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章立凡说,“六四”前后是中国一年一度的“国家例假”(月经期)。的确,当局太紧张了,不仅北京要派出大批军警在天安门广场和各主要街道警戒,全国各地也都一样。所谓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宗教人士甚至外国记者和外国机构,都在严密监控中,很多人被“旅游”、“喝茶”甚至监禁,互联网各种平台和手机微信,统统在公开“执法”的网络警察控制下。可以说整个中国大陆处于紧张恐怖之中。所有这些都恰恰证明,真正恐惧的是中共政权,因为他们清楚他们不得人心。好就好在人们不会遗忘,历史也决不允许中共随意篡改。

学者章立凡说,“六四”前后是中国一年一度的“国家例假”(月经期)。的确,当局太紧张了,不仅北京要派出大批军警在天安门广场和各主要街道警戒,全国各地也都一样。所谓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宗教人士甚至外国记者和外国机构,都在严密监控中,很多人被“旅游”、“喝茶”甚至监禁,互联网各种平台和手机微信,统统在公开“执法”的网络警察控制下。可以说整个中国大陆处于紧张恐怖之中。
所有这些都恰恰证明,真正恐惧的是中共政权,因为他们清楚他们不得人心。

好就好在人们不会遗忘,历史也决不允许中共随意篡改。“天安门母亲”今年的公开纪念文章,标题就是“中国领导人不可能逃避六四大屠杀的历史责任”。纪念文章中写道:“中国从‘六四’至今的几届领导人,他们的思维定势,都是对‘六四’采取了选择性遗忘。我们要明白无误地告诉今天的领导人:靠强权采取选择性遗忘,只能得逞于一时,人们的噤若寒蝉也不可能维持多久。欠债总是要还的,既躲不过,也赖不掉。”
香港一年一度的纪念六四烛光晚会,今年依然是规模宏大,参与的香港市民如潮水般,显示了“雨伞运动”以来继续顽强抗争的劲头。

在海峡的另一端,台湾人民并不沉默,他们也一直在关怀大陆的人权和民主运动。不管是执政的国民党还是在野的民进党等,甚至更多的社会团体,纷纷发表声明和举行纪念活动,要求中共当局公布历史真相,停止人权迫害。台湾陆委会的声明说“26年前,大陆天安门广场前争自由、要民主的声音,迄今仍是大陆人民心中共同的愿望,大陆执政者应正视‘六四事件’的历史事实与重要启示,展现智慧、勇气与仁厚胸襟,积极响应人民要求,以和解促进和谐,并落实革新决心。”台湾总统马英九在6月4日发表“六四事件”26周年感言,他期望大陆当局能正视历史并且采取行动“平反六四”,创造更有对话基础的共同未来。

国际社会,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在中国政府1989年6月4日镇压天安门广场及周围的和平抗议者26年之后,美国继续呼吁中国当局对当时的受害者情况作出正式的说明,停止骚扰和拘留那些进行和平纪念活动的人。”人权观察呼吁中国政府:尊重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权利,停止对六四相关人士的骚扰和随意逮捕允许对六四事件进行独立的公共调查,及时向公众公布调查结果允许因六四事件而流亡海外的中国公民畅通无阻返回中国调查所有参与计划和命令对和平示威者非法使用致命武器的政府和军队官员,并公布遇害者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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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二十六周年烛光晚会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忻霖摄影)-RFA
●“天安门母亲”发表公开信,重申“真相、赔偿、问责”的诉求

▲英国广播公司(BBC)6月1日报道:“天安门母亲”敦促中国领导人承担责任

2015年是“六四”事件26周年。
在“六四”事件二十六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天安门母亲”授权中国人权发表她们撰写的纪念文章。
文章表示,“六四”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但是真相仍未大白于天下,死难者难以安息。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也是整个文明人类的耻辱。
“天安门母亲”在文章中表示,自1995年以来,她们每年都要秉笔直书,要求公开公正解决“六四”问题。
她们还说,她们提出三项“真相、赔偿、问责”的诉求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文章还说,对“天安门母亲”群体的监控并没有随着“六四”二十五周年过去而停止,而是转入了“新常态”,甚至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
文章还引用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今年三月就日本领导人应对日本侵华战争承担历史责任所说的话,“对于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来说,不仅要继承前人所创造的成就,也应该担负起前人罪行所带来的历史责任”。
文章同时反问说,同样道理,“当年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在自己国家里犯下的一系列人为的乃至杀人的罪行,他们的后继者是否也要担负起由此带来的历史责任呢?”
在本次的公开纪念文章中签名的共有129人。
“天安门母亲”是“六四”事件死难者母亲发起并组成、要求中共平凡1989年民运的组织,多年来一直呼吁彻查及公布“六四”事件,向死难者家属公开道歉。

▲德国之声(DW)6月1日报道:天安门母亲呼吁中国领导人勿采用双重标准

六四26周年前夕,“天安门母亲”如往年一样,再次受到当局的严密监控。而她们的诉求,也同往年一样:“真相、赔偿、问责”。
(德国之声中文网)“他们可不是偷偷地跟,而是公开地跟。”张先玲在接受德国之声电话采访时说道。从上周一(5月25日)起,她家的电梯门口就布置了两人盯梢,而在住处附近,据她目测,监控人员大约有七、八人。张先玲说,不论是出门买菜还是散步,都会有警察或者国保系统的人陪同,她估计这一监控措施,还将持续近一周。不过,比起去年六四事件25周年时持续数月的监控,今年的气氛“总体上是缓和一些了”。
张先玲是“天安门母亲”之一,她的儿子王楠于1989年6月4日凌晨在北京中弹身亡,时年19岁。几年后,她和同样在六四事件中痛失爱子的丁子霖相识,随后,会同另一名“天安门母亲”尤维洁,她们三人开始了寻访六四遇难者遗属的道路。二十多年来,一百多名“天安门母亲”一直在呼吁当局公开事件真相、追究六四责任人,由此也时常受到当局的阻挠与刁难。
丁子霖是“天安门母亲”最早的发起人,也是这一群体中最为知名的人物。她的儿子蒋捷连丧生时,年仅17岁。丁子霖对德国之声表示,当局在几天前就通知她,对她家的监控从6月1日开始、6月4日结束。“所以在这几天,我尽量避免外出,尽量避免和这些监控人员打交道。”
“和谐违法、微笑侵权”
和丁子霖稍有不同的是,张先玲和监控人员“有着正常的言语交流”:“比如,我去买菜,他们在一旁跟着,就说’我替你拿吧’;我就说:’好!’”
去年,张先玲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曾透露,与十几年前高高在上、视其为“违法分子”的警察不同,如今的监控人员私下里也曾对她承认,道理是在她的这一边。时隔一年后,张先玲对记者表示,这类谈话并不是经常有,不过如今的警察、国保“态度总体上来说很和蔼、很尊重,所以我对他们讲’和谐地违法、微笑地侵犯人权’;他们则对我说:’我们这也是工作么!’意思就是’我们这也是没有办法。’”
双重标准
在张先玲看来,中共当局短期内改变对六四事件的态度“恐怕没有这个可能性”,但她同时也强调,这“并非可不可能的问题,而是必须要做的事情。这早晚都是要道歉、要赔偿、要把事情搞清楚的。”
丁子霖则指出,中国总理李克强曾在今年全国人大记者会上,就中日关系向日本领导人喊话:“国家领导人不仅要继承前任所创造的成就,也要担负起前人罪行所带来的历史责任。”而习近平近期也在公开场合讲过相似的话:“侵略罪行不容掩盖,历史真相不容歪曲。”丁子霖就此表示,作为中国人,她当然支持中国领导人就中日关系作出这一表态;“而习近平、李克强作为中国领导人,不应该持双重标准。在六四问题上,不论如何,这也应该是同一个道理。”
丁子霖还介绍说,“天安门母亲”今年的公开纪念文章,标题就是“中国领导人不可能逃避六四大屠杀的历史责任”。她还强调,“天安门母亲”多年来的要求,始终很简单,就是“真相、赔偿、问责”。
纪念文章中写道:“中国从‘六四’至今的几届领导人,他们的思维定势,都是对‘六四’采取了选择性遗忘。我们要明白无误地告诉今天的领导人:靠强权采取选择性遗忘,只能得逞于一时,人们的噤若寒蝉也不可能维持多久。欠债总是要还的,既躲不过,也赖不掉。”
此外,张先玲向德国之声表示,就她个人感觉,近年来境外媒体总体上依然对她们保持了比较高的关注度,但是来自外国政府官方的关注“明显减少”。她猜测,在经济主导的大环境下,外国执政当局出于利益考量,“也不想去冒犯中国当局了。”

▲德国之声(DW)6月2日报道:“天安门母亲”:监控已成“新常态”

由六四事件难属组成的“天安门母亲”表示,去年以来遭到当局强力监控和压制,已成“新常态”。他们在六四前夕再度发表公开信,对当局的做法进行谴责。
(德国之声中文网)在6月1日发表的这封公开信中,“天安门母亲”表示,六四大屠杀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但惨案真相仍未大白于天下,“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耻辱!也是整个文明人类的耻辱!”
“天安门母亲”表示,六四受难者及受难亲属们从1995年起每年都向两会代表及中国国家领导人发表公开信,其中有三项主要诉求贯穿始终:真相、赔偿、问责。
中国官方从未对“天安门母亲”的公开信做出过正式回应。
“天安门母亲”在今年的公开信中称,六四十周年开始,难属们便约定每逢五、十周年之际举行祭奠仪式。虽然当局始终有所阻挠,但祭奠活动在六四十周年、十五周年和二十周年时至少部分得以实现。
2014年,也就是六四二十五周年时,当局对于“天安门母亲”的监控和压制行动升级,“绝大部分成员都被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所在辖区派出所、社区居委会上门”谈话“,在家门口设岗,外出跟踪盯梢”。丁子霖夫妇也被北京国安软禁在外地不得返京,导致祭奠活动无法进行。此后这些监控行动更是成为了“新常态”,甚至有成员家中被安装窃听器。
北京政府“选择性遗忘”
公开信称,中国六四之后的历届领导人均对当年的镇压事件“选择性遗忘”,“自从八九”六四“以后的隐瞒和欺骗,使整个社会变成一个空壳,社会的每个角落被一种到处弥漫着的晦暗、冷漠、绝望、堕落所笼罩,没有公平,没有正义,没有诚信,没有羞耻,没有敬畏,没有忏悔,没有宽容,没有责任,没有同情,没有爱……尤其是’六四’后的青少年,他们从书报杂志上、从网络媒体上,看不到‘六四’,看不到‘六四’死难者,看不到‘六四’死难者亲属,看不到‘天安门母亲’,以至于使得整个‘六四’这段历史在他们那里成为一片空白。这究竟是谁之过?!”
此前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天安门母亲”成员丁子霖也曾表示,中国高层领导人曾在谈及中日历史问题时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相,承担历史责任,而这些要求 对于六四事件同样适用。
另一名难属张先玲则认为,中共当局“早晚要道歉”,但短期内改变对六四事件的态度“恐怕没有这个可能性”。
授权“中国人权”组织这封公开信的署名为“天安门母亲服务团队集体讨论”,由丁子霖和蒋培坤执笔,并由129人联署。此外,公开信还附上了历年来去世的37名六四难属姓名。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6月2日报道:「天安门母亲」要求中国领导人为前任残酷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负责

六四26年之际,89 六四惨案中被镇压丧失亲人的维权组织「天安门母亲」引述中国总理李克强敦促日本承担历史责任的言论,要求中国领导人为前任残酷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负责。
据明报今天报道,1989年「六四」事件后天就是26周年,「天安门母亲」发表联署纪念文章,指中国领导人不可能逃避六四大屠杀历史责任。
连同37名已故难属在内,今年共有166人联署。文章表示,六四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但是真相仍未大白于天下,死难者难以安息。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也是整个文明人类的耻辱。自1995年以来,她们每年都秉笔直书,要求公开公正解决「六四」问题,而她们提出的三项「真相、赔偿、问责」诉求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文章又说,当局对「天安门母亲」的监控并没有随着六四的25周年过去而停止,而是转入了新常态,甚至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
「天安门母亲」的文章还引用中国总理李克强今年3月就日本领导人应对日本侵华战争承担历史责任所说的话,「对于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来说,不仅要继承前人所创造的成就,也应该担负起前人罪行所带来的历史责任」。文章同时反问说,同样道理,「当年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在自己国家里犯下的一系列人为的乃至杀人的罪行,他们的后继者是否也要担负起由此带来的历史责任呢?」

▲美国之音(VOA)6月3日专访: 丁子霖:中共不能回避六四屠杀

华盛顿—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在中国北京的喋血之夜,让失去儿子的北京的大学教授丁子霖把儿子罹难这个日子永远刻在心头。在儿子走后这二十六年来,每到这个日子,丁子霖都要发声,为儿子讨回公道,为逝去的诸多生命祈祷。丁子霖在天安门母亲发表今年的公开信发表前夕接受了美国之音的独家专访。她呼唤更多有良知的人能够站出来讲出真相,拒绝遗忘。她还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人权状况、关注被关押的高瑜和浦志强。以下就是专访的内容。
继续遭到严格监控
今年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26周年。和往年一样,天安门母亲在6月4日前后依然遭到当局的严密控制,但其力度较去年、也就是天安门事件25周年相比略有放松。
丁子霖是“天安门母亲”运动的发起人,曾经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副教授。1989年6月3日晚,她17岁的儿子蒋捷连在北京木樨地被前往天安门广场镇压的解放军的子弹击中遇难。
丁子霖说:“我门口现在国安已经上岗了。他们前几天来通知我,他们6月1日-4日上岗。事实上,他们5月31日晚上就已经做了准备。我楼下就有他们的车、他们的人,24小时都在。我采取的办法是能不出门尽量不出门。” 去年“六四”25周年的时候,78岁的丁子霖和82岁的丈夫蒋培坤被当局软禁在无锡,直到6月7日才被允许回到北京。
丁子霖表示,她将在6月2日、3日两天在家中祭奠儿子。她说:“6月2日我儿子蒋捷连是他的生日、冥诞,还有6月3日他遇难日,我会晚上给他祭奠。”
致中共领导人公开信的前前后后
由于去年遭到了当局的严厉管控和打压,天安门母亲未能在“六四”25周年的时候发出声音,因此今年她们决定提早动手。丁子霖说:“我们提前写好了(这封公开信)。我5月16日回到北京的,18号我们天安门母亲的难属群体服务团队就讨论、审定、通过了。通过以后我们当天晚上就发给纽约的中国人权。”
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组织在六四26周年前夕发表了这封公开信,要求当局承担历史责任。
丁子霖表示,今年公开信的主题是向中共领导人追究历史责任。她说:“六四惨案26周年这封公开信的题目,也就是我们这封信的主题是中国领导人不可能逃避六四大屠杀的历史责任。这个题目就是我们这篇公开祭文的主题。”
公开信引述中国总理李克强今年3月在全国人大记者会上就日本领导人应对侵华战争承担历史责任的问题时所说的“对于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来说,不仅要继承前人所创造的成就,也应该负担其前任罪行所带来的历史责任。”
对此,丁子霖说:“从共产党历史,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江泽民,连续各届领导人你所犯下的罪行。日本人犯下的罪行不能掩盖,同样的你们犯下的罪行也不能够掩盖。你从你的前任手里接过来权力,同样也要接过这个历史责任。”
5月23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接见日本自民党总务会长二阶俊博率领的一个日本大型访华团时也提到历史问题。当时习近平说,“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侵略罪行不容隐瞒、历史真相不容歪曲”。“我看了以后,我觉得习近平这番讲话和李克强这番讲话,这两位都是国内最高领导人了,他们讲得都很对啊。他们都是针对日本侵华战争讲的。问题是,这个世界上对人对事,家事国事都应该是同一标准吧?而且是不管人是什么人,地位多高,都应该一个标准。”丁子霖说。
这封公开信特别提到了“六四”25周年,因为去年是天安门母亲在成立以后首次没有能够在亲人遇难的日子发出声音。丁子霖说:“去年让我们难过的是没有能够让我们在六四纪念日的时候,我们没有发出声音。完全被当局横暴地给噤声了。自从有了这个群体以后,我们第一次没有在我们亲人遇难日发声。从去年4月清明以后,北京的难属群体的服务团队的成员都被看上了。他们互相不得见面。我和我老伴被软禁在外地。尤维洁又被变相炒家、被查,一整天找她谈话,逼她交出家里电脑里的所有存件。就我们群体来说,我们第一次遭到如此严厉的对待。我们约定的逢亲人遇难逢五周年、十周年我们在一起祭。而且我们也不会在公共场所、也没有外人参加、就是我们自己,在某家难属家里,自己祭奠。十周年开始的,十五周年也祭成了,二十周年除了我和我老伴不许参加被国安看在家里以外,其他难属也都祭奠成了。可是去年25周年就没有成。”
古懿“六四”公开信给天安门母亲极大鼓舞
最近,乔治亚大学博士生古懿撰写一封致六四二十六周年致国内学生公开信,呼吁中国年轻一代关注六四,了解真相。这封公开信让丁子霖等天安门母亲们备感鼓舞。
丁子霖说:“今年我意外的感到欣慰的就是在美国的留学生,我回到北京看到,古懿执笔的(公开信)。哎呀,我看到这个以后,我真的觉得……我们已经有37位在一起抗争的难友已经先后离世了。所以确实我自己也相当沮丧、因为我们的年龄也都摆着呢。但是这次古懿他们的公开信、给国内同学的公开信,他们很年轻啊,他们是就读的博士生。我觉得这封信啊,它的意义在于让当局六四以后历届领导人采取的这种对内、对外,他们对我们采取的政策彻底破产。他们这封信表明,年轻的一代一旦知道真相以后,人性的良知、正义感都会迸发出来。”
丁子霖表示,古懿的这封致国内学生的公开信让六四难属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他们现在就 谎言和警察来维护他们的集权统治,能得逞吗?我觉得古懿他们这封信太珍贵了,给我们多大的鼓励啊。我想,如果我等不到讨回公道的那一天,我想后继有人。”她说。
呼吁良知、讲出真相、拒绝遗忘
丁子霖说,26年过去了中共领导人的神经在“六四”这一天依然高度紧张说明他们患上了“六四恐惧症”。她说:“是的,当权者、统治者他们患的是六四恐慌症、但是他们对国内的民众采取的是强制性的遗忘政策。一度,真的我们也很绝望,唯一能够讲真相、讲看法、讲诉求、只有面对你们海外媒体、面对能够帮助我们的朋友,把我们的声音、把我们的文字放在网上、译成英文,如此而已。”
丁子霖呼吁有良知的人、了解真相的人能够勇敢的站出来,讲出真相。“我们一定要尽一息之力,尽可能多的把真相留下来。留给历史、留给大家。去年让当局最为恼火的、对我们严厉报复的恐怕就是新的服务团队,就是天安门母亲新的服务团队,从前年秋天开始就去外地探访。大山深处也去、荒山僻野也去,那些难属家里。写了一批探访纪实。我觉得这是打中他们的软肋。他们不是千方百计掩盖吗,我们就把这个真相挖出来。”
呼吁关注中国人权、高瑜、浦志强
丁子霖还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同时关注被判刑入狱、已年过七旬的老媒体人高瑜和被关押等待受审的维权律师浦志强。
她说:“今年我特别想通过你们媒体向大家呼吁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高瑜、浦志强。作为一个失去儿子的母亲的心情,我是这样想的。我想,我的儿子已经被杀害了,不可能死而复生的。我做的再多也不可能呼唤他回到我身边的。只有将来我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和他团聚。但是高瑜还活着、浦志强还活着。”
26年过去了,陆续已有一些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遇难者家属在没有讨回公道的情况下辞世。26年对于历史来说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于“六四”的难属来说,这是一段漫长和极为痛苦的岁月。丁子霖说:“对我来说,儿子走了26年了。如果哪天让我去另外一个世界和他团聚,只要我的诉求让世人知道,我的诉求大家能够认可、接受,我已经不介意我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讨回公道的一天。所以我这么想了以后,我的心情尤其在这个日子……我现在给你说的电话就在他的骨灰柜前面……我想,这对亡灵也是一种抚慰……”
▲英国广播公司(BBC)6月3日报道:六四26周年前夕维权异议人士纷遭监控
中国多名六四事件死难者家属和维权人士等在六四26周年前夕被当局严密监控,部分被要求暂时离开北京。
其中,BBC中文网等媒体均无法打通“天安门母亲”丁子霖与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秘书鲍彤的电话,有报道称鲍彤已于上周末被带离北京。北京维权人士胡佳也向BBC中文网证实自己“被旅游”。
一些在北京的记者发现天安门广场星期三(6月3日)有不少武警站岗,部分更手持轻机枪;北京地铁透过微博通报,木樨地地铁站其中两个出站口已从星期二晚起封闭,直到6月4日晚末班车为止。
中国外交部星期三重申,“在上世纪80年代发生的政治风波,中国的党和政府早已给予明确的结论”。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还说:“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和成功,充分证明中国选择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也得到全体中国人民的真心拥护。”
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组织人权观察星期二(2日)发表声明,促请中国承认并承担镇压天安门民运的责任,并释放因纪念六四事件而被抓捕的异议人士和活动人士。
声明提到今年4月被裁定泄露国家机密罪有罪的71岁资深记者高瑜,去年出席民间六四研讨会后被捕至今的维权律师浦志强,以及今年清明节祭奠六四被杀学生后被捕的四川活动人士陈云飞。
“随身牢狱”
BBC中文网记者星期三先后致电丁子霖家中的座机与手机,其中座机只听见“现在网络忙”的信息,手机则有录音提示“已关机”。
胡佳对BBC中文网说,他星期二曾致电丁子霖,但却无人接听,“不仅是我,就是其他的朋友也给她打电话,就一直没有人接听,所以大家比较担心她会出什么状况”。
香港媒体星期三引述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洁说,丁子霖与她本周开始之际即被当局24小时监视,要是监控严密的话,星期三晚将无法到木樨地祭奠当年中枪死亡的儿子蒋捷连。
尤维洁还说,其他天安门母亲成员也遭到监视,但预计部分成员星期四将有国家安全部门派出的车辆接送到北京万安公墓拜祭死难者。
胡佳则对BBC中文网说,他从5月底开始就不太可能跟其他朋友接触,星期一(1日)被警方国保部门要求离开北京,“应该是过了六四以后,比如6月5号、6月6号之后吧,能够回到北京去”。
警方并未限制胡佳能前往的地点,但他一路之上都有警察相随,“我住哪里,他们就住在隔壁”。
胡佳接受BBC中文网电话采访之际身处四川乐山。他说希望趁机到当地拜佛,祈求六四事件的死难者安息,以及祈求家人平安。
胡佳说:“其实就是一种软禁的状态吧!只是说我不在家狱,而是在另一个地方。你听到很嘈杂,但是实际上我是不能够和其他的什么人接触的。”
另一方面,美国自由亚洲电台引述鲍彤妻子蒋宗曹称,82岁的鲍彤已于上星期六(5月30日)被国保警察带离北京,目前不肯定去向,但有孙女儿陪同,也带上了所需药物。
活动人士消息网站维权网称,中国多处地点的人权活动人士被“密集型监控”,但据称在广西有十余名维权人士星期三起绝食24小时,“以祭奠26年前罹难的六四亡灵”。
BBC中文网无法独立证实有关说法。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6月3日报道:六四前夕中国广西10多位人权活跃者绝食祭奠六四亡灵

