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迈平（笔名万之）获得了瑞典文学翻译奖！消息传来，我们大学“77-1”班同学微信圈中一片欢腾，大家纷纷表示祝贺，认为多年在英汉、瑞汉和汉瑞翻译领域默默耕耘的迈平兄获此奖，确实是实至名归。
38年前，我们和陈迈平一起参加“文革”结束后首次恢复的高考，走进首都师范大学（当时叫北京师范学院）的大门。迈平兄在内蒙插队多年，但作为上海“知青”的他，已经写有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在班上，他是名副其实的“学霸”，不仅中外文学底子都很厚，外语还特别好，这在中文系可以说是鹤立鸡群了。
当时社会上有个颇有名气的民办文学刊物《今天》，迈平兄是《今天》的小说编辑，以“万之”为笔名发表短篇小说和长诗，被誉为新时期最早的意识流小说创作者。就对当时社会的观察与刻画来说，他无疑是很超前的。每一期《今天》，都在中文系学子中传看。受办刊时风影响，我们中文系77-1班也办了个诗刊《求索》。迈平兄常在《求索》上译介当代欧美诗歌。我手头保留的几本旧刊上，就有他译介的美国罗伯特·费罗斯特、英国达兰·托马斯和鲁德华·托马斯等诗人的作品。那时中国刚从封闭、愚昧的状态下苏醒，迈平兄用他的翻译，为同学们打开一扇通往外部文学世界的窗口。
大学毕业，陈迈平考取了中央戏剧学院的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86年，他在导师的帮助下得以去挪威，在易卜生故乡的奥斯陆大学攻读戏剧学博士学位。继而又到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大学教书，与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成了同事。后来他娶了马悦然的得意门生、同为瑞典汉学家的北欧姑娘安娜为妻。
中国人有很重的“诺贝尔情结”，而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任教、与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关系密切的陈迈平，成了中国文学连结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纽带。不知从哪年开始，每当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前后，常可以在国内的报刊上看到“万之”对当年获奖作家作品的评介，以及中国作家获奖前景的分析。正如马悦然先生所说：“我们真需要的是在东西方之间建造沟通的桥梁。通过他的文学方面的训练和修养，万之取得了建筑这种重要桥梁的资格。”（《诺贝尔文学奖传奇·序》）
中国作家长期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与缺乏好的翻译关系很大。在瑞典，每年出版的中文文学书不超过三本，而且受市场影响，就这三本书也往往不是文学价值最高的。迈平兄和他的妻子安娜，在译介中国当代优秀文学上做了重要的工作。安娜翻译过莫言、余华、贾平凹、阎连科、苏童、韩少功、虹影、马建、陈染、刘震云等诸多中文作家的作品，出版译著40多种。由于译笔优美，她先于丈夫得到过瑞典学院的翻译奖。安娜也深受中国读者的喜爱，她的中文微博竟有将近50万粉丝之众，被称为“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
为向海外读者介绍中国的作家作品，夫妻二人曾承受很大的压力。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是安娜从中文直接翻译成瑞典文的，出版得比其他欧洲语言的版本都早；同时她还翻译了莫言的《天堂蒜苔之歌》和《生死疲劳》。但在瑞典，非英美文学出书很难，出版商因为担心赔钱而不敢开印。为了出版莫言作品，安娜答应出版商不要翻译费，《生死疲劳》才得以印了1000册。这位吝啬的出版商却没料到，时隔不久莫言就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靠卖安娜翻译的莫言的三本书，一下子成了百万富翁。
