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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我发了几篇与儒家有关的文章,不想引起了群内粉丝的激烈争吵。很显然,在对待儒家的态度上,人们是很难达成一致意见的。在一个道术已裂的时代,这其实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在我看来,在大多数时候,一个人的立场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深入讨论具体的观点。我完全可以赞成儒家的某方面观点,但同时反对其另一方面观点,那你说我在立场上到底是赞成儒家还是反对儒家呢?

中国人受那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的毒害实在太深了。

如今正是新儒家蓬勃发展的时候,我发现,很多新儒家的论述成立的前提是:我们是中国人,中国人就该有中国的文化,我们必须维护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正是在这一点上,扬儒者和非儒者分歧巨大。

恰好在5月25日,我看到了澎湃发表的两篇文章,文章讨论的就是关于中国文化主体性的问题。讨论发生在5月16日的华东师范大学,提起话题的是青年学者周濂。

周濂认为,“文化主体性是一个虚假的焦虑”,“‘文化主体性’这一表述,不止是一个范畴错误,而且是一个毫无意义的nonsense(废话、垃圾)”。他的主要理由是“狭义的subjectivity(主体性)是指拥有意识经验的个体。这个‘意识’包括perspective(视角),sensation(感觉),belief(信念)或者desire(欲望)。广义的subjectivity是指有行动性的entity(实体)。‘有行动性’英文是agency,也就是说它能够对其他的对象或实体有所行动或施加某种power(权力或影响)。”“当我们谈论‘主体性’的时候,我们首先谈论的是这样一个主体/行动者。而‘文化’本身,它不是一个行动者。它没有人格、意识、信念、欲望,它无法行动也无法为行动的后果负责,当然更不可能成为一个具有主动反思性的主体。所以,虽然我们大概知道‘文化’是什么意思(其实它也非常含混和复杂),也知道‘主体性’是什么意思,但是把‘文化’和‘主体性’放在一块儿,到底什么意思呢?”

周濂的论述现实指向性很强,他强调的是当下中国人应该养成个人意识,而不是仅仅把自己当成集体中的一个数字而已。

我完全支持周濂的观点。下面是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因为时间不允许,我只能写成断章的形式了。

1.所谓主体性,当然是指会思考的、具体的个人,文化本身既不会思考,同时是一个抽象的客观存在,怎么可以说它具有主体性呢?

2.一般来说,文化分器物、制度、思想(或心理)三个层面,这三个方面都无主体性可言。主体是与客体对应的。比如器物,中国人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能说筷子是主,刀叉是客吗?比如制度,西方搞宪政民主,我们这里不搞那一套,能说我们是主,西方是客吗?

3.一般来说,我们谈到文化的时候,说的主要是思想(或心理)层面的东西,那我们就抛开器物和制度两个面向来讨论。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文化的主体性置换为思想的主体性。思想传统历来就是变迁的,是被不断扬弃、建构的,根本不存在静止的思想。中国的思想传统至少受到过两次大的冲击:一是佛教东播,二是西学东渐。当然,冲击带来了融合,这也是思想之所以存在生命力的根本原因。我想问的是,中国所谓的思想传统到底从何时算起,终止于何时?当代中国的主体性思想到底是什么?是儒家吗?是法家吗?是佛家吗?是共产主义吗?是自由主义吗?或许都是,或许都不是,或许是各家思想的杂糅,但如果各家思想本身就很矛盾,并未形成一个自洽而能赢得绝大多数国民认可的体系呢?它还能稳立在主体的位子上吗?

4.凡是骄傲地提倡文化主体性的国家,骨子里其实是不自信的,因为强调主体,必然需要建构甚至虚构一个客体或他者,否则无所谓主体。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美国人很少说我们美国如何如何,他们会说世界如何如何,而那些成天抱怨别人的国家总会说自己国家如何如何,它们倒是强调自己的主体性了,但同时强调的是自己的特殊性,也就证明了自己的不自信。在中国文化的几大构成要素中,儒家、法家、佛家、共产主义、自由主义都是自称普世的,强调主体性非但不能体现自信,反而把自己说小了。孔子会说儒家思想只适用于中原或鲁国吗?

5.世界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在此时代潮流面前,如何构建中国的文化主体性?是强制灌输吗?那样有用吗?是依靠思想市场自由竞争吗?那又何需建构?

最后我想说,在文化面前,人才是当然的主体,而这里的人,显然不是抽象的群体,只能是活生生的个人。文化是为人服务的,它只能是客体,永远不可能、也不应该反客为主。否则,以理杀人的惨剧就会轮番上演。

当然,从来就没有凭空而来的个人,个人总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被定义的,也是被与之相关的文化环境塑造的。我当然也理解并部分同意社群主义对个人的理解。不过,但对中国当下而言,重要的或许并不是进行学理上的细致讨论,而是有针对性的社会文化批评。

来源:思想者博客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