左至右周石臣、张维、黄雨章、端启宪纪念六四2015年6月
六四惨案26周年前夕,中国广西10多位人权活跃人士今天6月3日为祭悼26年前被解放军打死的六四亡灵,开始举行为期24小时的绝食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参加绝食活动的人是年轻人,没有亲身经历过当年的学生民主运动。据维权网报道,参加绝食者还会增加。这些绝食者来自广西南宁,柳州,玉林,来宾和北海等地,他们将自己的名字和联系电话公布在网上,维权网刊出的名单上有:端启宪,张秋明,朱程鹏,黄雨章,李江涵,陈国华,罗鸣,谭爱军,晏奇恩,玉廷,徐坤。
端启宪先生向法广记者艾米介绍了他们这次活动的3个目的:祭奠六四亡灵,声援近几年被打压的异见人士,让更多人认识和了解六四,延续六四的精神。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6月3日报道:六四前夕中国严控网络 社群噤若寒蝉

中国六四屠杀26周年前几天,传出当局展开网络大清查的消息。中国社交网络噤若寒蝉,纷纷贴出告示,要求群内成员多加小心。一份告示说,这几天是全国网络集中清理行动,大家不要发有关政治的资料图片或视频,并透露网络清理从群开始,网警和百度联手进行。上海艺上海艺术家戴建勇5月26日遭刑拘疑与他创作一副像习近平的搞怪头像有关,有网民感叹受到无形恐怖威胁。
另一个告示呼吁大家避免转发有国家领导人的资料图片,尤其是搞笑领导人的图片,连变头像的人民币也须避免。这个告示也说这次对网络采取的行动是网警和百度一起进行的,并说现在已经有很多群被封。
中国网管当局动员全国五毛秘密潜水巡查各个社交网络,删除可能对当局不利的各种政治敏感话题及图片,封杀被认为有问题的账户,封杀民间自由发声。这样的行为不仅令网民担心被封,更担心因言获罪的危险。
上海艺术家戴建勇在5月26日遭到警方拘捕和刑事拘留,疑似与他创作的系列人物表情中,有一副像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搞怪头像有关。有网民感叹受到无形的恐怖威胁。对于这样不透明的暗中操作,港媒此前引述媒体专家指出,中国网络警察执法应公开透明。

▲英国广播公司(BBC)6月4日报道:“六四”26周年之际北京气氛仍然紧张

周四(6月4日)是1989年天安门“六四”事件26周年,驻守天安门的警员但却不准记者进入广场;BBC中文网也发现,社交媒体上有许多禁忌。
据多家香港媒体报道,周四清晨4点左右,一些在北京的香港媒体记者就来到天安门广场,准备进入广场,报道清晨举行的升旗仪式。
在场的公安人员原本表示,接受了安检及登记记者证之后就准许他们入场,但后来又表示,因为当日有特别措施,所有记者都不能进入天安门广场,并要求记者离开。
期间还有警员对记者表示:“你比谁都懂,为何不准进场。”
不过,随后升旗礼如常举行,而且还有大批民众获准在天安门广场上观看。
而周四(4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记者在4日早上被拒进入天安门广场的事件提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答说,中方对外国记者的管理规定并没有改变,只要是合法合规的,都会为记者的采访工作提供一切可能的便利。
此外,由天安门遇难者家属组成的“天安门母亲”日前发表公开信,要求中国官方重新调查六四事件、公布死者名单和人数。在周四的记者会上,也有记者就此提问。不过,华春莹表示,在前几天的记者会上,也有外国记者问到相关问题,并已经回应了,没有其他补充了。
当局统一安排死难者家属拜祭
与此同时,10多名“天安门母亲”成员和家属,在当局监控下,冒雨由当局派车送到万安公墓,拜祭当年在六四事件中死去的亲人。
参与拜祭的“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洁表示,当局早上派车把他们万安公墓拜祭,而不准他们自行前往。
她还透露,参与拜祭的成员首先到到一个纪念遇难者的墓碑集体拜祭,之后,8名当年遇难者的家属再到各自亲人 的墓碑前拜祭。
多名人士“被旅游”
不过,在拜祭的人群中没有见到“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丁子霖。 BBC中文网记者星期三也先后致电丁子霖家中的座机与手机,其中座机只听见“现在网络忙”的信息,手机则有录音提示“已关机”。
但是,丁子霖的儿子蒋捷连当年中枪身亡的所在地——木樨地地铁站出口,从周二(6月2日)起就被封闭。北京地铁原本宣布有关出口将于周四晚才恢复开放,而后来又表示在周四白天就已解封。
另外,在北京的多名异见人士在“六四”26周年前夕已被当局严密监控,部分更被要求暂时离开北京。
BBC中文网周三曾试图电话联系在“六四”事件中被罢黜的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的电话,但无法接通。有报道引述鲍彤的妻子说,鲍彤已于上周末被带离北京。而北京维权人士胡佳也向BBC中文网证实自己“被旅游”,目前身在四川的乐山。
社交媒体平台禁忌多
与此同时,中国各主要社交媒体也和往年一样加强了对任何与六四事件有关信息或文字的检查和过滤。
BBC中文网记者在微博上输入“六四”和“天安门”,而检索结果则显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搜索结果未予显示”;而输入“八九”的话,也只能显示网名中含有“八九”的用户帐号,但无法显示任何含有“八九”的帖子。输入“26周年”,则无法显示任何检索结果。
有中国网友表示,周三晚曾试图在微信上向朋友发送人民币6.4元的红包,但系统显示“交易异常,请稍后再试”。而香港《明报》记者也做了同样的尝试,得出同样的结果。
有报道说,中国网友的测试还发现,包括89.64、64.89、8.9、6.4、0.89等数额的微信红包都不能发送。
另外,也有网友发现,新浪微博和往年一样,在“六四”周年纪念日前取消了“烛光”图标,但后来因为长江沉船事件发生,新浪微博又恢复了这个图标的显示。

▲美国之音(VOA)6月4日报道:中国当局严防任何纪念六四活动

香港—中国当局严控任何民间对六四天安门事件的纪念活动。包括前中共领导人赵紫阳的秘书鲍彤、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在内的很多人士,不是“被旅游”,就是被控制在家中。
据报道,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5月30日从北京家中被国保带走,强制旅游。由于鲍彤已年过82岁,所以他的孙女得以随行照顾。鲍彤的妻子蒋宗曹女士6月4日对美国之音表示,至今也没有他的音信,不知道被带往何处。她说,多年来一直都是这样,已经习以为常。
蒋宗曹说:“没有信儿,因为我们家里有人跟着去。我跟孙女讲有什么重要的事儿要她告诉我。看样子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儿。他们从来就是这样,一来时间也不告诉,还有到什么地方也是绝对不会说的。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去年,鲍彤被带回老家浙江,一直到六四过后几天才得以返回北京。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鲍彤被撤职逮捕,随后以“泄露国家秘密” 和“反革命宣传煽动”两项罪名被判刑7年,1996年5月刑满释放后,一直生活在被严控或软禁之中,但他一直坚持为六四发声。
此外,每到敏感日期都会“被维稳”的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也被要求离开北京。胡佳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他6月1日被国保要求离开北京,但没有限制他能去的地点,所以他到了四川乐山,希望拜佛,祈求六四死难者安息及家人平安。他说,期间一直都有国宝相随监控。
胡佳说:“从北京出来到四川乐山,这边有个峨眉山嘛,佛教胜地。过去12年,从2004年我到天安门广场鲜花之后,每一年的5月28到6月的8号左右,我都是在这种拘禁中,这真的其实就是人形成的一种牢狱嘛。就在你身边,而且还是身材高大的警察。”
“天安门母亲”运动的发起人之一的丁子霖女士近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透露,警察从5月31日晚上就开始准备24小时监控。丁子霖曾经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副教授。1989年6月3日晚,她17岁的儿子蒋捷连在北京木樨地被前往天安门广场镇压的解放军的子弹击中丧生。
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其他成员也遭到监视,但预计部分成员星期四会有国保部门派出的车辆,接送到北京万安公墓拜祭死难者。
另据报道,西安异见人士、原西安电视台记者、编辑马晓明的家星期二被公安登门上岗。西安人权活动家杨海5月29日上午被强制旅游。据悉,湖南邵阳有20多名活跃人士被监视居住或者被失踪。湖南绥宁异议人士欧阳经华因呼吁湖南人权捍卫者在“六四”周年日当天相约长沙,被当地国保带走。6月1日,湖南民运人士李赞民倡议在长沙纪念“被离奇死亡”的“六四”英雄李旺阳,也被国保抓走。
四川成都“秋雨之福”归正教会的王怡牧师,6月4日早7点左右被成都市武侯公安分局警察手持“寻衅滋事”传唤证带走,据悉与六四祈祷纪念有关。
民生观察工作室称,珠海维权人士甄江华周一被当地公安“吃晚饭”。甄江华说,警方要确认对他进行“旅游”还是软禁,作出选择。东莞维权人士胡海波也称,公安要他每天报告行踪,并保证在敏感期“不搞事”。
“贵州人权研讨会”的几十位成员,近日都被当局软禁和失踪。在广西,10多名维权人士从周三下午开始,绝食24小时,悼念六四的死难者。
据报道,当局近日在天安门广场及其四周采取了严密的监控措施,北京地铁近日也通过微博通报,木樨地地铁站其中两个出站口已从星期二晚起封闭,直到6月4日晚末班车为止,但公告没有说明出口封闭的原因。
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三重申,在上世纪80年代末发生的政治风波,中国的党和政府早已给予明确的结论,而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和成功,充分证明中国选择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也得到全体中国人民的真心拥护。
有西班牙记者问华春莹,中国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以免重蹈覆辙,中国何时才能正视六四事的历史。华春莹批评记者的提问有逻辑问题。她说,日本70年前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国际社会早有公论,两件事性质完全不同。

▲美国之音(VOA)6月4日报道:天安门母亲周年祭亲人

天安门目前运动发言人尤维洁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呼吁当局就六四事件向全国人民道歉(美国之音)
华盛顿—北京时间6月4日上午,部分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遇难者家属在公安的严密监视下在北京的万安公墓集体祭奠亲人。“天安门母亲”运动新一代发言人尤维洁表示,将会带领这个群体继续抗争下去。尤维洁的丈夫杨明湖在26年前的今天被解放军开枪打死。
尤维洁(6月4日)对美国之音表示,今天的祭奠活动像往年一样全程都有国安和公安人员在场。“我们各个家庭都是由各个区或者派出所派车把我们送去的。没有什么变化,这几年都是这样的。我们的人还没有公安系统的人多,”“通往万安公墓的道路都封锁了,只有我们才能够进去。”她说。
作为“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言人,尤维洁是去年 “六四”25周年之际从“天安门母亲”发起人、现已年近八旬的前人大教授丁子霖手中接过这个群体的负责工作的。他的丈夫杨明湖1989年6月4日凌晨被镇压解放军的子弹击中膀胱,两天后伤重不治去世。
另一位天安门母亲张先玲也在今天上午前往万安公墓祭奠在“六四”遇难的儿子王楠。她对美国之音说:“在万安公墓祭放或者安葬的遇难者有大约八个人,家属在一起祭奠一下,我们有一个纪念的仪式,这是每年都有的。”
张先玲表示,自己从5月25日开始就受到了当局的严密监控。她说:“从25号开始,24小时(监控),每班4-6个人,两辆车,在这里监视着。我住在9层,9层电梯口就有两个人,昼夜地坐在这里。跟往年没有多大差别,只是时间比去年短了一点。去年是4月份就开始这样了。今年是从25号开始,但是比起往年以前常规的来讲,时间还是长了。以前27、8号开始有人来。”
6月1日,“天安门母亲”授权总部在纽约的人权组织中国人权发表她们的纪念“六四”惨案26周年的公开信,继续提出三项诉求:重新调查“六四”事件,公布死者名单和死者人数,对每一位死者向其家属作出个案交待,依法给予赔偿。
“天安门母亲”的发言人尤维洁说:“今年已经是第26周年了,我们的诉求到现在国家没有任何答复。”
作为“天安门母亲”的新一代发言人,尤维洁去年在“六四”25周年的时候遭到了当局的严厉打压,被整被查,还遭到变相抄家。但“天安门母亲”运动的发起人丁子霖表示,新的团队经受住了考验。
丁子霖说:“从去年4月清明以后,北京的难属群体的服务团队的成员都被看上了。他们互相不得见面。我和我老伴被软禁在外地。尤维洁又被变相抄家、被查,一整天找她谈话,逼她交出家里电脑里的所有存件。就我们群体来说,我们第一次遭到如此严厉的对待。就我个人来说,对于这样的对待我已经多次经受过了,可是对我们新的服务团队来说,他们第一次经受这样严厉的对待。但是他们经历过了,也经起了这番磨练。”
尤维洁还在当天在给全美学自联六四屠杀26周年纪念会一份书面发言中说,我很高兴能够看到八零、九零后新生一代的崛起,他们同样有着对自己国家的赤诚。当他们了解到89年“六四”惨案的真实情况后,他们震惊,他们思考,质疑现在的执政党,一个不能承认当年屠城罪行的的政党是否还有执政的合法性呢?用他们的话来说:遗忘是对历史的不忠。
尤维洁还说:作为天安门母亲群体的成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体中的每一位母亲和父亲,虽然岁月流逝已过二十六年,想起自己的孩子被无辜打死的惨景,依然痛彻心扉,泪流满面。他们好好珍藏着自己孩子的所有遗物、血衣,那是他们心中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如果,当年没有血洗京城的惨案发生,这些学子们已经四十多岁,正是国家的栋梁,他们是活跃在各个领域里的主力军。
尤维洁表示,她将不会畏惧压力继续带领“天安门母亲”这个群体抗争。她说:“作为我来讲,真的应该向母亲们很好的学习她们这种担当。我觉得,一定也会这么做,我也会有这种担当,把这件事情坚持下去。”

▲美国之音(VOA)6月4日报道:“六四”禁忌的奇异表现

1989年6月4日,中国执政党共产党调遣军队,出动坦克和装甲车镇压要求民主的和平示威者,在北京导致至少几百人死亡。
在八九?六四事件26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中共当局封锁“六四”信息的做法又呈现出新花样,导致人们通过中国的互联网服务公司腾讯的即时信息传送应用“微信”红包传送钱款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只要钱款包括89或64的数字,用户便会立即被告知,“交易异常,请稍后再试。”
“六四事件”在海外又称“六四屠杀”或“天安门屠杀”,在中国大陆一直是一个禁忌话题。中共当局只是在屠杀之后的一段很短的时间内声称取得了“粉碎反革命暴乱的伟大胜利,”但随后很快放弃这种说法。被认为是直接与镇压决策有关的中共领导人如邓小平或李鹏等纷纷通过家人或本人否认参与开枪杀人的决策。
与此同时,中共当局采取各种措施严禁媒体提及。调查“六四”史实、纪念“六四”的人,甚至在“六四”纪念日到来之际戴白花、撒暝纸的人都会受到骚扰、抓捕、判刑。
多年来,“八九/89”“六四/64”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一直是不能搜索或发送的禁忌词。今年中国互联网用户通过微信红包传送包含89或64的钱款也遭遇麻烦,显示中共当局的词语禁忌范围进一步扩大。
在今年第一季度结束之际,微信每月的活跃用户为五亿四千九百万。

●香港举行各种活动纪念“六四”,十多万人参加烛光晚会

▲英国广播公司(BBC)5月31日报道:香港支联会游行纪念六四事件26周年

香港支联会今年改变了游行终点,并表明是要直接向北京抗议。(BBC中文网图片)
香港支联会发起游行,纪念1989年北京天安门六四事件26周年,要求平反六四。
星期天(5月31日)的游行终点跟过去有别,从香港政府总部改至中国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香港中联办),寓意直接向北京中央抗议。
港支联把今年纪念活动的主题定为“平反六四,一起撑”。游行队伍由湾仔修顿球场出发至位于西环的香港中联办。支联会新任主席何俊仁表示有3000人參加。
今年是“雨伞运动”后的第一次六四纪念活动,“本土思潮”的兴起让年轻一代质疑支联会的要求及路线。
何俊仁在出发前致辞说,香港人利用剩余的自由为大陆发声。香港人坚持26年,是香港的尊严及骄傲。
副主席蔡耀昌则说,1989年香港人声援北京学生的大游行有150万人,是香港重要的历史。他还认为香港仍有很多年轻人支持平反六四,尽管香港面临众多问题,还是会团结一致对准共产政权。
BBC中文网记者蔡晓颖在香港报道说,除了悼念六四的民众,仍有一些撑黄伞,喊我要真普选口号的游行人士抵达球场。
港支联将于星期四(6月4日)举行周年六四烛光晚会,支联会的重要成员——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将缺席集会。
何俊仁对记者们说,他不会猜测今年烛光晚会的出席人数,但相信参加晚会人数不会大减。
原有八家香港高校学生会参与的学联在“雨伞运动”后相继出现“退联公投”,至今已有香港大学、理工大学、浸会大学和城市大学退出学联。
在浸会大学学生通过“退联”公投前,浸大学生会代表在学联会议上表态反对参与今年的“六四”烛光悼念晚会,学联也因此作出了有关决定。
这将是学联26年来首次缺席这场烛光晚会。

▲美国之音(VOA)5月31日报道:千人参加香港支联会平反六四游行

香港—香港支联会星期天下午在香港岛举办“六四爱国民主大游行”,约1500多人从湾仔游行到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表达平反八九民运六四事件和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诉求。
大游行5月31日下午3点从湾仔修顿球场,沿着香港的主要大街皇后大道游行到西环中联办,要求平反六四、建设民主中国和落实香港真普选。
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说:“在历史里,我们很少会看到有一个地方是可以有那么多,数以万计的人,在同一天,就是六月四日,而且坚持了25年,一起聚集,向强权抗议。这是香港人的骄傲,是香港人的尊严。”
游行人士举起“全民团结争民主”的横幅,高喊“我要真普选”和“平反六四”。此外,他们还举着中国民运人士的纸牌,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包括许志永、浦志强和高瑜等在囚人士。
今年是六四26周年,游行终点从往年的政府总部改为中联办,直接向中国政府抗议。
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说:“普遍的香港人都会觉得中联办在香港是最能代表北京政权的机构,直接去中联办无论是继续争取平反六四,争取中国民主,还是为中国在囚的民运人士,,例如高瑜,去发声,我们认为中联办是一个提出我们强烈抗议和诉求的地方。”
六四爱国民主大游行的终点在1997年之前,一直都是中央驻港机构新华社。
游行队伍大约在下午5点以后抵达位于西环的中联办,大会还在中联办的门前树立了民主女神像,并轮流让示威人士在中联办门前的铁栏上系上黄丝带。之后人群就陆续散去。
支联会表示,这次游行跟去年一样有3000人参加,而香港警方称,高峰时有920人。

