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国家纪念馆
我乘坐计程车去二二八国家纪念馆的时候，明明白白地告诉司机去南海路，司机却错误地将我带到了二二八纪念公园一隅的台北市二二八纪念馆.这样一绕路，比约定的时间迟到了十五分钟。纪念馆的研究员柳照远早就在门口等待我了。
我为什么会关心二二八这个议题呢？第一个原因是，中国发生过跟二二八相似的另一场屠杀——六四。如果说二二八是台湾人的清明节，那么六四就是中国人的清明节。第二个原因是，在作为基督徒的我看来，每一个生命都是上帝所造、享有上帝所赋予的尊荣与自由。圣经中说，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在这个意义上，每一座纪念碑和纪念馆，都是医治和建造的一部分。
我对二二八的关切，始於“二二八平安运动”最早的发起者苏南洲，他几乎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台湾朋友和台湾基督徒，他让平安的信息与人权的价值紧密相连，让二二八事件第一次出现在公共领域。这一次，也是他帮我联系赴二二八国家纪念馆参访的事宜。
南海路五十四号的前世今生
位於南海路五十四号的二二八国家纪念馆，是一九三一年落成的原台湾教育会馆.这栋建筑属於三十年代初典型的折衷主义风格，外观呈现从古典主义之西洋历史式样，过渡到现代主义之新兴自由开放建筑式样特徵。
柳照远告诉我，这栋建筑见证了台湾由被殖民、一党专政转型为民主体制的现代史进程，先后扮演、呈现着多种不同的角色和面貌。
日治时期，台湾总督府创设台湾教育会，由建筑师井手薰设计完成台湾教育会馆.它不仅是台湾首座现代化的教育成果展示场地和艺文展览馆，也是当时台湾社会与世界现代艺术的对话窗口。
一九四六年，第一届台湾省参议会在此举行成立典礼，这里成为台湾战后首要的民主殿堂和台湾人的精神寄托。当时，参议员们对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后的种种问题，严厉批评、畅所欲言，吸引了许多民众前来旁听。未曾料到，二二八屠杀发生，若干参议员无辜而遭逮捕或杀害，留下了国家暴力摧残台湾人才的印记。
一九五九年，美国在台新闻处迁入此处，在台湾威权统治最严苛的年代，这里成为戒严时期台湾获得欧美消息的重要管道，以及推动台湾民主化与提升现代艺术的重要推手。许多台湾的年轻知识分子，在美国新闻处的图书馆，首次阅读到《美国独立宣言》和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新闻处还赞助了《自由中国》、《现代文学》、《大学生活》和《文学杂志》的刊行。
二零零六年，二二八国家纪念馆选址於此，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全馆开馆营运.柳照远介绍说，半个多世纪以后，该建筑的功能又回归到“教育”这个概念上，不过当年是日本殖民政府的殖民教育，如今是揭示历史真相的人权教育。
捷克作家、人权活动家哈维尔说过：“一个犯罪的权力过去是，将来仍然是整个人类社会的一个威胁.”防止当权者作恶，需要成熟的公民社会的监督；而公民社会的成长，则有赖於公民教育的普及。参与二二八国家纪念馆展览设置的民间人士曹钦荣，反複向我强调此一观念。曹钦荣在《纪念博物馆在转型正义中之角色》一文中指出：“纪念馆或人权博物馆不只在展示过去犯罪的权力，它必须广泛地和当代社会沟通，更具文化说服力地对抗未来各种形式‘人类社会的威胁’。”
无疑，这就是二二八国家纪念馆存在的意义：“必须探究历史真相和转型正义的关连性，站在人权价值的位置发言，从事纪念馆的活动；政党和人民也必须培养尊重这样的纪念馆的文化使命，纪念馆没有比瞭解民主时代个人公民如何学习新思考型态及行为更重要的事，博物馆与社会因此才能共同创造、迎接一个崭新的博物馆人权文化的时代。”如果说二二八国家纪念馆是一艘旗舰，那么徧佈台湾各地的二二八纪念馆和纪念碑都是这支驶向未来的舰队的一部分。
两面“哭墙”定格那个人命如蚁的时代
在二二八国家纪念馆的常设展览中，有两面“哭墙”让我备受震撼。一面是“受难者之墙”，以受难者的不同社会身份归类，显示杀戮的残酷与广泛。
柳照远说，与韩国的五一八事件相比较，在台湾的二二八事件当中，当局的计划更为周密和阴狠，短短数月间，各行各业的台湾本土精英消失殆尽，很多人遭到逮捕秘裁、凭空消失、屍骨无存。经过半个世纪的日治时代，台湾民众习惯了法治社会的运作方式，认为一个合法的政府必然遵循法治原则，却没有想到国民党政权如同来自蛮荒之地的大恐龙，想打就打、想杀就杀！“我们听闻哪里今天又执行枪决，就会赶到那里，在成堆的屍体中，找寻我的先生。”这是一位受难者家属的叙述，读来让人不寒而栗。
在受难者之墙旁边，还有一座“受难者档案高塔”，参观者可以按照姓氏查找其档案材料。每一本档案，每一页记载，无不触目惊心、不忍卒读.台湾大学代理文学院院长和《民报》社长林茂生，是台湾历史上取得东京大学文学士号的第一人和台湾第一位哲学博士、第一位留美博士，曾为哥伦比亚大学河边教堂的彩色玻璃窗题写“上帝是爱”的汉文。一九四七年的三月十一日，他在家中被武装人员带走，随后被秘密杀害。如果将林茂生与他的哥大校友胡适的命运作一对比，让人感概万千：若非无辜被害，林茂生或许会推动台湾新文化的发展，并成为“台湾的胡适”。
