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前主笔长平)

2006年,高瑜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六四时期我和一批记者被追捕,那是国家在抓我们。后来又发生高勤荣、姜维平案件,那是省里的大员要治他们的『罪』。现在令人吃惊到,一个县的书记就可以把北京的记者抓走。”八年之后,中国进入习近平时代,她再次由“国家”抓捕、第三次入狱,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高瑜比较了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个时代迫害记者的区别,认为打压舆论的权力下放,低级官员肆意为之,新闻自由变得越来越糟糕。分析她这一次的牢狱之灾,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时代的变化。习近平一个明显的统治术就是再次收权,以反腐败的名义让各级官员噤若寒蝉。然而,大权回收之后并没有变得谨小慎微,而是更加肆无忌惮。

正如江泽民在2000年怒斥香港记者时的语态一样,他的统治有些神经质,偶尔会情绪失控,但是渴望得到西方社会的承认(连接受采访都以回答西方名记者华莱士提问为荣)。更严格地控制媒体舆论,是在中共六四镇压之后,从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得出的“历史教训”。自那后,媒体舆论和学校教育都进行大规模改造,一个典型的特征是,从虚伪的正义教育到无耻的去正义化教育,对新一代人灌输唯利是图观念。

正是在这个时代,勇敢的记者高瑜两次失去新闻自由。第一次是因为直接参与六四运动,第二次是“泄露国家机密罪”。在此期间,高瑜的贡献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先后获得国际报业发行人协会颁发的“自由金笔奖”、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颁发的“新闻勇气奖”、记者无国界新闻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吉耶尔莫‧卡诺新闻自由奖及“全球20世纪的新闻自由英雄奖”。这些国际奖励对江泽民政府构成一定压力,高瑜一次被无罪释放,三次被“保外就医”。

人们对江泽民的神经质极度厌烦之际,听到了新任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字正腔圆、有板有眼的讲话,顿时觉得如沐春风。但是,掩藏在这种毫无个性的语态背后的,是十年间机械化一般系统性的维稳体制的建成。胡锦涛对西方的在意减弱了,甚至提出“向朝鲜学习”的要求。在周永康帮助下,这种维稳体制周密细致,无微不至。高瑜所指“下放抓人权”,即是这种体制的一个布局。

习时代文革幽灵浮现

2012年11月,习近平用轻松自如的口气发表了简短“就职演说”。与胡锦涛的刻板无趣相比,习的讲话简直说得上生动幽默了,一度传出他组织了特别的语言顾问班子,改革就从字词开始。习近平的确比前两任多了“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拥有更多的政治野心(实现“中国梦”)。然而人们很快发现,这些自信和野心为中国带来更加可怕的政治高压,文革幽灵浮现在社会各个方面。

2013年初,很多人还迷倒在习近平语言新风之下时,高瑜就在文章中指出:“习近平不仅要力挽中共政权于不倒,避免『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命运,而且要重整朝纲,以期恢复毛泽东建国初期的权威性和合法性。那才是他『复兴之路』的宗旨和目标”。今天回读高瑜这些话,不得不佩服她的观察之敏锐深刻。在胡锦涛时代暂时避祸的高瑜,进入七十高龄之后,被关进习近平政府的监狱。

我无意比较三任中共领导人的个人质量优劣,而是想要指出,无论是放权还是收权,这套维稳及舆论控制的机器持续运动,就注定它将越来越紧,而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是甚么“日益开放”。

来源: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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