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在其自传中，对读者说了一段著名的警语： “一个人年轻时许下的愿望，将有可能在成年时实现。”这对我来说，从未是一个“问题”。在我有记忆的岁月里，我总希望自己能终其一生不断地学习。
编者按：5月12日，美国犹太裔史学家彼得·盖伊在纽约曼哈顿家中去世，享年91岁。彼得·盖伊被认为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知识分子和史学家之一。本文系彼得·盖伊于2004年5月7日对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的成员及朋友发表的演说，不仅回忆了他人生的重要阶段，也表达了治学态度。本文经世纪文景授权使用，有删节。原题为《彼得·盖伊：我的学思历程》，小标题由编者所加。
第一份教职教授的是公共法律和行政
在我的生命中，曾有过两次当难民的经验。第一次的难民经验，始于1939年春末，那时我与父母正计划如何逃离纳粹德国。这次的经验，实在令人感到害怕。我们差一点就要失败了。如果那次无法成功地投奔自由，那么我今天便无法站在此处与你们说话，请你们来听我回顾自己的学思生涯。
第二次的难民经验，发生在1955—1956年的冬天，这次我欲逃离的地点则是哥伦比亚大学。自从博士毕业后，我便留在这间学校任教，长达八年之久。那一年，我从当时的公共法律和行政系(the Department of Public Law and Government)转至历史系。当然，对我来说，这个转变并不如前次攸关性命，但它却是我生命中的第二次“放逐”——如果这对我是个恰当的词汇。而我今天的演讲，便是以第一次的“难民”经验为背景，来谈论这第二次的“放逐”。
我的第一份教职教授的是公共法律和行政，这是在我展开博士研究期间，修课之余所担任的教学工作。那一年是1947年，我正在着手进行一项关于美国政府的研究，这研究让人记住了不少有趣的事物。五年后，我的第一本书于1952年出版，《民主社会主义的困境》(The Dilemma of Democratic Socialism)，这是我博士论文的增订本。这本书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一个奖项，也收到不少好评。许久之后，我发现一篇登载在头版的匿名评论(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还存在匿名评审的那个年代)，书评作者想当然便为理查·托尼(R. H. Tawney，1880—1962，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历史学家。曾任教于格拉斯哥大学、牛津大学并担任伦敦大学经济史教授)。然而，尽管我有这些学术成就，公共法律行政系的老教授们，却很少愿意从底下的精英年轻学者中(当时这些年轻学者都是男性)提拔任何一位。最后，这些老教授凭着他们的智慧，决定让一位年轻学者得到升迁机会，而我则不在他们的考虑之中。
此后，一位历史系的朋友，替我找到一个现代欧洲研究的空缺，邀请我加入他们。其后，当我进入历史系工作时，认识了系上两位成员： 理查·霍夫斯塔德(Richard Hofstadter，1916—1970，美国历史学家)。亨利·罗勃兹(Henry Roberts，1916—1972，美国历史学家，专长为东欧史)。我很喜欢与他们相处的六年时光，两位教授对于我的所著所言，影响至深。我深深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总是能够结识益友。1941年，我在丹佛遇到了一群乐于接纳我的美国人。隔年，至1943年，则遇见一位原本不大有可能认识的人，他是循道宗教派的牧师，哈维·普托夫(Harvey Potthoff，1911—2002，美国神学家，任教于位于丹佛的伊利夫神学院)。虽然他仅比我年长几岁，但却是我的一位重要老师。他在我于1943年初到美国之时，介绍一群和我志趣相投、多就读于丹佛大学的学生与我认识。后来，他还引领我们进入贝多芬晚期弦乐四重奏作品(the late Beethoven Quarters，贝多芬于1825—1826所创作的六部弦乐四重奏作品，这也是贝多芬一生最后的作品)的曲弦之中。
在历史系找到教职，就像是回家了一样
