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中国人大刚通过《国安法》，就发生了严重的股灾。9日凌晨3时，女律师王宇一家三人分别被绑架失踪。11日晚，中共最大三家喉舌新华社、央视和《人民日报》同时报导，公安部宣布摧毁了一个“以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为平台，自2012年7月以来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重大犯罪团伙”。数天内，全国知名的人权律师均被“围剿”。截止7月25日，涉及25个省市的225名律师、律所工作人员及相关人士被刑拘、传唤、抄家、失踪、约谈和监视居住，其中12人已被官方证实刑拘入狱。
中共为何突然对全国人权律师群体进行大规模的抓捕和围剿？事实证明，在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中，中共已将人权律师群体视为最大政敌，为挽救失去人心的体制。
7月10日黑色星期五王宇被绑架
7月9日凌晨三时，女律师王宇被绑架，丈夫包龙军送16岁的儿子包蒙蒙赴澳大利亚读高中，在北京机场被绑架。王宇是著名人权活动家、前国家人事部干部、法学硕士曹顺利，新疆伊力哈木教授和人权捍卫者吴淦的辩护律师。曾代理法轮功、三鹿奶粉、上百起群体敏感案的北京锋锐律师所，被公安机关以“涉嫌重大犯罪团伙案”查抄。主任周世锋、王宇、王全璋、谢阳、黄力群、谢远东、刘建军律师和工作人员刘四新法学博士、翟岩民等被刑拘、监视居住。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共此次抓捕的黄力群律师还是个副部级干部。56岁的黄力群曾任全国人大信访局副局长、西藏自治区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他和周世锋是同学。黄力群提前退休当律师，出身于法律世家，其父曾任最高法院第一任行政庭庭长，其母是研究法律的学者。
7月10日中午，北京李和平律师怀抱女儿，多名彪形大汉敲响大门，当李妻王峭岭刚开门，就迅速冲进至少十名以上男子，只有一人晃了一下天津市公安局的工作证，同行人员就开始搜查，打包了几乎家中所有的电子设备、案卷和书籍资料后、警方押着李和平及一车的物品呼啸而去，连一份《扣押清单》都未留给家属。
抄家、威胁郑恩宠律师
7月11日中午12时，上海公安局闸北分局来了两位警官宣布对我家搜查并以“偷税漏税”之名刑事传唤。前后搜查了45分钟，搜走笔记本电脑一部、手机两部，然后将本人带到闸北分局一楼审讯室。下午2时30分起，区公安局国保处史金荣、张晓明告知：
“从今天起停止对北京律师被抓一事关注、停止声援，否则今天对你的处理结果领导已定，这个结果是你想象不到的，我们也想象不到，你不必急着回答我们，考虑清楚再回答。”我说：“你们不必绕圈子，我现在就回答你们，我无非今日就被你们逮捕、坐牢。”
史说：“比这个更严重”，我说：“那你们就枪毙我好了。”两个国保不约而同说：“枪毙不可能。”我说：“那就无期徒刑”，史答：“那差不多。”直到晚间23时张晓明再进审讯室说：“你现在听候处理结果，从明日起你不能出家门。”我说：“这是什么想象不到的结果，你们到底想玩什么？”……
7月17日上午9时至9时30分，上海公安机关又来了7名警官，带了最先进的仪器，对我家进行了地毯式搜查，抄走笔记本电脑一部、手机4部。这是自我2006年6月5日出狱后所经历的第21次搜查和第九十次传唤。
人权律师在27万律师中占百分之三
7月16日，律师覃永沛会见刚被刑拘的陈泰和律师，他是广西桂林科技大学法学教授。7月11日，他被当局以“涉嫌寻衅滋事”刑拘。为了使他屈服，当局将他和3名死刑犯关在一囚房。陈律师表示，他没有违法，会抗争到底，不惧怕任何迫害。女律师徐琳声明，若被判刑或入狱一年仍未判刑，就离婚，为了保护家人……
