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158期）
二十多年来，当局高挂免战牌，对“六四”如此重大的话题讳莫如深。我们不能不追问，如果当局果真认为“六四平暴”是正确的，它为什么不堂堂正正地把它的道理一五一十地讲出来教育和挽救执迷不悟的我辈呢？它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回避和压制这个重大话题呢？
原因很简单：它不敢讲。因为它知道“六四”屠杀在道义上完全站不住脚，而公开的政治话语总是含有道义的成分。凡是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说出口的，就不能完全置道义于不顾。一个政府可以做出无耻的事，但不能公开说出无耻的话。在公开的政治话语中，谁要是公然否定道义，谁就是把自己置于彻底孤立的地位；谁要是公然否定道义，谁就是公然地羞辱民众，谁就是激发公愤，招惹众怒，无异于政治自杀。
都尔的格利高里在《法兰克民族史》里讲到一个故事，讲的就是在压制重大问题上建立某种关系的危险性。多年前，西查残酷地杀害了克拉姆尼辛德的家人，在双方都对这件事保持沉默的情况下，两人继续维持朋友关系和生意关系，有福同享。一天晚上，严格保守着的沉默被打破了。西查喝酒喝醉了，忍不住对克拉姆尼辛德说：“亲爱的兄弟，你应当感谢我杀害了你的家人。由于我因杀害了你的家人而向你赔偿了一笔钱，你才有了发财致富的第一桶金。否则你到今天还是穷光蛋呢。”克拉姆尼辛德一听这话，顿时血往上涌。他对自己说：“如果我不能为我的家人报仇，那我还算男人吗？”说时迟，那时快，他一口气把灯吹灭，将西查的头颅一劈两半。
让我们再回到80后、90后留学生的“六四”公开信。
不错，确实有不少80后、90后真的不了解“六四”。按说这是很不应该的，因为当事人都还健在，包括他们的父母。不过据我所知，是很多当父母的不肯向孩子讲，怕孩子祸从口出。
不久前从网上看到一篇国内学者的文章，讲述他做了父亲之后的纠结：“哈姆雷特开场曰‘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那是经典。但在中国这种灰不溜秋环境下，只能矮化为：‘说，还是不说，这是个问题。’即使说，什么时候对孩子说，说到什么程度？也同样让人为难。”“网上曾讨论顾准生前对孩子教育的失误，他是出于爱子之心，刻意隐瞒已经看到的真相与他真实的思想，为避祸，不忍对妇雏言，以致上下两代人精神隔绝，终成悲剧。顾准尚如此，千千万万如我之普通家庭则更感为难。现在的情况好一些，即使为父不言，孩子们在网络上也能看到，但问题还是存在，估计还要传代，真不知还要传多少代？”
对80后、90后这一代年轻人，陈丹青批评说：“80后、90后是我见过最乖、最被动、最有悖青春本能、最缺乏表达意识的两代人。和‘垮掉的一代’比，和‘嬉皮士’比，更是笑话。”钱理群说，我们的大学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在《犬儒病》一文里写道：“年轻人变成犬儒实在是最可悲之事。他们还不曾追求，就已然放弃，他们还没有长成，就已经衰老，他们还什么都不知道呢，就已经什么都不相信了。”
80后、90后年轻一代呈现出这样的精神状态，责任并不在他们自身，而在于他们成长的社会环境。正像八九那一代年轻人，曾经表现得那么理想主义，那么富于反叛精神，就因为他们是“长大的”，不像他们的前辈和后辈是“吓大的”。因此，我们更应该为80后、90后这封“六四”公开信击节赞赏。实际上，80后、90后为理想发声，为正义抗争，这并不是第一次。年轻一代理想主义者早已壮丽登场，尽管他们的人数还不多，但是他们代表着方向。我深信，人心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它不会长久的沉沦。更不必说还有新陈代谢，专制对人心的扭曲是后天的，它并不能遗传；灵魂的自由却是先天的，每一次新生就是一个开端，就是一种希望。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5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