在1950年代中期，我的工作仍没有着落，且在全美境内都无法找到职缺，或者，这可能是世界各国的学术圈竞争性问题。不过，无论如何，我终究在历史系找到了教职，从此成为一位史学家。这份工作刚开始时，便让我十分满意。很快我感觉到，事业上的这种转变，对我而言，就像是回到家了一样。
1955—1956年，就像是命运早已安排好般，我获得了霍德奖学金(Hodder Fellowship，玛丽·霍德[Mary MacKall Gwinn Hodder, 1860—1940]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她为奖励具有潜力但尚未受到肯定的学者，以其遗产成立此奖学金。第一笔奖学金于1944年颁发，通常是一年一名。这份奖学金使我不需担负任何外务，只需要发表一场演讲，让听众了解我那段时间的研究概况。这一年，我的知识兴趣从德国的社会民主问题，转移到启蒙运动上。我有一个从未实现的计划，就是要写一部以“次要”政治思想家的政治理论为主题的三部曲。所谓的“次要”政治思想家，并非指洛克或卢梭，而是如康德、伏尔泰、莱辛与休谟等作家。之所以称他们为“次要”，只是因为他们并不是“纯粹的”政治理论家。
我在普林斯顿的那一年展开关于伏尔泰的研究，这或多或少有些意外。但我十分明白，关于伏尔泰的思想，需要用一部完整的专著来阐明。这本于1959年出版的书，书名简单却充满自信：《伏尔泰的政治观：现实主义诗人》(Voltaire’s Politics: The Poet as Realist)。我必须承认，我还蛮喜欢自己所有的出版品，不过，对于这本书，我还怀有一种特殊情感。因为这本书是在修正，或尝试去修正时人对伏尔泰这位思想家的见解;再者，此书之撰述也让我以最直接的方式，来熟习历史研究的方法： 将自己“嵌入”历史中。
当我获得哥大教职事宜确定之时，我个人所关心的议题，也不再仅限于伏尔泰政治思想的范畴。当时的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拥有几位著名的成员，尤其是帕尔默(Robert. Roswell Palmer)，那时，他已经是位享誉国际的欧洲学研究专家，正在替他那本著名的欧洲史教科书(A History of Modern World)的第二版作修订。这段时间，我和他走得很近。但在此我必须稍作补充一下，几年后，当我于1969年，从哥大转至耶鲁大学，我们虽然在同一个系，见面的次数却越来越少。毕竟，帕尔默不大欣赏我不断宣扬与实践的弗洛伊德主义(Freudianism)，这对他而言是十分古怪的。
回到1955—1956年，那段期间，除去对弗洛伊德的看法外，从其他许多方面来看，帕默尔还真是个反传统的人，他甚至不会介意在午餐时间谈论公事。他的这些特殊之处在那个时代成为一个话题，那些高尚的普林斯顿学者，以其不够体面为由而排斥他。于是，我遂利用许多非正式的用餐时间来打扰他，我对他说：“鲍伯(即帕尔默)，告诉我一些与历史有关的事情吧。”确实，对于史学，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而帕尔默则非常愿意引领我进入18世纪欧洲的谜题之中。
那年冬天，我仍于普大潜心学习，鲍伯帮了我一个连他或我都无法想像的大忙。1956年，纽约历史协会(The New York Historical Society)决定在该年年会上，利用一至二天的时间，专门讨论一本美国史家的欧洲启蒙运动之论著，那年恰为它出版的第25周年。当然，我所指的就是： 卡尔·贝克尔(Carl Lotus Becker)的《十八世纪哲学家的天城》。这本书自1932年问世以来，便不断再版，至今我们所使用的应该是第12或13版了。
那年春天，我来到伊卡萨(Ithaca)，在会议的上午场次提交论文。这篇文章引起了全场轰动，但说实在的，对这样的结果我并不感到意外。午餐会议的主持人批评我的文章，下午场次的论文发表人，则花了三至四个小时来抨击我，直到晚餐会议，那位主持人也和前人一样，持续地批评我。现在，我猜你们可能想像的到，当时的这些评语，真是搞的我头昏眼花。批评我论点者，各个都是学有专精，年岁长于我的学者。而我，毕竟只不过是一名史学的初学者。我必须承认，那些锋锐言辞确实让我感到些许紧张。尽管如此，当天深夜，我回想这些密集、激烈且异口同声的批评，反倒增强了自己的信心。我提出的“异说”所招致的诸般轻蔑，其激发出的能量，只是让我更加坚信自己正循着一条正确的道路前进。会议结束后，我带着这种“不劳而获”的自信心离开伊卡萨，而这股力量便足以支持我投入新的研究工作。