中国人权律师群体已经深深扎根在中国的大地上，自2003年起在中国的大地上崛起。外界对此类律师有的称维权律师，有的称人权律师，有的称死磕律师。我认为对他们的三种称呼其实是一大类，但有所不同。律师都是维权的，但在中国特定的语境中，真正能称之为维权律师的只占全国27万律师中的百分之三。
俞正声在上海曾经多次说过，有百分之三的律师不听话。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前，俞正声在上海市政府会上，将律师管理分为五类：中共党员律师各级党组织要管好，民主党派中的律师，我们很放心，他们比我们管得还要好。海外归来的律师我们也很放心，因为他们知道，在中国能比国外能挣更多的钱。现有百分之三的律师不听话，要好好管教。对郑恩宠、倪玉兰（北京）这样的律师，我们道理上讲不过他们，法理上搞不过他们，我们可以停他们的饭碗嘛……
27万律师的百分之三是8100名，这应是中国大陆维权律师的数量。人权律师是这8100位维权律师中敢接被当局认为涉及“政治底线”或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案的律师，目前数量应在千名以上；而知名的死磕律师是人权律师中敢于冲击中共司法体制的律师，数量应在二百人以上。
曾任全国人大常委委员的黑龙江律师迟风生说：“死磕律师就是把三十多年来中国人辛苦制定的法律一条一款落实到实处，希望实现的也是中国人的百年梦想。”
维权律师在维权运动中的风云人物
中国公民的维权运动自2003年兴起，得益于海外互联网传入大陆。当年的孙志刚案、非典案、上海东八块拆迁案、企业家孙大午冤案等系列个案引爆了维权运动的兴起。2005年，香港《亚洲周刊》将十四位维权律师与法律工作者评为维权运动中的风云人物:
． 许志永律师（2009年被抓，2013年被判四年）
． 高智晟律师（2006年、2009年两度被判刑，现被软禁在乌鲁木齐）
． 郭飞雄（2006年被判刑、2013年再度被捕）
． 范亚峰法学研究员（被中国社科院解聘2006年后人身自由一直受到限制）
． 滕彪律师、法学博士（2011年被失踪70天，现流亡美国）
． 李柏光律师（2015年被抓，现行动受限制）
． 张星水律师
． 陈光诚法律工作者（2005年被判刑、出狱后被软禁、现流亡美国）
． 朱久虎律师（2006年被判刑）
． 莫少平律师（行动受限制）
． 浦志强律师（2014年被抓）
． 郑恩宠律师（2003年被判三年，出狱后长期处于软禁中）
． 郭国汀律师（2005年5月流亡加拿大）
． 李和平律师（此次扫荡被抓）
2012年7月5日，在美国国会以“中华维权律师协会”的名义颁发“十佳维权律师”奖，获奖的十位律师是:高智晟、郑恩宠、王永航、李苏滨、腾彪、江天勇、刘巍（女）、唐吉田、李和平、李雄兵。
人权律师是公民社会的重要支柱
自2003年至今的12年中，在中国大地风起云涌的公民维权运动中，出于对普世价值认同，异见人士群体、良心记者与作家群体、受害的民营企业家群体、自由化知识分子群体、右派群体、农民工群体、冤案受害者群体、法轮功群体、军队复员和转业干部群体、地下宗教群体、少数民族群体、良心知识阶层群体、冤案受害者群体、网民群体、二千万访民群体等，在人权律师的辛勤努力下、逐步凝聚成为具有十分壮观的公民社会。
在此过程中，人权律师成为捍卫人权的最重要的力量。他们利用其专业法律知识和社会影响力，为遭受冤案、身陷牢狱之灾的人们提供法律帮助，并对受到迫害的人士和亲属提供力所能及的各种援助，让身处弱势的人们消除恐惧，并试图通过这些良心律师的帮助得到法院公正审判。人权律师作为社会法律精英，在公民社会的构建和民主转型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也许是当局出重拳打压律师的直接原因。
此次对人权律师的「大围剿”是中共十八大以来，针对公民社会进行大清洗的一部份，此前遭受清洗所波及的异见人士、NGO（非政府组织）、地下宗教、互联网活跃人士、大学新闻和研究机构中具有自由化倾向人士和访民至少有1500人被捕入狱。其中包括知名律师许志永、浦志强、唐荆陵和丁家喜，但这些镇压并没有吓退人权律师群体。
