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会本就不见容于红色当局，专为政治受害者而建立的圣爱团契则更加举步维艰，牧师及布道人为之饱受磨难。并且这些人大多同时又是政治见解上的民主派，他们有时是因为政治原因、有时又因为宗教原因，进出监狱反反复复。圣爱团契刚开始时在刘凤钢家聚会；刘凤钢不久被捕，又改在徐永海家；徐永海不多久亦被捕，又在叶国强家；叶国强被捕，刘凤钢又出狱，又回到刘凤钢家……如此循环不息，已而三十余载。其中刘凤钢四次被判刑或劳教，徐永海有三次出入牢狱，其余热心奉献的人们亦或多或少遭受过刑罚。如今团契又回到了徐永海家中，在那里一群受迫害者为别的受迫害者祷告，待到他们再次受迫害的时候，其他受迫害者又为他们祷告。等待着风波再次来临，平静地等待着。追随耶稣的道路上，有荣光、真理和生命。
圣爱团契聚会照片，左二为徐永海牧师
或曰：新马太者，新街口、马甸、北太平庄也。二十年前这一带被认为是荒僻的城乡结合部，如今却拥塞躁动，北京城真是极好的！
圣爱团契坐落在新街口与北太平庄之间，系牧师徐永海家的陋室。所谓“斯是陋室，唯吾德馨”。那房子只有一间屋子，为徐永海夫妇蜗居。虽说恩爱夫妻不嫌居室窄小，不过小终究还是小，房间仅有十几平米，起居尚需多多辗转周旋。
（注：有些细节需要略加解释，团契的意思是：相似身份的基督徒们聚会。它比教会要低一格，教会是无差别的，门槛向所有基督徒敞开。而团契则强调某一种共同或相似的世俗身份。譬如教师团契、运动员团契。圣爱团契之独特，在于它是中国大陆唯一一个为政治与宗教受害者所创立的团契。）
还有个地方容身，在这帝都是桩受人艳羡的事儿，不过我们今天说的不是房子、票子之类屌丝话题，所以需要把牢骚扔到一边。到了礼拜六，便收拾出三分之二的空余来，摆上桌椅做礼拜、查经之用。因为条件有限，来的人并不多，少则十余，多则廿、卅，不过最近几年境况大变，每逢做礼拜，往往人满为患。类似教会中，这还算不上最简朴的一类。笔者本人参加过的教会中，更简朴者大有人在。耶稣的圣灵不会嫌弃任何一个简朴的所在。相亲相爱的人自然能视简朴为幸福，更何况相亲如耶稣？在广东，笔者参加过一位打工女孩在她宿舍里主持的团契，她弹起吉他伴奏，柔弱的布道声如磁石轻相撞击，好似环佩玎珰。人们屏气凝神听她讲述当如何效法耶稣，去爱一个智障的流浪汉。不到十个平米的小屋，挤满了前来查经的基督徒和慕道友，屋顶上电灯摇曳，慈悲与恩爱在小屋里回荡。
和大部分教会的宁静、平和相比，圣爱团契气氛凝重且悲剧色彩浓厚，自一九八零年代末以来，为之付出巨大贡献与牺牲的人们，已在重重重压之下坚持了三十余年。在中国大陆，听从党的领导和安排，向党效忠的教派和教会，才有机会获得合法存在的可能。因此，在切入正题之前，需要简单介绍一番中国基督教信仰的大致格局。
除了中国境内非常少见的俄语民族，以及在东北少数的受俄国影响而存在并延续至今的东正教会之外，中国的基督教大约分为如下四类：其一是被迫与梵蒂冈断绝关系，听命与共产党当局的中国天主教会；其二是以新教教会自居，同样受官方操控的所谓基督教三自爱国教会，系一九四九年后被红色政权收编的那一部分新教团体；其三系新教团体中拒绝共产党当局插手，试图保持宗教独立性，坚持民间自主的另一部分，此类教会因为常年遭到镇压、排挤，往往条件简陋，没有固定礼拜场所，遂因陋就简，在家中进行各类宗教活动，因此俗称“家庭教会”；其四是存在于广大农村，将基督教与中国传统迷信混杂的各种非正统教会，这类教会人数众多，影响巨大，但得到正统教会认可者并不多。（据严肃神学界称，此类教派良莠不齐，其中不乏异端，有些徒具一个基督教外壳，其实是否算得上是基督信仰，仍需神学界严肃界定。）
一九四九年，红色政权建立，按照这个政权的逻辑，宗教团体不属于信仰范畴，而属于某种政治势力。或者说，信仰在这个政权的逻辑中，一切问题都是政治问题，宗教因为强大的号召力和宗教团体成熟的组织形式，被它当作心腹大患。因此党对宗教需要绝对领导权。这次政治格局的巨大变更，引发了中国基督教的大分裂，一部分团体为了生存选择依附红色政权，由党来定夺《圣经》的诠释、分配宗教活动场所及经费、裁定神职人员的人事安排，因而沦为红色政权装点门面的玩物；而另一部分则为了信仰反其道而行之，拒绝党来领导教会，拒绝《圣经》向马列主义教条俯首称臣，坚持按照新教传统保持教会的独立性，他们捍卫信仰唯一的武器就是信仰本身。德高望重的神学家和牧师们，大多选择了后一条道路，中国基督徒受尽磨难的命运随着红色政权的大幕徐徐拉开。
