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作家都是时代的产物，同时又预言了其身后的时代。在现代人心里，卡夫卡就是他们所处时代的代表。正如英国诗人奥登所言：“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因而，卡夫卡理所当然地被视为现代派文学的鼻祖。西方现代派诗歌、荒诞派戏剧和存在主义小说，无论采用何种形式，具有何种特色，实际上都植根于卡夫卡的荒诞主题：生存的世界突然变得陌生，无法理解，面对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人越来越感到孤独、恐惧和绝望。
然而，荒诞难道不也是十七世纪塞万提斯的感受?孤独难道不也是十九世纪易卜生的感受?西方存在主义文学中，无论是《恶心》中的洛根丁，还是《局外人》中的默尔索，主人公同样都是些挺身反抗社会的个人。只不过这些作家处在政治自由的现代社会，他们想象的敌意更多是来自内心，被他们批判的社会反而给予他们崇高的荣誉，将他们奉为当代的文化英雄。他们的内心因此充满荣耀，这荣耀源自即使面对存在的荒诞，一个人仍然可以主动地去反抗。然而，做一个荒诞的英雄其实并不是卡夫卡的感受，对这位出生于布拉格的犹太作家来说，他最深刻的感受是，世界上任何障碍都可以摧毁他，而他却无力反抗。对于这一点，当代东欧作家显然有着比西方作家更真切的体会，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作家像他们一样，有过两次极权制度下的经历，这使他们能够从卡夫卡关于现代人类机构剥夺自由的观点，去审视极权下生活的实质。比如，同样是出生犹太家庭的捷克作家克里玛在论卡夫卡的文章中就注意到，《审判》中约瑟夫·K是在公寓的床上突然被捕的，而《城堡》里土地测量员K来到一个陌生的村庄，也是想寻找一张床，却没有成功。
在克里玛看来，卡夫卡小说中的“床”是一个隐喻，象征最私人性的空间，而这一自由的最后的空间如今正遭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在这篇论卡夫卡的文章中，克里玛写道：“当世界陷入战争狂热或革命狂热，当那些自称是作家的人沉湎于幻觉中，认为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比人和真理更伟大、革命思想比人类生活更重要的时候，卡夫卡却描绘和捍卫了人的空间中最亲密的东西。其他人认为有必要围攻天国，为人类的幸福把宫殿烧毁，而卡夫卡却担心人类也许会失去最私人性的和最后的凭借，失去在自己床上的和平与宁静。”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在当代捷克文学中，作家们为什么会如此喜欢描写性爱的追逐和失败。在文学隐喻的意义上，性爱代表了生活中最私人性的领域。就此而言，克里玛的小说创作同样继承了卡夫卡的主题：一个人的生活遭到侵犯，却无力反抗;他即使躲避到性爱中，仍归于失败。
克里玛是当代捷克的一位重要作家，从他2009年出版的回忆录《我的疯狂世纪》，我们可以了解他个人的一生经历，这一经历因其每一章后面的总结性议论，不仅使我们能得到对捷克历史的感性认识，而且能看到对权力和知识分子的理性分析。克里玛1931年出生于布拉格一个犹太家庭，父亲是位电机工程师。快乐的童年时光并不长，随着纳粹占领捷克，全家人被迫佩戴上黄角星，克里玛也随父母被关进泰雷津集中营，在那里度过三年多时光，一直到二战结束。在集中营里，他听到了许多书中的美好故事，也看到了许多现实中的残酷屠杀。这使少年的克里玛思考这样的问题，世上怎么会有人如此残酷?他们全家幸存了下来，但他那些集中营的小伙伴全都死在了那里。这段经历留给克里玛最深刻的感受是，面对强加的命运，个人除了无助，只能被迫接受。
