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以德治国”出台的现实背景
吾以为“以德治国”难矣！
自江泽民先生提出此论以来，吾甚疑之。在是非颠倒、世风日下的今天，江先生忽然来了如此一招，我真疑是黔驴之技。此论比毛泽东先生的“阶级斗争”论、邓小平先生的“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论，表面上看要好一些，因为它不直接危害人的生命与利益。在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大家在文化价值评判上，恐怕只有在“德”这个东西上，分歧最小。（我孤陋寡闻，不知是否又有人提出“爱党就是讲道德”之类的高论，如有又当别论。）“德”这个东西，既然人们赋予它如此美好看内涵，常讲一下确有必要。
大陆中国是到了讲一点道德、存一点良知的时候了。官僚们一方面拼命瓜分国有资产，另一方面又大肆压榨国人血汗，不惜敲骨吸髓，逼死人命；奸商们与官僚相互勾结，倾售其假冒伪劣产品，严重危害着国人的健康甚至生命。现在，官商已将国有资产“合法地”占为己有，“先富了起来”。工人、农民等非官商阶层已经或逐渐边缘化——几十年的积累被“先富起来”的人瓜分殆尽，并继续遭到其压榨，生计难以维持。这些阶层的人们，生活工作条件等缺乏相应的社会组织力量作保障，只能任其蹂躏。“先富起来”的这些极少部份人与平民之间的关系，已演变成刀俎与鱼肉的关系。这极少一部份人，掌握着国家的一切权力和资产资源，以及对平民生杀予夺的权力。他们恣意妄为，生活在人间天堂；绝大多数国人，无任何权力可言，生活上难以为继，渴望着尽快进行社会变革实、现社会公正，企盼多年无望，犹如生活在人间地狱。那些自己活着别人就活不下去的人，与被其蹂躏压榨的人们，矛盾日趋紧张。各地罢工游行、请愿示威不断，甚至发生党政领导人住处被炸事件，百姓不满日渐上升，高干家属子女纷纷移居国外，社会矛盾激化已达到极限，“国家”已呈摇摇欲堕之势。值此中国大陆陷入漆黑绝境之际，用“德”一类的东西调和一下危机四伏的戾气，虽无大用，却也无害，缺德补德，倒也对症。但江先生把“德”提高到“治国”的高度，并大有“天欲堕，赖以柱其间”之势，似乎有不少不妥之处。须知，大厦将倾独木难支。道德只是支撑国家大厦的支柱之一。如果与之配套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社会公正系统缺损或不能有机的溶为一体，整个社会就会一损俱损整个坍塌。
老子云：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社会公正被废弃了，才有所谓仁义；出现了聪明智慧，才产生严重的虚伪；有家庭纠纷，才有所谓的孝慈；国家陷入错乱，才显出所谓忠臣。）道德亦是如此，只有社会价值体系坍塌，社会公正废弃，才能显示出道德力量的重要。若无毛先生及其同志大讲阶级斗争，以言论思想治罪于人，打杀异己，使国人人人自危，骨肉相残；若无邓先生的有限改革，“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至使今日官无不贪、吏无不佞、商无不奸、民无不贫；若无党国始终如一的顺党者昌逆党者亡，至使国人普遍的双重人格道德滑坡；若无党国言必称马列，强制灌输，割裂传统文化，隔绝与外交流，不容其它声音，也就不会有今天的道德危机、信仰危机、生存危机。
二、论“以德治国”的道义基础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此乃以德治国之次第。
首要的问题是德的元问题——什么是德？谁来定义？谁来解释？
在中国大陆，“德”不能不受如下钳制：“领导我们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始终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了这些金科玉律，何谓德，也就只能由我们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来指定、并晓以微言大义了。但这又有一个国人认可的问题：
以一党之私，而置几千万生灵涂炭，何德之有？
视百姓如草芥，残酷盘剥压榨，使之难以存活，何德之有？
国人和平请愿，竟遭坦克碾压、枪弹扫射，历时10余载不予反省，何德之有？
自己蜕化成一个没有信仰的利益集团，却要求别人信仰自己也不相信的东西，以其昏昏，欲使人昭昭，何“德”之有？
其次是如何行的问题。