之后，我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投入启蒙运动的研究中。在那本《伏尔泰的政治观》出版后，我认为自己还未能做到一位18世纪思想研究者所该谈的问题。这次，我计划写一篇长篇论文，大概有一百余页。在不受注脚或参考书目的限制下，我得以完成自己在伏尔泰研究中才开始认真思考的一些修正性论点。但是，当我开始动笔后，遂发现了伏尔泰一些隐蔽、神秘的动机，这使我明白，此研究主题仍存有许多空白，若无近十年的时间来处理，我一个人绝对是分身乏术的。然而，当时在我的思绪里，流动着另一条智识细流，它与我当时正反复思索的那所谓的——“理性的时代”，一前一后地串联起来。那就是： 精神分析学。
“构想能刺激我好奇心的历史谜题”
我从1950年代开始对弗洛伊德产生兴趣，那时我认识一位年纪较长的同事： 诺伊曼(Franz Neumann，1900—1954，德国政治学家，专长为国家社会主义研究，一般被认为是联邦德国现代政治科学的奠基者之一)他是一位纳粹德国的难民。他在一门三个人的小型讨论课上，集中深入地阅读精神分析学。其成员包括他的太太英吉(Inge Werner)，与他们一位很亲近的朋友赫伯特·马库色(Herbert Marcuse)，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之中，最有趣的一位。
从那时起，我便转而直接阅读弗洛伊德的学说。弗洛伊德对我的影响，还没出现在我任何关于启蒙运动的研究中，反倒是我在1968年出版的一本小书《魏玛文化》(Weimar Culture)中，明显流露出这位心理学大师对我的影响。这本书的其中一章，我称之为“儿子的反叛”，次章则为“父亲的复仇”。简单来说，这是在威玛共和底下的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此时，我已准备好要认真看待弗洛伊德的学说，看我能从他身上获得怎样的资源。1970年间，我在这方面获得长足的进步。我前往西新英格兰精神分析协会，接受他们完整且正式的精神分析课程的训练。
按照时间顺序，话题再回到我的下一部作品。在我的启蒙运动研究第二卷出版前一年，我先完成了《魏玛文化》。这本书的写作动机，其实是两位哈佛的教授，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和唐纳德·弗莱明(Donald Fleming)所交付的任务。当时，他们正着手编辑一套以希特勒政权下的流亡者为主题的书册。其关怀的论题包括： 一众流亡者对他们新家园的影响，以及新家园又如何反过来影响流亡者。两位编者需要一篇长文作为导言，内容需与德国历史的独特性： 民主共和主义(democratic republicanism)的政治实验有关。这份文字工作直接传达给我一个讯息，而不是我主动想到的： 虽然我已醉心于18世纪思想史这块领域达二十年之久，但现在我可以转移这股热情了。同时，这也显示出精神分析法在我的思绪里，占有更重要的地位。
从那时起，我便构想了其他更能刺激我好奇心的历史谜题： 十九世纪的布尔乔亚、弗洛伊德、历史写作等课题。现在，我已经投入两年的时间，追索着一条更为不同的历史轨迹，且比先前所尝试的更为困难，那就是： 现代主义(modernism)。我要对现代主义做出一个综合性的研究，当然，目前还离完成的程度很远。我希望能将诸如：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奥森·威尔斯(Orson Welles)、乔治·巴兰钦(George Balanchine)、帕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还有其他人放入书中。当然，这样的疯狂构想，需要耗费相当长的时间来完成。2008年，我出版了一本《现代主义，异端的诱惑： 从波特莱尔到贝克特及其他人》(Modernism: the Lure of Heresy: from Baudelaire to Beckett and Beyond)，应当是这个写作计划最后的成果。
一股想将事情如实呈现的热情
现在，你们也许想知道，当不断改变自己关心的课题，这对我来说是否有何特殊意义?然而，假如在我所有的工作中，真有一条贯穿的思路，我认为那会是另外一条。这时候，请别考虑我第一本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书，该书寄托着我当时心中的政治关怀。此外，也别把那些应酬性的论文算进去，像是研究魏玛共和的那篇。以我其他的作品而论，我认为，在我的史学写作里，其一致性只有一种特点，那就是一股想将事情如实呈现的热情。
