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不争论”了吗?

胡平

不久前,《共识网》(21ccom.net)以“超越左右界限,重建朝野共识”为标题,刊登了张木生《改造我们的历史文化观》新书发布暨研讨会发言纪要。

会议由万圣书园总经理刘苏里主持。总后的刘源上将,《炎黄春秋》的吴思,《新世纪周刊》的胡舒立,《经济观察报》的丁力,军事作家乔良少将,北京金投翁永曦董事长,军事科学学会的罗援少将、刘伟伟少将、国防大学的朱成虎少将、军事科学院的胡光正,《领导者》的周志兴,《中国青年报》的卢跃刚,国际广电的梅学平,中国政法大学的杨帆,北京大学的于铁军,学者白南风,《中国改革》的李伟东等出席会议并发言。

这场研讨会有几个特点令人瞩目:

一是与会者的身份比较多样,既有军方将领,又有文化名流;既有体制内高官,又有民间人士,还有80年代在政坛上崭露头角而后又淡出政界的人物。

二是发言者的政治观点有很大差别,有左派有右派,有批判普世价值的有倡导普世价值的。

再者,张木生的新书本来讲的是历史是文化,然而与会者的发言却主要是讲现实讲政治。

刘源是张木生新书序言的作者。刘源在发言中强调:我们该告别“不争论”的时代了!现在我们需要不同的意见,就是大家把各种不同看法提出来,有一个争论,有一个妥协,可能会取得某种程度的一致。

刘源特地提到“不争论”,我们知道,“不争论”是邓小平在92年南巡时提出来的。所谓“不争论”,其实就是不准争论,因而也就是压制言论自由。这当然不对。然而,邓小平从来就是压制言论自由的,因此,当他在92年南巡时宣称“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那显然不是泛泛而言,那显然是另有所指。

其实,关于这一点,邓小平自己也讲得很清楚。邓小平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由此可见,所谓“不争论”,其实主要是针对左派的。

因为在六四之后,右派即自由派(当然不包括所谓经济自由主义)已经被打入另册,其言论空间极度萎缩;左派们的地位则未受波及,左派的地位还因为六四而有所加强。邓小平南巡讲话的目的,就是在不问姓社姓资的掩护下,大力改掉社会主义,大力引进资本主义。不消说,这种做法是和左派们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立场针锋相对的,是必然会引起左派们的强烈反对的。问题是,在共产党那里,左派们的立场享有无可置疑的正统性。邓小平可以用“四个坚持”去打击右派,可是遇上比他还“四个坚持”的左派就理屈词穷,难以应付了。面对左派们的批判,邓小平等既没法镇压,也没法驳斥,只有高挂免战牌,一方面封锁他们的声音,一方面利用手中的权力我行我素,再凭借组织系统把左派们不动声色地排挤出权力中心。于是,左派的势力便日渐边缘化,邓式改革便得以进行。

事到如今,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的情况是,随着强人的远去以及改革引出的问题越加突显,再有上层的权力争夺,“不争论”的紧箍咒越来越不灵验。从政界到学界,从官方到民间,各种思潮、各种理念都在顽强地表现自己并相互交锋激荡。

如前所说,“不争论”主要是针对左派的,因此,告别“不争论”,首先也是为左派打开方便之门。最近,一大批自由派人士被抓被失踪。可见,伴随着“不争论”咒语的失效,自由派并没有得到自由。

薄熙来搞唱红打黑,被左派学者誉为重庆模式。有人纳闷:为什么不见有哪个地方官搞出个右派的什么模式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左派模式和右派模式不是一回事。例如重庆模式,不论引起多少非议,人家总是在“四个坚持”,尤其是在加强党的领导,中南海诸公,就算有人不喜欢甚至厌恶,也很难给它安上什么罪名而取消。右派模式则不然,右派模式总是要削弱党的权力的,中南海肯容忍吗?

早就有人提议,既然在搞经济改革的时候可以设立经济特区,为什么不可以用设立政治特区的办法去试验政治改革呢?问题是,政治改革不搞则已,一搞就必定是全局性的。比方说,你划出一块地区作为政治改革特区。既然是政治改革,最起码的总该有新闻开放言论开放吧。然而,只要这块地区有了开放的言论和新闻,其他地方的人也可以读到可以看到,甚至也可以把自己的观点和文章交到那里去发表。这就是说,只要一个地方的言论和新闻开放了,其他地方的人就立刻能分享甚至能参与。除非你建立一道防火墙,把特区与其他地区隔离开来——这就等于是再搞一个香港了。

《共识网》报道的标题看上去很好:“超越左右界限,重建朝野共识”。不过在与会者的发言中,我们却看不到形成了什么共识。实际上,这场研讨会的引人嘱目之处,首先在于它能使不同派别的人坐在一起共议国事。这就比他们是否达成某些一致的意见更重要。而这次会议的最大不足也就在于,它和真正的兼收并容仍相距甚远——因为在这场研讨会上,并没有毛左人士,更没有异议人士。

问题就在这里,当我们说建立共识,最基本的共识应该是形式上的共识。说到底,那就是建立言论自由的共识,或者说,言论自由应该是最起码的共识。离开了言论自由而谈建立共识,并没有什么价值。另外,正像我前面讲过的那样,在今日中国,所谓告别“不争论”,如果不是落实到言论自由,那么它只会有利于左派——新左老左,乃至毛左,那只会使中国进一步向左转。这就不是什么好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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