▲美国之音(VOA)6月2日报道:香港学联举办六四论坛

香港—香港学生专上联会星期一开始在香港岛铜锣湾闹市举办“六四论坛”,探讨六四真相和反思香港目前的政局。
学联今年不再以绝食行动和参与六四烛光晚会来悼念六四事件。他们首次举办“六四论坛”,从6月1日至6月3日,在铜锣湾时代广场外的公众地方设立帐篷,在每天的晚上邀请不同的嘉宾讨论有关六四的议题。
学联声称,希望透过这些活动让更多人了解六四真相。
一连叁晚的“六四论坛”将以“八九民运历史前因和六四现场”、“八九六四与身份认同”和“八九民运与雨伞运动”作为讨论议题。
学联秘书长罗冠聪说,“希望把六四事件跟现在香港争取民主的情况连起来,认识香港现在的运动,到底有什麽可以从八九民运当中检讨和传承下来。”
罗冠聪认为,虽然学联今年用不同的方式去悼念六四事件,但只要大家的方向一致,传承当年的民主精神便可。
学联还计划播放有关六四的电影和在香港地铁沿线派发当年建制派在报章刊登谴责六四的声明。

▲英国广播公司(BBC)6月4日报道:“六四”26周年:香港纪念活动分地进行

每年在维多利亚公园集会纪念“六四”的香港,在天安门事件26周年当天,不同的团体计划在不同的地方进行纪念,而他们对纪念仪式的理解也开始有所不同。
香港是中国领土当中唯一允许纪念“六四”的城市,但是多个团体聚集在维多利亚公园共同纪念天安门事件的场面在今年将不会出现;按照计划,香港支联会将于6月4日夜晚在维园组织“六四”26周年烛光晚会,呼吁中国政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一些对纪念活动另有安排的团体则是不同意支联会关注中国内地民主状况的做法。
BBC中文网记者叶靖斯正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他从现场报道说,支联会六四烛光晚会开始前四个小时,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会场外的天后地铁站前,民主派激进政团热血公民与亲建制团体爱港之声隔巷相对。
一边宣传否决北京主导的香港政改方桉,一边宣传支联会“隐瞒事实”。
而在维多利亚公园内,支联会举行时政论坛,有“本土派”示威者上前喊话,指责支联会出卖香港。支联会义工劝离时双方推撞扭打,警察到场调停。
这是香港“雨伞运动”发生之后的第一个“六四”纪念日,一些群体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看法也似乎有所变化:香港专上学生联会今年将第一次不以团体名义在维多利亚公园参与纪念活动,已经退出学联的香港大学学生会则选择在香港大学中山广场举行自己的集会。
香港大学的民意调查指,认为香港人有责任推动中国内地民主的人数有所下降。
身份认同
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是今年“六四”纪念活动各团体作出不同选择的主要原因,香港与中国内地的关系,香港人争取民主的主要目标等问题在团体之间产生分歧。
组织维园纪念活动的支联会秘书、香港工党主席李卓人向香港媒体表示:“可能有人因为身份认同问题而不参与晚会,也可能有人以往不理政治,但经历‘雨伞运动’后,决定走出来争取民主 .”
“不参与支联会的烛光晚会,是基于不认同支联会的‘建设民主中国’纲领,认为香港人不应该为中国争取。”
他表示4日晚上现场将会有论坛讨论身份认同问题,呼吁各界到场。
其中一个反对参与支联会纪念活动的组织是“热血公民”,他们将自己的活动“遍地开花64集会”地点定在尖沙咀钟楼。
香港电台引述李卓人指,不评估今年维园纪念活动的参加人数。
去年的“六四”25周年维园烛光晚会,支联会公布的参加人数超过18万。

▲德国之声(DW)6月4日报道:维园烛光纪念六四

六四事件26年之际,香港周四晚举行每年一度的维园烛光纪念活动。

(德国之声中文网)据《苹果日报》报道,维园集会晚8时开始,支联会表示7时许足球场已被坐满。有参与市民举黄伞进场。当大会询问有多少集会人士曾参与占中,过半人举手示意曾参加。占中发起人之一朱耀明出席集会,表示“烛光本身是道德良知的呼唤”。据活动组织者称,今年参加港维园烛光晚会的民众人数达到13.5万。
晚会上播放“天安门母亲”群体代表张艳秋的录像讲话。张艳秋的丈夫王志英在六四事件中遇难。主办者还介绍内地支持香港“雨伞运动”而被捕的人士,播放诗人王臧的妻子王丽等人的视频发言。
今年的香港政治气氛更为强烈,因6月17日香港立法会将对北京首肯的政改方案进行表决。
周四的北京天安门广场,安全措施十分严格。路透社记者看见一名中年女性手持塑料花,在一个检查口被三名警察拖走。广场上则十分平静,数百名游客在微微细雨中拍照留念。
去年9月底起,香港占中运动持续79天,后在未发生严重暴力事件的情况下结束。

维园晚会
维园活动的主办者、立法会议员李卓人介绍说,今年的活动中将树立一尊手持黄雨伞的自由女神像。去年,示威者曾使用雨伞抵御警察的胡椒喷雾与催泪瓦斯。
不过,亲民主阵营中也有意见分歧。曾参加历次六四维园纪念活动的香港大学学生会今年表示,将在本校校园举行纪念活动。组织者表示,不赞同维园活动主办者支联会的观点,即中国民主化应是香港民主的前提。港大学生会主席冯敬恩表示,希望提供一场不同的活动,以便作为香港人讨论香港的未来。
据《明报》报道,港大学生会周四晚首次不出席维园六四烛光晚会,于晚7时半在校内举行悼念活动及六四论坛。港大学生会7时许宣布,中山广场及中山街楼梯已坐满,参加人数逾千人。据报道,参加者以学生、青年为主。此外,还有本土派“热血公民”租用巴士到各区巡游,举行“64集会•遍地开花”活动。
香港专上学生联会也表示,因成员未能达成共识,将不作为一个组织参与维园的主要活动。
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表示,尊重今年一些人希望参加其它活动,但相信很多人、包括年轻一代将参加维园烛光纪念活动。
据《明报》报道,学联前秘书长周永康、副秘书长岑敖晖及现界学联秘书长罗冠聪也参加晚会。
马英九:呼吁正视历史、痛定思痛
台湾纪念六四活动的主办者周庆昌(音译,Chou Ching-chang)表示,参与活动者也将手持黄伞,以表示对香港的支持。
台湾总统马英九发表感言称,今年是六四事件26周年,也是抗战胜利70周年,这两个重大事件教导同一件事,不论中外,主政者不能回避伤痛,必须勇敢面对历史、痛定思痛,才能走出阴霾,迈向未来。马英九表示,这是他最后一次以总统身份发表六四谈话,特别呼吁大陆当局正视历史。
马英九说,30年前,台湾从威权走向民主的经验证明,政治改革或许有阵痛,但不会造成灾难,反而成为国家新生的契机。同样,回顾大陆过去30年经济改革成就斐然,但政治改革相对脚步较缓。
马英九说,他2008年上任后,台海两岸”和平、繁荣”,但由于两岸制度间存在巨大差异,两岸人民心理上产生相当距离。他诚恳期望,大陆当局能正视六四事件,一方面绝不能让悲剧重演,另一方面更应该采取必要行动来”平凡六四”,抚平受难者与家属的伤痛。

台北纪念活动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柯比(John Kirby)在一份声明中,呼吁中国政府对1989年遇难者人数进行官方统计,释放相关在押政治犯,停止干扰和拘禁参与纪念活动的人士,信守国际承诺,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6月4日报道:香港六四晚会坐满六个足球场 播放天安门母亲代表讲话

数以万计的香港人今晚在维多利亚公园参加传统六四烛光守夜活动。大会主办单位表示参加者坐满6个足球场,有13万五千人。大会播放了天安门母亲代表张艳秋的讲话。今年港人祭奠89六四屠杀的背景是泛民主派为争取真普选而与北京僵持不下,处于紧张状态。
大会主办方宣布参加者已坐满 6 个足球场,邀请后来的市民做到草地上。今年是北京64天安门屠杀26周年,香港维园烛光晚会燃点了火炬,向遇难者的亡灵鲜花,并播 放天安门母亲代表六四难属张艳秋的讲话,张艳秋的丈夫在六四遇害。
今年港人祭奠89六四屠杀的背景是:香港民主派要求在香港实现真普选,去年持续展开的占中运动和雨伞运动受到打压,现在与北京处于紧张状态。
主办六四烛光晚会的香港支联会发言人蔡耀昌(Richard Tsoi)向法新社表示,这是一场争取正义的长期战斗。
香港立法会定于6月17日召开大会,就政府提交的政改立法草案展开辩论。这个草案关涉2017年的香港特首普选。该草案的一个最具争议的条款是未来香港特首候选人须经北京首肯。香港民主派谴责这是假普选,是对民主的阉割。
由于这个法律草案需获得三分之二以上立法委员的同意方可通过,而泛民主派在立法会所占议席超过三分之一,因此要想通过该法案,须“策反”4名民主派立法委员。之前香港泛民主派与港府+北京代表的谈判也处于僵局。

▲英国广播公司(BBC)6月5日报道:香港六四晚会 组织者称13.5万人参加

一如以往25年,大批香港市民涌到维多利亚公园参加支联会纪念六四的烛光晚会,不过今年有其他团体不满支联会,自行举办悼念活动。
支联会表示,今年约有135000人出席六四晚会,较去年下跌约45000人。
支联会何俊仁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说:“(去年)18万人是一个很高的记录,26年来,除了89年,这个就是最高的记录,因为那是25周年,今年稍为低一点是很正常,但135000人仍然是相当高,它比26年来的平均(出席)人数仍然高出很多。”
根据以往纪录,特别年份如15周年、20周年会有更多人参加。不过2010年六四21周年纪念,也录得约150000市民参加。
今年的纪念仪式与以往没有太大差别,不过增添了一些本土元素,包括带领与会者唱《撑起雨伞》,及播放因声援雨伞运动被拘捕的内地异见人士家属采访视频。另外,其中一环节,4所大学的学生会代表在台上焚烧基本法,称基本法产生过程并不民主,要求全民修宪。
现场所见,出席维园烛光晚会的人士,年纪老中青皆有,不乏年青面孔。
23岁的梁俊耀爱好话剧,看了两出关于六四的话剧后,今年首次与朋友一同出席六四晚会。他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说:“近一年才知道六四的背景,之前对这件事情没什么看法,知道背景后,觉得有需要来这边去纪念一班六四争取民主的人。”
从外国回流返港的陈先生年过七十,过往曾多次出席六四烛光晚会。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时,他透过新闻报道了解当时状况。“当时觉得不可置信,自己的军队杀自己的人民。不可以理解军队这样做,学生要求合理,也很和平,但最后被说成是动乱,其后更屠城。”
梁先生89年时就读中学,今年与妻子及3岁的小孩出席六四晚会。“当时感觉就是,不知道明天坦克车会否冲到香港……日后有机会也会想带小孩出席烛光晚会。”
除了香港人外,现场也看到一些内地人。今年25岁、在北京居住的Conan说,今年首次飞到香港悼念六四。“我们自己在大陆,很多人都不知道六四的真实情况,但是香港人26年来,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揭发六四的真相,对我们大陆人实现民主化的进程是非常大的鼓励与帮助。”
去年占中,他也特地前往香港两次,观察香港人占领街头、争取真普选的行动,他形容“非常震撼”。
大专政改关注组及青年重夺未来等团体也在维园烛光晚会后,游行至西环中联办,当场烧毁基本法及在门外洒溪钱。
由于不满支联会的口号及路线,香港大学学生会自行在校园举办悼念六四运动,主题为“守住香港 毋忘六四”,强调不会唱歌及筹款,约有千人参加。
“本土派”团体包括热血公民等发起全港十八区巴士巡游,其后在尖沙咀文化中心举办集会,气氛与维园晚会截然不同。出席者明显以年轻人为主,当中有些面戴口罩及挥动港英旗帜。黄毓民及黄洋达强调抗争,并高喊“打倒共产党”等口号。
张先生3年以来都出席其他团体举办的六四活动。“我们要脱离虚幻的建设民主中国,完全不能完成的口号。我们要从建设本土香港社会的利益、生存空间及族群团结为新的起点。”他还表示,他不满民主党们在2010年通过“出卖香港人”的政改方案,而支联会大部分成员与民主党过从甚密。
本土派人士尖沙咀集会过后,部分参加者挥动香港旗从钟楼游行,期间爆发零星冲动。现场所见,一位男子向示威群众喊叫,不过本土派人士回骂,男子一度逃入商场。本土派人士游行时高喊“香港建国”、“香港独立”等口号。

▲美国之音(VOA)6月5日报道:13.5万港人参加纪念六四26周年烛光晚会

香港—香港支联会6月4日晚上8点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悼念六四事件的烛光晚会。这次是香港雨伞运动后举行的首个六四烛光晚会,因此有不少人士在会场内举起了黄伞,表达争取真普选的意愿。
虽然今年香港有个别团体在不同地方纪念六四事件,但维多利亚公园的六四烛光晚会依然聚集起十几万人的烛光,坐满了6个足球场,一同悼念26年前的六四事件,并表达争取香港“真普选”的决心。
一片烛火的海洋在晚上8点亮,香港支联会和学生代表首先向民主烈士纪念碑献花,悼念六四死难者。
献花仪式结束后,学生们燃点了民主火炬,走到台上高呼平反六四的口号:“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
支联会随后带领群众举起烛火,向天安门母亲致敬并为六四死难者默哀一分钟。
今年烛光晚会除了播放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录像讲话以外,还介绍了一些中国大陆支持香港雨伞运动的被捕人士。
大会不但用歌声悼念在八九民运期间遇难的亡魂,在选曲方面还加入了《撑起雨伞》一曲,让参与人士唱出他们渴望香港真普选的心声。
虽然学生组织学联首次缺席六四烛光晚会,但几家香港大学的学生会在当晚举着“政商崩坏,极权无道,命运自主,港人修宪”的横幅,并在台上发表讲话。
香港理工大学学生代表说:“26年前的学生民众,为了改变中国贪腐而争取民主,中国政府可以镇压学生,但镇压不到自己的贪污,镇压不到自己的官商勾结的情况,今天我们也是为了改变香港的贫富悬殊、官商勾结,而争取民主。”
学生声称,他们要求命运自主,并当众把香港基本法撕烂和烧毁。
烛光晚会在晚上10左右结束,支联会声称有13万5千人出席,而警方声称高峰时有4万6千6百人。
虽然今年的出席人数比去年的18万人要少,但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表示,今年的出席人数让人感动和鼓舞。

●台湾民众举行纪念活动,政党、政要、团体纷纷发表声明期盼大陆民主化

▲英国广播公司(BBC)6月2日报道:台湾筹办晚会纪念“六四”26周年
“六四天安门事件”将满26周年,“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台湾学生促进中国民主化工作会”、“华人民主书院”等民间团体计划于6月4日晚间在台北市中正纪念堂举办纪念晚会,以哀悼当年的死者者,并声援近年来遭中国大陆打压的异议人士,期盼中国大陆能更民主、更自由。
今年晚会的主轴是“重返天安门、撑伞悼六四”,现场将会搭起长12公尺、高7公尺,将近2层楼高的天安门广告牌,并撑起黄色小雨伞,声援香港民主运动,展现台湾对于人权、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的尊重。
晚会共有三大部分,分别是悼念“六四”、声援中国以及反思台湾。与会者包括人权律师、民运人士余杰、王丹、林保华等人。台湾作家平路、律师魏千峰等人也将演讲声援中国大陆近年来打压人权的事件、公民运动人士赖中强、黄益中、吴峥等人将以台湾的角度反思「六四」。
“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接受BBC中文网访问时表示,举办“六四”纪念晚会旨在究责与平反,中共必须面对历史的错误。期待有一天,能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举办“六四”纪念晚会。
杨宪宏说,借着晚会的举办,也在警告中共,“六四”的基因在流传。因为,许多参加活动的年轻人是89年以后出生的世代,“六四”发生时还没出生,他们清楚告诉中共,“六四”不会被遗忘,还会传承下去。
他指出,今年晚会将由“六四”事件发生后出生的台湾年轻人主办,标志着他们已传承纪念“六四”的历史使命。
杨宪宏并说,愈来愈多在台湾求学的大陆学生前来参加,令人振奋不已。
杨宪宏强调,“六四”晚会也在警惕台湾,两岸关系的严峻,台湾的未来必须审慎以对。他说,他支持马英九2005年曾说“六四不平反,统一不必谈”的立场。
先前,“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秘书长邱龄瑶表示,已邀台湾总统出席晚会,期待会有好结果。
马英九总统将发表声明
对此,总统府并未正面响应,但府方对BBC中文网强调,马英九总统将在“六四”当天发表声明,表达对于中国大陆民主化进程的关心,也将呼吁大陆当局包容、善待异议人士。
府方指出,马英九总统每年都会发表声明纪念“六四”,今年也会发表书面感言,表达立场与关怀。
去年“六四”25周年,马英九总统以国民党主席身份主持国民党中常会时呼吁
大陆当局平反“六四”、善待异议人士,让台湾人真切感到大陆认真推动改革,比“让利”更能拉近两岸人民的距离。

▲美国之音(VOA)6月3日报道:台北挑战北京:回应人民诉求

华盛顿—1989年6月中国执政党共产党调遣野战军坦克装甲车在北京镇压要求民主、反对腐败的学生和市民。在所谓的“六四事件” 26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台湾向中国大陆发出政治挑战。
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负责中国大陆事务的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呼吁北京“正视‘六四事件’史实,落实革新决心,以回应人民对自由、民主、法治与人权的期待。”
“六四”事件发生以来,中共当局全力屏蔽有关的史实。到底有多少人死于当时的镇压至今依然是中国大陆的国家机密。新闻媒体不得有任何的报道和评论。调查“六四”史实、纪念“六四”的人,甚至戴白花、撒暝纸的人都会受到骚扰、抓捕、判刑。
台湾陆委会6月3日发表的声明说,“26年前,大陆天安门广场前争自由、要民主的声音,迄今仍是大陆人民心中共同的愿望,大陆执政者应正视‘六四事件’的历史事实与重要启示,展现智慧、勇气与仁厚胸襟,积极回应人民诉求,以和解促进和谐,并落实革新决心。 ”
陆委会的声明说,中共“去年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中,提出要依法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陆委会对此表示肯定,呼吁大陆当局应致力政治改革,尊重多元意见及善待维权人士,这是大陆深化改革的重要关键,也是增进社会和谐稳定与人民福祉的根本之道。”
声明接着说,“7年多来,(中华民国)政府透过两岸制度化协商、官方互动及各领域交流、对话的机会,传递人权保障、民主多元与尊重自由等普世价值,为两岸关系长远发展奠定稳固根基;两岸应持续在此一正向基础上相互提升,让中华民族共享民主、自由、法治与人权等核心价值,传承台海和平与繁荣发展。”
在台北政府呼吁中国大陆尊重人权、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之际,中共当局将宣扬普世价值视为对中共政权的不可容忍的颠覆。中共早些时候发布内部指令,严禁教师对学生宣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中共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等七个话题。
现在还不清楚北京对台北的上述政治挑战会做出什么反应。先前北京对台北的类似挑战的反应是置之不理。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6月3日报道:台湾民进党六四前夕吁北京落实言论自由

中央社报道,台湾民进党今天6月3日在六四天安门事件26周年前夕发布声明,呼吁北京当局不要以不当方式压制异议,落实言论自由的保障。民进党说,两岸关系的和平与稳定,也应立基于民主自由的制度上。
民进党认为26年前的89六四运动,是年轻人为追求民主改革,希望解决贪腐问题、落实公平正义,挺身而出。而去年台湾的「太阳花学运」与香港的「雨伞运动」,尽管时空、环境不同,但年轻人都用行动释放出一个讯息,那就是他们的未来,要由自己来决定。
民进党认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执政者对于不同的声音应尊重包容。唯有依循人民意志、保障自由与人权、推动民主改革,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才能长久。

