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前主笔长平)
2006年，高瑜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六四时期我和一批记者被追捕，那是国家在抓我们。后来又发生高勤荣、姜维平案件，那是省里的大员要治他们的『罪』。现在令人吃惊到，一个县的书记就可以把北京的记者抓走。”八年之后，中国进入习近平时代，她再次由“国家”抓捕、第三次入狱，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高瑜比较了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个时代迫害记者的区别，认为打压舆论的权力下放，低级官员肆意为之，新闻自由变得越来越糟糕。分析她这一次的牢狱之灾，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时代的变化。习近平一个明显的统治术就是再次收权，以反腐败的名义让各级官员噤若寒蝉。然而，大权回收之后并没有变得谨小慎微，而是更加肆无忌惮。
正如江泽民在2000年怒斥香港记者时的语态一样，他的统治有些神经质，偶尔会情绪失控，但是渴望得到西方社会的承认（连接受采访都以回答西方名记者华莱士提问为荣）。更严格地控制媒体舆论，是在中共六四镇压之后，从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得出的“历史教训”。自那后，媒体舆论和学校教育都进行大规模改造，一个典型的特征是，从虚伪的正义教育到无耻的去正义化教育，对新一代人灌输唯利是图观念。
正是在这个时代，勇敢的记者高瑜两次失去新闻自由。第一次是因为直接参与六四运动，第二次是“泄露国家机密罪”。在此期间，高瑜的贡献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先后获得国际报业发行人协会颁发的“自由金笔奖”、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颁发的“新闻勇气奖”、记者无国界新闻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吉耶尔莫‧卡诺新闻自由奖及“全球20世纪的新闻自由英雄奖”。这些国际奖励对江泽民政府构成一定压力，高瑜一次被无罪释放，三次被“保外就医”。
人们对江泽民的神经质极度厌烦之际，听到了新任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字正腔圆、有板有眼的讲话，顿时觉得如沐春风。但是，掩藏在这种毫无个性的语态背后的，是十年间机械化一般系统性的维稳体制的建成。胡锦涛对西方的在意减弱了，甚至提出“向朝鲜学习”的要求。在周永康帮助下，这种维稳体制周密细致，无微不至。高瑜所指“下放抓人权”，即是这种体制的一个布局。
习时代文革幽灵浮现
2012年11月，习近平用轻松自如的口气发表了简短“就职演说”。与胡锦涛的刻板无趣相比，习的讲话简直说得上生动幽默了，一度传出他组织了特别的语言顾问班子，改革就从字词开始。习近平的确比前两任多了“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拥有更多的政治野心（实现“中国梦”）。然而人们很快发现，这些自信和野心为中国带来更加可怕的政治高压，文革幽灵浮现在社会各个方面。
2013年初，很多人还迷倒在习近平语言新风之下时，高瑜就在文章中指出：“习近平不仅要力挽中共政权于不倒，避免『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命运，而且要重整朝纲，以期恢复毛泽东建国初期的权威性和合法性。那才是他『复兴之路』的宗旨和目标”。今天回读高瑜这些话，不得不佩服她的观察之敏锐深刻。在胡锦涛时代暂时避祸的高瑜，进入七十高龄之后，被关进习近平政府的监狱。
我无意比较三任中共领导人的个人质量优劣，而是想要指出，无论是放权还是收权，这套维稳及舆论控制的机器持续运动，就注定它将越来越紧，而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是甚么“日益开放”。
来源：苹果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