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绝对不是没有人才,为了让他们充分成长,展现才华,一定要提倡自由思想

10年前,杨小凯,这位中国“最接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英年早逝。学术同仁和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有识之士一刻也没有忘记他。因为,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演进,杨小凯的曾激荡国内外学界的学术成果和思想,如超边际分析和“后发劣势”,还有他对于自由与共和的思考,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现实洞察力。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是杨小凯当年的忘年交。如今已85岁高龄的他,依然在不懈地传播市场经济的常识。日前,他入选英国著名杂志Prospect发起评选的“2014世界思想家”。那么,在他看来,杨小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今日如何认识杨小凯的学术思想?

7月7日,在杨小凯逝世十周年纪念日,在他堆满书籍和资料的书房里,财新记者采访了茅于轼,聆听这位老人谈杨小凯、谈市场、谈改革之路。

学术思想上的忘年交

财新记者:你与杨小凯的交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茅于轼:他放出监狱的时候环境很糟糕。他凭本事考上了社科院计量经济技术所,攻读数量经济学。但是,在那儿,他孤掌难鸣。人家讲的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他讲的是现代经济学。所以,他觉得很寂寞。他因写作《中国向何处去》而被打成“反革命”并入狱十年,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后来才听说有这么个人。1983、1984年左右,我们有一次在会上见了面,一谈,投机得不得了,好像发现了自己。从此,他就跟我特别多的来往,我就逐渐了解他的成就,他的为人。

那个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讲择优分配原理,这是数理经济的内容。那时候,很少人看得懂,但是杨小凯看懂了。他对我说,你那篇文章从头到尾每个字我都看了。他写的很多文章我也每个字都看。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讲效用理论,效用是现代经济学里头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传统政治经济学里头没有的。我看了他介绍效用理论的文章,非常受启发。收获当然还有不少,比如,分析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也是小凯教我的。

财新记者:后来他在社科院怀才不遇,离开了北京,那你们怎样保持学术联系呢?

茅于轼:当时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很赏识他,他就到武大去了。一个“无名小卒”就开始给研究生讲授数理经济学。此后,他偶然到北京来,每回都到我家来。他最喜欢的是看我的书架,看我新买了些什么书。他羡慕地说,“你在北京真好,能买到这些书,我就在武汉买不到。”我说,“没关系,你说你要哪几本,你先拿走,我可以补充嘛。”他不好意思,爱翻阅,却没有拿走过我的书。那时候我看的书都是数学方面的书,数理经济的书很少,买不着,但我那时候对数学非常感兴趣,一直专攻数学。1983年,他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习,临走的时候给了我一本书稿,就是《数理经济学初步》,他说,这本书要出版,让我把这本书从头到尾检查一遍。我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把这本书所有的计算都核算一遍,只发现了两三个错误。这本书1985年由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了。同一年,小凯又出版了一本《控制论的经济应用》,也由我从头到尾校订一遍,因为里头数学太多了,一般人看不懂。

1986年,我也到美国去了,到他家作客,认识了小凯的夫人吴小娟,当时他们还只有一个女儿。我和小凯聊得非常投机,我跟他在思想、在学术观点上非常亲密。他在普林斯顿,我在哈佛,离得也不算远,坐火车四个多小时。我每回到纽约去,他都坐一个小时的车来看我。有时候我就到普林斯顿去看他。我们一起吃饭一起聊天。

那时候,我发现他有一个问题,他不大会享受生活,天天钻在经济学里头,很枯燥的一个人。有一次,我到普林斯顿去,小凯高兴得不得了,他说那我们去逛超市去吧。这是小凯是头一次去逛超市。他爱人和小孩从来不逛超市。所以那天他们全家都特别高兴。小娟那天在超市穿了戴耳环的耳朵眼。可惜耳朵眼没维护好,又长没了。去澳大利亚后重穿的。

我觉得他后来患病,跟他的生活方式也有有一些关系,太不会休息,不大会找乐子。我到澳大利亚去,到他墨尔本的家里。那时,小凯刚从美国回来,他在美国做的学术报告非常成功,高兴得不得了。我趁这个机会又跟他们说,我们到超市去吧。我记得还买了一个小首饰送给吴小娟。小娟对我说,“我这一辈子没有人送过我这种东西。”杨小凯的精力完全放在学术上了。

财新记者:据您观察他,一天得工作多长时间?

茅于轼:工作十几个小时。

财新记者:他也不锻炼身体?

茅于轼:得病后,他才开始醒悟到这些事,他就尽量享受生活,但是,那时候我也跟他没有什么接触了。我回到北京,他留在澳大利亚。

他确有资格获诺奖

财新记者:学术界谈到杨小凯,都推崇他的超边际分析理论。你能不能用通俗的语言告诉我们,这个理论突破在什么地方,究竟对经济运转有什么作用?

茅于轼:这需要从我提出的择优分配原理讲起。这是非线性规划的一个基本课题,简单地说,几个部门要分配一种资源,比如说电,这个人要用,那个人也要用,那么,电怎么分配才合理呢?我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光是电,土地、资本、劳动力,一切生产要素都可用这个办法可以解决,它的数学基础是拉氏乘数法,但这个方法有一个限制,就是它的解(分配的量,必须是大于零的);超出这个范围(如果等于零,即分配量为零),它解决不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该不该用电,从前让医生、工程师种地,我的理论可以让既有的一群人分配任务时最有效率,但这些人是否应该来种地呢?这是我的最优分配原理解决不了的问题。而杨小凯解决了这个问题。

财新记者:择优分配在数学上不就是等边际收益吗?