▲英国广播公司(BBC)6月4日报道:马英九谈“六四”:面对历史,痛定思痛

马英九表示,由于两岸制度间存有巨大差异,两岸人民心理上产生相当距离,但引用习近平的话说,两岸人民要“心灵契合”
台湾总统马英九在6月4日发表“六四事件”26周年感言,他期望大陆当局能正视历史并且采取行动“平反六四”,创造更有对话基础的共同未来。
今年是“六四事件”26周年,也是中国对日抗战胜利70周年。马英九说,这两项重大事件教导同一件事,不论中外,主政者不能回避伤痛,必须勇敢面对历史、痛定思痛,才能走出阴霾,迈向未来。
这将是马英九最后一次以总统身分发表“六四”谈话,他特别呼吁大陆当局,正视历史,走出伤痛,创造更有对话基础的共同未来。
他指出,30年前台湾从威权走向民主的经验证明,政治改革或许有阵痛,但不会造成灾难,反而成为国家新生的契机。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是鸟之双翼,相辅相成,缺一就不能振翅高飞。
马英九强调,他于2008年上任后,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以“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为基础,维持两岸“不统、不独、不武”的政策,成功打造出台海两岸和平繁荣的现状。7年来的努力,使两岸关系未来发展,已经有坚持“九二共识”作为共同基础,倘若大陆更进一步深化民主进程,这就是两岸未来可以更深入对话的共同基础。
马英九指出,过去30年大陆经济改革成就斐然,但政治改革相对脚步较缓,国际社会对大陆的人权印象,停留在“六四”,凡此种种,不免让希望两岸关系未来进一步扩大与深化的人感到失望。
他说,由于两岸制度间存有巨大差异,两岸人民心理上产生相当距离。
他引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说过的话,指两岸人民要能“心灵契合”。
“我们认为,要缩短心理距离,要达成心灵契合,和平与繁荣只是必要条件,充分条件则要靠大陆致力推动民主化改革才能达成。”
马英九说,他在7年前就职时曾说:“我们真诚关心大陆13亿同胞的福祉,由衷盼望中国大陆能继续走向自由、民主、均富的大道,为两岸关系长远的和平发展,创造双赢的历史条件」,而”平反六四“,就是为两岸创造双赢的重要历史条件之一。正视历史,尤其是”六四事件“,”我们认为,这样的共同基础会更加稳固“。
他指出,如同每年在台湾不断纪念、反省1947年“二二八事件”与1950年代“白色恐怖”时一样,任何政府面对伤痛历史,都必须就事论事,面对沉痛家属,更需要将心比心。
马英九诚恳期望,大陆当局能正视“六四事件”,一方面不能让悲剧重演,另一方面更应采取必要行动“平反六四”,抚平受难者与家属所受的伤痛。这样的行动,必然会对台湾产生极大的正面作用,拉近双方心理距离,让两岸互动有更稳定与更丰富的共同基础,为后代创造更有开创性的未来。

▲英国广播公司(BBC)6月4日报道:台陆委会呼吁中国“正视六四事件史实”

台湾的陆委会周二(3日)就六四事件26周年发表声明,呼吁北京政府“落实革新决心”。
陆委会的声明说“26年前,大陆天安门广场前争自由、要民主的声音,迄今仍是大陆人民心中共同的愿望,大陆执政者应正视‘六四事件’的历史事实与重要启示,展现智慧、勇气与仁厚胸襟,积极响应人民要求,以和解促进和谐,并落实革新决心。”
声明中,陆委会表示对中国政府“去年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中,提出要依法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表示肯定。
但是也呼吁北京“应致力政治改革,尊重多元意见及善待维权人士,这是大陆深化改革的重要关键,也是增进社会和谐稳定与人民福祉的根本之道。”
陆委会并且强调过去7年多来“政府透过两岸制度化协商、官方互动及各领域交流、对话的机会,传递人权保障、民主多元与尊重自由等普世价值,为两岸关系长远发展奠定稳固根基;两岸应持续在此一正向基础上相互提升,让中华民族共享民主、自由、法治与人权等核心价值,传承台海和平与繁荣发展。”
台湾总统马英九则是预订在6月4日当天对六四事件发表声明,表达“对于中国大陆民主化进程的关心,也将呼吁大陆当局包容、善待异议人士。”
台湾民间组织则是计划在6月4日晚间在台北中正纪念堂的自由广场举行纪念活动。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6月4日报道:马英九:平反六四能拉近两岸人民心理距离创造更有对话基础的共同未来

台湾总统马英九今日(6月4日)发表谈话指出,今年是「六四事件」廿六周年,也是抗战胜利七十周年。这两个重大事件的意义是,不论中外,主政者不能回避伤痛,必须勇敢面对历史、痛定思痛,才能走出阴霾,迈向未来。他并强调,今天是他最后一次以总统身分发表六四谈话,特别要呼 吁大陆当局,正视历史,走出伤痛,创造更有对话基础的共同未来。
马英九每年六四纪念日都发表谈话,今年他仍将六四与两岸关系的前景连结,提出具体看法。
他说,三十年前,台湾从威权走向民主的经验证明,政治改革或许有阵痛,但不会造成灾难,反而成为国家新生的契机。过去卅年大陆经济改革成就斐然,改革开放不但没有造成灾难,反而使大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但政治改革却相对脚步较缓,国际社会对大陆的人权印象停留在「六四」,不免让希望两岸关系未来进一步扩大与深化的人感到失望。
马英九说,他在2008年上任后,以「九二共识、一中 各表」为基础,成功打造出台海两岸和平繁荣的现状。但由于两岸制度间存有巨大差异,两岸人民心理上产生相当距离;大陆领导人习近平也说过,希望两岸人民能 「心灵契合」,因此他认为,要缩短心理距离,要达成心灵契合,「和平与繁荣」只是必要条件,充分条件则要靠大陆致力推动民主化改革才能达成。
马英九再度提到去年双十国庆时他的呼吁,就是希望大陆推动政治改革时,建立包容异议分子的民主价值,逐步推动具 有大陆特色的民主化进程。他特别强调,容忍歧见不是舶来品,中国春秋时代的子产,就以不毁乡校、容忍人民批评政府获得时人的赞赏。目前两岸关系的发展,已经有坚持「九二共识」作为共同基础,如果大陆更进一步深化民主进程,他认为,这就是两岸未来可以更深入对话的共同基础。
马英九更指出,如同台湾每年不断纪念反省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与1950年 代的白色恐怖时期一样,任何政府面对伤痛历史,都必须就事论事,面对沈痛家属,更需要将心比心。他诚恳期望,大陆当局能正视六四事件,一方面绝不能让悲剧 重演,另一方面更应采取必要行动来「平反六四」,积极抚平受难者与家属所受的伤痛。他认为,这样的行动,必然会对台湾产生极大的正面作用,拉近双方心理距 离。让两岸互动有更稳定与更丰富的共同基础,为后代创造更有开创性的未来。

▲美国之音(VOA)6月4日报道:马英九呼吁北京当局正视及平反六四事件

台北—台湾总统马英九在六四事件26周年之际呼吁中国政府正视及平反六四,让两岸互动有更稳定、丰富的共同基础。
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四针对六四事件26周年发表感言,期待大陆当局能正视六四事件,一方面不让悲剧重演,另一方面更应该采取必要行动平反六四,积极抚平受难者与家属所受的伤痛。
马英九说,这样的行动必然会对台湾产生极大的正面作用,拉近双方心理距离。让两岸互动有更稳定、丰富的共同基础,为后代创造更有开创性的未来。
马英九总统在其任内每年都针对六四事件发表感言。他去年在双十国庆致词中呼吁,大陆在推动政治改革时,建立包容异议分子的民主价值,逐步推动具有大陆特色的民主化进程。
人权议题
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李俊俋告诉美国之音,六四事件就是争取民主的运动,但是这26年来,看出不中国政府对此有任何的成长和进步。
他说:“我觉得在六四26年之后,中国政权还是必须面对这个问题,过去的历史你怎么承接,这个事件造成的原因、理由,真正要表达的精神是什么?你到底注意了没有?我们要呼吁中国重视民主、自由,这个国家才能永续的发展。”
李俊俋委员还说,两岸政府之间的谈判,也应该纳入人权议题,包括中国维权人士遭到打压等情形。
民进党中央日前也针对六四事件,呼吁北京当局不要再以不当方式压制异议言论,该党强调,没有民主与自由、没有人权与法制、只有经济成长,不足以构成富足与尊严的美好生活。
民进党还说,26年前的这场运动和去年的太阳花学运、香港的雨伞运动,尽管时空、环境不同,但是都是年轻人以行动发出信号:他们的未来,要自己来决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日前表示,上世纪80年代末发生的政治风波,政府已经有结论,中国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经验和成功,充分证明中国选择的道路是完全正确,也得到全体中国人民的真心拥护。
人民心中
执政党国民党立委吴育昇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官方对于六四的结论,只是一种观点,六四真正的结论在中国大陆人民的心中。
他说:“所以恐怕未来会随着大陆的经济越来越发展,反而对六四所代表的人权、自由、民主,以及对大陆政治体制改革的声浪,只会居高不下,会日益茁壮,而不会因为大陆的经济更好,所以民主的声音就下降。”
吴育昇委员还说,台湾在上个世纪经济高速发展之后,于80年代末出现的民主化运动就是最好的证明,相信中国大陆也可以借鉴台湾的经验。
台湾总统马英九在六四感言中还指出,台湾从威权走向民主的经验证明,政治改革或许有阵痛,但是不会造成灾难,反而成为国家新生的契机。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是鸟之双翼,相辅相成,缺一就不能振翅高飞。

▲英国广播公司(BBC)6月4日报道:台北自由广场晚会追悼“六四”26周年

在“重返天安门,撑伞悼六四”主题下,中国知名公共知识分子、民运人士王丹以及台湾作家、律师纷纷上台发表感言和谈话。
台湾民间团体周四(4日)晚间在台北市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举行纪念“六四”26周年晚会,哀悼当年的死者,并声援近年来遭中国大陆打压的异议人士,期盼中国大陆能更民主、更自由。
台北4日炎热的午后下了一场雨,直到傍晚活动展开之前仍在下雨,随着准备工作逐渐完成之际,雨也慢慢停了,让台北的夜空增添一丝清凉之意。
各种民间团体也到现场设摊,宣扬本身的理念,争取民众的认同,其中包括“台湾维吾尔之友会”、“台湾图博之友会”、“黑色岛国青年阵线”、“民主斗阵”等等。
晚会现场逐渐湧进人潮,舞台前的座位坐满数百位民众和年轻学生,晚到的人就站着聆听演讲,共同关心中国大陆、香港的民主以及台湾的未来。
大陆学生和游客参与
主办单位之一“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告诉BBC中文网,在台求学的大陆学生也勇于参加,也不乏来台观光的陆客。
在“重返天安门,撑伞悼六四”主题下,中国知名公共知识分子余杰、前北京大学教授夏业良、民运人士王丹、吾尔开希、林保华,以及台湾作家平路、律师魏千峰等人纷纷上台发表感言和谈话。
王丹在台上朗读了一位89年以后出生的大陆学生来信,他受访时表示,“六四”事件时这名学生尚未出生,但从信中他对于“六四”的深情描述,可以得知“六四”不仅只是历史事件而已,而是代表大陆人民心中对于民主自由的期待,尤其是年轻人对于这样的期待特别强烈。
王丹指出,中共当局不会主动平反“六四”,一定要有从下到上的社会压力才有可能,期待中国人民早日觉醒,走上街头对暴政说“不”,中国的民主也就不远了。
声援香港真普选运动
吾尔开希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迄今仍然要在流亡中纪念“六四”,令人悲愤不已,但在悲愤之中仍要保持信心,因为最黑暗的时刻往往也就是黎明要到来的时候。
去年至今,对抗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标志便是香港占中运动的黄色雨伞。因此,晚会撑起了黄色雨伞,以声援香港争取真普选运动,对抗中国对于人权、自由、民主的压制,掀起晚会的一波高潮。
前副总统吕秀莲、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曾经是台湾的政治犯﹐两人也前来响应,声援中国大陆政治犯。
晚会在We Shall Overcome歌声中,结束长达三个多小时的纪念活动,人潮也在夜色中散去。
王丹:中共是邪恶统治集团
稍早,“六四”学运领袖王丹在个人facebook上发表“六四26周年感言”指出,中国纵使今天经济实力大为增长,但未顺应世界潮流进行任何政治改革,甚至在习近平上台后,对于公民社会的打压、人权的侵犯、人民自由的限制,根本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我们不要忘记,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并未改正26年前的暴政心态,仍旧坚持抗拒民主潮流。这是一个强大而邪恶的统治集团,26年来从未改变”。
王丹指出,“人权是普世价值,民主没有国界”,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不自由,都可能影响到我们的自由是否能够得到保障;更不用提,香港和台湾的自由,已经在受到中共势力的威胁。
他说,我们纪念“六四”26周年,也是为了表达世界所有爱好民主的力量,尤其是香港和台湾的民主力量,我们要团结在一起,抵抗反民主力量向全世界扩张的决心;因此,我们纪念“六四”是为了过去的那些死难者,也是为了仍旧幸存的我们的明天。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6月4日报道:陆委会:呼吁大陆执政党回应人民期待

今天是大陆“六四”天安门事件26周年。根据联合新闻网消息,陆委会昨天按照惯例发表声明,呼吁大陆执政者正视六四事件的历史事实与重要启示,落实革新决心,以回应人民对自由、民主、法治与人权的期待。
这份声明指出,六四事件发生二十六年以来,至今大陆官方仍避谈相关话题,但近年来大陆民间要求平反声浪渐大,各界也频频呼吁北京当局面对六四;陆委会自2010年起每逢六四纪念日会发表正式声明。
陆委会表示,26年前,大陆天安门广场前争自由、要民主的声音,迄今仍是大陆人民心中共同的愿望,大陆执政者应正视六四事件的事实与启示,展现智慧、勇气与仁厚胸襟,积极回应人民诉求,以和解促进和谐,并落实革新决心。
大陆去年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提出要依法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陆委会对此表示肯定,并呼吁大陆当局应致力政治改革,尊重多元意见及善待维权人士。陆委会说,这是大陆深化改革的重要关键,也是增进社会和谐稳定与人民福祉的根本之道。
陆委会强调,七年多来台湾政府通过两岸制度化协商、官方互动及各领域交流、对话的机会,传递人权保障、民主多元与尊重自由等普世价值,为两岸关系长远发展奠定稳固根基;两岸应持续在此一正向基础上相互提升,让中华民族共享民主、自由、法治与人权等核心价值,传承台海和平与繁荣发展。

●人权团体和欧美国家政要、议会声明或各种活动纪念“六四”

▲美国之音(VOA)6月4日报道:人权观察呼吁中国停止否认天安门屠杀

在天安门大屠杀事件26周年前夕,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发表书面声明,呼吁中国政府对六四事件担起责任,并释放因举行纪念活动及和平表达政治观点而入狱的活动人士。
人权观察表示,北京最近随意抓捕和起诉六四事件相关人士正是过去两年政府对异议人士新一轮严厉打压的缩影,例如记者高瑜、人权律师蒲志强和维权人士陈云飞等。
然而,中国各地普通民众仍在继续要求参与制定和执行影响其生活的政策。人权观察引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表示,每年约有10万起至少100人参与的群体性事件或抗议,而这其中大部分是关于劳务纠纷、强征土地、环境问题等。
人权观察中国项目主任苏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说:“天安门事件26年后的今天,尽管中国政府对自由和民主存在严重的恐惧,中国人民变得更愿意接受这些理念。”
6月4日就是天安门事件26周年纪念日。人权观察呼吁中国政府:尊重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权利,停止对六四相关人士的骚扰和随意逮捕允许对六四事件进行独立的公共调查,及时向公众公布调查结果允许因六四事件而流亡海外的中国公民畅通无阻返回中国调查所有参与计划和命令对和平示威者非法使用致命武器的政府和军队官员,并公布遇害者姓名。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6月4日报道:美国六四听证会作证人何频:中国人权倒退侵蚀到世界自由与民主的基石

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周三(6月3日)举行“六四”26周年听证会,本次主题是《中国1989-2015: 天安门、人权和民主》,受邀在听证会上作证的人士之一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总裁何频在会议召开之前,接受了本台记者夏榕的采访。
何频表示说通过这个平台主要想传达的是:“在过去几十年间,很多人到美国国会去作证与介绍中国的人权的状况,且以往每一位人士作证时,都希望美国给予中国人权一些关怀,当然,我这次去也是希望美国关怀中国的人权,尤其是关心中国著名记者高瑜被诬陷入狱,完全就是一个错误的政治冤案。但另一方面,我也想提出些就是说以往其他朋友没有提出的一个观点,也就是说,中国人权的这种倒退,不仅是中国人的一种灾难,不仅是六四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更重要的是,中国现在这种发展的方式与经济的实力,中国现在的政治形态对整个人类文明都已经构成挑战,实际上已经侵蚀到了世界的自由与民主的基石。这是我向西方社会发出的一个警报。也就是说,西方的自由与民主价值也被中国现有的政治生态干扰,受到影响或者侵蚀,这可是以前其他人没有讲过的。而这个是我这次去跟美国国会报告的一个可以说比较新的观点或者是一个角度。

▲美国之音(VOA)6月4日报道:美议员六四声明批美对华“绥靖”政策

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鲁比奥六四前夕发表声明指出,26年过去,中国当局仍然对六四死亡人数讳莫如深,纪念六四的人遭到骚扰、拘押和抓捕。
这位古巴裔美国参议员表示,北京六四血腥镇压期间只身挡坦克那个勇敢的青年人的命运至今是个谜。鲁比奥批评习近平上台以来对中国人权和自由(包括网络言论自由)采取了比他的两个前任更加严厉的镇压政策。他列举的被捕者包括维族学者伊力哈木、西藏僧人丹增德勒、老作家铁流、律师浦志强和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的侄子陈克贵。
鲁比奥在声明中指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仍在狱中,他妻子刘霞受到软禁,人权律师高智晟也在软禁中。
鲁比奥还提到香港争取民主选举权利的雨伞运动受到北京压制和恐吓。鲁比奥是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他批评美国政府与中国交往的政策牺牲了美国的影响力和原则。他要求美国不要再让中国拿到免费通行证,而是应该在即将到来的美中经济与战略对话中由美国政府各部门向中方提出人权问题和具体的被捕者名单,要求无条件释放被捕人士。
鲁比奥预期,六四一旦获得平反,民主女神像将重新树立在天安门广场,成为永久性的纪念物。

▲美国之音(VOA)6月4日报道:美国呼吁中国就六四事件受害者做正式说明

在六四事件26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在中国政府1989年6月4日镇压天安门广场及周围的和平抗议者26年之后,美国继续呼吁中国当局对当时的受害者情况作出正式的说明,停止骚扰和拘留那些进行和平纪念活动的人。”
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中国自1989年以来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取得了进步,但我们依然关切人权继续遭受践踏。我们在密切关注中国正在进行的有关国家安全、反恐和管理非政府组织的立法。有关的立法令人不由得怀疑中国对增加开放的承诺,而有关的法律草案假如以现有的形式付诸实施,将导致权利受到践踏。”
声明说:“在这个26周年纪念日之际,美国敦促中国政府履行其国际承诺,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停止骚扰、拘禁和用其他方式虐待通过和平方式寻求正义和公平、实践宗教或表达自己观点的人。”

▲美国之音(VOA)6月5日报道:国会委员会两主席六四致信习近平促释良心犯

在六四事件26周年这一天,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主席克里斯?史密斯众议员和共同主席、共和党总统参选人马克?鲁比奥参议员联名致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天安门事件中惨遭杀害的民主示威者表示沉重的悼念,并且敦促习近平停止压制民众追求民主和自由的诉求,践行依法治国的诺言。以下是公开信全文的中文翻译:
2015年6月4日
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阁下,
尊敬的习主席:
在始于北京天安门及周围的全国各地抗议活动26周年之际,我们以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的身份向您致信。那波抗议、对抗议的暴力镇压以及对公开和网上讨论1989年那些事件仍在进行的压制,对于贵国全球形象的负面影响,超过了中国当代史上几乎任何其他事件。
我们每年都郑重纪念天安门大屠杀,是因为丧失的生命和一些人受到的永久伤残,是因为那次事件对美中关系造成的深远影响,也是因为许许多多前学生领袖为全世界了解中国作出了重要而不可磨灭的贡献,更是因为中国人民自己无法纪念这个事件。
我们敦促您允许公开讨论天安门抗议活动,解除对有关6月3日和4日那些事件的互联网内容和其他内容的封锁,撤销去年因为参加纪念天安门事件25周年而被捕的那些人的罪名,并释放他们。
围绕六四的问题反映了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一直存在的更广泛的问题。这些问题当中包括您的政府继续严厉压制公民社会和人权捍卫者,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和平行使言论、结社、集会和宗教自由而被逮捕、骚扰或拘留。
过去两年来,数百人被逮捕和判刑,罪名往往十分模糊,例如“聚众扰乱公共秩序”、“非法集会”、“寻衅滋事”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我们注意到,这些莫须有的罪名违背了中国对国际人权标准的承诺,也违背中国宪法。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以及批评自己政府的权利。
同样令人不安的是,继续有消息说,政府官员最近处理事件的过程中仍然严重践踏权利,包括使用酷刑、拘留或威胁拘留当事者家属、不许当事人聘请律师、严重阻挠律师为当事人辩护的努力、以及庭审不公开。
在您将于9月访问美国之际,我们敬请您释放所有的良心犯,停止骚扰公民社会组织并停止关押相关的个人,他们寻求的只是维护国际承认的权利和法治。
我们所任职的委员会仔细建立了一个政治犯信息库,目前包括仅仅因为政治信仰而被关押的1300人的详细介绍。这个政治犯名单上有知名人士,也有默默无闻的人。
他们当中有诺贝尔奖得主、记者、法律倡导者、维权人士、民主和反腐活动人士、言论自由和少数民族权利倡导者, 还有藏人、维吾尔人、法轮功修炼者、基督教和佛教领袖。这些宗教领袖的和平宗教活动被视为对中国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的威胁。
您的政府中有些人可能主张把我们的要求当作干涉中国“内政”的企图而断然拒绝。但是,我们是本着建设更好的美中关系的精神、怀着尊重提出这些要求的。继续关押良心犯并镇压他们合法而和平的活动,是加强合作的障碍,也不利于两国建立互信和理解的努力。
就像最近许多海外中国留学生签署的联名公开信所显示的那样,把天安门一代人凝聚起来的那种对更大自由、透明度和开放的追求至今方兴未艾。仅仅靠经济增长并不能满足这些追求。
您如果在这些问题上采取行动,会具体地显示出您作出的依法治国的承诺。这些行动会改善中国在全球的名声,也会成为我们两个伟大国家之间“新型”关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其效果超过您的任何其他行动。
不胜感谢!
主席克里斯?史密斯 共同主席马克?鲁比奥

