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以德治国”出台的现实背景

吾以为“以德治国”难矣!

自江泽民先生提出此论以来,吾甚疑之。在是非颠倒、世风日下的今天,江先生忽然来了如此一招,我真疑是黔驴之技。此论比毛泽东先生的“阶级斗争”论、邓小平先生的“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论,表面上看要好一些,因为它不直接危害人的生命与利益。在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大家在文化价值评判上,恐怕只有在“德”这个东西上,分歧最小。(我孤陋寡闻,不知是否又有人提出“爱党就是讲道德”之类的高论,如有又当别论。)“德”这个东西,既然人们赋予它如此美好看内涵,常讲一下确有必要。

大陆中国是到了讲一点道德、存一点良知的时候了。官僚们一方面拼命瓜分国有资产,另一方面又大肆压榨国人血汗,不惜敲骨吸髓,逼死人命;奸商们与官僚相互勾结,倾售其假冒伪劣产品,严重危害着国人的健康甚至生命。现在,官商已将国有资产“合法地”占为己有,“先富了起来”。工人、农民等非官商阶层已经或逐渐边缘化——几十年的积累被“先富起来”的人瓜分殆尽,并继续遭到其压榨,生计难以维持。这些阶层的人们,生活工作条件等缺乏相应的社会组织力量作保障,只能任其蹂躏。“先富起来”的这些极少部份人与平民之间的关系,已演变成刀俎与鱼肉的关系。这极少一部份人,掌握着国家的一切权力和资产资源,以及对平民生杀予夺的权力。他们恣意妄为,生活在人间天堂;绝大多数国人,无任何权力可言,生活上难以为继,渴望着尽快进行社会变革实、现社会公正,企盼多年无望,犹如生活在人间地狱。那些自己活着别人就活不下去的人,与被其蹂躏压榨的人们,矛盾日趋紧张。各地罢工游行、请愿示威不断,甚至发生党政领导人住处被炸事件,百姓不满日渐上升,高干家属子女纷纷移居国外,社会矛盾激化已达到极限,“国家”已呈摇摇欲堕之势。值此中国大陆陷入漆黑绝境之际,用“德”一类的东西调和一下危机四伏的戾气,虽无大用,却也无害,缺德补德,倒也对症。但江先生把“德”提高到“治国”的高度,并大有“天欲堕,赖以柱其间”之势,似乎有不少不妥之处。须知,大厦将倾独木难支。道德只是支撑国家大厦的支柱之一。如果与之配套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社会公正系统缺损或不能有机的溶为一体,整个社会就会一损俱损整个坍塌。

老子云: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社会公正被废弃了,才有所谓仁义;出现了聪明智慧,才产生严重的虚伪;有家庭纠纷,才有所谓的孝慈;国家陷入错乱,才显出所谓忠臣。)道德亦是如此,只有社会价值体系坍塌,社会公正废弃,才能显示出道德力量的重要。若无毛先生及其同志大讲阶级斗争,以言论思想治罪于人,打杀异己,使国人人人自危,骨肉相残;若无邓先生的有限改革,“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至使今日官无不贪、吏无不佞、商无不奸、民无不贫;若无党国始终如一的顺党者昌逆党者亡,至使国人普遍的双重人格道德滑坡;若无党国言必称马列,强制灌输,割裂传统文化,隔绝与外交流,不容其它声音,也就不会有今天的道德危机、信仰危机、生存危机。

二、论“以德治国”的道义基础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此乃以德治国之次第。

首要的问题是德的元问题——什么是德?谁来定义?谁来解释?

在中国大陆,“德”不能不受如下钳制:“领导我们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始终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了这些金科玉律,何谓德,也就只能由我们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来指定、并晓以微言大义了。但这又有一个国人认可的问题:

以一党之私,而置几千万生灵涂炭,何德之有?

视百姓如草芥,残酷盘剥压榨,使之难以存活,何德之有?

国人和平请愿,竟遭坦克碾压、枪弹扫射,历时10余载不予反省,何德之有?

自己蜕化成一个没有信仰的利益集团,却要求别人信仰自己也不相信的东西,以其昏昏,欲使人昭昭,何“德”之有?