我对18世纪思想史的研究，最初是以充实自己知识的需求为出发点。那时，我在哥伦比亚学院教授一学年的政治思想史课程，这是“从柏拉图到北约”(from Plato to NATO)课程之中的其中一门。我借由每一年重新讲授该课程，来熟习过往的历史：一场运动，或一个世纪，这些都是我应该要更深入了解的。这就是我开始关心18世纪的原因之一。我发现，关于这个时代的二手研究并不多，且其立论皆难以令人信服。那时候专攻18世纪历史的法国学生，倾向将这片领域留给语言学专家、哲学家或法国文学的教授。关于那个时代的几位主要的人物，如狄德罗、卢梭、霍尔巴赫与其他几位人物，书市上有大量详细且可参考的传记。却鲜有著作能将启蒙时代置于我欲寻找的历史脉络中。在英语世界里，想当然，相关论著的主题都太过狭隘。若要举出最受欢迎、最容易取阅的论著，那就是我先前提到的，贝克尔的《十八世纪哲学家的天城》。
而我新近关于维多利亚时代布尔乔亚的著作，虽然与之前的作品有些不同，但是在本质上仍是密切相关的。在1984—1998年出版的这五册，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标题： 《布尔乔亚经验：从维多利亚到弗洛伊德》(The Bourgeois Experience: Victoria to Freud)。这套书的论点替19世纪中产阶级作了全面的辩护，但是我最初写作的动机却并非如此。大约在1970年，我与我的朋友韦布(Bob Webb)计划合写一本教科书。当我在撰写关于19世纪末期的篇章时，这段时期的文化史引起了我的兴趣。这是一个在绘画、文学、建筑、诗作与戏剧各方面都出现剧烈变动的时代，这些作品也反映出，人们在面对工业化及政治民主化时的复杂反应。
那不受干扰的工作时光让我感到快乐
当我结束了自己对于“启蒙运动”的探索后，我便决定要告别这个时代。而继起的下一个世纪，在我看来，的确是一个适合重新出发的起点。我深知踏入一个全新领域的风险，特别是这块领域已有许多优秀的作品，亦有许多人正在耕耘。但是，研究领域的转变，以前就无法阻止我前进，现在自然也不会让我却步。布尔乔亚，在今日被认为是进入19世纪的关键。在此你们必须回想三十多年前，我正要投入《布尔乔亚的经验》研究时的学术环境。自二战结束后，社会史逐渐受到重视。因此，像是妇女、黑人、工人、革命人士等，都成为史家喜爱的主题。我并不否认，这几个研究领域中许多优秀作品的价值。
与大家的理解恰好相反，起初我并非意图替布尔乔亚作任何辩护。这或许听来不大可能，一开始，我只想要更全面地了解布尔乔亚。至于该如何开展，以及从何处着手，这是后来才需面对的问题。起初，我就明白，若沿用过去的研究框架，将是徒劳无功的。此外，正如先前所谈的，我在选择研究主题时，必定会同时考虑到精神分析理论对于人类欲望的解释。我对精神分析的相关阅读，引领我开始关注人类的性欲。这是我从精神分析训练所得来的直接成果。与性欲既相近又敌对的侵略性(aggression)，则是我第二个想到的主题。这些是我在1970到1971年时，尽最大努力所能达到的成果。
最后，我想用自己的故事来替这场演讲作结。有时，人们会指责我是一位工作狂。我必须承认这项指控，但是，在那不受干扰的工作时光中，我却感到相当快乐。一般，那种将工作与娱乐区分开来的说法，并不完全适用于我。当然，我现在要做的，以及未来将要进行的研究工作，有时的确会强迫我去做一些“琐事”(poor things)。例如，看看马内，聆听史特拉汶斯基(Igor Stravinsky)，走过由格罗佩斯(Walter Adolph Georg Gropius)所设计的建筑物，反复阅读着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与伍尔芙(Virginia Woolf)的作品。有时候，我会这样问自己：“这些算是工作吗?”歌德在其自传中，对读者说了一段著名的警语： “一个人年轻时许下的愿望，将有可能在成年时实现。”这对我来说，从未是一个“问题”。在我有记忆的岁月里，我总希望自己能终其一生不断地学习。而我也十分感激，因为命运替我做的所有安排，恰恰就是如此。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