附:史密斯众议员和鲁比奥参议员六四周年致习近平主席公开信英文原文

June 4, 2015
His Excellency Xi Jinping
Presid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ear President Xi:
We write as co-chairs of the U.S.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on the 26th- year anniversary of the nationwide protests that started in and around Beijing’s Tiananmen Square. The protests, their violent suppression, and the ongoing prohibition of public or online discussion of the events of 1989, has done more to negatively shape global perceptions of China than almost anything else in your country’s recent history.
We solemnly commemorate the Tiananmen massacre annually because of the lives lost and persons permanently injured, because of the profound impact the event has had on U.S.-China relations, because so many former student leaders have made important and lasting contributions to global understanding of China, and because the Chinese people are unable to mark this event, themselves.
We urge you to allow public discussion of the Tiananmen protests, to lift Internet and other censorship about the events of June 3rd and June 4th, and to drop all charges and release those detained last year in part for participating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Tiananmen protests.
The issues surrounding June 4 are symptomatic of broader concerns that continue more than a quarter of a century later. These concerns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your government’s persistent and intense efforts to suppress civil society and human rights defenders and the growing number of individuals arrested, harassed, and detained for peacefully exercising their right to the freedoms of expression, association, assembly, and religion.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hundreds of individuals have been arrested and sentenced, often under vague charges such as “gathering a crowd to disturb order in a public place,” “illegal assembly,” “picking quarrels and creating a disturbance,” or “inciting subversion of state power.” We note that these trumped-up charges contradict China’s commitments to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standards and China’s Constitution which provides citizens with the rights of free speech, religious belief, assembly, and association, as well as the right to criticize their government.
Equally troubling are continued reports of serious abuses that have occurred during government officials’ handling of recent cases—including reports of torture, threats or detention of family members, the denial of access to legal counsel, serious impediments to lawyer’s efforts to defend their clients, and the closure of trials to the public.
Prior to your trip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September, we respectfully ask that you release all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and end harassment and detention of those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who merely seek to advance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The Commission on which we serve has carefully compiled a political prisoner database that presently includes detailed summaries of nearly 1,300 people detained simply for their political beliefs. Among the list are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both prominent and unknown: Nobel Prize laureates, journalists, legal advocates, rights defenders, democracy and anti-corruption activists, advocates for free speech and ethnic minority rights, as well as Tibetans, Uyghurs,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nd Christian and Buddhist religious leaders whose peaceful religious activities are somehow viewed as threatening to China’s social order or national security.
While some in your government may urge a quick dismissal of our requests as an attempt to interfere in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we make them respectfully in the spirit of building better U.S.-China relations. The continued detention of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and suppression of their legitimate and peaceful activities is a barrier to closer cooperation and efforts to build mutual trust and understanding.
As the recent open letter, signed by many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 underscores, the peaceful yearning for greater freedom, transparency and openness which galvanized the Tiananmen generation is alive and well today. Economic growth alone will not satisfy these aspirations.
Your action in these matters will offer tangible demonstration of the promises you made to build a China committed to the “rule of law.” Such action will also,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you can do, improve China’s global reputation and be an important building block for a “new type”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two great nations.
Most Gratefully,
Chris Smith Marco Rubio
Chair Co-Chair

●海外民运组织举行各种活动纪念“六四”二十六周年

▲美国之音(VOA)6月1日报道:东京举行纪念六•四事件26周年研讨会

东京—在海外从事推动中国民主运动的组织——中国民主阵线的日本分部周日(5月31日)晚在东京举办了今年的纪念六•四26周年集会。
中国民阵日本分部今年主办纪念六•四事件26周年的集会是以讨论“今日的中国”为名的研讨会方式举行。周日(5月31日)晚在东京池袋的东京艺术剧场,约有50人出席了该研讨会,演讲者有内蒙古人民党日本支部代表Se•Bayara、国际非政府人权观察组织代表吉冈利代、中国时政漫画家“变态辣椒”王立铭、民阵日本分部成员董鹏、桐荫横浜大学教授Pema•Gyalpo.
人数凋零
自1989年6月4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镇压学生的震惊中外六•四事件以来,民阵日本分部每年都举行集会,不过随着年月过去,集会人数不仅逐年凋零,而且参加的日本人越来越少,
今年50人的规模几乎更是近年来的最低记录。
民阵日本分部理事、主持研讨会的李松说:“我们现在也不宣传这个纪念集会,来不来参加说白了是凭两个字:良心。”不过他说,令人欣慰的是,现在参加民阵活动的许多都是20岁前后的中国人,他们并没经历过六•四事件,但知道以后就积极地参加纪念活动、协助主办研讨会等,说明中国民主化还是有希望。
李松说,6月4日当天,民阵日本分部照例会去中国驻日使馆递交请愿信,要求中国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中国民主化。
祖国情怀
中国民阵日本分部每年主办纪念六•四事件的集会,几乎都是在6月4日前的周日举行,不仅是因为便于参加者有空出席,而且李松说,民阵的日本成员们日常也个个打工忙,不要说维持生计不容易,“贴钱活动的账都算不请”。
东京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物价高昂都市,加上面积巨大,日本人生活得累,旅居的中国人生活更艰难,但每年纪念六•四的集会总有一些日本人、中国人参加,尤其是中 国人还有拖儿带女、乘了几小时车到来的人,显示了在中国国外享受着自由,有些人还享受着民主制度时,仍有些中国人以仅有的余心、余力,仍关切着祖国的政治。
在逢十、逢五的大型纪念集会里,还见过一些其他国家的人权组织、民主活动组织代表等演讲或旁听。
控诉暴政
日本纪念六•四事件的集会持续20多年来,几乎每次集会都是对过去一年中共没能平反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失望、气愤与声讨。近年比较注目的是西藏、新疆、内蒙古等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控诉过去一年该地区少数民族遭遇的当局暴力。
周日内蒙古人民党代表Se•Bayara演讲中,也是以一张张图片来说明过去一年在内蒙古主要围绕拆迁、征收土地等纠纷,蒙族人遭遇的当局迫害。
每年东京的纪念集会也必有刚来自中国的演讲者说明中国内部的最新国情,今年是去年起开始在日本流亡的“变态辣椒”王立铭。不过王立铭以他的漫画来说明作画的时政背景,还是这种集会上少见的方式,而且因为幽默,不时引发笑声,成为今年纪念集会的亮点。
批评日本
活跃在日本传媒中的藏人Pema•Gyalpo出生于西藏望族,13岁时被中共政权逼出中国,从此旅居日本至今已50年。他在集会演讲中严词批评日本政客和主流传媒缺席今年的纪念集会说:“89年天安门事件后,日本支持或纪念集会上曾有好多戴着国会议员徽章的政客,还有各大日本传媒记者,但是现在天安门事件一点都没解决,这些人就都消失了,这形同助长中共暴政。”
他还针对最近3千名日本访华团在中国的交流活动说:“恐怕许多日本人相信这样是与中国民间交流,但中国人相信吗?中国真正的民间人能报名参加与日本人交流吗?!”
他表示,天安门事件让他知道,原来中共不仅对少数民族施行暴政,而且对同族的汉族人也施行暴政,所以十分敬佩20多年来在东京主办纪念集会的民阵日本分部成员,每年他都来参加集会。

▲英国广播公司(BBC)6月1日报道:“中国民阵”东京举办研讨会纪念六四

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由一群推动中国民主化运动的在日中国人组成的“中国民主阵线日本分部”,每年六四前后都会在东京举办纪念集会,要求中国政府平反六四事件和推行政治民主化。
周日(5月31)晚间,“中国民阵”在东京池袋的东京艺术剧场举办题为“今日中国”的研讨会。近50人参加了今年的研讨会,与会者绝大部分是中国人。
“变态辣椒”
今年演讲者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去年起流亡日本的中国时政漫画家,笔名“变态辣椒”的王立铭。他在讲坛荧光幕上展示他在中国创作的一幅幅漫画,并说明他创作这些讽刺中国漫画时的时政背景,在研讨会上引起了纪念集会少见的阵阵笑声。
漫画既有讽刺中国历代领导人的治国方法,也有讽刺中国网民享受现代科技文化却固守僵化思想、讽刺中国对港台的政策,还有讽刺东亚领导人同床异梦等。
王立铭在活动后对BBC中文网记者说:“以前我在中国时,其实还非常小心,避免讽刺得太露骨,但结果他们照样堵我,习近平政权下还砸了我的饭碗,现在我在日本有自由,今后打算创作两个系列漫画,一个是六四事件的经过系列,一个是中共建国以来各种政治运动系列”,王立铭还对记者展示了他为纪念六四创作的漫画,说明一代代中共领导人都是“把炮口对准百姓”。
“与虎谋皮”
“中国民阵日本分部”成员董鹏也在演讲中,根据中外历史纪录来说明,世上没有由上至下的改革,而在中国由下至上的改革要求始终是“与虎谋皮”,他指出国家是公器,国家归全民所有,“没有所谓的政治改革,只有终结独裁统治”。
在研讨会上演讲的“内蒙古人民党日本支部”代表也展示了去年一年蒙族人受当局迫害的照片记录,来结算过去一年来中共政权围绕征地和拆迁等“发展”,对蒙族人施暴的案例。
在BBC中文网记者每年采访东京六四集会的记录里,今年参加集会的人数是记忆中最少的一次。不过上个月刚当选中国民阵日本分部主席的林艳丽对BBC记者说,她相信集会总是在五年和十年的整数才会比较多人参加。
后继有人
“中国民阵日本分部”实际上正面临世代交替,从事了20多年民主化运动的老一代民阵成员正逐渐退出。
前“民阵日本分部”主席李松对记者说,“都是些20来岁的年轻人,他们很多人本来还不知道六四事件,但一知道了就很热情参与活动,这次研讨会也是他们在积极筹备和帮忙”。李松说,今年六四当天,他们照样会去中国使馆递信。
李松还对今年集会因为王立铭的漫画让他首次在集会上看到听众笑脸说,“终于看到了笑脸,这种长期的政治运动需要乐观的、轻松的情绪,才能持之以恒。”

▲美国之音(VOA)6月1日报道:美学者警示中共高层新书六四前在港出版

香港—在六四26周年前夕,美国斯坦福大学民主与法制研究中心教授戴雅门(Larry Diamond)30年来民主发展课程讲义《民主转型22讲》的中文版,近日由香港溯源书社推出、田园书屋发行。戴雅门教授特为该书出版致信中文读者,警示中国领导人能汲取历史教训,开启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开放的进程,以免重蹈1989年发生的重大政治危机,甚至遭遇类似前苏联崩解的命运。
国际知名民主转型研究学者戴雅门教授的这本著述,由去年六四纪念日封从德、熊焱、张伯笠等六四学生领袖发起复校的“天安门民主大学”组织翻译,是“天安门民主大学教材丛书”的第一种出版物。该书是戴雅门教授2013年发布的有关全球民主转型,特别是极权和威权国家民主转型研究的网络公开课程。
同时担任胡佛研究院资深研究员的戴雅门教授,在致中文读者的信中表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及中共面临的困境在于,若中国不民主化,他们就要冒重蹈苏联等共产政权覆辙的风险,因政治体制腐败和不愿改革而猝死。
戴雅门教授还表达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现状和未来走向的关切,指出“中国向何处去?——这是未来几十年内,全球民主前景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事实上,这或许是前途未定的世界所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 .
前八九民运学生领袖之一的封从德,是天安门民主大学的执行长,参与组织了这本书的翻译工作。人在温哥华参加当地六四纪念活动的封从德,星期天晚间对美国之音表示,《民主转型22讲》这本书对中国的民主转型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他说:“这本书其实对中国的民主转型,我们认为有相当的现实意义的。专门讲全世界各种民主转型,发生发展过程。对于中国的民主转型,他就提出他的洞见和他对中国现领导人的期望,以及对于中国的民间社会、公民社会发展的看法,提出了非常多的中肯的建议。”
封从德表示,作为天安门民主大学顾问的戴雅门教授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到了可以进行民主转型的水平,而中国也已经跨入了民主转型的门槛,因为中国的公民社会在不断壮大。
他说:“对于中国的公民社会,他也观察到,中国这几年蓬勃地发展,尤其是在互联网上,以及各种维权。他认为,其实中国已经跨进了民主转型的门槛,因为从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人均收入来说的话,已经超过了当年韩国、巴西、台湾呀,他们民主转型时社会发展的水准,包括教育呀,各方面的。中国社会其实已经发展到了可以正常进行民主转型。”
封从德提到,戴雅门教授也分析了作为中国特别行政区的香港的普选,认为当局提出的所谓“一人一票”不过是专制的一种变种,不是真正的民主,因为选举不仅包含平等的选举权,更包括平等的被选举权。
封从德表示,这本书内容丰富,有许多有益的建议和讲述,但目前只能在香港出版,而作为“禁书”将被中国内地限制。
他说:“里面有非常多的针对中国有价值、有意义的,他讲的这种,比如说,若中国以后民主化以后,到底应该是总统制还是那种内阁议会制,其实他也警告说,你们不要学美国,要像加拿大、英国那样的议会制会比较好些,因为总统制经常它民主容易崩溃。举了很多南美的那种例子。”
封从德介绍说,戴雅门教授长期以来研究全球民主转型问题,著述甚多,颇有建树,是近年来世界民主研究领域屈指可数的巨匠。
戴雅门在致中文读者的信中还表示,经过3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巨变。中国人民将越来越多地在政治上争取民主自由。他尤其警示中国领导人,“为了维持稳定,或至少抵御爆发无序革命的可能性,政治制度必须改革与调整,以满足新兴社会群体的期望。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威权体制就很容易有突然崩塌的危险,这曾在欧洲前共产国家和苏联发生,也几乎在1989年的中国发生”。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6月2日报道:巴黎民运团体为六四纪念碑献花悼六四26周年

1989年天安门争取民主的六四运动26周年临近,巴黎旅法华人流亡民运及人权团体纷纷举办各种纪念活动,继6月1日在巴黎人权广场的纪念活动后,6月2日部分六四流亡团体及法国友人在巴黎二十区甘比大(Gambetta)公园举办为六四纪念碑献花活动,组织者表示,整个献花活动将持续到6月5日。
参加周二献花纪念活动的有包括中国团结协会、中国青年民主同盟、法国藏汉协会、及民主中国阵线等团体及部分法国友人。参加者多按照组织方的要求,着黑衣自带献花前来。法国著名汉学家、中国团结协会负责人玛丽 侯志明女士在现场向本台表示:
侯志明:今年我们在巴黎20区市政府对面的一个小公园里(举行纪念活动),这个公园在25或26年前,由市政府设计了这么一个墓碑。每次路过这,每次看这个墓碑心里就很难过,因为墓碑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心在哭,我们还在想六四死难者、六四牺牲者和他们的家属。所以我们专门到这儿来,一批住在外国的中国人和他们的法国朋友集中在这儿,一起献花,而且向中国老百姓、向中国死难者的母亲、父亲和家属转达我们的思念、转达我们共同的痛苦。
六四过去就要26年,就组织献花纪念活动的意义、当年的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参加者、中国青年民主同盟主席张健这样认为:
张健: 我们每年都会到这个纪念碑来献花。这是六四的26年前,20区政府批准在这里建一个纪念碑,每年都有人来纪念。我是来巴黎第五年才知道有这样一个纪念碑的,而1989年就有这个纪念碑,现在已经有26年了。每年都不知道什么人都在这里有献花,奇妙的是在这旁边的BUS(公交车)也是64路,而且这里的管理员也很好,他自己在这里种了很多倒挂金钟花,你看墓碑后面那些花已经长大了,管理员告诉我,那花就开了26年。
后来我们每年除了其他的一些六四纪念活动外,还要到这里来献花。
我们每年六四的纪念,事实上从人数上来说,一定是没有89年那时人多了,但是我想,一个事情过了26年还有人纪念,这已经是足够了,这一朵花已经足够了,没有被忘记这已经足够了。而我们和企图让我们忘记的专制者这些年所作的无非就几件事,即遗忘和拒绝遗忘、坚持和放弃。
侯志明女士同时也向本台表示,在纪念六四之际,不能不想到仍然被关押的浦志强和高瑜,他们的被捕也就是因为与六四有关,她说,他们因六四而选择走了一条坚持说真话、坚持为将来一个讲法律和道德、有民主的国家去奋斗之路,才因此被抓。 侯志明在赞扬他们的牺牲和贡献的同时,也表达对其命运的担心。她表示,六四26年来,中国政府没有改变,自从26年前它向争取民主的学生开枪以来,就一直没有放弃镇压。

▲美国之音(VOA)6月3日报道:纽约纪念六四 革命呼声高

纽约—6月3日,纽约地区纪念六四26周年展开了两场活动:在法拉盛召开的六四讨论会,和在时报广场举行的烛光晚会。在中共对政治控制越来越严的背景下,今年虽然不是逢五逢十的大纪念日,但纪念六四活动的规模与人数不减反增,显示六四仍是中国政治中的一个活资源。
今年纽约的纪念活动有两大特点:第一,革命呼声高;第二,年轻人关注六四。
在北京之春、中国民联、中国民主党和民主中国阵线联合举办的大纽约地区纪念六四26周年大会上,谈论革命的声音越来越响。
唯有迫害没变
专程从多伦多前来与会的民运人士盛雪以《迫害仍在继续,革命已经到来》为题发言,她说,革命被中共污名化。革命并非暴力的代名词。她说,中国虽然经济上有了不少成就,但“唯一没有变的就是迫害,对人权的迫害,对思想、对言论,对任何追求民主法治,对这些人的迫害从来没有停止过。”她指出,只有在所有的人有机会、有能力不被迫害,在没有恐惧地知道真相的前提下,这个社会才能实现正义;只有当人们开始抚平创伤的时候才是去谈论和解的时候。
前改革杂志负责人李伟东认为,六四26年来“被成功淡忘”有几个原因:保守派太顽固、改革派太软弱、美国20多年来对中国实行绥靖政策。他说,中国的太子党至今没有与体制决裂的决心。因此他认为,“未来只有抱革命之心,才能迫使当局改革。”
刚从国内来到美国的原八九民运南京高自联负责人吴健民说,革命是推翻专制的最有力武器。他呼吁建立六四真相的数据库,他说“作为一个89人士,我有六四情节。我希望六四30周年的时候,能拿出一个完整的六四数据库。”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发言指出,“共产党的腐败从个人腐败发展成团伙性腐败,从团伙性腐败发展成制度性腐败,从制度性腐败发展成全社会腐败,腐败已经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风俗,要想反腐败靠杀几个官员已经不行了,必须在中国移风易俗。”
体制内法律维权失败
王军涛说,过去10年证明了体制内法律维权已经失败,“我们看看中国法律人的悲惨境遇,他们不仅不能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他们连一些基层官员,小小的村官所犯的罪行都不能纠正。”
王军涛指出,“今天这里那么多的人飘洋过海,来到这个国家,仅仅是追求物质幸福吗? 10%发展速度的祖国不能给你提供机会,跑到一个零发展速度、连语言都不会说、身份都没有的地方,你感到的自由,仅仅是物质发财的机会吗?不是,这是制度,这个制度变革,共产党不会给的。”
王军涛的结论是:“反思越来越指向一个结论:共产党如果不下台,中国的问题是不能得到解决的。”
曾预言邓小平是独裁者、中国需要第五个现代化的中国民运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10多年前我谈(革命)的时候支持的人不多,因为大家对共产党还抱着一点希望。只觉得我们能和平演变不是很好吗?但是现在看来没有什么希望了。特别是习近平上台后实行了比江泽民、胡锦涛更加专制的措施,迫使很多人觉得没有希望了。没有希望那就只剩下一条路,那就只能是革命。”
魏京生说,其实共产党内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现在也越来越响。“但是有一些很顽固的共产党人,他们坚决不能让改,你要进行民主改革,他们就没有活路了。所以他们在坚决抵制,看来习近平是代表这一部分人的。”
老百姓不会再等待共产党
魏京生认为,中国老百姓不会再等待共产党了,“习近平想走的那条路,恢复毛泽东那套手段来解决共产党失去民心的问题,连他们自己也没有信心了。所以接下来对习近平面临的选择就是你要不要站到老百姓这边,跟官僚阶级做斗争,或者对老百姓来说,就是我们是不是要重新考虑另外一条路,要起来造反了,不能再等待共产党了,因为这么等下去等到什么时候呢?你的老婆孩子能等吗?特别是对生活很困苦的人来说,没有时间等下去了。”
魏京生预言:“中国出事,出大事,就是整个发生巨大的变化,无论从共产党内的原因、从社会上老百姓的原因,还是从国际社会的原因来看都不会太久。”
26年后,许多89后流亡海外的老民运、老异议人士已经故去,像王若望、刘宾雁、方励之、陈一谘。如今,许多当年的年轻人也步入老年,有的身体大不如前。主持人于大海说,魏京生最近生了一场大病,还未痊愈。而民主中国阵线首任主席严家其,因身体不太好,也只好以书面发言与会。
《环球时报》做了大广告
但是今年纪念六四显示出了年轻人关心历史真相的特点。网络维权人士陈闯创说,这得感谢《环球时报》为中国留学生古懿写给国内同学公开信发表批判性社论所给予的“大广告”。陈闯创是这封公开信的发起人。
陈闯创说,公开信获50多个学校学生的签名。“虽然签名人数不多,但范围很广”。他没想到的是国内有10多个学校,包括初中生在内的学生,在公开信上实名签署。他表示,“他们的勇气更大。” 他指出,“中共特别害怕年轻人接触民运人士。”
不过,陈闯创仍对当局掩盖六四历史真相表示担忧,“在高压的压迫之下,国内的民众如果长时间得不到真相,不了解真相,那么再过十几年,中共长期压制下去,又有可能回复到大饥荒、文革时因为压制而被遗忘的那种情况,这是我的担心所在。”
陈闯创告诉美国之音,他对与会者谈论革命“感觉兴奋”。他说,“几年前国内就有人提出,‘改革已死’,那么在改革已死,改良也不可能的情况下,革命是被迫的选择。”他说:“民主运动的人士是没有能力发起革命的,革命也不是我们制造出来,而是当权者压迫之下民众被迫做出的应对,不是外来人可以强加于国内民众的。”
人心不死,良知不灭
因民间公祭六四被当局投入监狱一年的于世文的妻子陈卫给大会送上了书面发言,她说:以于世文为首的“郑州十君子”,因连续两年公祭六四亡灵、缅怀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而遭到当局打压,“郑州十君子”为此蒙受牢狱之灾。于世文已经入狱一年,仍面临河南司法当局的起诉和审判。这表明,六四已经过去了26年,悲剧仍未结束,迫害仍在进行。
陈卫说:“我坚信,人心不死,良知不灭。有朝一日,六四事件,终将获得历史的公正评判。任何阻挡,都将证明无济于事。到那时,6月4日这个日子,将成为中国的”人权日“,让人类铭记苦难,让悲剧不再重演。”
大会由原中国民联负责人于大海主持。在会上发言的还有胡平、陈破空、唐元俊。
纪念大会后,与会者从法拉盛移师曼哈顿,参加在时报广场附近举行的六四26周年纪念晚会。
与会者大部分为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年轻成员,其中许多人专程从佛罗里达、北卡等外州赶来。他们身着勿忘六四的T恤,头戴要求民主的帽子,在雨中为六四死难者默哀。场面与去年纪念六四25周年时无异,但与会人数超过了去年。
前来与会的原鞍钢年轻工人张广利,在晚会上展示了因工伤事故失去的一只手,他说,为争取补偿他上访,结果被抓,警察将他另一只手的一个指头也给致残了,“四个警察打我一个人,把这个手指头掰折之后,告诉我,‘我一只好手都不让你留’。”
悲哀也该成人了

