样子的国民性？助长了进步吗？阻碍了进步吗？’这些问题都是批评一种学说或一种宗教的标准”。胡适不但特别强调吴虞是学法政的，而且很自信地说：“用这种实际的效果去批评学说与宗教，是最严厉又最平允的方法。吴先生虽不曾明说他用的是这种实际主义的标准，但我想他一定很赞成我这个解释。”
应当指出，胡适在《吴虞文录序》中说的“礼教吃人”或“吃人的礼教”这个概念，是吴虞的《吃人与礼教》一文提出来的，而吴虞的《吃人与礼教》，却正是读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之后所写。、、、
胡适论述的吴虞反孔的这几条特点，其实也是胡适本身的价值取向。
胡适“反孔”，还有一个思想要点，是他其实是反对“孔子一尊”，也就是所谓的“独尊儒术”或“儒学独尊”，把孔子思想神圣化，教条化，绝对化，只是《吴虞文录序》未曾说及。胡适的《吴虞文录序》最后一句说：“我给各位中国少年介绍这位‘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又陵先生！”从这句话中日后引伸出了影响相当之大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并被人说是胡适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如今有人在为胡适辩解，大意是胡适说的是吴虞“只手打孔家店”，而不是吴虞“只手打倒孔家店”，更不是胡适提出要“打倒孔家店”。对于这一点，胡适本人并不在乎。（这里参考了宋志坚《鲁迅胡适“反孔”比较(之一)》一文）
“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尽管“捶碎，烧去孔家店”，“砸烂孔家店”，“废黜儒学”（此语出于胡适的博士论文）与“打倒孔家店”之间也许也能为某些人考证出来有许微弱的区别，但在众人眼中可是表达的同一种意思。那就是“打倒孔家店”。
从中任何一个人都可看到，胡适是要打倒孔家店的，尽管他那时并没有用“打倒”这二个字，这是铁证如山。
有人还专门用心地“研究”起“打孔家店”的“打”字和“打倒”这词之间的区别来了，笔者在此想说的是，“打孔家店”的“打”字，但总不会将它说为是“打扮孔家店”的“打扮”吧！
3.至于王东所考证的“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各种代表人物来看，无论是最主要的五位代表人物——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还是略逊一筹的一般代表人物——刘半农、周作人、易白沙、吴虞等人，甚至包括思想最激进、最极端的钱玄同，任何一位五四运动代表人物都没有提出过“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果真如此吗？这里只是举几个例子，都是从王东的论文《打倒孔家店_是五四运动的口号吗？》中挑选出来的。
吴虞“对孔子采取了大不敬的态度，甚至称之为‘盗丘’‘国愿’‘孔二’先生”:“故余谓盗跖为害在一时，盗丘之遗祸及万世，乡愿之误事仅一隅，国愿之流毒遍天下，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不成功，真是残酷极了”。
从中任何一个人都可看到，吴虞是要打倒孔家店的，尽管他那时并没有用“打倒”这二个字。
“钱玄同认为,孔家店有“老店”和“冒牌”之分。这两种都应该打;而冒牌的尤其应该大打特打,打得它一败涂地,片甲不留!“钱玄同说:此外则孔家店(无论老店或冒牌)中的思想固然是昏乱的思想,就是什么李家店、庄家店、韩家店、墨家店、陈家店、许家店中的思想,也与孔家店的同样是昏乱思想,或且过之。”“钱玄同提出了“推翻孔学、改革伦理、废弃汉文”的过头主张”。钱玄同说，“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20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
从中任何一个人都可看到，钱玄同是要打倒孔家店的，尽管他那时并没有用“打倒”这二个字。
再拿鲁迅而言，鲁迅在其《狂人日记》则是透过一个〝狂人〞的日记来阐述理念。如〝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将中国故有的传统文化归结出〝吃人〞二字，着实令许多人为之惊愕！文学家梁实秋即评说：〝鲁迅有文学家应有的一枝笔，但无文学家所应有的胸襟与心理准备。他写了不少的东西，态度只是一个‘偏激’。〞
鲁迅曾坚决废除汉字、阴历，主张改用外国的拼音文字，并宣称京剧為垃圾。曾言：“汉字和大眾，是势不两立的。”“汉字是劳苦大眾的结核。倘不除去，只有自己死。”