中共一再宣称，我们为之奋斗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建设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外国的经验要符合中国的国情，只能借鉴不能照搬，尤其在政治思想方面，必须坚决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侵蚀。这就是说，外国的道德价值观，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而中共建政几十年乏善可陈，无“以德治国”经验可谈。这样就只能到老祖宗那里考查、研究、找理论根据了。从中国有记载的历史开始，历代君王从家天下的长治久安出发，大都倡导“以德治国”。但把泼天大的天下，视为私人产业的卑陋心态，注定了历代君王无德可言。本应身为天下表率的君王无德可言，也就注定了所谓的“以德治国”无非是空话一句，结果只能使国人的“德”更退一步，形成言行不一的双重人格。历代称颂的王道时代，之所以是尧、舜、禹时期，大概只是因为这是传说中的时期，文字记载甚少，不好考查而已。即便这样，我们也不难从那些少得可怜的记载中，寻觅出顺我昌、逆我亡、残暴无德的蛛丝马迹。从其杀伐不断的统治，亦不难看出“德治”的难行。由此可见，“以德治国”确是前无古人的创举，若能成功，不论江先生本人、还是他的党，必将名垂青史、万古流芳。但这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二）重新建构中华民族的道德价值体系。
再次是具体实施的问题。
“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就要求倡导者先博览群书，取古今中外文化之精华熔为一炉，为我所用。再远取诸物，近取其身，格物致知，达到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古今中外、三教九流，无所不知、无所不精。这样，就能意志坚定、心无旁骛，身修成圣，达到内圣外王之境界，成一家一党之表率。然后是齐家齐党，使家内党内个个天使一般令人倾慕，人人见贤思齐，世界大同就指日可待了，“全球同此凉热”，天下也就平了。
三、论中国社会主义的“德”
然而，我还是认为“以德治国”难矣！
“以德治国”需要教化，需要表率，需要国人口心如一的认可，需要有点君子、圣人的气度。教化需要圣人与亚圣们坚忍不拔地努力去实施。必须有一个“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来为我们整合人心，指点迷津，指引我们向前进。“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又云，“过犹不及。”可见，这是一条布满荆棘、险象环生的路，任何差池，都可能走向反面。虽然我们党走过很多“前途光明道路曲折”之路，但现下处此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之际，任何差池都会如雪崩一般不可收拾。再沿用以往矫枉过正之法是不行了。这就需要在方法上，再做一番探讨。
圣人亦难求难做。圣人应是除食人间烟火这一特征之外的神，因为任何世俗的东西都是对他品行的玷污。马斯洛认为，人的需求有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自尊需求、自我实现需求。生理需求这种低级的东西，圣人是不应求的，因舍生取义是其份；安全需求也不在所求之列；至于社会需求，自尊需求，也全该淡化。圣人应该泛爱。泛爱就是无小我，有悯天怜人之情怀，象太阳一样普照大地，自己一无所取，岂能象常人一样，需要友情、同情、怜悯。只有自我实现需求，似乎还应给圣人保留一点。但既是需求，又似乎与圣人的大公无私，无私奉献之品行相悖。这样，这个需求圣人也是不应该有的。马斯洛先生划分的五个需求层级，大约只是对“普通人”而言的。弗洛伊德认为：人的任何行为，都是本我、自我和超我相互作用的结果。本我是一种无意识本能，只受快感的原则支配，人的一切欲望，它都要求用最直接的方式得以满足，是人的行为的内驱力；超我是社会价值的内化，对无意识本我的盲动起压抑作用；自我受现实原则支配，在本我与环境的冲突中起调节作用。人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道德，能否被人们认可，就要看超我对本我的约束能力。由此看来，圣人应只有超我，或者说在圣人那里，本我、自我、超我应是一致的。这样，弗洛伊德的理论对圣人而言，也是不适用的。
圣人应有常人的美德。要己所欲施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要有海纳百川的气度，不搞党同伐异的独裁专制。圣人应视他人为自己的同类，尊重他人的权利。要允许别人说话，不能搞“引蛇出洞”的“阳谋”；要允许别人吃饭，不能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饿死几千万人在所不惜；要允许别人生存，不能动辄把他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支脚”使其“永世不得翻身”；要允许别人也能活下去，不能自己“先富起来”，让别人活不下去；要允许别人有所信仰，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更不能动辄给人扣上“邪教”的帽子，关进集中营；要允许天下人关心天下事，不能唯“我党”独尊，一有异见，刀斧相向，更不能调集“人民的军队”，用坦克装甲车把人民碾为齑粉。