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在会上念了诗人严力的诗《悲哀也该成人了》:

一拖就是多少年啊
那时候的死亡也长大了
大到悼词也能生儿育女了
一部分留在那年的我也长大了
尽管长成了一个被拦截的网址
但学会了翻墙翻栅栏
翻阅历史的沉冤
激情的长鸣没停过
长鸣上不断叠加着新鲜的花圈
但这远远不够表达对现实的质疑:
为什么霓虹灯下
整个世界的黑白可以互相祝酒
为什么每次我上街散步时
总能看见一些名叫遗忘的人
在广场上朗诵未来

高光俊和盛雪主持了晚会。在会上发言的有八九学运参与者李进进,民运人士刘念春,长期关注中国民主运动的台湾人洪哲胜,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律师叶宁、艺术家郑连捷,以及流亡西藏人士代表等。
主席台前用电子蜡烛摆成了六四字样,会场外围悬挂着六四死难者名单。与会者举着要求当局释放被监禁人士的照片,他们是浦志强、唐荆陵、刘晓波、杨天水、王炳章、于世文、陈树庆、吴淦等。
与会者用歌声、口号和烛光,纪念26年前在那场血腥镇压中丧生的人们,表达对中国未来走向的呼声。

▲美国之音(VOA)6月3日报道:时事大家谈:魏京生谈六四精神薪火相传

华盛顿—震惊世界的六四屠城已经过去了整整26年。26年跨越了一代人,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人们对那场血腥镇压的记忆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漠。
而今年纪念六四的一个亮点,就是一大批八九年前后出生的年轻人在了解了事件的真相后,也自觉和勇敢地加入了缅怀和纪念的行列。用他们的话来说,“遗忘是对历史的不忠,宽恕是对逝者的不义。”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邀请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谈谈六四精神的薪火相传。
魏京生对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说,随着“革命”的呼声再度高涨,有必要为“革命”二字正名。“革命”的含义包括暴力的手段以及根本性的和平变革。六四的年头虽然距离我们越来越远,但是今年的“公开信”事件说明,正在成长起来的中国新一代对历史真相和政治合法性具有更加明确和执著的追求。
他说,当年的六四精神追求的是反腐、民主、美好生活和基本人权,这些都是人性的自然倾向和追求;反观共产党镇压六四,政治改革的好时机的确被错过,毕竟当年至少包括国务院办公厅在内的全国上下都明确站在要求改革者的一边;六四关于政治改革的诉求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它却震惊了世界,也改变了全球政治格局;而在中国国内,六四大屠杀不仅阻滞了经济改革的步伐,也导致了中国社会今天的不稳定:一个独裁的政府动用超过军费的维稳费来监督和控制人民的思想、言论和行为;我们看到,习近平为了延续一党统治,正在沿用毛、邓的无法无天。
魏京生还说,虽然我们看到,纪念六四的中国民众寥寥无几,但这并不等于他们内心对民主和人权不认同、不向往;相反,在中共严密监控下的中国民众聚集着巨大的改革能量,这种能量将在恰当的革命契机中爆发和蔓延。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6月3日报道:六四26周年纪念活动在德国斯图加特展开

八九-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迎来了又一个纪念日。像以往一样,每年的六四前后,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都会在全球各地展开。要求民主的呼声从未中断。今天,天安门学运26周年之际,欧洲六四纪念活动在德国的斯图加特展开。负责主办这场活动的“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理事长费良勇先生向我们介绍了这次活动的相关情况。
法广: 首先请介绍一下今年纪念六四26周年活动的具体内容。
费良勇:今年,欧洲六四26周年纪念活动中心在德国第六大城市斯图加特。主要有三个活动:一是今天晚上在Holiday Inn宾馆举行的六四26周年纪念研讨会,二是明天下午在市中心举办的六四图片展和公众演讲活动;三是明天晚上在Lehmann 俱乐部同德国教会合作举 办的六四死难者追思礼拜。今年六四纪念活动的特色是将六四纪念与德国宗教日结合起来,将中国人的活动融入到当地的主流 社会中。
我们今年专门组建了欧洲六四纪念活动筹备委员会,包括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民主中国阵线、中国共和 党、中国民主党、中国绿党、内蒙古人民党、世界维吾尔大会、全德学联等民运组织,以及六四难属、作家、媒体人士、少数民族代表、台湾商界 代表、德国学生、教授和牧师等。具体操作事务由民阵德国分部负责。民阵德国分部主席是潘永忠先生。
今天晚上我们举行了六四26周年纪念研讨会:主题是:八九民主梦,六四自由魂。主讲人有,六四难属许力平女士、著名作家廖亦武、前独立中 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女士、中国共和党主席王策、内蒙古人民党主席席海明、达赖喇嘛驻欧洲办事处华人联络官洛桑尼玛、全德学联主席彭小明、欧 华导报主编钱跃君、德国之声时事评论员长平、中国民主党海外委员会执行主席陈忠、中国民主党海外联合总部副秘书长刘伟民、巴黎华人教会牧师张健、原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朱振和、中国绿党负责人李东澄等。
法广:26周年后的今天,纪念六四的意义何在?
费良勇:我们纪念六四的宗旨是反对专制、反对屠杀、反对遗忘,悼念六四英烈、推动中国政治改革、促进中国持续健康发展。我们认为,中国梦,首先是民主梦;中国魂, 首先是自由魂。波澜壮阔的八九民运,是中国人民反对中共专制腐败,追求自由民主的集中体现。六四大屠杀虽然过去了26周年,但它永远是中国的苦难日、国殇日。“六四”是永远不能弥合的历史伤痕。实现中国梦绕不过六四这道坎。

▲美国之音(VOA)6月4日报道:王丹发表六四感言 批习近平严酷

前六四学生领袖王丹在天安门屠杀26周年之际发表感言说,26年过去,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大国,但是执政的中共没有顺应世界潮流,进行任何政治改革,相反,习近平上台以来对公民社会的打压,对人权的侵犯,对人民自由的限制比以往的当权者更甚。
王丹表示,中国在经济上虽然成为大国,但政治上正在向法西斯化的方向倒退,而这样的发展趋势,正是从26年前的六四屠杀开始。
他还表示,人权是普世价值,民主没有国界,26年前发生的那场悲剧,不仅是中国的事情,也是世界历史的一个巨大污点。
在台湾从事学术研究的王丹认为,香港和台湾的自由已经在受到中共势力的威胁。他表示,纪念六四26周年,是为了过去的那些死难者,也是为了幸存者的明天。

▲英国广播公司(BBC)6月5日报道:中国驻英使馆前 抗议者要求公布六四真相

1989年天安门事件26周年来临,伦敦市中心中国使馆前的街道成为一百多活动人士抗议和纪念六四抗议运动的现场。
参加在伦敦中国使馆前烛光守夜的活动人士先为26年前在北京死于戒严部队枪下的死者默哀,然后志愿者念出1989年6月4日凌晨被打死的部分中国公民的名字。
纪念活动的组织者邵江认为,在26年前解放军镇压当中,在北京约一千人被开枪打死。他说有子女死于军队镇压的“天安门母亲”的人数是203人,还有许多死者是外地进京的学生和其他人员,这些人很难统计。
许多估计认为,在1989年6月4日凌晨解放军部队进入北京市中心清理被抗议者占据的天安门广场时,成百乃至上千人死于天安门周围地区。
这次抗议的一个要求就是要求当局公布被掩盖的六四真相,其中包括死者的确切人数。
在六四周年到来之际,美国也要求中国统计1989年镇压中的遇难人数,而且要求中国当局释放那些仍然因为天安门事件受牵连的被关押者。
年轻人越来越少
抗议者当中有不少每年六四周年都来使馆前参加纪念抗议的人。其中不少人都说抗议人数与年俱减。今年的抗议活动除了后来加入的一些香港学生,开始几乎看不到年轻学生。
有资深抗议者愤愤不平地说,中共当局牵制言论,许多年轻人不知道六四屠杀真相。还有人说,现在的年轻人都过于功利,不屑于了解政治。
一位26年前就在伦敦中国驻英使馆前抗议的英国人也注意到现在越来越少的中国年轻人参加纪念六四的活动。不过他的解释是中国当局现在越来越开放,公民的自由度越来越多,因此年轻人参加抗议的动力也越来越少。
纪念六四成标记
虽然随着时间推移,公众对26年前北京镇压的关注度会被1989年后发生的其他重大事件分散,维持六四周年纪念活动规模的难度越来越大,但是纪念六四似乎已经成了对北京抗议的一个聚焦点和标记。
周四到场参加抗议的有不少来自香港的资深活动人士和年轻学生。他们有的打出香港占中抗议的象征“黄雨伞”,有的身穿“要求真普选”的体恤衫。
报道说,周四在台北的六四26周年纪念活动中,当初天安门抗议的学生领袖吾尔开希和王丹对集会人群发表讲话,那里也有许多活动人士手举象征香港抗议运动的“黄雨伞”。

▲美国之音(VOA)6月5日报道:杨建利:中国领导人迟早要面对六四问题

华盛顿—六四学生运动26周年,今年一些人权团体举办纪念活动之外也把注意力转向寻求六四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
美国的公民力量等团体和人权活动人士六月四号在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广场举办纪念活动。
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利博士说,六四问题必须解决:“中国领导人也知道,这是迟早要解决的,但是如何解决?任何一个转型国家都有一个转型正义,也就是如何处理历史遗留的巨大难题。”
在纪念仪式上,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为六四死难者献了花圈。
华盛顿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主席李?爱德华兹博士说在众多可以象征共产主义受难者的标志当中,他们选择了天安门广场民主女神的复制雕像:“因为这揭露了一个专制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极端手法来压制自由,另外它反映了全世界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追求自由的愿望。”
爱德华兹博士说目前中国民众要求自由民主的呼声很高,共产党政权执政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实际上天安门26年后我们看到了很多乐观的迹象,中国距离实现自由的那一天已经不远了。 ”
大学一年级学生张睿的父母参加过六四: “我知道父母的朋友不愿意让孩子知道这黑暗的一幕,但是我爸爸妈妈从小每次公安来或者我上学有公安跟着我他们都会向我解释为什么。”
张睿今年还参与了中国留学生六四公开信活动。她说他们这一代力所能及的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六四真相。
纪念活动后公民力量等团体举办讨论会,寻求解决六四的答案。
杨建利博士说他们目前要做的是征求各方意见,包括听取中国政府的意见:“(六四问题)有可能是现在领导人的负资产,也有可能成为他们的正资产。”
杨建利在6月3号的国会听证上建议美国制定一个“中国民主法案”,法案内容包括:“任何一项与中国有关的工作都要考虑它的人权和民主进步的效果,而且总统每年都要向国会报告它的效果。”
杨建利说,美国应该认识到推动中国民主人权进步符合美国的各方面利益。

▲美国之音(VOA)6月5日报道:洛杉矶纪念六四事件26周年

洛杉矶—洛杉矶纪念六四事件26周年的烛光追悼会,星期四在中国总领馆前举行,当年的天安门广场学生领袖对美国国会议员致函中国领导人一事表示看法。
每年六四或者六四前夕,洛杉矶的香港论坛和其他社团都会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前集会纪念,今年已经进入第26年。 前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领袖和主要参与者,包括前北京师范大学高自联的代表程真,前广场高自联常委会成员王超华几乎每年出席,他们对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 员会主席史密斯众议员以及共同主席卢比奥参议员致函给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敦促他不要压制民众,以及实践依法治国的承诺,表达了看法。
程真:中共无所谓
程真是前北京师范大学高自联的代表之一。对两位国会议员的信,程真表示:“我觉得这是一封非常温和的信。”
程真指出,六四是中共无法遮盖的疮疤,只要不解决,其他的文明国家每年六四都会提醒中共六四的存在。但她认为中共已经不把六四当作一个丑事,所以她不认为中共会因为这封信而有所作为。
王超华:调查是政府责任
前广场高自联常委会成员王超华指出这封信的关键,她说:“不管当年的悲剧谁有责任,政府的第一责任是查明真相,而不是掩盖。究竟死了多少人,多少军队出动,都是未知数,所以这是每一届中国政府无法逃脱的责任。”
王超华对习近平处理六四不乐观,她说:“在现在这个体制上,他也做不到,所以最可能的还陷入这个包袱之中。重复当年袁木说过的,就是我们已经查明真相了,解放军的死伤人数比民众的死伤人数还多,继续这种谎言。”
李达:年轻人必须知道六四
在89年六四期间,上海大学生李达号召同学声援北京学运,他在1997年邓小平死后散发传单,要求平反六四,半年后被捕,一关就是十四年。李达出狱后备受公安骚扰,还威胁要让他死在牢里。李达四年前逃来美国,获得庇护。他表示:“我不能忘记中国还没有民主和自由,至于近年来中国的民主和人权状况反而恶化。我们要把89六四民主精神,让80和90的大学生,在海外的学生,让他们知道真相,让他们知道89民主,我们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我们最终能在中国实行民主。”
郭宝胜:有意义
人权活动家郭宝胜在中国大陆曾因为纪念六四而入狱,他表示:“这封信非常有意义,一是在六四当天发出,二是在习近平来美前发出。它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心声和海 外主持公义的人士的声音,要求公布六四真相,解除封锁,让中国溶入普世价值。习近平新政以来,各种人权事件不减反增,它的语气是委婉的,它以委婉的方式告 诉习近平,中国要获得国际大家庭的尊重,必须要尊重人权。”

▲美国之音(VOA)6月5日报道:伦敦使馆前纪念六四26周年: 揭发真相、拒绝遗忘

伦敦—纪念六四26周年,英国各界于4日晚间在伦敦中国使馆前举行烛光悼念活动。来自中国、香港、台湾华人,以及支持中国民运的外籍人士约一百多人,聚集一堂,哀悼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罹难者,拒绝遗忘,要求中国政府公布六四真相。
这项活动,于格林威治夏令时间晚间7时展开。参加悼念活动的人士先为26年前在北京死于戒严部队枪下的死者默哀,与会者并以自愿的方式念出1989年6月4日凌晨在天安门广场上罹难者的名字。当这些名字逐一读出时,现场一片肃穆。罹难者中年龄最幼者,年仅六岁。
26年 前中共解放军在镇压中,遇难人数,迄今依然是谜。这些在伦敦中国使馆前参与悼念的人士,要求中国政府公布被掩盖的六四真相,包括确切死亡人数在内,并要求 中共当局释放那些在八九年六四后遭拘捕,到今天一直被关押的「天安门囚徒」,以及六四后陆续被拘捕,包括刘晓波、浦志强和高瑜等20多名民运和自由派人士。
这项纪念活动筹办人、89民运北京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委邵江表示,活动的基本要求在于调查六四真相,保障人权自由。他指出,「纪念亡者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他们未完成的事,重现在公民行动上。」。
与会者中有一些来自中国年轻的面孔。一位27岁的中国留学生表示,八九年时,他才2岁,但他在20岁时,翻墙在网路上看到天安门事件相关影片,出国后读了六四真相的书,觉得自己必需要来悼念这些当年的罹难者,「我来这里的目的,就是拒绝遗忘。」。
另一对携带着幼子参加活动来自香港的年轻夫妇表示,他们觉得有责任把六四的历史真相,承传下去;另一位过去10年来每年都参加伦敦纪念六四活动的女士指出,26年过去了,她原本以为中国政府会慢慢改善,但事实证明,中国政府如今反而更打压自由,「我对中国不是失望,根本是绝望了。」。
4日晚间在场的人士中,除了有穿着「六四」黑衫者外,还有身穿「要求真普选」T恤,打着象征香港占中运动黄色雨伞的人士。相较于去年,伦敦纪念六四活动的参与人数相对减少了。但哀悼和坚持的精神,依然未变。