战争结束，捷克人将苏联军队看成正义的化身，同时对德国人的报复也随之展开，在捷克，数千名普通德国人不经审判就被私刑处死，让克里玛感到非常吃惊。集中营这一“极限”经历使他明白，善与恶、罪与罚、正义与非正义、复仇与宽恕，其实都是很简单的人类生存概念，但对没有类似经历的人来说，也许永远都不会懂得它们。不过，克里玛的这一判断似乎并不全面，许多人即使有再多的经历，也无法增加认识能力。最初，他和许多人一样，认为德国人代表了邪恶，不知道还有其他邪恶。对于苏联制度，他们家也分成两派，他父亲、姨妈支持剥夺有产者的财富，实行全民所有制，而他姨父则反对这一变化。应当说，知识帮助了克里玛，他广泛地阅读书籍，后来甚至读到有关古拉格的报道。独立的思考使他明白，如果没有基本的善恶标准，人们就会盲从，放纵狂热的想法，并放弃行为的责任，而一个人的良心如果泯灭，正义就不复存在了。
克里玛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但却赞成社会平等的理想，支持导致捷共单独执政的“二月革命”。中学毕业后，他先是考入政治与经济科学高等学校新闻系，后来又转读查理大学哲学系的文学专业。此时他已经立志于文学事业，但他很快就发现，在大学里教的都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学不到真正的文学知识。在此期间，他加入了捷共，同时也目睹了大规模的政治清洗，被指控的前捷共领导公开承认自己的罪行，他的父亲也因工厂的一次事故而遭到逮捕。革命开始吞噬自己的儿女，这使他终于意识到，从柏拉图到莫尔、康帕内拉，到捷克的波尔查诺，再到苏联式制度，所有乌托邦都有一个美好的社会理想，同时也都主张用暴力来实现和维持这个理想。换言之，要消灭万恶之源的私有制，政权就必须用暴力来强制改造人性。
对于这个强制的制度，知识分子的背叛起了很大作用，他们曾普遍支持这一理想，相信革命的恐怖是未来幸福生活的必要牺牲。在那个年代，只要一个人表现出狂热的残酷，就会拥有美好前程，而无数的人生悲剧也将再次伴随另一批人群。克里玛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一切都是来自人们对信仰的需求，无论是纳粹还是苏联，都是声称自己负有拯救人类的历史使命，他们将某种意识形态视为唯一真理，并把它上升为世俗信仰。而“每一次，当人们相信可以进入天堂时，实际上都开启了通往地狱的旅程”。大学毕业后，克里玛先后成为《花》、《五月》、作家出版社和《文学报》的编辑，记者和作家身份使他看到更多的捷克的现实，但他的小说、剧作和报告文学却由于描写负面的东西很难通过审查，因为在捷克还有一种现实，即官方宣传的社会主义现实。当萨特访问捷克，谈到苏联制度给文学提供了伟大主题时，克里玛心中想的却是，它提供了荒诞喜剧。
极权都需要拥有不容置疑的权力，他们惧怕人们的独立思考，并试图用谎言来制造一个虚拟的现实，文学也因此成为“不自由的艺术”。1967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克里玛与其他作家一道抨击了检查制度。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便是发轫于作家群体对官方文艺政策的批判。这表明，任何争取自由的行动都是从争取言论自由开始的，但克里玛也因此被开除党籍。“布拉格之春”失败后，胡萨克政权对作家、记者和学者进行了大清洗，许多人被开除公职，作品遭到禁止。当时克里玛正在国外访学，但他却毅然回到捷克。一如他后来在采访中所说：“语言和生活经验不能脱节，你很难在自由轻松的环境，去描写着严酷的社会。”由于失去工作，在此后的二十年间，克里玛为了生计，当过救护员、送信员和勘测员等，同时仍然坚持写作。
克里玛再次体验到一种“极限”经历。由于不能公开发表作品，他和其他作家就在家庭聚会中互相朗诵自己的近作，克里玛首先想到将自己的作品打印出来，卖给那些地下读书会，由此诞生了捷克的“萨米亚特”(地下出版物)，克里玛也因此成为“萨米亚特”的一位重要作家。他的选择就像他对卡夫卡小说主人公的评价，尽管是被动地接受强加的命运，但却要表现出直面的勇气，“真实地去生活，完全接受自己的命运，无论多么困难，无论自己最终是否被打下死刑的标记，都要进行一场不懈的战斗，好让至少一线光亮进入生活”。不同的是，卡夫卡没有经历过纳粹和斯大林极权制度，克里玛则体验了这两次人类自由的毁灭。对他来说，现实比梦魇还要更富于想象，要在小说中写出荒诞和无奈，如实地刻画现实就足够了。因而，卡夫卡显得梦魇般的地方，克里玛则显得平常;卡夫卡的风格是象征的，克里玛的风格则是写实的。
