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对学界和知识分子的迫害,跟毛泽东亦步亦趋。有的学者被大学和研究机构解聘,有的学者被禁止在课堂上授课和出版著述、发表文章,更有甚者被投进了监狱、看守所和劳改队。知识分子一旦独立思考,习近平就怒火中烧,欲去之而后快。

2012年1月,我离开中国的前一周,悄悄邀请了几位老朋友在朋友开的一家餐厅最后相聚,有王力雄和唯色夫妇、徐友渔、王东成夫妇、萧瀚夫妇。北京天寒地冻,在座诸君心情沉重。饭后,我们握手告别,互道珍重,相逢又不知在何时。

2014年5月,传来徐友渔因为参加“六四研讨会”被传唤和刑拘的消息,让我彻夜不眠。徐友渔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也是体制内学者中最敢言者,他的存在是中国社科院最大的光荣。多年来,徐友渔饱受各种形式的打压,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他在大学的讲座被取消,关于文革研究的著作只能在香港出版,常常被领导约谈,但极少被国保肆无忌惮地骚扰,更没有被剥夺人身自由。然而习近平掌权之后,悍然撕下最后一道面纱,直接动用警察力量来对徐友渔这样的理性而温和的学者下手了。

我在1998年出版处女作《火与冰》之后,便与徐友渔老师相识,他应邀参加过我的书评会,我们多次在饭局中相见,由于我们都是四川成都人,最喜欢的便是在社科院大楼附近的四川省驻京办的餐厅。

我和刘晓波发起各种关于人权议题的签名信时,徐友渔每次都不假思索、义不容辞地签上名字。很多与他同龄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由于在体制内有身份和职位,参与此类公共事务时,谨小慎微、瞻前顾后,与徐友渔形成鲜明对比。徐友渔为何如此勇敢呢?记者陈远在微博中说:几年前,他曾和徐友渔有过长谈,徐谈到在文革中目睹的武斗场景对他的价值观形成的刺激与影响:“我眼看着他们弹无虚发,然后一个人一个人地倒下去。……我此后的余生,就是要说真话,为这个国家真正的进步说真话,哪怕付出代价,哪怕是生命的代价,我也不怕。”

徐友渔经历了文革、八九等诸多政治运动,没有变得“成熟”和“老成”,依旧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对于很多问题,他不苟且,不含糊,坦率地说出自己的看法,被某些人视为“迂腐”。比如,有一次,一位朋友请我、刘晓波和徐友渔到北京的一家高级酒店的藏族餐厅吃饭。席间,有舞蹈演员以藏族歌舞飨客。徐友渔很不喜欢这种形式,直言不讳地表示,旁边有人歌舞,很难安心吃饭。而且,所谓精致化的藏餐,就是把西藏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当作符号来贩卖而已。

另一方面,徐友渔又有古道热肠、乐于助人。有一次,我到欧洲访问前夕,给徐友渔打电话询问旅行路线,他不厌其烦地详细解释,还特别绘制了一幅地图送给我。我们商议救助一些良心犯家属,他也每次都慷慨解囊。2009年,刘霞遭到软禁前,徐友渔前去为她录音,并将录音带到欧洲。以防出错,徐友渔事先对着刚学会使用的录音笔练了二十多遍。

徐友渔被拘押之后,莫少平律师到看守所去会见他。徐友渔说,是他本人发起六四研讨会,开会地点在郝建的住处,之后给几个朋友电邮了照片。他不认为这构成“寻衅滋事”,但他原意承担所有的责任,希望当局先释放其他几名被抓捕的人士。徐友渔也表示,他了解到近日资深记者高瑜在央视“认罪”的细节,感到相当吃惊。警察也要求他在央视摄像机前这样做,但被他拒绝了。

徐友渔在看守所中被折磨了一个多月才获得释放。“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写道:“年近七十的他,被戴上手铐和黑头套,受尽种种不公正、不人道的对待。当我们再次见到重获‘半自由’的徐友渔先生,竟形影枯瘦,判若两人。”寥寥数言中,即可发现习近平政权是何其残暴、何其野蛮。

次年,徐友渔荣获瑞典奥洛夫・帕尔梅人权奖,这是欧洲仅次于萨哈罗夫奖的人权奖项。徐友渔被限制出境,无法到现场领奖,颁奖典礼如同授予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典礼一样,惟有一把空椅子示人。在“半自由”状态下的徐友渔,突破中共当局的封锁和隔离,发表声明宣布,将七万五千美元的奖金全部捐献给“天安门母亲”群体。

“天安门母亲”随即发表了《关于接受徐友渔先生转赠瑞典人权奖奖金的声明》,声明中说:“令我们感到十分意外和感动的是,才从牢里取保候审出来不久的徐友渔先生竟矢志不渝,毅然决定将瑞典帕尔梅奖的全部奖金悉数捐赠给天安门母亲群体,让我们转送给全国各地处于困境中的各家难属。”这是“天安门母亲”群体所收到的最大一笔捐款,在日渐艰险的环境下宛如“雪中送炭”。

“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习近平,终将被大部分的中国民众所唾弃。而无论是狱外的徐友渔,还是狱中的刘晓波,以及与他们并肩而立的“天安门母亲”群体,才是中国的脊梁和未来中国道德重建和良心回归的希望所在。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6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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