1936年在抗日民族危亡之际，鲁迅对上海《救亡情报》的记者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尽管鲁迅当时没有采用“打倒”这二字，但其文中所表达的“打倒孔家店”的意思再清楚不过的了，还有必要加以细讲吗。
4.作为后人对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主要作为以思潮方式出现的社会运动事件时对思想史的研究中应该注意以下的三点:一是分辩社会运动主流思潮和个别重要人物之思想言论之间的差别，二是社会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必须为整个社会运动的走向负全部的责任，三是不仅要看主要领导人为纠偏所发表的言论，更要看主要领导人为纠偏所带来的效果。
五四新文化运动，那是发生在我们的祖辈和曾祖辈那几代人的事了。故我们这一群人都是没有亲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但我们中有许多人却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对文化大革命运动而言，“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这一思潮不能不说是其主要的思潮之一。这并不因作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动者、领导者毛泽东有没有说过“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这样的话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尽管毛泽东没有说过“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这样的话，（按笔者的记忆而言，毛泽东是没有说过“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这样的话，）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这一思潮也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主要思潮之一。这是铁证如山的。由此同理可肯定地讲，打倒孔家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思潮之一。这是铁证如山的。况且，打倒孔家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思潮之一，这一个历史的事实早已为当事人所定下了的、也为当事人在事隔多年后所共认无异的。（至于对打倒孔家店的价值评判以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价值评判，随着时间的发展而伴随的人们的共识的变化是可以发生改变的。这才是后人所要做的事。）
对于打倒孔家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思潮之一早已为当事人所定下了的历史的事实而言，这不仅可从反孔批儒派胡适、陈独秀等人的当时的言论，还可从主要保守派的当时的言论，如梁启超、张君劢、梁漱溟、冯友兰、吴宓与梅光迪、柳诒徵为代表的学衡派等等，以及一些中间派的言论来作出。学衡派吴宓曾客观描述当时反孔情形时说：“自新潮澎湃，孔子乃为人攻击之目标。学者以专打孔家店为号召，侮之曰孔老二，用其轻薄尖刻之笔，备致诋祺。盲从之少年，习焉不察，遂共以孔子为迂腐陈旧之偶像，礼教流毒之罪人，以谩孔为当然，视尊圣如狂病。而近一年中，若武汉湘中等地，摧毁孔庙，斩杀儒者，推倒礼教，打破羞耻，其行动之激烈暴厉，几令人疑其为反对文明社会，非特反对孔子而已。”但是，时至今日，“孔子在中国人心目中之影象，似将消灭而不存矣。”这是令人悲哀、伤心之事。（引自于吴宓：《孔子之价值及孔教之精义》，《大公报》，1927年9月22日。）下面再举一个闻一多为例吧。闻一多说，“做古人的真倒霉，尤其做中华民国的古人！你想这事怪不怪？做孔子的如今不但“圣人”“夫子”的徽号闹掉了，连他自己的名号也都给褫夺了，如今只有人叫他作“老二”，但是耶稣依然是耶稣基督，苏格拉提依然是苏格拉提。”（引自于《闻一多全集》第3卷，第415页，三联书店1982年版。）这里，闻一多以反讽的口吻对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扫荡儒学孔教的做法提出质疑，他委婉地指出，孔子将和耶稣、苏格拉底等一样，属于永恒的传统，应予以珍视。