另一面按照原样複制的“施儒珍之墙”，更让我久久驻足。那夹墙内比世间所有监狱还要狭窄的空间，如何渡过十八年的青葱岁月？
施儒珍是一名深受日治时代文化协会的启蒙运动影响的知识青年，眼见二二八屠杀而参与反对国民党的地下组织。当其他同志纷纷被捕或屈服时，他坚持思想无罪，不肯自首。
於是，擅长水泥工的胞弟在新竹香山家中柴屋的墙壁内，另隔出一道假墙，留下二尺宽的躲藏空间，内放尿桶，供哥哥躲藏其中。每日拆部分砖块送饭，傍晚五至七点天黑前，让施儒珍出来放风活动，夜晚再回夹层内，以相思树烧的灰烬混合水泥再封墙，完全不着痕迹.一九七零年施儒珍因黄疸病逝，被草草掩埋於自家后院。解严之后，施家捡骨安魂，这个故事才逐渐流传开来。
施儒珍自囚期间，历经了父母被抓去严刑拷打；透过墙上的小洞，他亲眼看到妻子被警察强暴；父亲后来被车撞死；妻子被诱拐到台北卖淫；弟弟自杀身亡。解严后，许多秘密文件流传出来：在蒋经国亲手下的绝杀令中，赫然列有这个躲在墙内十八年的名字；而传闻中蒋经国的某位公子因得梅毒身亡，情治机关一直锁定的“原凶”，不是别人，正是那位被诱拐到台北卖淫的妻子——她当时在台北名气之大，被列名於“十二大金钗”之中！
“施儒珍之墙”堪称台湾版的安妮的故事。在萨达姆独裁统治下的伊拉克，通缉犯沙马里躲藏在一个两米长、零点六米宽的狭窄地窖中长达二十二年之久。沙马里比施儒珍幸运，萨达姆政权被美军推翻后，他死里逃生，回归社会，还写了一本自传讲述自己的经历.不过，施儒珍的故事也没有被忘却：台湾新锐电影导演林志儒将其改编为一个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墙之魇》，藉以描绘台湾在高压统治下的人性扭曲，以及男女主角挣扎在理想、背叛和爱欲关系的複杂心理，这部作品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热烈回响。
谁是加害者？谁是说谎者？
二二八屠杀的元凶是谁呢？
纪念馆中仅仅列出几名执行者的名字：时任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的陈仪、时任高雄要塞司令的彭孟缉、时任廿一师师长的刘雨卿、时任警总参谋长的柯远芬、时任保密局台湾站站长的林顶立、时任基隆要塞司令的史宏熹等人。除了陈仪在国共内战中企图投共而被蒋介石下令枪决外，后来这些人大都飞黄腾达，死后甚至入祀忠烈祠。
然而，这些人只是执行者，元凶是谁呢？虽然迄今为止并未发现当时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蒋介石的亲笔手令，但蒋介石无疑是二二八的罪魁祸首。正如邓小平并未留下下令六四屠杀的手令，但邓小平绝对无法推卸这一历史责任一样。在独裁政体下，除了独裁者之外，谁能随心所欲地调动军队对人民开枪呢？
狡猾的邓小平吩咐后人将其骨灰撒入大海之中，即便以后有人企图鞭屍，亦无从下手；自大的蒋介石则在生前命令将其屍体暂时安置在慈湖，以待日后反攻大陆成功，再安葬在其家乡浙江奉化。
由於真实的历史被遮蔽，由於转型正义未来全面启动，作为总统的马英九一面赴慈湖拜谒两蒋的屍体，一面又参加纪念二二八屠杀的活动，将加害者与受害者一锅煮，人格分裂、荒腔走板，无过於此。
二零一二年，立法委员段宜康在立法院质询龙应台时，有一段精彩的对话：
段宜康：请问加害者是谁？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事件、这段历史总应有个最高负责者应负起这个责任吧？不论这是那个人下令、默许或坐享其成，请问是谁要负起最后、最大的责任？
龙应台：段委员，这是一个非常複杂的问题.
段宜康：这是一个非常单纯的问题，谁掌握的权力最大，谁就要负责！
龙应台：因为权力是一个个人，也是一个结构，当它是一个结构时，它就非常複杂.
龙应台始终不敢说出蒋介石的名字来。她也算是半个德国人了，若是德国的文化部长，能够理直气壮地回答说，“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惨剧，要由複杂的权力结构负责，而不应当怪罪希特勒一个人”吗？这名标榜说真话的作家，一旦当上了部长，顿时成为谎言的渊薮。
二二八国家纪念馆中也缺乏对蒋介石罪行的探讨。其管理方是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该基金会以“委託行政”的方式运作，董事会由政府代表、学者、社会公正人士以及受难者家属代表组成。这种组成模式，使政府成为“后台老闆”，以一双看不见的手干预追索历史真相的努力。
因此，秉持民间立场的学者曹钦荣批评说，二二八国家纪念馆很少着力於对受害者及人民说明清楚，“谁下令、谁对谁做了什么，以致无数人失踪、被枪决、被关，今后防止国家暴力再犯之道”，这是其现存的重大侷限以及未来可以弥补的地方。
没有加害者，也就是没有真相；而没有真相，也就没有宽恕与和解。撕裂的台湾社会，何时迎来缝补的那一天？
《纵览中国》，July 15，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