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在今天网上见到乔忠令的消息，我认识乔，但是乔并不认识我。1966年6月，发生了文革，乔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四年级（三班）的毕业生，而我是华师大二附中初三5班的毕业生。文革开始，我们无法毕业就留校参加文革至1968年六月离校。文革改变了任何一个中国人的命运。原先校方通知我可以升学本校的高中部。
1964年的春天，一个上午约十时，我们正在上班主任的数学课，所有教室的广播喇叭突然被打开，学校副校长王鸿仁兼校民兵团团长在广播中宣布，美国飞机已经轰炸到越南首都河内。全校沸腾了，大家冲出教室举行校内游行，要求参军参战。那年我还未满上十四岁，报名参加解放军无线电学校或空军滑翔员预备员学校，因人员有限，我自然没被批准。
后经考核，我身高1.7的瘦中等个的广东人，适合到法国海军学院学潜艇测量。当年的中国与美国、欧洲强国没有外交关系，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几乎跌倒零点。1964年，一声春雷，中国与法国建交了，于是中国紧急向法国派留学生。
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毛泽东，首先要考虑如何渡过台湾海峡。计划经济的思维，我们要轮到到高中毕业时，直飞法国学海军舰艇的测量。我的家庭出身不是很好，但在当年的上海市重点中学，要找个出身好、学习好、身体好、视力好、体重和身高都不超标准的男生，几乎很难。我得益于广东人种，个不高体不重。
文革开始后的1966年9月1日-9月2日，在上海华师大校长办公楼前发生了第一次学生静坐，我和乔都参加了，我刚满16岁，而乔比我大6岁的大学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乔在静坐现场发表了反对静坐的演讲，普通话标准极了，而我是支持静坐的，是当时参加静坐学生中属年龄最小的几个。当时不同观点人之间很文明，静听对方的演讲后，拍手鼓掌，没有哄闹。因我属年龄最小参加静坐的几个二附中的学生，被大学生护着，特别是被几个大学女生护者，以免受到伤害。我们坐在静坐人员的中间，男大学生坐在外圈，有的当纠察。
当年能被重点大学录取的学生，家庭经济比较好，文化层次较高，许多是资本家、教授、华侨的家庭。所以当时护着我们这些中学生的大多是有钱人家中学历很高的大小姐。文革后，各自的命运不同，但是后来许多都出了国。
时间关系，先写到此，下次再续写。
（2015/06/0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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