●学者、评论人士发表文章或媒体专访,要求中共正视“六四”历史

▲英国广播公司(BBC)6月1日发表中国历史学者章立凡文章:历史因一场悲剧而改变

每年“六四”前后,是中国一年一度的“国家例假”(月经期)。届时官家高度紧张,疲于防范各种“侧漏”。
今年5月26日,官方喉舌《环球时报》发表题为《境外势力试图煽动八零后九零后》的社评,抨击一些中国留美学生近日联署的《纪念六四26周年致国内同学书》。社评在各大门户网站头条转载,数小时后突被全部撤下,其原因耐人寻味。
越是禁忌的事物,越能激发年轻人的好奇心。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旗号下,官方对“六四”讳莫如深,党史、国史“虚无”到近乎空白。近年互联网的普及,给真相的探索插上了翅膀。《环球时报》发此社评,反而提醒了年轻人——不妨上网翻墙,一探历史真相。
这篇社评宣称:“中国社会对不就八九政治风波继续争论、让那一页翻过去逐渐形成了共识”:“淡化处理不意味着原有的定性和结论出现动摇,它是中国社会‘向前看’哲学的一种选择”。从26年前官方定性的“动乱”、“反革命暴乱”(简称“两乱”),到后来的“政治风波”、“北京风波”,的确显示出“淡化处理”的趋势,当然也“不意味着原有的定性和结论出现动摇”,因为执政党永远“伟大、光荣、正确”。
喉舌习惯于“代表”全民说话,我却从未知晓,中国社会何时就“让那一页翻过去”形成过共识?相对于鼓励遗忘的“向前看”官方哲学,历史学者应该是“向后看的预言家”,惟有理性地总结历史,才能准确地预见未来。
品尝历史的苦果
“六四”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十分深远,就我所见,其后果主要体现在如下六个方面:
一、共识破裂,政改葬送: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曾是一个朝野有共识,全民有追求的时代,当时社会民意的主流,是支持执政党改革而绝非“颠覆”中共政权。中国本来有望通过政治改革,再次走上宪政民主之路,成为正常的现代国家。“六四”枪声一响,共识基本破裂,改革陷入危机。此后邓小平通过“南巡讲话”,保住了经济改革的半壁江山,但政治改革一直未能重启。26年间跛行的改革日渐丑陋,最终异化为食人怪兽,致有今日“体制腐败、社会溃败”的糜烂之局。
二、党在法上,监督缺失: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中共第二代领导人,担心经济转型导致政权腐败,在废除干部终身制之后,曾计划通过政治改革实现“党政分开”,让执政党和政府接受人大监督。“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句话,写进了党章和十三大政治报告。“六四”之后权力重新集中,“老人干政”固化为政治潜规则,“党政分开”无人再提,人大重回“橡皮图章”,再没有任何机构能从法律上对权力独立行使有效监督。法自我立之,任我用之,由我坏之。法律为党服务,则依法治国徒托空言。
三、腐败升级,权力失范:80年代体制内的腐败尚处于“初级阶段”, 1989年学生提出的“反官倒”、“反腐败”口号,本是民气可用,与当下执政党的反腐败方向并无二致。学潮被当作“敌对势力”镇压之后,原本有望的“双赢”变为“双输”,政治改革停摆,权力既不受法制监督,也不受道德羁縻。当下社会分配严重不公,改革红利被权贵集团吞噬,腐败成为国家机器运转的润滑剂,政府丧失了维系社会公正的基本功能。
四、信仰破灭,道德沦丧:“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存在着普遍的信仰危机。“六四”将国人自毛时代以来蓄积的政治能量,一次性释放殆尽后,全体投入商海逐利;也令大小官员顿悟权力的价值,不再迷信理想的神圣。周永康、徐才厚等中共高官的暴富史,实为共产主义信仰崩塌之明证。随着26年间经济的高速增长,人格分裂、道德沦丧、弄虚造假、巧取豪夺成为社会常态。
五、失信于民,社会撕裂:“六四”的另一后遗症,是社会责任感普遍丧失,关注公共利益者成为另类。各级政府机构普遍“公司化”,权力成为牟利工具。入党只为做官,做官只为营利,党员不对执政党负责,官员不对体制负责,地方不对中央负责,军队不对国家负责。政权丧失公信力,掉进了“塔西陀定律”的陷阱;官与民撕裂为利益对立、互不信任的两个板块,中国掉进了吉拉斯的“新阶级”陷阱。
六、暴力维稳,有权任性:当年高层误判形势,对危机的处理缺乏政治智慧,令有机会和平化解的社会冲突,以出动军队镇压收场,同时也为日后的暴力维稳树立了样板。近年地方政府在处理上访、拆迁及社会群体事件时,往往夸大“敌情”,动辄使用暴力,以争取更多的维稳经费和编制、装备。维稳成了一条粗壮肥厚的产业链,也进一步激化了官民矛盾,社会蓄积着暴戾之气,仇恨的种子不时绽放出恐怖之花。
将来要想治愈这场悲剧在文化、道德层面上给中华民族留下后遗症,恐怕需要150年到200年的时间。
悲剧的文化基因
历史的悲剧往往与文化有关,“以伦理为宗教”(梁启超语)的中国文化,孕育出“成王败寇”的政治传统。中国人两千年徘徊于平时顺民、乱世暴民的两个极端,走不出王朝更迭的治乱周期律。
孙隆基先生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以“六四”事件为例,指西方文化“为杀父的文化” ,中国文化为“杀子的文化”。的确,植根于航海、殖民传统的基督教商业文明,崇尚竞争和冒险,鼓励年轻人超越老年人。而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农耕文明,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尊卑长幼秩序,臣民忠于君主,幼者服从长者,否则便是“乱臣贼子”。
26年后探寻悲剧成因,不可忽视文明要素的缺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博弈双方都缺乏西方现代政治文化中妥协、共存的智慧。庙堂上的老人和广场上的学生,其实是同一种政治教育的产品:学生们陶醉于传媒的聚焦和民众的力挺,忘记自己身处险境,不理会 “希望同学们给党内改革派一点时间”(闫明复语)的呼吁,多次推翻接近达成的妥协;老人们则坚持传统的“江山意识”,将娃娃们的诉求视为“犯上作乱”,最终铁心大开杀戒的同时,也断送了政权自我更新的历史机会。
另一缺失关乎科技文明:据我现场观察,1989年学生和军警所使用的通讯工具,仅限于对讲机。当时国际流行的移动通讯已经进入中国,但模拟手机尚未普及;另一通讯利器万维网(WWW)这一年刚刚在美国推出,要等上七八年才开始在中国运营。历史不容假设,但我总是为自己的推想扼腕——若现代通讯科技提前在中国普及,则1989年的历史很有可能改写。
余论
近百年来,中国人每隔几十年做一场“中国梦”:1911年结束了“君主立宪梦”,改做“共和梦”;1949年第一“共和梦”结束,改做第二“共和梦”,这场梦逐渐变味,最终演化为历时十年的噩梦;1976年毛时代结束,三年后“改革开放”又成新梦……。有梦想,才有前行的动力;美梦不断变成噩梦,国人已习惯于被循环的历史忽悠。
历史的悲剧意识属于全人类,超越一切种族和国界。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六四”事件,通过国际媒体的现场播报,震撼了全世界。中国人并未从这场悲剧中受益,事件最重大的意义,在于中国蝴蝶翅膀的扇动,引发了改变世界历史的飓风。北京街头的枪声沉寂五个月之后,柏林墙于同年11月9日一夜崩塌,此后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迅速改变了东欧多国的历史,直至体量庞大的前苏联轰然解体。共产主义阵营的断崖式塌方结束了冷战时代,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
或许更加客观的历史评价,要在历史事件过去50年至100年后才能做出,但政治改革所错失的历史机遇,却很难再次出现。这一判断,我在1989年5月18日《新观察》《世界经济导报》联合举办的座谈会上,就已经提出过,这里不再重复。
“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政治人物若缺乏历史感,最终可能连现实感也会丧失。急功近利,好大喜功,不辨人心所向,不明历史潮流走向,极有可能犯下“颠覆性错误”。
2015年5月31日 北京风雨读书楼

▲英国广播公司(BBC)6月1日报道:专访张博树:“六四”是中国政治思潮分水岭

在“六四”天安门事件26周年之际,今年60岁的中国宪政学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张博树在香港出版了新书《改变中国:六四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潮》,就26年前发生的事件对中国大陆及香港两地政治思潮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张博树教授在接受BBC中文网电话专访时表示,“‘六四’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的思想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
他还指出,当下的中国政治思想出现“高度分裂”,而且“深刻地折射出中国今天所面临的某种转型困境”。他还表示,“有责任为年轻一代提供政治思潮探讨的视角”。
以下是有关BBC中文网(以下简称:BBC)对张博树教授(以下简称:张博树)电话专访的内容。
BBC:您以“六四”为时间节点来研究中国的政治思潮,在您看来,天安门事件对中国政治思潮有什么影响?
张博树:在我理解中,“六四”天安门事件是当代中国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六四”前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从1978年开始到1989年——这段时间大体上中国人民在反思文革的巨大历史伤痛,希望找到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现代化之路,并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多努力,同时80年代也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十年。但“六四”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强行把学生对于推进政治改革和市民要求反腐败的和平呼声镇压下去了,这样一件事情构成了重大的历史转折——它终止了前面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政治改革和思想解放的势头。
“六四”以后,中国的经济改革虽然在继续——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中国的市场改革还在延续80年代的逻辑,但是“六四”以后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是政治体制的改革不再做了,而且是在大踏步地后退。
可以说,六四改变了一代人命运。今天中国社会所最关注的,比如贪官腐败问题、官民矛盾问题,这些说起来,其实都是和“六四”以后中国在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上面产生巨大反差的背景之下出现的情况。
我之所以要从中国思想界的角度来谈“六四”以后中国的变化,也是想凸显这一问题:中国在这段时期的演变,特别是权贵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可以说是“六四”开枪的一个重大社会后果。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后果,官方是从来不允许民间进行深刻、自由的讨论的。
BBC:您把习近平上任后的中国政府称作是一种“新极权”,您认为当下对异见的打压跟“六四”事件的历史有关系?
张博树:这种关系肯定是存在的。“六四”的基本点是当政者用强力形式来阻止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打压民间的呼声,而这些呼声在一个正常国家里应该是常态。
1989年的时候我就在北京,当时胡耀邦去世,学生的口号非常简单:希望给胡耀邦一个公正的历史评价,同时希望增加新闻自由度——80年代的中国已经在讨论出台新闻法,因此当时学生希望有更多的言论自由是完全正当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认为官员应该公开财产,这在8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中就已经提出来了,但是到现在的政府都还做不到。
另外,当时一个很重要的口号是“反官倒”,反腐败,学生运动演变成了全民运动,重要的共识就是中国要建成更公平、自由的社会,就必须推动中国政治改革,才能遏制腐败。当然后来,它被镇压了。
而今天的习近平,他一方面在反贪腐,似乎是顺应了社会要求——也应该承认他的反贪腐并非没有成绩,比如打出了徐才厚、周永康这样的“大老虎”,这在胡温时期和江泽民时期是不能想象的;但是,习近平的反贪腐仍然是运动式的反腐,是有选择的反腐,而不是自由知识分子所希望的那种制度性的反腐,即通过改变国家政治结构、改变中国政治游戏规则来遏制当政者的腐败——这个问题他仍然是拒绝的。
所以我们发现,今天习近平所实行的政策,在打压知识分子要求民主改革的意义上,和当年“六四”邓小平对学生运动和市民运动的镇压是一脉相承的。两者都是为了继续垄断公权力,继续强力维持党的领导。而在自由知识分子看来,这种对权力的垄断是造成今天中国所有问题的最根本的原因。
BBC:您在书中说,您这本书的立场是不那么讲究中立性的,而是有鲜明的“论战性”,这里指的是对什么的论战,或者说是对谁的论战?
张博树:这本书的缘起本来是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讲的一门课《当代中国九大思潮》,授课要讲究“中立性”,因为课堂教学是要给学生介绍知识,而不是灌输,个人评价也会有,但要适可而止,让学生有一个选择的空间,但是写书就没有这个顾虑了。我不单要介绍很多同代学者的观点和主张,而且更多地是要站在宪政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去分析他们,评判他们,不少的场合里甚至是在批评他们,和他们论辩。
这本书对中国毛左派、新左派、新权威主义、“回到新民主主义”、儒学治国论、新国家主义等一些代表性观点和人物的分析,就充满了论战性。我认为这种讨论乃至论战是必要的,特别是考虑到一些新左派或毛左派学者在国内有很大影响,他们的那些似是而非的观点误导了许多年轻人。
BBC:你书里还提过,“思考中国”的年轻人才是中国的未来,这群人是什么人?他们现在在哪里?
张博树:我是上个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尽管我们有我们这一代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这个国家的未来——包括中国民主化的未来——要靠我们下一代人和更下一代人。所以我书里强调,这部书不单是写给我的学生,而且是写给更多中国大陆的年轻人。中国未来的进步发展和民主化,需要我们的80后、90后甚至更年轻的一代。但是他们能够承担这个任务的前提是他们对这个历史、对中国的现实有更深刻的理解。我相信,有这种志向的中国年轻人很多。
BBC:在您看来,“六四”这个概念对当今中国的年轻人来说代表了什么?为什么有些人觉得它很重要,有些人觉得它不重要?
张博树:这和党国通过教育系统、宣传系统有意识地抹杀这段历史有直接关系。党国当然知道这是一段不光彩的历史,所以在之后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中国的传媒、出版等所有跟意识形态或教育相关的系统里,这件事都是被屏蔽的,即使讲也是歪曲地讲。
所以“80后”、“90后”这一代年轻人谈起“六四”这段历史的时候,有很多是不清楚的——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赵紫阳是谁。我在哥大教过的学生就有这样的情况,尽管他们都是很优秀的学生。想想看,30年不到的历史就已经成为断层,成为记忆中、知识中不再存在的东西,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BBC:你觉得今天的香港年轻人看待“六四”历史的方式是不是发生了一些改变?
张博树:据我的观察,香港的年轻人对于“六四”一直是有很重的心结的。今年我知道情况有一些变化,首先是和去年的“雨伞革命”有关——最后抗争的结果确实不理想。这种情况会促使香港一部分学生对大陆北京当局乃至于内地这样一个巨大的存在产生某种抗拒感,香港本土化的意识比过去更强烈了,甚至出现了某种意义上的独立意识。
在这个背景下,大概有些香港的年轻人觉得“大陆的事情跟我没关系了”,当中也包括大陆曾经发生过的“六四”。
我觉得这个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个人的看法是,其实香港未来民主事业的推进仍然是和中国内地的民主化息息相关的。如果说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民主问题解决不了,那么香港自身的真正民主也很难实现。
BBC:我们看到的另一个现象是,政治思潮在互联网上的传播在以转发、评论等方式聚集后,似乎不像理性学术研究那样具有丰富性,而更多地产生非此即彼的分化,但它又恰恰是传播最快最广的工具。你怎么看待互联网对思潮的启发、传播等方面的作用?
张博树:我们得承认互联网是现代专制主义的“克星”,这在30年前大概想象不到,但现在它在传播思想自由方面的巨大作用已经非常明显了。而党国也意识到互联网对一个专制政权的威胁,所以这些年来党国在如何加强互联网时代的思想监控方面作了巨大的努力,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公民维权与新极权在互联网时代正在进行博弈。
至于网络声音非黑即白,网络思想相对简单化、两极化的现象,我觉得首先是过去多年的党国教育造成的——这种“教育”从来都是非黑即白的阶级斗争式思维,它的特点是简单的二元对立,没有过程,没有多样性,喜欢扣帽子、打棍子,思考方式是典型的极权主义式思维,不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思维。它在网络上表现得尤其明显——作为一个民族来讲,我认为这是很不成熟的表现。
BBC:那你又怎么看待如今有部分人“逢中必反”的现象?
张博树:这个也就是我刚才说的问题:有些年轻人思考问题比较简单化,当他们看到抗争被打压了,会简单地理解成这是“中国”造成的。实际上“中国”是一个太笼统的概念。我在我的新书里就强调,我们必须区分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和中国作为“党国”,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党国”是指中国现存的专制政体,是中国共产党垄断公权力的政治体制,是它打压了“雨伞革命”。
而“中国”是我们共有的家园,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对这个家园有一份共同的爱、共同的眷恋。如果我们的年轻人能把这几层意思区分开的话,他就应该发现,真正应该批评和反对是这样的一个政府,这样一个政治体制,“逢中必反”则是把这两者混淆了。我们现在说,我们是反对共产党的极权统治,但同时,我们是爱国者。
所谓“逢中必反”的现象可能来自香港一部分年轻人的一种认知。如果我们要给它一个诊断的话,就是它把党国和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或者大家共有的家园,给混在一起了。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6月2日专访程晓农:因承受不起认错的代价,中共已不可能为六四平反

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遭到当局镇压距今已26年。26年来,中国的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还原六四真相、为死难者平反、追究责任及国家赔偿等各种诉求依然未能得到满足。尽管习近平掌权以来,发起了大规模的反腐运动,惩处了一些不同级别的官员,但是,中国政改的道路似乎仍很漫长。为六四正名的呼声可能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继续成为一代人渴望实现的期盼。每年六月四日这一天,各类纪念活动均会在全球各地展开。这些纪念活动对六四最终得到正名是否意义重大?我们在今天的本节目中,请旅美政治评论家程晓农先生来谈谈看法。
法广:八九-六四民运迎来又一个纪念日。26年后的今天,回顾当时的这场学生运动,您有怎样的感触?
程晓农:现在看来,六四作为一场民主运动,它动员了不仅仅是学生,虽然由学生发起,却动员了整个社会。实际上确实是标志着中国历史进程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从此之后,一种和平的、理性的、由党内开明派主导的改革已经被彻底剿杀了。取而代之的,是以刺刀为后盾的、威权式的转型。在这种威权式的转型下,私有化也完成了,新无产阶级也出来了,就是农民工和被迫下岗的工人。然后,共产党也成为资产阶级了。从这个角度来讲,六四以后发生的变化是非常地大的。但是,它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真正的长远的稳定。甚至共产党不仅是有腐败在内部影响了它的稳定,而且共产党的敌人也逐渐地扩大了。
现在不仅仅是追求自由民主的人、特别是思想界的知识分子是共产党的敌人,连大批的新无产阶级也是共产党的敌人。因为共产党变了。它过去号称代表无产阶级,所以它实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但现在实际上共产党是资产阶级。所以真无产阶级对假无产阶级的任何不满,对共产党来讲都是威胁。而这个真无产阶级在中国有五、六亿人。所以它的长治久安、面对着真无产阶级的威胁,而这个假无产阶级、共产党的精英集团实际上是真资产阶级、假无产阶级。它的社会基础只是一小部分人。一小部分人面对这么多的敌人这样一个局面是前所未有的。
法广:26年来,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中国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在国际社会上越来越享有举足轻重的声望。在这样的背景下,举办纪念六四活动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否会在国际社会上得到广泛认同、同时敦促北京尽早在平反六四问题上作出决断?
程晓农:我觉得北京已经不可能平反六四了。那么现在国际社会也分化成了不同的群组。就是有专门围绕着利益和中国政府不断发展关系的人群。也有人坚持理念。坚持要关注六四和希望六四能平反,提出这样的呼吁;这样不同的人群并不会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而完全、就是这两个人群都会同时存在,不会说所有的人都一面倒。所以纪念六四活动,我相信还会继续存在,在很多国家还会有。但是中共已经不可能平反六四了。
法广:平反六四的最大障碍是什么?为什么六四不会得到平反呢?
程晓农:原因很简单:共产党不能再认错了,它错已经够多了。它现在承受不起认错的代价。它已经不是六四以前那个相对比较开明、有一定宽容、相当自信的一个执政党。现在这个执政党并没有自信。如果真有自信,就不会讲三个自信或几个自信这样的话。
法广:近年来,中国政府加紧对知识界的镇压力度, “八九民运”同样的结构性根源以及政治和社会张力似乎重现。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程晓农:具体讲就是从六四以后,共产党已经不再信任知识分子、也不信任大学生。它只觉得只能用物质利益去诱惑年轻一代。包括知识分子、让他们远离政治。那么最后的结果是,谁的、整个社会的追求经济利益的潮流,共产党自己也开始背离它所谓的党章了。我刚才在前面谈到了,就是最后中国的国有企业被私有化了。大部分的企业上市、也逐渐地私有化了。没有私有化的企业上市,通过这种方式部份地私有化,而大部分的原来的国有企业、工业企业、商业企业都私有化。那么结果呢就是这个私有化的过程是大部分的资产都落到了原来的管理层的口袋里。实际上就是说,共产党是把中国革命、把原来的有产者的资产剥夺了。夺到它自己的手里。说这是全民的。但是真正到最后,在经济市场化过程中,它又把全民的资产私有化到一小部分权贵兜里去了。所以出现了权贵私有化的概念。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社会就开始明显地分化了。分化成新的资产阶级和新的无产阶级。新的无产阶级指的是社会上永远有一批人,他不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这种情况已经不会再发生了。也就是说他们是永远的、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
最近国内有一篇文章专门谈这个问题,就叫做新无产阶级。指的是中国的几亿、农村出身的年轻一代农民工。这年轻一代和他们的父辈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其实已经是马克思讲的无产阶级化了。他们虽然家在农村,或者说他没办法在城市永久扎根,但是他们现在没有办法通过自己的工作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他们变成了永久的、被雇佣的无产阶级。与此同时,前面我也谈过,社会紧张表现在他们看到了这个社会上有一批权贵,原来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现在通过市场化、私有化,摇身一变就变成资本家了。而雇用他们的很多人原来就是党员干部。现在可能仍然有党员、干部身份。所以这个时候,真正的社会紧张我觉得其实不是产生在普世价值问题上,因为普世价值并不排斥这样的现象。普世价值是讲在存在着所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情况下,怎么实现社会和谐、追求民主正义。
现在共产党的社会紧张,根源产生在马克思主义身上。因为共产党现在进行洗脑教育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仍然在讲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推翻资产阶级,而它自己就是资产阶级。所以它现在既怕所谓的普世价值、它也怕马克思主义,它又不能不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紧张的根源就在于共产党早就走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反面,但是它还想用马克思主义洗脑。这个矛盾是它无法解决的。
法广:在今天的情势下,为六四正名是否还有什么真正的意义?
程晓农:我想主要作用是提醒国际社会和国内的一部份民众,中国的六四镇压、对历史的血案并没有被官方承认。到现在为止,很多真相仍然被掩盖起来。比方讲,最近有媒体公布了前美国驻北京大使李杰明当时提供给美国国务院的、美国大使馆外交官在北京观察到的六四镇压的真实情况。比方讲,包括军队是如何在天安门广场开枪的。从天安门朝天安门广场人民纪念碑那里成千上万的示威者开枪,等等、等等。完全打破了官方捏造的所谓天安门广场没有开枪的谎言。
法广:26年后的今天,您认为应该如何反思这段历史?
程晓农:我想明天纪念活动本身是一种对六四真相的披露。同时我们也知道海外有不少人、包括比方讲当年从天安门广场逃出来的封从德先生,一直在努力地通过他建立的网站和收集的资料,尽量地还原当年六四的屠杀真相。他的网站叫天安门档案。像这样的宝贵的文献网站一直为全社会提供了随时可以查阅的详细资料。而且他的资料还在不断地更新和补充的过程当中。