与此同时，迈平兄致力于将瑞典著名诗人和作家的作品译介给中国读者。他翻译了197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哈瑞·马丁松的长诗《阿尼阿拉号》、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的诗集《早晨与入口》、多年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的瑞典诗人谢尔·埃斯普马克的长篇小说系列《失忆的年代》以及特朗斯特罗姆与美国诗人罗伯特·布莱的通信集《航空信》、瑞典剧作家努连的剧本等。万之与安娜，堪称瑞汉翻译界的“神雕侠侣”。
2012年1月，在去国25年后，陈迈平终于重新回到了北京。学戏剧出身的迈平兄，有很深的的易卜生情结，常以浪子培尔·金特自比。他还曾说：“翻译对我来说好像是《培尔·金特》里培尔那种‘绕道而行’的行为，你本来已经在索尔维格这里，但还要到海外去闯荡，才能再回到她身边，找到自己的自我。我确实也一直把中文作为自己文化认同的基点……中文对我来说是海德格尔说的所谓‘家园’。”
就在这年10月，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本土中国作家实现了此奖零的突破。人们在向莫言祝贺的同时，也纷纷向安娜和万之祝贺。大家知道，为了这“零的突破”，这对翻译界的贤伉俪立下了汗马功劳。
莫言得奖后，迈平兄陪瑞典电视台的人来到山东高密莫言的家乡，拍摄诺奖得主的专题片。据说每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布后都要拍这样一部片子，已经连续拍了十几年。迈平兄担任摄制组的中文翻译。此行他在北京只有半天时间，但还是推掉了文学界和传媒界的诸多邀约，把仅有的一个晚餐时间留给了大学同窗。在南锣鼓巷的一处四合院会所里，他打开一盒“诺贝尔味儿的点心”——莫言送的高密特产“大蜜枣”糕饼。莫言送了两盒，一盒他奉给上海的老母，一盒与老同学分享。
席间，莫言获奖自然是中心话题。迈平兄说，瑞典电视人看到莫言自小生活的土屋陋院，感动得直哭，还赞赏莫言谢绝了某大款赠送的别墅，用他那朴实的老父亲的话说“无功受禄，寝食不安！”而与之对照，其他一些中国作家，生活奢侈，住豪宅用家仆，却并不能写出好作品。
去年9月，迈平兄陪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瑞典学院终身院士谢尔·埃斯普马克来北京参加国际诗歌节，埃翁行程紧促，谢绝媒体采访。而我借老同学的光，得以与埃翁共进午餐，顺便代表《中华读书报》采访了埃翁并写出一篇报道。就是在这次活动中，迈平兄告诉我，他和安娜在斯德哥尔摩办了个出版社，专门出版译成瑞典文的中文文学。他们出版社出的第一本书，是安娜翻译贾平凹的小说《高兴》。
迈平兄说，他们办出版社，盖因痛感在瑞典出版中国文学之难。迄今为止在瑞典文的文学出版中，从中文文学翻译过来的书，占的比例只有千分之一。自己办出版，“就是要赢得在瑞典文世界里发表和出版的一定空间，一定的自主和自由”。
有一件事对他刺激比较大。几年前他在一所瑞典的大学里做关于当代中文文学的讲座，有听众提问时列举他认为最好的中国文学，却都是直接用英文写作的，而对迈平兄提到的那些中国作家和作品，他们却一无所知。这件事情让他感到，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中文文学，似乎是欧美的出版家们掌握着话语权，是他们来决定什么是中文文学，然后卖给欧美读者。因此，迈平兄决心自己办出版，“这是对他们的一种挑战。我也希望有一天我能告诉瑞典读者，告诉欧美读者，什么是真正优秀的中文文学”。
可想而知，在瑞典，办一个纯文学的中文文学出版社，是赚不了什么钱的。迈平兄说，他可以靠大学教书或做自己的翻译工作谋生，退休后还可以拿退休金过日子，而中文文学出版却要一直搞下去。
继贾平凹《高兴》之后，迈平兄的出版社又出版了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和任晓雯的《岛上》，林海音的《城南旧事》与余华的《兄弟》也即将问世。他说如果翻译力量够的话，还准备出版《今天》诗人的诗集。
在谈到浪子培尔·金特的出走时，迈平兄还说：“我通过翻译工作也认识到，当你开始往不同语言去游走的时候，你才对自己的母语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你不绕到外文里去转，你可能在中文里找不到自己。我到了西方之后，能更理解中文，就是这个意思。”
（作者：庞旸，《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0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