在毛泽东时代，宗教迫害不仅规模巨大，涉及者众，且量刑严酷，动辄十几年，无期徒刑如家常便饭，死刑亦不罕见。除劳改之外，基督徒们还沦为各种政治运动的批斗对象，守护信仰成为一条磨难重重长路。毛泽东挂掉以后，针对基督徒的宗教迫害并没有因而停止。残酷的政治挂帅时代过去，民间教会逐渐恢复并重新活跃起来，这种复苏同时也成了新一轮迫害的开端。这些劫后余烬一般又重新燃烧起来的宗教团体，被当作潜在的政治异己势力遭到打压。红色政权虽不象过去那样将耶稣的教诲视为禁忌，但不受他们操控的民间宗教团体本身，仍被视为眼中钉，欲拔之而后快。这些民间教会中，几乎每一位拥有十年以上布道资历的牧师，都有过受宗教迫害的经历。与古代的宗教迫害不同，它不是共产党徒们的无神论与基督徒们的基督教义之间的争端，而是共产党组织不能容忍在它之外且不受它控制的其它组织，因此其本质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政治迫害。
家庭教会本就不见容于红色当局，专为政治受害者而建立的圣爱团契，则更加举步维艰，牧师及布道人为之饱受磨难。并且这些人大多同时又是政治见解上的民主派，他们有时是因为政治原因、有时又因为宗教原因，进出监狱反反复复。圣爱团契刚开始时在刘凤钢家聚会；刘凤钢不久被捕，又改在徐永海家；徐永海不多久亦被捕，又在叶国强家；叶国强被捕，刘凤钢又出狱，又回到刘凤钢家……如此循环不息，已而三十余载。其中刘凤钢四次被判刑或劳教，徐永海有三次出入牢狱，其余热心奉献的人们亦或多或少遭受过刑罚。
它过去的面貌我因为能亲眼所见而无法详尽知晓，并且当时的参与者们或者离开北京，要么改往其他教会活动，只有刘凤钢、徐永海、叶国强、叶国柱等少数几位至今仍参加圣爱团契。
徐永海说话一团和气，常年的基督徒生涯，已经使他在日常生活，尤其是与非基督徒打交道时，看不出多少不同之处。基督教正式传入中国时间不算长，至少与佛教和伊斯兰教相比要短得多，与中国本土文化磨合时间较短；外加过去一百多年来笼罩整个国家社会生活的仇外民族主义色彩，基督教长久以来被视为外来的“洋教”加与排斥；再有过去二十年来基督教重新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产生出大量的新基督徒，这些人在他们身边社会对基督教尚未习以为常的情况下信靠耶稣，使社会之间相互产生陌生感。诸多原因使得中国的基督徒在生活中显得多少有些与常人不合拍，他们喜欢随时强调自己的基督徒身份，且习惯生搬硬套《圣经》来在日常事务中作出判断，而非遵循常识性经验，他们希望自己能把生活中的一举一动都与《圣经》连在一起，以此来提醒自己已经不要疏远了信仰。但对信仰坚定且时日久远的基督徒来说，他们已经不需要靠外在表现来提醒自己身为基督徒的身份，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很难发现徐永海是位牧师，他的举手投足、言谈举止，而大多数不信仰基督教的市井中国人并无多大差别。
在我中学时学校门卫室有位老校工，不经意的话，会以为他不过是位再普通不过的传达室老头，因为他平日里的言谈举止毫无异于常人之处。仔细打听才会晓得：那是我们当地一位在穆斯林中德高望重的阿訇，曾经朝圣到过麦加。对真正的笃信者而言，信仰的强大力量已经深深沉淀进灵魂深处，他们不再敏感于日常生活中那些和教义没有直接关系，甚至相冲突的细节。他们相得益彰地与隔教者相处，不存丝毫罅隙。
自徐永海上次出狱，在他家中聚会已经又有八、九年。去他们家需要绕进一条七弯八拐的小胡同，我去过好几次之后，仍很难识别道路。前来参加团契的人们，多为历经苦难之辈，除了政治犯之外，还有不少蒙冤的访民。这些人个个多愁多病，经济拮据，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奉献，就算有奉献，也是出劳务性的，比方说打扫卫生、做饭之类、洗碗之类。