▲美国之音(VOA)6月3日发表学者何清涟文章:独裁者重组暴政俱乐部——写于六四26周年前夕

26年前的北京六四事件,成为苏东剧变(西方社会称之为1989年系列革命)的开端,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与大学生群体对世界民主化运动的伟大贡献。当时,人们几乎都相信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的预言,人类意识形态之争已经到达终点,自由民主已经取得了最终胜利。但其后经历20多年政治演变,人们终于发现,由极权、专制走向民主不是单行道,一些曾经走上民主化或开明专制的国家正面临极权回归的灾难。
俄罗斯回归极权的民意基础
现阶段正在抱团且互相模仿学习的非民主国家中,伊朗是个政教合一国家,中国从来就没有过民主,只是在开放姿态之下,有过80年代的半开明专制,现在正在回归黑暗专制的道路上狂奔。但俄罗斯在历史上有过西化经历,上世纪90年代后曾在民主化道路上走过一段时间,剖析俄罗斯,可能会对社会转型过程中民主并非单行道的现实认识更清楚。
普京回归极权,当然与他的克格勃职业经历有极大关系,这种人偏好专断与强权,更何况俄罗斯从彼得大帝时期开始直到斯大林,其间数百年养成的专制文化根基之深厚,可能仅次于中国。我在《普京主义是如何炼成的》(2014年)一文中,指出普京主义是一把由大国沙文主义与强权政治锻造的剑,但它却经过所谓民意淬炼。因为俄罗斯与中国不同,还有个民主制度外壳。
在西方的话语系统中,“人民的选择”是政治正确的象征,不能触碰。但在专制国家中,民意容易被强权裹挟,我在那篇文章中的重点叙述是:“俄罗斯政治的明显转向,始于普京执政之后。普京上台之前,俄罗斯曾一度告别专制、走向民主。自1999年开始,普京充分利用了他娴熟的政治驾驭能力,带领俄罗斯,逐渐完成了回归专制和霸权这一政治演变,他本人则从民选总统成功变身成为独裁者。值得注意的是,普京政治上的每一个重大转变,都得到了俄罗斯的主流民意支持。当然,这话也可以这样说:普京巧妙地迎合了俄罗斯民族的大国沙文主义传统,成功地利用了俄罗斯人数百年对威权的依赖,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成为俄罗斯今天的彼得大帝。”简言之,普京的支持者是农民阶层与青年一代,反对者是集中在莫斯科、彼得堡的中产阶级,前者数量远超过后者。
中国人有个流行看法:中共的专制基础主要是50年代至60年代出生的人,主力是跳广场舞的大妈们,等他们这代人逝去,年轻人自然而然就具有民主意识。这话缺乏事实支持,因为中国毛左当中有不少80、90年代出生的人。
普京的社会基础中,铁杆支持者就是号称“青年近卫军”。这一前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组织,曾是青年英勇战斗的象征,俄罗斯执政党“统一俄罗斯”的青年组织于2005年改用这一名称,现在已成为俄罗斯最大的青年政治组织。“青年近卫军”的“业绩”不少,在反“颜色革命”中充当急先锋的角色,与举行反普京游行的青年发生激烈冲突;抗议爱沙尼亚搬迁苏联红军解放纪念碑;攻击摩门派教堂是美国情报部门的窝点;支持普京出兵乌克兰等等。几乎是普京指向哪里,青年近卫军就打向哪里。
青年近卫军的成员多出生于苏联解体之后,这批青年是通过什么方式教育出来的,尚未看到系统的研究。其存在确实警示着中国的民主人士:意识形态教育的洗脑后果有多可怕。
民粹与反美两大支柱承托的“查韦斯社会主义”
委内瑞拉是民主制外壳下民粹政治裹挟社会的典型。“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查韦斯依靠民粹与反美,在委内瑞拉建成了“社会主义”,研究拉美的政治学者将此称之为“查韦斯革命”。这场“革命”许诺搞社会主义合作社,改进医疗和教育体系,权力归于人民。假定查韦斯没有中国政府在统计数据上造假的恶习,那他算是实现了诺言:通过实施各项社会计划,10年内委内瑞拉有近300万穷人摆脱了贫困,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75%下降到26%;基本扫除了文盲,识字率高达96%.外交政策上,查韦斯时时表现出和“美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姿态,塑造自己“反美英雄”的形象,赢得了不少掌声。
有了这两项成绩做为“锦被”,尽管委内瑞拉目前是拉美最腐败的国家之一,在全世界排名第138位;尽管该国出现了一个“玻利瓦尔资产阶级”,其构成包括征收“额外收费”的政府官僚、石油买卖的中间人、在黑市和灰色市场上的活跃分子、洗钱以及毒品走私组织,但查韦斯仍然宣称他建设的是“社会主义”,并声称只有他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世界。我几次想弄清楚他究竟是不是毛泽东的好学生,但最后发现,他的意识形态来源太多元化了,玻利瓦尔、耶稣、马克思、印第安人……似乎都是他的思想来源。
对于委内瑞拉的穷人来说,面包与福利最重要,“查韦斯式”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他们并不想弄清楚。于查韦斯而言,什么主义不重要,通过各种忽悠保有权力才最重要。这其实与北京政权差不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本义是什么不重要,拿着它做意识形态工具排斥异己最重要。
查韦斯现在虽已故去,但他留下的问题却正在困扰委内瑞拉。查韦斯依靠石油资源的丰厚获利提高给穷人的分配份额与福利,提升了他们的经济生活水平。但这种为穷人提供奶瓶而不是让穷人获得发展机会的政策,随着石油价格下跌而难以为继。委内瑞拉的上层和中产阶级对查韦斯非常反感,认为他扼杀了社会的创新与发展动力。查韦斯在任期内那种广泛的政治压迫和人权侵犯劣迹正被大量揭发。美国阿姆赫斯特学院的委内瑞拉问题专家哈维尔•克拉雷斯指出,“通过使用、滥用和缺用法律这三种方式,查韦斯成功地扩大了总统的权力并压制了反对他的人,不仅仅是反对派,而且包括政府内部的反对声音”,并通过提高原油价格,然后给周边国家小额补贴的方式,很好地控制了周边国家的民主化进程。
正如《纽约时报》一篇文章的标题所说,“查韦斯解脱了,委内瑞拉还在挣扎”。
中国政府:暴政者俱乐部的重要粘合剂
极权回归的一大趋势是这些极权国家之间有密切的政府合作,互相效仿对方扼杀民主的战略和具体手段,遏制本国及区域内的民主化进程。在这些暴政国家之间起粘合剂作用的是中国政府。
委内瑞拉与中国有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经常从中国得到大笔无偿援助。中国与伊朗的关系比较复杂一点,按中国的宣传是“中伊关系纠结40年,伊朗从骂中国到傍中国”,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伊朗历届领导人都对中国重视有加,甚至将中国视为‘救命稻草’”。中俄关系于2014年被双方提升成“全面战略协作伙伴”,还要“可持续发展”,眼前最重要的政治合作就是“共同抵制美国等外部势力发动的颜色革命”。
上述国家并无中国政府那样雄厚的财力开发网络监控技术,因此中国政府非常“无私”地发挥了“国际共产主义”精神,将巨资开发的网络监控技术慷慨地免费赠送给这些国家,同时将组建五毛制造民意的经验倾囊相授,为这些国家之间开展五毛之间的“民间交流”奠定了基础,美中不足的是最近委内瑞拉政府因经济拮据而取消了五毛。中国当然也善于学习他国控制国民的先进经验,比如普京组织了青年近卫军,习总书记立刻心领神会,将中国的共青团员大批量变身为志愿者五毛。
可以说,独裁国家充分认识到,同类必须抱团取暖,才能让自身不成为“国际孤儿”。时值六四运动26周年之际,分析当代世界极权回归这一现象,意在提醒中国人,独裁国家重组暴政者俱乐部确实加大了中国民主化的阻力。

▲英国广播公司(BBC)6月3日发表台湾社会民主党秘书长严婉玲文章:图腾化的“历史的伤口”

1989年,中国学生群聚北京天安门前要求改革,当时台湾媒体铺天盖地的释放讯息,甚至派出记者突破重围到现场做第一手采访,政府也鼓励相关报导,还出现群星合制合唱的“历史的伤口”一曲,一时大街小巷人们都因共同的愤怒而团结起来了。
然而,这样的宣传是否也擦枪走火,给予许多台湾的“政治素人”和青年学生一个可能的模仿想象,引动了来年大规模发生的3月学运?一样是热血青年关心时政,一样有个集结众人以长驻的广场,但历史的机遇不同,野百合青年得以高度参与台湾重要的民主转型期,对国政及个人的影响直至今日仍深,而中国的六四学生及民运人士却须奔逃香港乃至海外。
我不是那代人,却不禁在想,野百合中年与六四中年是否彼此间会有种“同期之樱”的相惜情谊。
当我们再也不都是中国人
而当香港维园六四纪念晚会持续25年,始终有上万人参与,2009年以后更经常在10万人左右之际,台湾在接下来的20年(1990-2010)里,却因为台湾人意识蓬勃发展,抽掉“我们都是中国人”的想法之后,六四事件与光州事件对台湾人差别并不大。于是,台湾的六四纪念晚会参与人数鲜能突破万人,甚至连千人都不一定达标。近几年台湾纪念六四晚会主办者与参与者多是社运圈内关注中国人权议题的同温层,虽然也有不少年轻大学生参与其中,但与其说纪念六四,不如说找名目让彼此打气,并分享当代中国的人权侵害状况,中老年人说毋忘“历史的伤口”,但年轻人并没有这些早在出生之前就存在的“历史的伤口”。
图腾化与真实的追寻
另一方面,在网络世界,“历史的伤口”也在图腾化,对90后的台湾年轻人而言,“六四”是捉弄中国“五毛”(台湾现称“婉君”)的好用工具,当“五毛”一来胡闹,键盘打出“六四”这个敏感词,对方就会立刻断线,这个动作说的是“我们可以讲的,你们不行”。多戏谑!但这不正体现了六四作为一种台湾民主的防卫机制?
2010年,台湾开放大陆籍学生就读,陆生来台之后,看似语言相通,但文化冲击却可能远大于至欧美日留学者。2013年,有一百多位陆生戴着口罩参加六四纪念晚会,这让人想起1970年代,台湾民主运动者在台湾戒严不得谈论的禁忌下,于海外纪念二二八事件的场景。图腾化的“六四”与天安门母亲们所追求的有血有肉(地上的血、身上的肉)的事实真相,是完全不同的认知,但在真相(仍)无法言说的年代,图腾化的六四与图腾化的二二八一样,只得先作为反对运动的神主牌,引领一波波运动想象,召唤一代代青年投入,直到撼动甚至翻覆当权者,真相才可能得以公开谈论。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6月3日专访陶君行:维园六四烛光是向世界展示香港的良心

1989年4月中旬,北京大学生自发悼念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活动正演变成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当时由香港九所大专院校组成的专上学联组织百余人赶赴北京声援,并在返回香港后连续发起声援集会,并为在北京示威静坐的学生提供物资支持,在当年这些香港学子看来,香港的命运与中国息息相关。26年后,专上学联经历了2014年秋季雨伞运动的洗礼后出现分裂,首次决定不参加维园传统的六四烛光晚会,对香港是否有责任“建设民主中国”提出质疑。多年活跃于香港政坛的陶君行先生1989年正是香港专上学联秘书长。他接受了法广的电话采访,对现任专上学联不参加六四纪念晚会的决定深感失望,在他看来,维园的六四烛光是在向世界展示香港人的良心。
“维园六四晚会代表的是香港人的良心”
法广:今年香港一些大学学生会决定不参加今年的六四纪念活动。但是,在过去26年间,香港学联一直是这些纪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您作为曾在26年前带领同学北上声援八九学运的学联秘书长,您如何看现任学联的这项决定?
陶君行:我当然觉得很失望,因为香港的维园六四晚会代表的是香港人的良心。这在政治上很重要,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共产党领导的地方,在可以有相对自由的时候,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如果放弃这个机会,那么,你内心是支持还是不支持民主?无论中国,无论香港,无论法国,都是一样。
法广:决定不参加维园六四烛光晚会的学生的理由之一是反对主办活动的支联会提出的关于“建设民主中国”的纲领……
陶君行:那他们为什么要悼念六四呢?如果是反对支联会的纲领,那悼念六四又为什么呢?因为六四不仅仅是26年前发生的一场屠杀,还有就是要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所以,如果要说得通,不去维园,因为反对支联会,那其他人也可以说,我也不去港大的晚会,回家也可以……但是群众运动的目的是什么,民主运动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利用集体的力量,去对抗政治独裁的政权。你可能不满意维园烛光晚会的领导,我也不满意他们的做法,但是六四烛光不是给支联会的人看的,是给中国、给全世界的人看我们香港人的良心,因为1989年的六四是错误的;还有就是我们希望中国有民主,因为这与香港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香港民主的最大障碍在中国”
法广:也正是这一点:中国大陆(内地)的民主和香港的民主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好像出现一种认知上的不同。很多人认为这是香港本土意识提升的结果,但反观过去这26年,六四事件本身是否恰恰是促成香港本土意识提升的因素呢?
陶君行:其实我的想法是,这跟本土意识无关,本土意识是要香港有民主,但是香港民主的最大障碍在中国!如果中国没有民主,香港怎么可能有民主?!如果说本土意识是独立,那你觉得争取中国民主容易呢,还是争取香港独立更容易?内地民族主义那么严重,他们怎么会支持香港人去争取独立呢?本土派的问题就是他们中了中共的计谋。我们在雨伞运动中可以看出来,我们在街头抗争79天为什么不成功?因为我们不可以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决定,就是那个关于假普选的8-31决定。另外一点是,如果中国没有民主,香港可以影响中国的民主。在雨伞运动中我们看到,在内地举伞的人都被抓了。他(北京)不怕香港争取民主,因为香港太远了,但是,他最怕香港人争取民主(的努力)影响内地。中国有民主的时候,香港当然也会有,但中国没有的时候,香港一定没有,所以才会给我们一个假普选。
法广:您刚才提到雨伞运动的不成功,这种不成功是否对民间希望将香港与内地区隔开来的意识起了推动的作用呢?
陶君行:我觉得不成功的原因是因为没有中国视野,不了解中国,不了解中国共产党,所以才会以为在香港发动民主运动可以成功,这其实不对,不可能!我们争取民主面对的困难比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大,因为香港不可能单独争取民主,我们必须联结大陆的抗争运动才可能成功……
法广:但目前来看,这种联结是不是并没有变成现实呢?
陶君行:的确有困难,因为我们(香港与内地)是区隔开来的。首先,中国共产党不让我们回乡,不让我们有机会回大陆。另外,他(北京)也利用香港的本土意识,将香港与中国区隔开来,而最后决定权在中国大陆。为什么1989年的学运让中共感到威胁?就是因为(学生们)是在天安门、在首都北京静坐,但在香港,呆(静坐)一年也没有用,雨伞运动去占领金钟,占领旺角,占领铜锣湾79天,却什么成果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决定权不再香港,在中南海。1989年,学生运动没有持续79天,但是影响很大,就因为他们的抗争在北京。我们的矛盾就在这里:我们在香港,雨伞运动持续多少天也没用,因为这影响不了中国,影响不了当权者在中南海的决定。所以,说香港的民主可以和中国的民主区隔开来,从政治上说,这不现实,是不理解确定香港未来的机构是中国共产党。
法广:如果按照您这个思路去想的话,那么香港人争取民主的努力还有什么意义呢?
陶君行:不是没有意义,是面对很大困难,需要我们有耐性,要多一点坚持,我们面对的困难比其他地方都大,比如说在台湾,争取台湾民主可以不理会中国(的反应),因为台湾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但是香港不可以,香港不能反过来说:我跟你没关系,我不回归了,我们独立……我们不可以重写我们的历史。所以,我们面对很大困难,但是,也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放弃,其实现在放弃就是逃避,而我认为,这样做的最后结果是注定失败。
“坚持才有希望,不是因为看到希望才坚持”
法广:我们现在回溯一下26年前的历史。八九民运发生的时候,您刚刚接任香港专上学联秘书长。您马上做出了要去北京声援的决定。当时是怎么想的?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
陶君行:第一,1989年的时候,香港的命运已经随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签订而确定下来,香港人的命运就已经与中国连在一起了。中国如果没有民主,香港也没有。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也有反省:我们在香港的生活比在中国好,他们(中国)人多,地方大,但是,香港那么小的地方为什么生活那么好?这是因为我们的制度,我们有相对的自由,所以,我觉得香港这些价值应该可以让中国有所改变,从而让香港未来有前途。
法广:您去北京声援大学生集会行动的时候,正是四月中旬,您抵达北京的时候看到的是怎样的景象?给您当时留下的是怎样的印象?
陶君行:可以说是波澜壮阔的运动!你可以(从中)看到中国的希望和未来。但是,很可惜,最后用镇压收场。这是我们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结局。
法广:六四事件对您自己的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陶君行:六四让我们这一代人觉得中国的命运和我们分不开,即使我们去(回归)中国了,但是我们在香港可以有自由、有发言的权利的时候,应该代表中国大陆那些没机会发声的人发表意见,所以每年的维园烛光晚会如此重要,它不但是要影响香港,也是要影响内地,影响13亿没有民主、没有自由的人表达他们的意见。
法广:26年前的四月,您带领一些学生去北京之后,学联组织了很多声援北京学生的行动,比如运送帐篷、物资等,香港也组织了很多声援集会。在六四事件发生的时候,您是否还记得您当时听到消息的时候的反应?
陶君行:我没法相信啊!我和当时大部分香港人一样,很努力地参与了运动,很希望中国可以变好,但是,最后落下这样的收场,让我们很伤痛。
法广:六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您后来参政的选择。26年来,要求北京平反六四的努力始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26年后为什么还能仍然这样坚持?
陶君行:因为我觉得最大的价值不是最后的结果,因为最后的结果就像中国共产党所说:历史会做出评判。其实这个评判已经很清楚。现在考验我们的是我们的坚持和耐性,因为坚持才有希望,不是因为看到希望才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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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后记:1989年时陶君行是香港岭南大学三年级学生,是年当选专上学联秘书长,但4月才走马上任。4月22日他带领一批同学赴北京声援,返回香港后,组织各种集会和筹款,继续声援。1989年5月21日支联会(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宣布成立,陶君行担任常委。1990年4月,香港民主同盟成立,陶君行是创会会员,从此投身政治。
1989年,主权尚未正式回归北京的香港满腔热忱地投入了声援内地学生的活动,与北京天安门广场以及中国各地的民主集会遥相呼应。这场运动一夜之间在血泊中收场在不少香港年轻人心中留下一份难以释怀的沉重。

▲德国之声(DW)6月4日发表长平文章:“六四”镇压模式改变了世界

今天是“六四”事件二十六周年纪念日。时评人长平认为,历史是一颗会发芽的种子,“六四”镇压模式已经发展为成熟的暴力维稳体系,而且正在改变世界政治伦理和秩序。
(德国之声中文网)二十六年过去了,“六四”事件在中国仍没有走出戒严状态。年年今日,天安门广场戒备森严,除了荷枪实弹的武警公然威胁,还有无数便衣暗中窥伺。这只是一个微缩的象征性景观,在整个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这种紧张状态无所不在。
“六四”镇压不仅没有过去,而且它一直就是中国的政治模式本身。根植于这种模式的政治,不仅不可能自我否定,而且还在从各个方面不断地强化。当一群留学生发表公开信,要求中共正视历史,《环球时报》发表社评称,“中国社会对不就八九政治风波继续争论、让那一页翻过去逐渐形成了共识”。这本身就是“六四”镇压模式的体现:在高压控制之下肆意撒谎。而这篇社论被撤除,与其说是中共“淡化处理”政策的延续,不如说体现了习近平对“六四”镇压模式的发展:既然武装暴力依旧在握,又有更多经济权力在手,那么连假装讲道理也不需要了。
在所有舆论被严格控制、网络警察耀武扬威的时候,在浦志强因为参加“六四”研讨会成为待审的囚徒、高瑜因为评论中共新政策而被重判入狱、陈云飞因为坚持纪念六四而失去自由的时候,去讨论中国人是否想要翻过“六四”这一页历史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想要”什么的自由。
还有很多人认为,历史可以尘封,像置于仓库里的粮食,可能结满蛛网灰尘,可能变得陈旧发霉,但是终有一天,我们可以把它拿出来洗净晒干,照常食用。事实上,历史不是静态而是动态的,它不是陈旧的粮食,而是会发芽生长的种子。二十六年的时间,让“六四”镇压模式经历“三个代表”、“和谐社会”和“中国梦”之后,成为一个成熟的暴力维稳体系。
这个模式首先是对国内民众的反抗和不同意见毫不迟疑的镇压。中国全国人大于1989年10月通过的《游行示威法》不仅限制了群体抗议,而且企图彻底消灭抗议文化。坦克上街得逞让中共放开手脚,此后的群体事件,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当局,从来都不吝啬派遣大量的武警甚至军队进行镇压,而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吸取了教训”。时至今日,群体事件已难成气候,连网络批评也一点也不被容忍,遭遇残酷的暴力打压。
其次,“六四”镇压之后中共受到国际社会的制裁,但是国际政治的绥靖让它“挺过来了”,而且还以“低人权优势”强势发展经济,这给了它极大的信心。今天的中共,再也不在乎国际社会的压力,而且还扮演邪恶魔主的角色,迫使众多国家以金钱交换人权议题,人权思想的发祥地欧洲也多次乖乖顺从。可以说,“六四”镇压模式改变了世界政治伦理和秩序。
越来越多的事件将会证明,“六四”镇压不仅是中国的耻辱,也是全人类的噩梦。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现居德国。

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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