其次是如何行的问题。

中共一再宣称,我们为之奋斗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建设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外国的经验要符合中国的国情,只能借鉴不能照搬,尤其在政治思想方面,必须坚决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侵蚀。这就是说,外国的道德价值观,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而中共建政几十年乏善可陈,无“以德治国”经验可谈。这样就只能到老祖宗那里考查、研究、找理论根据了。从中国有记载的历史开始,历代君王从家天下的长治久安出发,大都倡导“以德治国”。但把泼天大的天下,视为私人产业的卑陋心态,注定了历代君王无德可言。本应身为天下表率的君王无德可言,也就注定了所谓的“以德治国”无非是空话一句,结果只能使国人的“德”更退一步,形成言行不一的双重人格。历代称颂的王道时代,之所以是尧、舜、禹时期,大概只是因为这是传说中的时期,文字记载甚少,不好考查而已。即便这样,我们也不难从那些少得可怜的记载中,寻觅出顺我昌、逆我亡、残暴无德的蛛丝马迹。从其杀伐不断的统治,亦不难看出“德治”的难行。由此可见,“以德治国”确是前无古人的创举,若能成功,不论江先生本人、还是他的党,必将名垂青史、万古流芳。但这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二)重新建构中华民族的道德价值体系。

再次是具体实施的问题。

“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就要求倡导者先博览群书,取古今中外文化之精华熔为一炉,为我所用。再远取诸物,近取其身,格物致知,达到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古今中外、三教九流,无所不知、无所不精。这样,就能意志坚定、心无旁骛,身修成圣,达到内圣外王之境界,成一家一党之表率。然后是齐家齐党,使家内党内个个天使一般令人倾慕,人人见贤思齐,世界大同就指日可待了,“全球同此凉热”,天下也就平了。

三、论中国社会主义的“德”

然而,我还是认为“以德治国”难矣!

“以德治国”需要教化,需要表率,需要国人口心如一的认可,需要有点君子、圣人的气度。教化需要圣人与亚圣们坚忍不拔地努力去实施。必须有一个“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来为我们整合人心,指点迷津,指引我们向前进。“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又云,“过犹不及。”可见,这是一条布满荆棘、险象环生的路,任何差池,都可能走向反面。虽然我们党走过很多“前途光明道路曲折”之路,但现下处此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之际,任何差池都会如雪崩一般不可收拾。再沿用以往矫枉过正之法是不行了。这就需要在方法上,再做一番探讨。

圣人亦难求难做。圣人应是除食人间烟火这一特征之外的神,因为任何世俗的东西都是对他品行的玷污。马斯洛认为,人的需求有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自尊需求、自我实现需求。生理需求这种低级的东西,圣人是不应求的,因舍生取义是其份;安全需求也不在所求之列;至于社会需求,自尊需求,也全该淡化。圣人应该泛爱。泛爱就是无小我,有悯天怜人之情怀,象太阳一样普照大地,自己一无所取,岂能象常人一样,需要友情、同情、怜悯。只有自我实现需求,似乎还应给圣人保留一点。但既是需求,又似乎与圣人的大公无私,无私奉献之品行相悖。这样,这个需求圣人也是不应该有的。马斯洛先生划分的五个需求层级,大约只是对“普通人”而言的。弗洛伊德认为:人的任何行为,都是本我、自我和超我相互作用的结果。本我是一种无意识本能,只受快感的原则支配,人的一切欲望,它都要求用最直接的方式得以满足,是人的行为的内驱力;超我是社会价值的内化,对无意识本我的盲动起压抑作用;自我受现实原则支配,在本我与环境的冲突中起调节作用。人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道德,能否被人们认可,就要看超我对本我的约束能力。由此看来,圣人应只有超我,或者说在圣人那里,本我、自我、超我应是一致的。这样,弗洛伊德的理论对圣人而言,也是不适用的。

圣人应有常人的美德。要己所欲施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要有海纳百川的气度,不搞党同伐异的独裁专制。圣人应视他人为自己的同类,尊重他人的权利。要允许别人说话,不能搞“引蛇出洞”的“阳谋”;要允许别人吃饭,不能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饿死几千万人在所不惜;要允许别人生存,不能动辄把他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支脚”使其“永世不得翻身”;要允许别人也能活下去,不能自己“先富起来”,让别人活不下去;要允许别人有所信仰,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更不能动辄给人扣上“邪教”的帽子,关进集中营;要允许天下人关心天下事,不能唯“我党”独尊,一有异见,刀斧相向,更不能调集“人民的军队”,用坦克装甲车把人民碾为齑粉。