“来我们这礼拜吧，中午顺便吃顿饭，别客气，就是下面条，放心，肯定管饱！肯定管饱！”遇上有基督徒或慕道友，徐永海便热心招呼。他说话喜欢用强调的口吻重复最后几个字，有种莫名的喜感，你会觉得如果要从在场者中找个人出来调侃，那么徐永海在合适不过了，但他的牧师身份又会使你调侃他的欲望变得很古怪。先前他是安定医院的大夫，后来沦为政治犯，丢了工作，因为缺少稳定可靠的收入来源，夫妻二人简朴用度，为团契省下些茶水和面条钱来。因为到这里来到人们身世独特，因此在这里很难听到在中国大陆其它教会那里所大力宣扬的：那种信靠耶稣，可以助人解除重负，得着平安喜乐的轻松论调。这里强调的是效法耶稣去为他人受难的圣洁情怀，视人生苦难为必经试炼的奉献精神。
耶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是以追随耶稣为世人受难的道路，就是对耶稣最无可指责的追随。这种逻辑是圣爱团契里对基督信仰理解的核心和基调。当其它大多数教会在宣扬信靠耶稣可以得到什么的时候，（比方说进入天国圣城的恩赐、赎罪的救恩、摒却尘世羁绊的轻快等等等等。）圣爱团契却在强调身为一名基督徒当思贡献和承受什么，以自省自己的有限甚至罪恶为先，推而广之去体恤他人的有限与不足。
在这里，上帝不是被当作可以用来享受和依靠的强大力量；而是被当作教人认识到自己渺小，敦促我们时时向耶稣效学的明镜。信靠耶稣不是为了借助他的力量使我们变得强大和完美，而是效学他的道路，使我们在行路历程上磨练出强大和趋于完美的自我。
每当我想要聆听耶稣教诲，就下意识想要到那里去，若是还有其他慕道朋友，便希望带上同去，在那里，能听到与众不同的声音，感受到与众不同的情感。在今天的中国，这些声音和情感似乎更接近耶稣的真谛，至少那是通往耶稣真谛最直接真挚的道路。饱经磨难的人们在这里相互慰藉，相互扶持。他们没有乐器，也没人懂得演奏乐器，只有用简陋的音响，播放从网上下载的诗歌。用一个上午的时间诵读和分享《圣经》、为受迫害的弟兄姊妹们祷告之后，几位女士便忙活起来，在厨房里煮面条给大家吃，煮好一个吃一个，要先走的便先吃，不着急走的，便压在后面吃。
温情自古皆在苦难来临时被考验。李蔚因新公民运动失踪，音讯全无，外界不知他下落，关心他的人们心急如焚，家人联系不上。人们猜测李蔚已经被捕，却又无处打听。于是李美清和另一位姊妹，一个看守所又一个看守所地去给李蔚存钱。在哪个看守所把钱存上，就说明李蔚被关在哪里，她们跑了北京大半数看守所之后，终于在三看给他把钱存上，才算是探听出李蔚下落。
尽管圣爱团契被当局定性为“政治教会”，我听到过不止一位牧师说过，安全局和宗教局的特务们给他们三令五申打招呼，不准他们和圣爱团契来往。“你们是信上帝，他们是有政治目的的。”特务们如是威胁。但圣爱团契的规模却在不断扩大，它的感召力在那些身心受过巨大迫害的人们中越来越大。随着来做礼拜的人越来越多，就算坐上几层，徐家小小的屋子实在容纳不下。徐永海正发愁时，家在通州的张文和建议：将团契搬到他家去，和徐家相比，他家虽然交通不便利，但毕竟地盘宽敞，能坐得下好几十个人。
于是团契搬到了通州，场地问题虽然暂时得以缓解，但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接踵而至：警察的态度！它比起钱、场地、交通等等所有硬件设施问题都更严酷、更复杂。
团契还在徐家的时候，徐永海已经与当地警察周旋多年，双方俱非常熟悉对方，常年下来，形成一个相互默认对方存在的格局。但通州区的警察不同，对他们来说，圣爱团契是在他们地盘上忽然出来的一个新麻烦，他们对这个团契的目的和参与人员皆非常陌生。张家地处一个未拆迁的回民社区，警察对该社区的风吹草动一直处在高度精神紧张状态。且北京每年都有很多敏感时间段，在这些敏感时间段里，警察更加草木皆兵，怕担责任，双方非常容易发生冲突。
做礼拜的日子来临，张文和早早便在胡同口迎候，每到一人，他都要兴高采烈上前握手，眼里一团孩气。他已年过六旬，从上世纪七零年代末便参加民主墙运动，数十年来饱受迫害。对他的迫害与大部分政治异见者不同，他被当成精神病人屡屡被关进精神病院。这是比判刑和劳教更残酷的迫害，因为它试图彻底隔绝一个人的社交，让他社交范围内的每个人都对他报以异样目光，以病人视之，从而摧毁一个人活下去的信心。并且这种迫害无需任何司法程序。有神经病的不是张文和，而是迫害他的那些人。他被当成神经病的理由是：他拥护中华民国，认为中华民国才是中国的合法政权和中华法统的合法继承者。
