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绝对不是没有人才，为了让他们充分成长，展现才华，一定要提倡自由思想
10年前，杨小凯，这位中国“最接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英年早逝。学术同仁和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有识之士一刻也没有忘记他。因为，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演进，杨小凯的曾激荡国内外学界的学术成果和思想，如超边际分析和“后发劣势”，还有他对于自由与共和的思考，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现实洞察力。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是杨小凯当年的忘年交。如今已85岁高龄的他，依然在不懈地传播市场经济的常识。日前，他入选英国著名杂志Prospect发起评选的“2014世界思想家”。那么，在他看来，杨小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今日如何认识杨小凯的学术思想？
7月7日，在杨小凯逝世十周年纪念日，在他堆满书籍和资料的书房里，财新记者采访了茅于轼，聆听这位老人谈杨小凯、谈市场、谈改革之路。
学术思想上的忘年交
财新记者：你与杨小凯的交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茅于轼：他放出监狱的时候环境很糟糕。他凭本事考上了社科院计量经济技术所，攻读数量经济学。但是，在那儿，他孤掌难鸣。人家讲的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他讲的是现代经济学。所以，他觉得很寂寞。他因写作《中国向何处去》而被打成“反革命”并入狱十年，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后来才听说有这么个人。1983、1984年左右，我们有一次在会上见了面，一谈，投机得不得了，好像发现了自己。从此，他就跟我特别多的来往，我就逐渐了解他的成就，他的为人。
那个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讲择优分配原理，这是数理经济的内容。那时候，很少人看得懂，但是杨小凯看懂了。他对我说，你那篇文章从头到尾每个字我都看了。他写的很多文章我也每个字都看。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讲效用理论，效用是现代经济学里头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传统政治经济学里头没有的。我看了他介绍效用理论的文章，非常受启发。收获当然还有不少，比如，分析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也是小凯教我的。
财新记者：后来他在社科院怀才不遇，离开了北京，那你们怎样保持学术联系呢？
茅于轼：当时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很赏识他，他就到武大去了。一个“无名小卒”就开始给研究生讲授数理经济学。此后，他偶然到北京来，每回都到我家来。他最喜欢的是看我的书架，看我新买了些什么书。他羡慕地说，“你在北京真好，能买到这些书，我就在武汉买不到。”我说，“没关系，你说你要哪几本，你先拿走，我可以补充嘛。”他不好意思，爱翻阅，却没有拿走过我的书。那时候我看的书都是数学方面的书，数理经济的书很少，买不着，但我那时候对数学非常感兴趣，一直专攻数学。1983年，他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习，临走的时候给了我一本书稿，就是《数理经济学初步》，他说，这本书要出版，让我把这本书从头到尾检查一遍。我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把这本书所有的计算都核算一遍，只发现了两三个错误。这本书1985年由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了。同一年，小凯又出版了一本《控制论的经济应用》，也由我从头到尾校订一遍，因为里头数学太多了，一般人看不懂。
1986年，我也到美国去了，到他家作客，认识了小凯的夫人吴小娟，当时他们还只有一个女儿。我和小凯聊得非常投机，我跟他在思想、在学术观点上非常亲密。他在普林斯顿，我在哈佛，离得也不算远，坐火车四个多小时。我每回到纽约去，他都坐一个小时的车来看我。有时候我就到普林斯顿去看他。我们一起吃饭一起聊天。
那时候，我发现他有一个问题，他不大会享受生活，天天钻在经济学里头，很枯燥的一个人。有一次，我到普林斯顿去，小凯高兴得不得了，他说那我们去逛超市去吧。这是小凯是头一次去逛超市。他爱人和小孩从来不逛超市。所以那天他们全家都特别高兴。小娟那天在超市穿了戴耳环的耳朵眼。可惜耳朵眼没维护好，又长没了。去澳大利亚后重穿的。
我觉得他后来患病，跟他的生活方式也有有一些关系，太不会休息，不大会找乐子。我到澳大利亚去，到他墨尔本的家里。那时，小凯刚从美国回来，他在美国做的学术报告非常成功，高兴得不得了。我趁这个机会又跟他们说，我们到超市去吧。我记得还买了一个小首饰送给吴小娟。小娟对我说，“我这一辈子没有人送过我这种东西。”杨小凯的精力完全放在学术上了。
财新记者：据您观察他，一天得工作多长时间？
茅于轼：工作十几个小时。
财新记者：他也不锻炼身体？
茅于轼：得病后，他才开始醒悟到这些事，他就尽量享受生活，但是，那时候我也跟他没有什么接触了。我回到北京，他留在澳大利亚。
他确有资格获诺奖
财新记者：学术界谈到杨小凯，都推崇他的超边际分析理论。你能不能用通俗的语言告诉我们，这个理论突破在什么地方，究竟对经济运转有什么作用？
茅于轼：这需要从我提出的择优分配原理讲起。这是非线性规划的一个基本课题，简单地说，几个部门要分配一种资源，比如说电，这个人要用，那个人也要用，那么，电怎么分配才合理呢？我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光是电，土地、资本、劳动力，一切生产要素都可用这个办法可以解决，它的数学基础是拉氏乘数法，但这个方法有一个限制，就是它的解（分配的量，必须是大于零的）；超出这个范围（如果等于零，即分配量为零），它解决不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该不该用电，从前让医生、工程师种地，我的理论可以让既有的一群人分配任务时最有效率，但这些人是否应该来种地呢？这是我的最优分配原理解决不了的问题。而杨小凯解决了这个问题。