对于打倒孔家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思潮之一也为当事人在事隔多年后所共认无异的历史的事实而言，这里要讲讲，有名的1958年“胡适和蒋介石的‘抬杠’”事件了。
1958年4月上旬，胡适从美国回到台北，准备参加即将在台召开的院士会议和进行院士选举。《胡适年谱》4月9日记载：“下午，蒋介石在官邸接见胡适。事后他(胡适)对记者说：希望有两三年的安静生活，当可将未完成的著作《中国思想史》写完，然后再写一部英文本《中国思想史》，接着就要写《中国白话文学史》下册。”可见胡适这次回台，挂念的还是学术大事。次日上午九时，胡适就职“中央研究院”院长，他在就职演说中提到，蒋介石请他出任此职，他“曾几次托人恳辞”未果。后想，“世界已进入原子时代，台湾亟需良好的学术基础”，“也就深感义不容辞了”。
潘光哲在《胡适和蒋介石的“抬杠”》一文中写道，
“历史学家吕实强教授，那时是近代史研究所的青年同仁，当天也“恭逢盛会”，只是，他的回忆，却不太一样：
（胡适院长的）就职典礼在新落成的史语所考古馆举行，若干政要与学术界的领导人物都来参加，蒋中正“总统”与陈诚“副总统”亦均亲临。在“蒋总统”的致词中有一段说：“我对胡先生，不但佩服他的学问，他的道德品格我尤其佩服。不过只有一件事，我在这里愿意向胡先生一提，那就是关于提倡打倒孔家店。当我年轻之时，也曾十分相信，不过随着年纪增长，阅历增多，才知道孔家店不应该被打倒，因为里面确有不少很有价值的东西。”胡先生致答词的时候则表示：“承‘总统’对我如此的称赞，我实在不敢当，在这里仍必须谢谢‘总统’。不过对于打倒孔家店一事，恐怕‘总统’是误会了我的意思。我所谓的打倒，是打倒孔家店的权威性、神秘性，世界任何的思想学说，凡是不允许人家怀疑的、批评的，我都要打倒。”“总统”听到胡院长这一段话，立即怫然变色，站起身来便要走，坐在他旁边的陈诚，赶快拉他坐下，这样“总统”方在典礼结束时告辞离开。（见吕实强：《如歌的行板——回顾平生八十年》，第213页）”
根据最近披露的蒋介石日记才知，蒋介石对此事耿耿于怀，严重到他将此事与“民国十五年至十六年初在武汉受鲍罗廷宴会中之侮辱”相提并论，认为胡适当众纠正他的错误是“狂妄荒谬”，使他“终日郁郁”。并且蒋介石第二天仍不能“彻底消除”芥蒂，需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
任何一个读者都可从中看出，蒋介石原先是赞成打倒孔家店的，但后来是反对打倒孔家店，故有此问题之提出。而胡适则坚持其打倒孔家店的立场不动摇。在胡适与蒋介石，他们所有的人中间都是没有误会之说的。胡适要打倒孔家店，铁证如山。
5从国际的视野来看打倒孔家店的两派之论争。我们说，这样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才能算完备了。
容若在“打倒孔家店”溯源一文中，说，“日本之有非儒反孔而且成為风气，在十八世纪中期已经开始，打头炮的是安藤昌益（一七○三至一七六二）。他以孟子称孔子為“圣之时者”，而老子有“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之语，竟斥孔子為“大盗之根本”，称孔孟所倡仁义忠信為“盗贼之器”，特别针对《孝经》。到十八世纪后期，片山蟠桃（一七四六至一八二一）、本多利明（一七四四至一八二一）、海保青陵（一七五五至一八一七）等，纷纷起来反孔。片山著有《梦之代》，说孔子所谓“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已暗喻鬼神实际上不存在，只因慎终追远才当其存在。他由反儒而反佛，乃至反日本神道。本多认為，来自中国的儒学已经过时，日本应该学习西方，进行改革。海保反对儒家的伦理观念与重义轻利思想，主张以商品发展的经济為前提，改革旧制度。到十九世纪初，大盐平八郎（一七九三至一八三七）仍然批判儒家思想。此数人都是针对日本德川幕府重儒尊孔和闭关锁国而提出非儒反孔，并主张门户开放，接纳西方文化的；当然也為了减少中国文化对日本影响，并為后来明治维新“脱亚入欧”作舆论準备。
留日归来的陈独秀、鲁迅、吴虞等人提出要打倒孔家店的理由上看，不能不为人视为是将日本安藤的非儒反孔的思潮引入到中国来而已。