在今天，这种观点不足为奇。但在七零、八零年代，冒出这种观点的人，往往被视为与神经病无异。当时，就算是相当激进的政治异见分子，也大多承认共产党政权并认为中国的民主化有赖于共产党政权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至少他们的公开言论如此。象张文和这种人，就算放在政治反对派中，亦是个异类。因此他被当作精神病人收进精神病院，先河一开，对他的每次迫害均以此方式行事。
那天我去得晚了，张文和将我迎进家中后，又去迎接其他人。待到人来得差不多，他马上找到我，关照我吃午饭。但查经很快就要开始，不能因为我一个人的吃饭问题耽误大家。查完经他又拉住我，说是还有特地留的饭菜，就是专给那些来晚了来不及吃午饭的人留的。
“咱哥俩留张影吧，我从零六年就听说你，只可惜这些年一直没能见到你。”他的眼神柔和而诚挚，绰绰约约间有儒雅君子之风，教人情不自禁想要认他为师长，我急忙礼让道：“咱可不是哥俩，是爷俩！”
“我们从来都是兄弟，我们之间也只有兄弟一种关系。”他语速缓慢而平静，微笑着注视着你，既非怜惜，更非想作出某种姿态，好象能和你攀上兄弟，于他而言是种莫大的安慰和幸福。他一个接一个地送走前来聚会的人们，他家地盘虽不算大，几十人挤挤，倒也还坐得下。简朴的小院缺乏修缮，有需要时还要到胡同口的公共卫生间去。能让每个人心存欢喜而来，又心存欢喜而去，他举止步履间隐隐有自豪欣慰之色。
好景不长，警察找上门来了，要求张文和停止礼拜，理由是两会就要来临，不能给两会添乱。张文和数十年来饱受屈辱磨难，如今刚刚找到一件能让自己有所慰藉的事，自然不肯妥协让步，坚持要在自己家中继续查经。又一个查经日子来临，警察气势汹汹杀上门来，大动干戈，百十人马车辆，将张家团团围住。那时查经还未开始，早到的十几位基督徒们态度亦非常坚决：决不因受到无理威胁而后退，要为自己的合法权利抗争！于是双方对峙起来，徐永海闻讯，连忙赶往现场，待赶到时现场已成不可缓和之势，这时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被警察野蛮驱散，要么守护自己的信仰，从容地让警察把自己抓走。
箭在弦上，这次若是退让，意味着默认警察可以用同样的手段驱散基督徒们日后的聚会，只有迎头向前，即便坐牢也不退却，才能为日后的类似聚会赢得空间。结局已定，徐永海及十五名基督徒被警察抓走，遭刑事拘留。而张文和，则去向他悲剧的归宿：精神病院。
接触过张文和并有基本判断力的人都知道：张文和是健康人，至少在精神上如此。但他数十年来的命运就是被反复关进精神病院。施暴者们试图摧毁他的生活的勇气，而他仍平静地活着。他为这个国家的自由饱受屈辱与迫害，却鲜有人知晓。他仍平静的活着为追求，能结识一位后来者，便是人生之大幸事；若再能为这些后来者提供一丁点他力所能及的帮助和贡献，更将慰藉终生。
被判了刑的人我们至少知道他何时能回来，在狱中也至少会被当成“犯了罪”的正常人对待；而张文和，我们不知道他何时回得来，他更不会被当作正常人来对待。他需要承受那些会给身心带来巨大伤害的“治疗”，但数十年过去之后，他仍平静地活着。这就是在这个国家里守护信仰必须付出的代价！
此类风波对圣爱团契而言，不过是些常见章节，比之更严酷的考验，已经历了很多次。随着在北京常年上访的受害者群体不断扩大，它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受尽艰辛苦难的的人们需要心灵慰藉，而中国大多数教会对他们持防范甚至排斥态度，不仅受官方操控的教会如此，民间自主的教会也在相当程度上回避这些受尽磨难的访民群体。象圣爱团契这样对受迫害者毫无保留地敞开的教会或团契，在中国少之又少。
如今团契又回到了徐永海家中，在那里一群受迫害者为别的受迫害者祷告，待到他们再次受迫害的时候，其他受迫害者又为他们祷告。等待着风波再次来临，平静地等待着。追随耶稣的道路上，有荣光、真理和生命。
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