写实正是克里玛小说的主要特点，他喜欢以“我”为题目，如“萨米亚特”时期的小说《我的初恋》、《我快乐的早晨》、《我的金饭碗》，以及捷克转型后写的回忆录《我的疯狂世纪》，都是采用的第一人称叙事。《我的初恋》是一部短篇小说集，与《一日情人》和《一夜情人》两部短篇小说集收在了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一日情人》中。这几部短篇集都是写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表现了克里玛的一贯主题：性爱与政治。例如，《我的初恋》中的《真话游戏》描写一对情人的故事。乍一看，这好像是一场心心相印的恋爱，男人发现了多年来那种宣传的欺骗性，女人发现丈夫欺骗了她，这使他们走到一起。但当男人希望了解其情人时，却感到这个女人始终是一个谜，即使他设法跟她玩相互问答的“真话游戏”，也无法看清她的内心。作者有意留下谜团，似乎是在告诉读者，在一个压制人性的社会，每个人都被迫面对体制对生活的侵害与欺骗，即使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充满了种种谎言。
《我的金饭碗》包括六个短篇小说，可以看作克里玛在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诸如去郊外画画、传递禁书、参加考古队、化装舞会、充当快递员、土地测量员等。就像小说的题目一样，这些故事有着反讽的意味，虽然都是一些无事的麻烦，没有恐怖残忍的场面，但却给人一种面对命运的无助感觉。其中的《偷运》写的是阅读禁书的冒险，这些禁书都是来自边界之外的世界，既有捷克流亡者的作品，也有西方的文学和学术著作。在一个封闭社会，边界往往意味着权力的象征，人们的身体与思想被囚禁在边界之内，而“人们献出时间、自由甚至生命，目的只是为了跨过或消除边界”。主人公去取偷运入境的禁书，一路上提心吊胆，联想起许多人因禁书而被捕的情形。他遭到跟踪，在雪夜里车被警察拦下来，盘查了半天。最后，主人公只是被处罚款了事。极权并不总是一味板着残忍的面孔，它也喜欢用无聊来消遣人。
另一篇《司机》讲述了同样的主题，主人公去参加化装舞会，其中许多人都是被监视的作家和学者，结果遭到警察驱赶。一位朋友被警察打伤，主人公一边开车送他去医院，一边自嘲地想道：“我的朋友持有如下观念：他认为必须告诫他人如何生活，才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所以他才反复陷入政治圈套。如今他也比别人陷得更深，这也许是他在舞蹈者们遭驱赶时唯一一个脑袋挨了棍棒的原因。”叙事者用一种平实的笔调讲述此后的遭遇：警察一路跟踪他，并以醉驾的理由没收他的驾照，尽管他滴酒未沾。接下来，主人公为了取回驾照，不断来回折腾，疲于奔命。显然，警察的蛮不讲理就是要让他最终因厌倦而放弃反抗，而他对当局的厚颜无耻已经司空见惯，没有过多与警察争辩，从而陷入到这种故意要令人绝望的政治把戏中去。
这些不断骚扰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摧毁一个人的尊严。当局很清楚，人类尊严是极权制度的天敌。如果整个社会还保有尊严，极权制度连一天都维持不下去，所以当局才要用恐吓来压制人民的声音。然而，对于克里玛来说，他已经习惯了淡然处之。他把这种恐吓视作荒诞，在回忆录《我的疯狂世纪》中，他讲述了这样一段经历：一次，纳粹为了清点集中营的人数，命令所有人在院子里集合，大家站了一整天，许多人支持不住倒在地上，党卫军威胁着要枪毙他们。克里玛写道：“我总能在面对荒诞时克服恐惧，虽然我无法想象，一个人把另一个人杀死，只是因为他无法坚持站立。”他告诉自己，即便其他人都倒下了，他仍然要站在那里，不能就这样被他们杀死。多年后有记者采访他，问他是怎么从集中营活下来的。他的回答是，想要有尊严地生活，就必须战胜恐惧。
