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法治社会，公权力受法律制衡；而内地则是专制社会，权力靠暴力维系，两种制度之中存在矛盾。 数据图片
立法会主席曾钰成近日接受传媒专访，谈及香港管治的两大问题：一是体制上有很多漏洞，二是政治人才不足，而两者又是相关联的，“如果政治制度本身没有空间给政治人才，一些能干的人、有潜质的人当然不会考虑从政”。 管治之难，使有能力的人不会考虑从政，已经从政的能干人，如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亦感到自己不过是一个局外人。
而一向斯文、问责官员中名望最高的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上周六在落区宣传政改时也一度情绪失控，与市民发生激烈辩论。
政府官员的反常行为，反映了香港现时政治空间的狭窄、恹闷和扭曲，无疑与中央日益缩紧的治港方针有关。 表面上看，是集权与分权的争议，香港渐失话事权，但其实不是权力数量的分配问题，而与权力的性质有关。
香港是法治社会，法治的核心是人人平等和公开透明，与民主政治的价值观相脗合。 香港沿袭普通法传统，审判中采取由普通市民随机组成的陪审团制度，发挥着对公共权力和体制的限制功能。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民主在美国》一书中，将这种陪审团制度视为实现人民自治的重要手段。 虽然香港政治权力的产生，尚有待民主赋权的普选程序予以完善，但现存政治权力，却一直是在具备民主属性的法治体系中接受监督和有效运行。
而宣称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的中央政府，其权力的专制性质，却与香港“人人平等、公开透明”法治环境孕育出来的公共权力大相径庭。 北京权力靠暴力获得和维系，既不是人民平等协商的结果，又缺乏公开透明的操作体系。 公权力被独裁者所有，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中共执政以来败绩不断，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六四事件以及近来刘晓波、浦志强、高瑜等异议人士被刑拘等等，成为这个政权无法抹去的污点。
面对这样一个污点政权，犹如面对一个带有病毒的政治机体，人们不免心存戒心，惟恐避之不及。 以世界三大华人地区而言，新加坡华人称“我们是华人，不是中国人”；在台湾，最新的两岸独统指数显示，2014年，支持台独与反对统一的人数比例已达到历史高点；而据港大2013年市民身份认同感调查，港人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亦创十四年新低。 港府官员要在这种身份认同创新低的民众中推销“中国”方案，自然会话不投机。
但另一方面，中国既是合法的主权国家，又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化浪潮中，拒绝与中国打交道，并非明智的选择。 最近中国组建亚投行，最初美国以项目缺乏透明度等理由质疑并反对盟国加入，并批评英国不顾美国反对决定加入的举动是“迁就”中国，而英国的响应是：迁就中国未必是坏事，我们需要做的是“聪明的迁就”。 结果是57个国家成为了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奥巴马近日不得不转口，声称美国并没有反对其他国家加入亚投行。
聪明的迁就
“聪明的迁就”，对目前香港的政改僵局，或许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认为对政改方案“袋住先就是袋一世”的泛民人士，担心的是一旦让不良政权的病毒渗透到香港的政治机体，将贻害无穷。 而主张“袋住先”的观点认为，“一人一票”不是病毒，而是港人争取了30年的成果，如果恨屋及乌，疑屋及乌，就会错过“一鸟在手”的机会；即便中央筛选的意图有失公正，但要相信港人自身的免疫能力会不断提高，而中央政治机体内健康的细胞也在不断地与专制病毒作抗争，未来大陆和香港的政治仍有改善的可为空间。
面对污点政权，不采取防范措施，同流合污，只会自取灭亡；但水清则无鱼，用政治洁癖的眼光看待中国的一切，或者说逢中必反，香港同样无出路。 对拥有政改方案否决权的泛民议员来说，这是一个艰难、但又必须做出的抉择。
来源：苹果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