十二年来，在中国大地上，无论在法庭内外，无论在互联网上下，无论在乡村还在街头，无论在黑龙江的建三江还是在庆安，从山东临沂到广西北海，从河南南乐到江西新余，从贵阳到福州，从兰州到苏州，处处能见到这些律师活跃的身影。自2003年维权运动兴起以来，维权律师从当初的几十人发展到今天八千人以上。他们几乎无争议地成为当今中国最活跃并最具影响力的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今国内民间抗争力量的主心骨和中流砥柱。因此，中共也将人权律师群体当作最大政敌，被定为“五黑”势力之首。
中国美丽岛时代的来临
此次，中共对人权律师的“大围剿”是自2010年春茉莉花事件后，对民间社会发起的最大规模的打压，但也宣告了中国美丽岛时代的来临。
一九七九年的台湾，是国民党一党专制最为恐怖的年代，美丽岛事件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一个黎明时代的到来。当年“美丽岛”案辩护团的二十一位律师，苏贞昌、谢长廷、陈水扁、尤清、江鹏坚、张俊雄等，其中最小是28岁陈水扁，最大是33岁谢长廷。以这些律师为主体，建立了民进党，十五年后经选举上台执政。从现有资料看，民进党自成立以来先后有十四人任党主席，但其中有九人是律师。1981年后，美丽岛辩护团的二十一位律师大部分从政，纷纷当选为台北市议员、台湾省议员。这些律师中有多位后来做了总统或副总统候选人，副总统或副总统候选人，行政院长等。
美丽岛事件不是政变，也不是暴力革命。美丽岛事件之前和之后的台湾是两个不同的台湾，前者是专制黑暗，而后者是民主、自由的新台湾。美丽岛事件对中国大陆所产生的意义，一批有良知的中国人权律师接受了普世价值并与党国不分的体制决裂，力争做到退而律师、进而从政，人人争做中国的甘地、曼德拉，引领国人走出黎明前的黑暗。
正是这些人权律师们坚信中国必定会实现法治与人权，正是因为他们为此理念坚守人性的良知，正是因为他们将此理念付诸于实际的行动中，不懈地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才使饱受专制摧残的人们见到一丝希望，才使没有民主和自由的人们意识到民主与自由的重要和美好。这些为法治拼死抗争的律师们，无论他们自身还是他们的家人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们的遭遇让文明世界的人们都难以想象
大清洗人权律师防止颜色革命
值得欣慰的是，虽然主持正义的律师遭受到巨大的打压和迫害，但有担当、有责任和有勇气的律师依旧源源不断涌现，他们的中国的脊梁和希望。
台湾之所以在美丽岛事件上成功实现不流血的和平转型，让13亿国人认识到“依法治国”不需要兜圈子、绕弯子，“依法治国”说白了就是以律师、法律人为主体治国。1949年的中国，民国政府就可从律师中直接选任官员，这些官员退而律师。从官位上退下来做律师是一个普遍现象，曾经在15年中三次出任民国政府司法总长的张耀会律师，曾任司法总长和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律师，曾任大理院院长的董康律师，曾任众议员刘崇佑和沈钧儒律师、曾任浙江省议员阮性存律师都是先做官，退休后任职业律师。
对此现象，中共比谁都研究得透，中共十分害怕在人亡政息后，由一大批人权律师、法律人来主政，故所以此次对人权律师的“大清洗”是防“颜色革命”的一次预演。
对中共“围剿”的律师行动，已引起海内外普遍的不满与抗议，但我认为最关键的不是对中共能施加多大的压力，而最为关键的是13亿国人何时改变对律师误解大于理解的局面。最重要的是中共各路反对力量，要认识到中国人权律师群体已经成为国内抗争中最具希望并最具影响的主导力量。
来源：《开放》201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