今天看来，“萨米亚特”文学最重要的价值是有勇气冲破检查制度的高墙，表现出文学应有的尊严，即对人类自由精神的维护。正如克里玛在回答一位采访者的提问时所说：“在这种社会，人们只有两种生活选择;谎言和真实。而作家应该选择真实，起码也是真实的提醒者。”但是，由于每天都要应付这种被监视的生活，缺乏思考的时间，这一时期克里玛的作品大都是短篇小说，采用的多是新闻报道式的记事手法，似乎只是想要如实记录下寻常遭遇，作为时代的见证。但由于太过于对自我日常生活的写实，因而也缺乏有深度的刻画。只是在捷克制度转型后，克里玛才有了充裕的时间和距离感，去思考制度与人性的关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克里玛发表了好几部长篇小说，其中最富有历史纵深感的是《等待黑暗，等待光明》。这仍然是一部关于逃跑的小说，边界的主题再次出现。故事始于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通过穿插回忆，将极权体制下的生活与转型后的生活联系在一起。但小说不是在写历史，而是在写人。主人公巴维尔是一位摄影师，年轻时曾参加过“布拉格之春”运动，在大街上与朋友们一道抗议苏联军队的入侵。后来，他与好友彼得试图越境，因为他们不愿在铁丝网圈起来的国家过一辈子，他们想出去看看这个世界，看看印第安纳州、尤卡坦半岛和金字塔。
越境没有成功，两人被捕入狱，出狱后彼得选择了保持独立，去做房屋管理员，巴维尔则选择了顺服，进入电视台，取代了那些不屈从的人。他一直热爱摄影，盼望能拍出一部好纪录片，但这个职务却充满谎言，只是拍摄一些无聊的新闻节目，诸如建设成就、领导人的会议等。当发生集会时，他们的任务就是将拍摄下的录像交送上面审查。巴维尔是一个内心充满矛盾的人，他试图按照自己的心愿生活，但又不断屈从。一方面，为了获得上面重视，他同意同居女人艾娃的建议，设法去拍摄总统的传记片。另一方面，他始终难以融入现实，整个国家就像他采访过的一家被污染的工厂，“破旧不堪、摇摇欲坠的建筑物被双层铁丝网围栏包围着，人们的生命岌岌可危，就连鸟类也无法存活”。在社会稳定的背后，上层过着豪华的生活，青年人在舞厅里吸毒。巴维尔自己也像这个社会一样，当施暴者砸碎邻居的窗户时，周围人则关上自家的窗户。“悲惨是这样一些人的命运，他们既没有足够的能力变得高尚，又没有勇气变得卑鄙，他们只能拼尽全力保持中立，这种命运堪称悲惨。”
巴维尔的一生都在逃跑，“他逃了已将近三十年”。他与艾娃同居，却始终不愿结婚。在他眼里，艾娃不过是个平庸实际的女人，为了生活安宁而离开资本家出身的丈夫，整天想着怎么把日子过得更好。他真正爱的人是阿尔宾娜，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爱情。从一开始，他就喜欢上她的坚毅沉静的性格，为她对物质生活的毫不在意所吸引，感觉到“她的世界和他的不同，里面有一股令他难以置信的力量，以及对于无所不在的神明的信仰，仿佛来自另一个星球的神灵之力，表现为各式各样的征兆，而他觉得，这会给他的生活带来好的变化”。事实上，他自己也是一个平庸实际的人，因为缺乏精神信念而显得软弱屈从，不断地逃避现实，他需要阿尔宾娜来拯救自己。
按照人类几千年来形成的某种观念，如果一个人太看重外在的东西，他就不会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幸福。这就是现代人虽然拥有更加富裕的物质生活，却又终日惶惶不安的原因。在阿尔宾娜看来，巴维尔太在意外物，很少留意自己的内心，而她却仍然相信印度人的古老看法，相信灵魂的观念，这就是他们的根本区别。阿尔宾娜是那种传统的女性，遵循自己的内心生活，而巴维尔则想要适应当下的时代。面对生活艰难的朋友彼得夫妇，他虽然感到愧疚，却又极力为自己的屈从辩护。不待说，极权制度也宣扬某种精神境界，但它本质上无疑是属于现代物质主义的。在胡萨克的“正常化”时期，早期的乌托邦理想已经破产，当局又拿不出新的信仰，只好允许人们去尽情追求物质享受。对于那些顺从现实的人，这种情形反而更加深了他们的精神空虚。“我们所有人为一切而鼓掌，我们畏惧一切。”因此，当巴维尔终于获得阿尔宾娜的爱情后，他很快就感到了厌倦，因为他无法忍受和一个人生活一辈子，所以他选择了逃跑。
有意味的是，小说还描写了另一个偷越国境的故事，偷渡者罗伯特一心想要离开这个国家，因为“这里所有人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每时每刻地彼此监视，同时表现出很幸福的样子”。这当然是很正义的理由，但他与同伴却劫持了一辆载有儿童的公共汽车，虽然他们最后释放了儿童，同伴却被边防军打死，罗伯特遭到逮捕并被判处死刑。他后来越狱，在逃跑途中残忍地杀害了独居的阿尔宾娜，自己也跳楼自杀。这个逃跑的故事与巴维尔的越境不同，这样的疯狂已经与自由无关。这里，克里玛似乎采取了一种虚实结合的方法，故事中套着故事。罗伯特与阿尔宾娜都是巴维尔臆想的故事中人物，罗伯特就是巴维尔的另一个自我，阿尔宾娜的原形则是彼得的妻子爱丽丝。