而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叶的美国思想学术界，主要存在有二种不同的思潮，其保守的、右翼的一派为以白壁德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其激进的、左翼的一派则为以杜威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白壁德（1865—1933）哈佛大学教授、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抨击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科学主义、泛情人道主义和科学人道主义;白壁德批评卢梭给予不带任何约束的充分自由的主张，批评卢梭个人行为，生了好几个孩子，但都送给了孤儿院，这种自由太多、不负责任的作法;白壁德反对用进化论的观点讨论文化的优劣,认为文化由传统精华的累积而成，因此不能从简单的进化论观点出发，用现在来否定过去。换言之，他绝对不认为现代的各种进步，可以将以往的文化成就一笔勾销。这种对前人先贤的恭敬态度，常被人称为文化保守主义。白壁德严厉抨击了培根对科学主义的崇拜，他认为，对科学主义的崇拜有两个方面的坏处，一是“事之律”来解释、取代“人之律”，认为只要人能改善与自然的关系，就代表了人类的进步。二是盲目地认为人类社会之走向进步是一种必然，因此忽略了对人自身道德品格的培养。这正如白壁德《文学与美国大学》的付题所示，“是为了捍卫人文学科，防止科学主义的泛滥”。白壁德提出了现代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束，即要有一种“内在的自制力”，即对人欲、或人的自由欲望的控制。为此目的，人的行为需要遵循“适度之律”，不走极端。这两个方案与儒家的中心思想“克己”与“中庸”十分相似，目的是恢复新的人文秩序。
白壁德说：“若欲窥见历世积储之智慧，撷取普通人类经验之精华，则当求之于佛与耶稣之宗教教理，及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之人文学说。”白壁德认为，释加牟尼、耶稣、孔子、苏格拉底此“四圣”者，为全人类精神文化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他们的学说是人类精神价值之精华。白璧德曾教授过梅光迪、汤用彤、吴宓、梁实秋等中国学生。梅光迪、吴宓等人创立了《学衡》杂志(1922-1933)，在中国传播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
激进的、左翼的一派则为以杜威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杜威（1859—1952），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美国最有声望的实用主义哲学家。他在皮尔士创立的实用主义的方法、威廉·詹姆斯建立的实用主义的真理观的基础上，广泛地吸收了黑格尔的学说、孔德的科学主义和实证哲学、达尔文的社会进化论，建造了实用主义的理论大厦。一九一九年，杜威曾先后在北京、南京、杭州、上海、广州等地讲学，由他的学生胡适先生等人担任讲学的翻译，把将他的实验主义理论直接播种在中国。他在中国的时间总共是两年又两个月，就是从1919年5月到1921年7月,影响不凡。
胡适曾将杜威的学说归纳为“一切带有批判精神的运动的一个重要武器”，“最公平又最厉害”。胡适强调“假设、怀疑的方法论”，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精神，用这种武器评判中国文化，则要:（1）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2）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天还是不错吗”？（3）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理，更有益吗？”（引自于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胡适哲学思想资料》上册第182页）胡适的这段话概括了实用主义所具有的批判怀疑精神及其对中国旧思想旧礼教旧的社会秩序的挑战意义。
由此可见，胡适、陈独秀、鲁迅、吴虞等人与学衡派等人之间的争论也可以看作为是杜威的实证主义与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这两派思潮间的争论的中国版的继续;也可以从中看出，“打倒孔家店”，这只是杜威的实证主义思潮发展及其在中国表现的一种必然的结果。
胡适要打倒孔家店，铁证如山。
来源：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