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84928■香港是法治社会,公权力受法律制衡;而内地则是专制社会,权力靠暴力维系,两种制度之中存在矛盾。 数据图片

立法会主席曾钰成近日接受传媒专访,谈及香港管治的两大问题:一是体制上有很多漏洞,二是政治人才不足,而两者又是相关联的,“如果政治制度本身没有空间给政治人才,一些能干的人、有潜质的人当然不会考虑从政”。 管治之难,使有能力的人不会考虑从政,已经从政的能干人,如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亦感到自己不过是一个局外人。

而一向斯文、问责官员中名望最高的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上周六在落区宣传政改时也一度情绪失控,与市民发生激烈辩论。

政府官员的反常行为,反映了香港现时政治空间的狭窄、恹闷和扭曲,无疑与中央日益缩紧的治港方针有关。 表面上看,是集权与分权的争议,香港渐失话事权,但其实不是权力数量的分配问题,而与权力的性质有关。

香港是法治社会,法治的核心是人人平等和公开透明,与民主政治的价值观相脗合。 香港沿袭普通法传统,审判中采取由普通市民随机组成的陪审团制度,发挥着对公共权力和体制的限制功能。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民主在美国》一书中,将这种陪审团制度视为实现人民自治的重要手段。 虽然香港政治权力的产生,尚有待民主赋权的普选程序予以完善,但现存政治权力,却一直是在具备民主属性的法治体系中接受监督和有效运行。

而宣称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的中央政府,其权力的专制性质,却与香港“人人平等、公开透明”法治环境孕育出来的公共权力大相径庭。 北京权力靠暴力获得和维系,既不是人民平等协商的结果,又缺乏公开透明的操作体系。 公权力被独裁者所有,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中共执政以来败绩不断,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六四事件以及近来刘晓波、浦志强、高瑜等异议人士被刑拘等等,成为这个政权无法抹去的污点。

面对这样一个污点政权,犹如面对一个带有病毒的政治机体,人们不免心存戒心,惟恐避之不及。 以世界三大华人地区而言,新加坡华人称“我们是华人,不是中国人”;在台湾,最新的两岸独统指数显示,2014年,支持台独与反对统一的人数比例已达到历史高点;而据港大2013年市民身份认同感调查,港人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亦创十四年新低。 港府官员要在这种身份认同创新低的民众中推销“中国”方案,自然会话不投机。

但另一方面,中国既是合法的主权国家,又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化浪潮中,拒绝与中国打交道,并非明智的选择。 最近中国组建亚投行,最初美国以项目缺乏透明度等理由质疑并反对盟国加入,并批评英国不顾美国反对决定加入的举动是“迁就”中国,而英国的响应是:迁就中国未必是坏事,我们需要做的是“聪明的迁就”。 结果是57个国家成为了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奥巴马近日不得不转口,声称美国并没有反对其他国家加入亚投行。

聪明的迁就

“聪明的迁就”,对目前香港的政改僵局,或许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认为对政改方案“袋住先就是袋一世”的泛民人士,担心的是一旦让不良政权的病毒渗透到香港的政治机体,将贻害无穷。 而主张“袋住先”的观点认为,“一人一票”不是病毒,而是港人争取了30年的成果,如果恨屋及乌,疑屋及乌,就会错过“一鸟在手”的机会;即便中央筛选的意图有失公正,但要相信港人自身的免疫能力会不断提高,而中央政治机体内健康的细胞也在不断地与专制病毒作抗争,未来大陆和香港的政治仍有改善的可为空间。

面对污点政权,不采取防范措施,同流合污,只会自取灭亡;但水清则无鱼,用政治洁癖的眼光看待中国的一切,或者说逢中必反,香港同样无出路。 对拥有政改方案否决权的泛民议员来说,这是一个艰难、但又必须做出的抉择。

来源: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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