随着情节的逐渐清晰，我们看到巴维尔和爱丽丝曾有过一段恋情，爱丽丝还为他怀过一次孕，但最终却嫁给了彼得。巴维尔、彼得和爱丽丝三人是好朋友，巴维尔“自始至终都确信，在他和彼得之中，爱丽丝更适合他。然而她后来显然不再这么认为，或是感受到了彼得的性格更忠诚、更坚定，主要是更纯真。他错过了自己的机会。假如他是她的枕边人，他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他也许不会去为政权服务，而是甘愿忍受贫穷的生活?但事实上他做不到这一点，正如爱丽丝对他说的，他内心里缺少希望。因此，当多年后看到年轻一代再次走上街头示威时，他虽然有所感动，但他已经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能力适应这种新的生活。捷克社会转型后，巴维尔离开了电视台，也离开了艾娃，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他始终没有结婚，他希望与爱丽丝恢复恋人关系，但事过境迁，他们已经回不去了。他告诉她，他想拍一部影片：女主人公在等待男主人公无法给予她的东西。
事实是巴维尔自己一生都在等待，等待自由。然而，他渴望自由的生活，却不懂何为自由，因此他才不断逃避现实，同时还伤害到他人。在巴维尔想象的电影故事中，他成为一个谋害者，他想逃离这个国家，逃离监狱，为此他竟然杀害了阿尔宾娜。正是在想象中，巴维尔把自己和罗伯特、总统联系在一起。小说中的年迈总统有着胡萨克的影子。在巴维尔眼里，这位独裁者内心其实是很孤独的，时常独自一人对着亡妻吐露心声。他曾被自己人判处终身监禁，在狱中受尽折磨。当他重新上台后，他同样毫不留情地清洗异议者，排斥党内反对派，对社会进行全面监管。他明白那些迫害过他的人所做的事，任何人处在这个位置上都做得出来。他心里十分清楚，周围所有人都在等着他犯错，以便取而代之。他想看到以前迫害他的人在他面前屈从，为了显示自己的无上权力，他甚至打算赦免罗伯特。至于像罗伯特那样的无权者，遵循的也是与权力者同样的原则。为了自己的自由而牺牲他人，因而他们注定无法得到幸福，也无法给予别人幸福。
在小说结尾，巴维尔在想象中与阿尔宾娜举行了婚礼，他们坐着马车向前奔跑，突然新娘消失了，主人公陷入到恍惚中，再也搞不清楚哪一种生活是自己的，哪一种是陌生人的。也许，这种自我迷失正是表现了现代性的特征，他的生活的失败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制度。如果说，生命就是一个等待的过程，那么阿尔宾娜(爱丽丝)有她自己的理解，她曾告诉巴维尔一句印度谚语：“生活是等待光明，不是等待黑暗。”那是因为她坚信，生活中还有比物质更珍贵的东西。而大多数人实际上都和巴维尔一样，由于内心缺乏某种精神信仰，所以难以抵御权力的压制和诱惑。他们的一生总是处在不断的逃离中，即使不人道的制度彻底改变，人们从此可以自由地越过国境，他们最终等来的依然是黑暗，因为从一生不断的逃避中，他们得不出任何有意义的东西。也就是说，克里玛这部小说想要表现的不是《等待戈多》的那种无意义存在，而是捷克“萨米亚特”作家曾经所坚信的，要有勇气去直面惨淡的生活，从中寻找生活的意义，就像克里玛所崇敬的捷克共和国第一任总统马萨里克所言：意义也是一种事实。
长篇小说《终极亲密》便是关于寻求意义的主题，手法上沿袭了作者一贯的写实风格，甚至还在叙述中采用了大量日记和书信，但其中的内容却是描写一种新的逃离经验，视角也改为第三人称叙事。作为有过两次“极限”经历的作家，克里玛似乎想要开始讲述新的生活。恢复了自由后，没有了卡夫卡式的那种来自外部力量的威胁，性爱不再是极权下非个人化生活中个人的最后一处庇护所，而是恢复了个人化生活后却突然失去生命意义的一个无助的拯救。尽管还残存一些过去的阴影，但年轻人已经对过去没有任何兴趣。或者说，正是为了要弥补过去时代造成的损失，人人都想着挣钱，想着找情人。突然间，他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死亡感到恐惧。换言之，是自由生活突出了曾被压制和反抗掩盖的死亡问题。正如主人公丹尼尔最后对自己哀叹，“压制时期他忍受住了，但没能抵御住自由时期”。