中共一向强调中国特色。什么是中国特色、中国国情?我想不是面包与馒头、字母与方块字的差异,不是地理环境、贫富差距的差异,也不是工业化程度的差异,而是文化上心理上的差异。所谓中国特色、中国国情,鲁迅先生在其《阿Q正传》、《狂人日记》中,已剖析得十分到位——长期暴政恐怖下,国人为寻求心理安慰而形成双重人格,对自己的恶劣境况自我欺骗,对别人的悲惨境遇漠不关心,对强权暴政一味顺从,对弱小者随意欺凌,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中,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暴政体制中的一员。现在的中国特色,无非是把以前的若干等级简单化,简化成吃人的官商阶层与被吃的平民阶层。所谓中国特色,就是吃人的家天下,就是掌握一切权力和资源的官僚阶层,把中国人民共和国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总公司,按治权大小确定其在董事会中的位置和利益份额鱼肉国人。“以德治国”就是以德治公司,就是“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就是要求国人不但要受其压榨欺凌,还要视这一切为当然,就是让天下人承认:“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荼毒天下之生灵,离散天下之骨肉,敲剥天下之骨髓,以奉我一人一家一派一党之淫乐,乃我产业花息也,是理所当然的。由是观之,以德治国不只是“人治”,而且还是“吃人”。中国特色的“以德治国”就是中国封建的,人类历史上无出其右的残暴的独裁专制。中国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部吃人史。如在这里面寻找“德”这类东西,无疑是缘木求鱼。没有人人平等的人权保障,没有社会公正的政治制度,德从何来?

四、论民主和公正是当下最大的德

“以德治国”难矣!

中共建党之初,就把人类最先进的政治思想——民主人权思想——拒之于门外。建政后,更是对持此思想者严酷镇压。各种宣扬道德、整合人心的宗教,无一不受到严密控制,发展受到限制,而这些都是社会道德的基石。没有对人的尊重和保护,就没有道德可言;没有保障人权的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制度,就没有道德得以存活的基础。

中共竭力镇压在中国倡导实行民主制度的异议人士;反对和平演变,随着近几年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宁静型的和平演变越来越渺茫——近几年社会报复型的爆炸案接连不断,尤其是今年湖南爆炸案显示,中国可能又错过了温和的、非暴力式的社会变革的机会。

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任何政党,都应给自己以正确定位。政党应是民众基于需要之造物,而不应是凌驾于民众之上的统治者。人民的需要和支持,是政党存在的唯一原因。国家之治乱的唯一标准,是百姓是否拥有左右国家局势的权力,而不是某一政党的兴衰。

要达到国治的目的,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简单的药方:无为而治。但无为而治也假定了有一个救世主,并且这个救世主随时可以“大有作为”,重新把老百姓置于水火之中。如果要达到真正的国治,必须废除独裁专制,建立民主政体。除此之外,别无它途。“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类,只会使中国的局势越来越糟。还是把本来是老百姓的权力还给他们。老百姓知道怎样建构符合他们需要的道德价值体系、法律体系、和政治运动作体系。要让老百姓治政府,而不是治于政府。我认为;只要老百姓的才智得到充分的发挥,咸与国是,就能达到国治的目的。

还是承认人就是人吧,承认人有私心、有私欲、有各种欲望和贪婪,承认人们欲壑难填的自然禀性,让人们在不妨害他人、遵从大家认可的游戏规则的前提下,发挥最大的才智满足自己。这才是真正的道德。这样,道德就会自然低回归我们的社会。“以德治国”的“德”应是德谟克拉西,是民主而不是道德。以民主的方式,建构起人人平等、才智得以充分发挥的民主制度,也就达到国治的目的了。

江先生的“以德治国”论,缺乏可信的理论基础,缺乏可操作性,与邓先生的“摸着石头过河”如出一辙。10几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如此决策国是,无疑于盲人骑瞎马,必然导致危机四伏。邓先生一条腿走路的政策,导致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这种局面带来严重后果:腐败充斥社会每一个角落,社会危机此起彼伏,已积累到总爆发的边缘。长期以来,百姓与政府没有沟通的管道,矛盾已成水火之势。长期高压政策致使矛盾得不到宣泄。南北爆炸案显示,中国已进入动荡的恐怖时期,如不赶紧进行政治改革,“和平演变”的时机恐怕就会丧失,中国又会陷入治乱不已的灾难之中。早日实现政治民主化,建构起民主公正的政治制度,就是当前最大最紧迫的道德。

2001.4.24

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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