财新记者：择优分配在数学上不就是等边际收益吗？
茅于轼：超边际的解是可以边际收益不相等的，因为它的定义域不一样，定义域更大，它的解可以为零。而我研究的解的定义域大于0的问题，小于0的我不会解。
财新记者：有一个广泛流传的说法，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高度评论杨小凯，认为他有资格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布坎南也是基于超边际分析来肯定他吗？
茅于轼：我不太清楚布坎南对他怎么评价的。根据我自己的独立判断，小凯是有资格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为什么？因为他解决了分工的问题，他不但解决了生产的分工，也解决了消费的分工。亚当•斯密的一个伟大贡献是指出了分工提高了效率，但是，那是一种叙述，并没有严格的证明。小凯的一大贡献，是继承和进一步阐释了劳动分工思想，并用数学严格的来证明。
简单地提劳动创造价值是有缺陷的。只有在市场条件下，它才能创造价值，像刚才讲的，让医生放弃了好多病人，去种地，这能创造价值吗？
财新记者：在分工方面，斯密和杨小凯中间就是空白吗？
茅于轼：几乎是空白。当然，小凯在论文也引用别人关于分工的理论，但他的工作是更系统的、有开创性的。他还有一个重要思想：分工并不是越细越好？因为有分工就要有交易费用。交易费用把分工得到的好处抵消了。所以分工不是越细越好。
财新记者：那个时候他已经有交易成本这个思维了？
茅于轼：对，而且受他启发，我把这个思想写到我的书里头。
财新记者：当时你们知道制度经济学里面的这个基本思想吗？
茅于轼：不知道。你想，科斯得诺贝尔奖是1991年，小凯去美国是1983年。在当时的国内，我们没有条件读到科斯的著作。
后发是优势还是劣势
财新记者：杨小凯跟林毅夫教授曾有争论，就是有关“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程度和技术水平都有了显著提高，现在“后发劣势”还明显吗，表现在哪些方面？我们怎么看待杨小凯当年提出的这个警示？
茅于轼：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对的，但角度不同。后发优势是明显的。别人发明那么多东西，飞机、火车到计算机、电视，我们拿来就用。在管理制度上，拿来的成果也是数不清的，人代会、法院、证监会、银监会、大学、律师，这些制度全都是进口的。这就是后发优势，你不得不承认。
但是，小凯讲“后发劣势”，也是对的。你把后发优势用完以后，就得自己创造了，而这个时候，如果你以为自己很成功，理解不到进一步创新的必要性，就会影响进一步发展。对于所谓“中国模式”的争论，不就反映了两种思维吗？
印度、埃及、菲律宾这些国家，没有成功利用后发优势，而中国利用了。在印度，交通非常落后，总停电，几十年没有多少改进。而中国的高速公路短时间内就变成总里程全球第一了，我们电力基本不缺。中国有一个强政府，一看这个不够，马上就补充了，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弱政府看到了短缺，但毫无办法。
但是，现在中国缺什么已难以看清了。许多地方建开发区，盖起来之后变成“鬼城”，那说明你看错了。很多高速公路也没有车走，纯粹是赔钱，变成政绩工程了。这时候，要特别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问题推进改革
财新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结束半年多了，你怎样评价改革的进展？
茅于轼：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是不错的，这一届政府在经济方面不是外行，但是，改革碰到的几个大问题，都涉及政治。一个问题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就涉及公有制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涉及国企，里头的利益冲突太大了。金融改革的进展很慢。金融改革的基本问题是，要有私人的银行，有竞争，光是国有的天下是没有竞争的，肯定搞不好。但是，开放私有银行，在技术上挺复杂的，因为银行需要监管。开三家五家不起作用，得开几百家，甚至上千家，谁来监管呢。这些问题似乎还没想好。
财新记者：中国现在经济存在下行压力，改革又困难重重。
茅于轼：怎么才能改动呢？出了问题甚至危机就改动了。一般讲，改革的好时机是顺利的时候，条件好的时候，但事实上正好相反，改革都是日子混不下去了才改。
要提倡自由思想
财新记者：上个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到现在也讲创新也要靠人才。今后，怎样让杨小凯这样的天才能在自己的祖国展现才华呢？
茅于轼：中国绝对不是没有人才，为了让他们充分成长，展现才华，一定要提倡自由思想。邓小平和胡耀邦搞改革开放，得益于一篇文章，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强调实践。我们不是生活在口号里，不是生活在文件里，大家吃不饱穿不暧，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必须改革才有出路。这就解放了思想。下一轮解放思想的主要任务就是保障《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的公民权利，鼓励创新。
衡量市场经济好坏的标准是人权保护
财新记者：杨小凯强调好的市场经济中，强调共和的作用。你觉得对中国当下的意义大不大？
茅于轼：现在全世界只剩下极少数国家搞计划经济，95%以上都走市场经济道路，但是，这么多的国家，市场经济确实有好有坏，可以说从最差的到最发达国家，等于是个连续谱。具体情形千差万别，但最基本的衡量标准是人权保护的好坏，是不是没有特权，实现真正的平等。美国也是有特权的，人跟人的区别，一个是财富的区别，一个是权力的区别。问题是，以权力管社会，对它也要有监督，不让它乱来，这是很难做到。中国的人权一方面讲比过去明显改善，但距离建成一个法治社会，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来源：财新网 2014年07月0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