丹尼尔是位牧师，过去年代曾长期遭到当局压制，妻子也过早病逝。如今的妻子汉娜虽然对他很好，但他却对她渐渐没有了感情，暗地里与一位有夫之妇芭拉相好。他每天在教区布道，帮助人们树立宗教关于爱的信仰，以克服各种烦恼和困惑，自己却过着口是心非的双重生活。面对妻子和孩子，这种欺骗亲人的婚外恋使他产生强烈的挫败感，最终他选择放弃教职，向教徒隐瞒了自己逃跑的真正原因。由于长期心力交瘁，他终于因心脏病发作而住进医院，他不知道自己更惧怕死亡还是生活。在给芭拉的分手信中，他写道：“我一生都渴望跟心爱的人相守，渴望亲密，在两个人之间这可能发生吗?亲密存在不同的度：当两个人可以无所不谈，在拥抱，在做爱的时候，他们的关系是亲密的。做爱是最后的、最高程度的亲密吗?一个人可以和任何人做爱(虽然我从不推崇)，但这是终极亲密吗?”他的答案是，终极亲密应当是心灵的沟通，但如果只有人类之爱，没有神的爱，爱是短暂而不完美的，因为我们都难以生活在爱之中。而芭拉则回信说，如果我们错了，那是缘于无助和绝望。
在克里玛看来，无论对于过去还是现在，捷克人最需要的就是精神救赎。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没有圣人，没有天使》正是表现了这一主题。小说的背景是捷克转型后的生活，但与过去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者以第一人称分别叙述克里斯蒂娜、扬和亚娜三个人物的经历，他们分属三代人，却都面临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克里斯蒂娜是一名牙医，外祖母死在纳粹集中营，父亲是捷共宣传官员，将入侵捷克的苏联军队当作救世主，却对现实的非正义视而不见。少女时期的她对父亲的信仰产生敌意，她开始喝酒、抽烟、交男朋友。后来，她希望婚姻能带给她某种人生的意义，但丈夫却背叛了她。这使她意识到，由于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太渺小，无法被历史记录，所以人们才认为互相伤害也无妨。
扬出生在“布拉格之春”，学生时代也曾把摇滚乐看作是对自由的憧憬，并积极投身到“天鹅绒革命”中。此后，他进入一个审查委员会，调查前政权的档案，结果发现许多反抗者也是线人，这使他意识到：“正义和真实性在游戏中比真实生活里更容易实现。”他开始思考并得出结论：为什么二十世纪那些灭绝受诅咒人群的理论能得到广泛支持?因为人们需要某种信仰崇拜。一个偶然的场合，他认识了克里斯蒂娜，并爱上了这位比他大十五岁的忧郁女人(但克里斯蒂娜并不相信他对自己的感情)。克里斯蒂娜的忧郁不仅来自前夫的病，而且来自女儿亚娜的叛逆。亚娜出生在自由时代，没有任何信仰，成天沉湎于摇滚、性爱和毒品，克里斯蒂娜和扬只好将她送进戒毒所。实际上，亚娜和母亲、扬一样，也是在缺乏信仰中感到生活的无意义。
小说的最后，克里斯蒂娜分别与扬和亚娜来到一座弃置的小教堂，那里面既没有圣人，也没有天使的雕像。克里斯蒂娜突然为逝世的父亲和前夫感到悲伤，意识到他们终生都不快乐，都在逃避某种东西，“他们不懂得接受已有的，总追求人生没给他们的东西。他们缺乏谦卑。我也一样：我无法跟他们和解，因而无法跟自己的人生和解”。她终于与父亲、前夫和亚娜达成了和解。最后，她告诉亚娜：“学会倾听万事万物的诉说，尤其是自己的心声，这全都要靠自己。这才是最重要的东西。”可以说，在寻求意义的层面，《没有圣人，没有天使》与《终极亲密》一样，也是在描写正常生活中的个人精神危机。
这或许也是克里玛自己最不能肯定的一个存在主题，因为其中有太多的教诲。他想要表明，由于人的欲望和死亡，即使在最私人性的领域，在最亲的人中间，人与人也不可能达到终极亲密。在这个尘世中，每个人最终都是孤立无助的，获得拯救的希望只能发生在自己的内心。然而，对现代人来说，这仍然不是一个答案，而是一个问题。
(选自《花城》2015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