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以头版全版加一篇社评，抨击香港康文署辖下的公共图书馆藏有《香港城邦论》及其续集多达181本，至二零一五年三月已合共借出逾5500次。社论引用叶刘淑仪的话说，此种鼓吹“分裂国家”和“种族仇恨”的书籍，应当像涉及淫秽和暴力内容的书籍一样，被撤出公立图书馆。
习近平的著作在香港的公立图书馆也有收藏，大概不会像《城邦论》那么受欢迎，大部分港人自己知道什么是好书，什么是坏书。
于是，北京当局恼羞成怒，通过《大公报》发表扼杀言论自由的言论，显示其内心对香港本土思潮的恐惧和仇恨。
中共最喜欢逆来顺受的草民，最害怕人民自由精神的觉醒，因此对图书馆藏有哪些书籍分外留意。内地民间人士创办的立人乡村图书馆，因为收藏并推广若干启发公民意识的书籍，在全国范围内遭到清查和封闭，多名负责人被拘押和逮捕。
德国诗人海涅说过，先焚书，再焚人。纳粹德国如此而行，中共亦如此而行。《大公报》企图“替天行道”，帮助香港市民确定好书和坏书的标凖。可是，它从不会撒泡尿照一照自己是怎样的一副尊容。
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大公报》曾是中国最具公信力的报纸之一。一九四一年，《大公报》获颁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评选的“最佳报纸”，亚洲仅三家报纸获此奖。颁奖词指出：“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于国内舆论者至巨。”国共内战期间，《大公报》发表题为《可耻的长春之战》的社评，指控中共享无辜百姓作“人体盾牌”。中共理屈词穷，抨击《大公报》是“法西斯帮凶”。
一九四九年之后，《大公报》落入中共手中，内地的各版全部被关闭，唯有在香港改头换面之后粉墨登场、存在至今。《大公报》及《文汇报》、《香港商报》、《香港经济导报》，被香港市民笑称为“没人看的「四大左报」”。二零零九年，一份香港市民对传媒可信度的调查显示，《文汇报》的可信度分数排行最低。二零一三年四月十八日，《大公报》刊登《北京的哥奇遇：习总书记坐上了我的车》一文，被海内外媒体广为转载。几天之后，北京官方严词否认，《大公报》随即发布声明称此报道为虚假新闻并向读者致歉。
《大公报》诸君，先把自己的屁股擦干净，再去操心公立图书馆该收藏哪些书、香港市民该阅读哪些书吧。香港的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是英治时代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之一，《大公报》本身亦是其受益者——这么烂的一份报纸也能生存下来，除了有来自北京的巨额补助之外，能不感谢香港的自由环境吗？
来源：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