茅于轼:超边际的解是可以边际收益不相等的,因为它的定义域不一样,定义域更大,它的解可以为零。而我研究的解的定义域大于0的问题,小于0的我不会解。

财新记者:有一个广泛流传的说法,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高度评论杨小凯,认为他有资格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布坎南也是基于超边际分析来肯定他吗?

茅于轼:我不太清楚布坎南对他怎么评价的。根据我自己的独立判断,小凯是有资格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为什么?因为他解决了分工的问题,他不但解决了生产的分工,也解决了消费的分工。亚当•斯密的一个伟大贡献是指出了分工提高了效率,但是,那是一种叙述,并没有严格的证明。小凯的一大贡献,是继承和进一步阐释了劳动分工思想,并用数学严格的来证明。

简单地提劳动创造价值是有缺陷的。只有在市场条件下,它才能创造价值,像刚才讲的,让医生放弃了好多病人,去种地,这能创造价值吗?

财新记者:在分工方面,斯密和杨小凯中间就是空白吗?

茅于轼:几乎是空白。当然,小凯在论文也引用别人关于分工的理论,但他的工作是更系统的、有开创性的。他还有一个重要思想:分工并不是越细越好?因为有分工就要有交易费用。交易费用把分工得到的好处抵消了。所以分工不是越细越好。

财新记者:那个时候他已经有交易成本这个思维了?

茅于轼:对,而且受他启发,我把这个思想写到我的书里头。

财新记者:当时你们知道制度经济学里面的这个基本思想吗?

茅于轼:不知道。你想,科斯得诺贝尔奖是1991年,小凯去美国是1983年。在当时的国内,我们没有条件读到科斯的著作。

后发是优势还是劣势

财新记者:杨小凯跟林毅夫教授曾有争论,就是有关“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程度和技术水平都有了显著提高,现在“后发劣势”还明显吗,表现在哪些方面?我们怎么看待杨小凯当年提出的这个警示?

茅于轼: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对的,但角度不同。后发优势是明显的。别人发明那么多东西,飞机、火车到计算机、电视,我们拿来就用。在管理制度上,拿来的成果也是数不清的,人代会、法院、证监会、银监会、大学、律师,这些制度全都是进口的。这就是后发优势,你不得不承认。

但是,小凯讲“后发劣势”,也是对的。你把后发优势用完以后,就得自己创造了,而这个时候,如果你以为自己很成功,理解不到进一步创新的必要性,就会影响进一步发展。对于所谓“中国模式”的争论,不就反映了两种思维吗?

印度、埃及、菲律宾这些国家,没有成功利用后发优势,而中国利用了。在印度,交通非常落后,总停电,几十年没有多少改进。而中国的高速公路短时间内就变成总里程全球第一了,我们电力基本不缺。中国有一个强政府,一看这个不够,马上就补充了,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弱政府看到了短缺,但毫无办法。

但是,现在中国缺什么已难以看清了。许多地方建开发区,盖起来之后变成“鬼城”,那说明你看错了。很多高速公路也没有车走,纯粹是赔钱,变成政绩工程了。这时候,要特别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问题推进改革

财新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结束半年多了,你怎样评价改革的进展?

茅于轼: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是不错的,这一届政府在经济方面不是外行,但是,改革碰到的几个大问题,都涉及政治。一个问题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就涉及公有制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涉及国企,里头的利益冲突太大了。金融改革的进展很慢。金融改革的基本问题是,要有私人的银行,有竞争,光是国有的天下是没有竞争的,肯定搞不好。但是,开放私有银行,在技术上挺复杂的,因为银行需要监管。开三家五家不起作用,得开几百家,甚至上千家,谁来监管呢。这些问题似乎还没想好。

财新记者:中国现在经济存在下行压力,改革又困难重重。

茅于轼:怎么才能改动呢?出了问题甚至危机就改动了。一般讲,改革的好时机是顺利的时候,条件好的时候,但事实上正好相反,改革都是日子混不下去了才改。

要提倡自由思想

财新记者:上个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到现在也讲创新也要靠人才。今后,怎样让杨小凯这样的天才能在自己的祖国展现才华呢?

茅于轼:中国绝对不是没有人才,为了让他们充分成长,展现才华,一定要提倡自由思想。邓小平和胡耀邦搞改革开放,得益于一篇文章,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强调实践。我们不是生活在口号里,不是生活在文件里,大家吃不饱穿不暧,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必须改革才有出路。这就解放了思想。下一轮解放思想的主要任务就是保障《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的公民权利,鼓励创新。

衡量市场经济好坏的标准是人权保护

财新记者:杨小凯强调好的市场经济中,强调共和的作用。你觉得对中国当下的意义大不大?

茅于轼:现在全世界只剩下极少数国家搞计划经济,95%以上都走市场经济道路,但是,这么多的国家,市场经济确实有好有坏,可以说从最差的到最发达国家,等于是个连续谱。具体情形千差万别,但最基本的衡量标准是人权保护的好坏,是不是没有特权,实现真正的平等。美国也是有特权的,人跟人的区别,一个是财富的区别,一个是权力的区别。问题是,以权力管社会,对它也要有监督,不让它乱来,这是很难做到。中国的人权一方面讲比过去明显改善,但距离建成一个法治社会,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来源:财新网 2014年07月09日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