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著名抗日阿訇的后人
照片上的老人，叫曹玉发，回民，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七日出生。它是响当当的回民支队创始人之一曹希生（又名曹奎）的儿子。曹奎以随军阿訇身份兼做情报工作，襄助马本斋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曹奎殁于一九四九年的西安，身份仍然是中共情报人员兼知名阿訇。
说道曹玉发本人，他的生日成为今日的一桩“公案”。就是我在以前博文里说的回民老人身份证事件。官方机构给写成了一九三七年出生，我帮着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以及承受人格侮辱般的刁难，总算弄出头绪。估计六月份内，会拿到新身份证。等着新身份证，还要打一场民事官司，他家祖坟被非法毁掉的事情。
一、遭遇“法官操屄，律师拿钱”的时代
老头的身份不是我创作出来的。已经去世的中共北空政委刘世昌少将（回民，曾任回民支队一任政委）证明曹玉发是曹奎的儿子，现在还活着的马本斋之子马国超少将也证明这个身份。按理，这老者应该荣耀一番，尤其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七十年大纪念。但是，不行。他因为上访（祖坟那个事情），被列为维稳对象。街道办事处里的维稳办公室有他的专门档案，该办主任邀请我看过其中一部分；我们小城市的律师没人敢接他的案子，说是司法局有通知。
我曾问一位有些私人关系的律师愿意不愿给他打民事，对方说：“我们局有规定，谁也不能接他的案子。但咱哥俩说实的，你要代理，不懂的环节我给指点，一分钱不要。”虽然和那位律师关系不错，但我听了“我们局”的用词还是有些别扭。你律师是自由从业人士，“挂靠”司法局有甚鸟作用？另外，不是不谦虚，不存在我不懂的情形，而是我不是执业律师，也没有“二狗子”级别的法律工作者那种证书。
公民代理做过，但现在规定越来越严格。当然，社会效果也越来越坏：一方面，公民代理被新的民诉法司法解释压缩到最小，从逻辑上，他们就不能抢律师的买卖儿；另一方面，法院出的法官嫖娼之类丑闻，其间往往是律师给“勾兑”——我们小地方说得很粗俗：“法官操屄，律师拿钱。”话粗理不粗，中国的法律缺德也由此可见一斑。简单地说，法院与律所从制度上勾结起来，打造有利于自己的条款。
闲话少讲。我若代理曹玉发的民诉案，就得按司法解释去他所在街道下属社区开推荐信。开来开不来，没有任何把握。
二、抗日少年被现政权打造成维稳对象
说曹玉发是抗日英雄的后代，只是跟今年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沾边。如果仅仅是这样，这叫我小题大做。曹玉发和另外两名少年在回民支队与日军冲突的缓冲区或互相争夺区（献县淮镇），杀死过日本兵是基本事实。当时，在西瓜摊子旁，日本兵盯上了一个回民支队特工（正在吃西瓜）。特工见势不妙，先行掏枪，但枪有毛病，没打响。悍壮的日本兵扔掉手中长枪，一下子扑倒特工。在紧急时刻，在西瓜摊子旁闲转（也为蹭点吃的）少年曹玉发跟两个同伴，一起拿板凳、砖头什么的砸日本兵。日本兵训练有素，抽出身配刺刀，回击曹玉发几人。其中一刀刺中曹玉发左腿膝盖部，但几个人一起总算打死了日本兵。
一九二九年出生的曹玉发没有为自己评功摆好的意识，所以，回忆起当时杀掉日本兵的情形，他只能说当时十二三岁（还是小孩子），并没十分准确的年月日。现在推算起来，是一九四一年前后。若按他被发错的身份证算，他当时才五六岁，能跟日本兵拼命吗？——这也成为他一定要找回自己真实年龄的一个动因，尽管现在有人说他是为了长几级退休工资。曹玉发被日本兵刺伤的地方还留有很大的疤痕，当时伤口跟茶碗口子似地，还往外翻次着。
曹玉发的母亲马龙英是马本斋的亲近族人，带着曹玉发跟随回民支队，平日里，母子就以给伤员端屎端尿以及帮战地医院洗绷带为生。即便只是为了谋生，还有等曹玉发出去做情报工作的父亲回来，母子二人之谋生在今日当是参加抗日工作无疑。但是，新贵淘汰旧勋，中国历代王朝如此，今天也这样。那些混得有模有样的红二代只是幸运而已！曹玉发不但没有获得任何相应荣誉，还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这个政权所防范的“敌人”。若不然，怎么会在维稳办有档案？若不然，怎么会出现律师都不敢接他案子的情形？
三、社区领导正在忙，我们以后再来
那些站在莫斯科红场的权贵们，那些在美国振振有词的纪念者们，完全抛弃了曹玉发，实质上也抛弃了真实的历史。而仅仅从抢救历史的角度来说，今年已经八十六岁的老人口述也是该留下的珍贵历史呀！我不会再说难听的了。但，九月三日的大规模纪念还没来到，而它对我来说确实没有任何意义！他对曹玉发老人来说，是一项绝顶的讽刺。我能做的是，在不影响自己生计的前提下，帮他跑些事情、写点材料，乃至于不得已做代理人出庭。
今天（五月十四日）上午，我俩就一同骑车子，他三轮，我两轮，去了他们街办处下属的清真社区。到主任那里探探有没有开出推荐信的可能，就是我以公民代理身份帮曹玉发打官司的可能。但是，人家那里太忙，好像要做一个拆迁与重建的项目，因为我听到主任兼书记的人问一位妇女：“你那块儿，还有谁家想要一楼？”看起来是某片管事的妇女一连串地讲起来。见如此之状，我跟曹玉发说：“大爷，咱先回去吧！人家太忙，顾不上咱。反正，你的新身份证到六月十一号才能下来。那时候，咱再来开信。”
还好的是，书记兼主任的那位年轻人送出屋来，还跟我们说了几句客套。
这年轻人，我见过一次，是在他们街办处我一个人与街办处领导“谈判”曹玉发户口暨身份证的事情时。当时，他一言未发，只是记录。而也正是那一天，街办处维稳办主任杨先生在（三楼）“谈判”结束后，带我到二楼他办公室，让我看了曹玉发是维稳对象的在电脑上的资料。
结语：新法西斯常态化
出了社区办公室，我跟曹玉发分手。目送他蹬上三轮车离去，我则借此出来的机会到回民社区里面，拍几个老门牌的照片。边骑车子走边想曹玉发的遭遇：“唉！一个反法西斯有功的人竟然面临着新的法西斯。不是吗，人家的身份证是你官家弄错的，你还刁难人家，你不是法西斯吗？就算不是标准的法西斯，也是软性法西斯！不是吗，你开发商与政府部门合起伙来骗一个回民老人，把人家祖坟给毁了。这不是法西斯行径吗？”
人家有官司都在本地没法雇律师，司法局下没有文字的命令，这比纳粹对待犹太人还坏呀！新法西斯们很缺德。他们不但在法律缺德方面搞出了“法官操屄，律师出钱”的常态，还粉墨登场搞什么大规模纪念、阅兵。不知道丢人多少钱一斤，说文话——真不知道天下还有“羞耻”二字！
来源：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