中共一向强调中国特色。什么是中国特色、中国国情？我想不是面包与馒头、字母与方块字的差异，不是地理环境、贫富差距的差异，也不是工业化程度的差异，而是文化上心理上的差异。所谓中国特色、中国国情，鲁迅先生在其《阿Q正传》、《狂人日记》中，已剖析得十分到位——长期暴政恐怖下，国人为寻求心理安慰而形成双重人格，对自己的恶劣境况自我欺骗，对别人的悲惨境遇漠不关心，对强权暴政一味顺从，对弱小者随意欺凌，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中，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暴政体制中的一员。现在的中国特色，无非是把以前的若干等级简单化，简化成吃人的官商阶层与被吃的平民阶层。所谓中国特色，就是吃人的家天下，就是掌握一切权力和资源的官僚阶层，把中国人民共和国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总公司，按治权大小确定其在董事会中的位置和利益份额鱼肉国人。“以德治国”就是以德治公司，就是“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就是要求国人不但要受其压榨欺凌，还要视这一切为当然，就是让天下人承认：“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荼毒天下之生灵，离散天下之骨肉，敲剥天下之骨髓，以奉我一人一家一派一党之淫乐，乃我产业花息也，是理所当然的。由是观之，以德治国不只是“人治”，而且还是“吃人”。中国特色的“以德治国”就是中国封建的，人类历史上无出其右的残暴的独裁专制。中国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部吃人史。如在这里面寻找“德”这类东西，无疑是缘木求鱼。没有人人平等的人权保障，没有社会公正的政治制度，德从何来？
四、论民主和公正是当下最大的德
“以德治国”难矣！
中共建党之初，就把人类最先进的政治思想——民主人权思想——拒之于门外。建政后，更是对持此思想者严酷镇压。各种宣扬道德、整合人心的宗教，无一不受到严密控制，发展受到限制，而这些都是社会道德的基石。没有对人的尊重和保护，就没有道德可言；没有保障人权的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制度，就没有道德得以存活的基础。
中共竭力镇压在中国倡导实行民主制度的异议人士；反对和平演变，随着近几年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宁静型的和平演变越来越渺茫——近几年社会报复型的爆炸案接连不断，尤其是今年湖南爆炸案显示，中国可能又错过了温和的、非暴力式的社会变革的机会。
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任何政党，都应给自己以正确定位。政党应是民众基于需要之造物，而不应是凌驾于民众之上的统治者。人民的需要和支持，是政党存在的唯一原因。国家之治乱的唯一标准，是百姓是否拥有左右国家局势的权力，而不是某一政党的兴衰。
要达到国治的目的，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简单的药方：无为而治。但无为而治也假定了有一个救世主，并且这个救世主随时可以“大有作为”，重新把老百姓置于水火之中。如果要达到真正的国治，必须废除独裁专制，建立民主政体。除此之外，别无它途。“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类，只会使中国的局势越来越糟。还是把本来是老百姓的权力还给他们。老百姓知道怎样建构符合他们需要的道德价值体系、法律体系、和政治运动作体系。要让老百姓治政府，而不是治于政府。我认为；只要老百姓的才智得到充分的发挥，咸与国是，就能达到国治的目的。
还是承认人就是人吧，承认人有私心、有私欲、有各种欲望和贪婪，承认人们欲壑难填的自然禀性，让人们在不妨害他人、遵从大家认可的游戏规则的前提下，发挥最大的才智满足自己。这才是真正的道德。这样，道德就会自然低回归我们的社会。“以德治国”的“德”应是德谟克拉西，是民主而不是道德。以民主的方式，建构起人人平等、才智得以充分发挥的民主制度，也就达到国治的目的了。
江先生的“以德治国”论，缺乏可信的理论基础，缺乏可操作性，与邓先生的“摸着石头过河”如出一辙。10几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如此决策国是，无疑于盲人骑瞎马，必然导致危机四伏。邓先生一条腿走路的政策，导致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这种局面带来严重后果：腐败充斥社会每一个角落，社会危机此起彼伏，已积累到总爆发的边缘。长期以来，百姓与政府没有沟通的管道，矛盾已成水火之势。长期高压政策致使矛盾得不到宣泄。南北爆炸案显示，中国已进入动荡的恐怖时期，如不赶紧进行政治改革，“和平演变”的时机恐怕就会丧失，中国又会陷入治乱不已的灾难之中。早日实现政治民主化，建构起民主公正的政治制度，就是当前最大最紧迫的道德。
2001.4.24
民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