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对学界和知识分子的迫害，跟毛泽东亦步亦趋。有的学者被大学和研究机构解聘，有的学者被禁止在课堂上授课和出版著述、发表文章，更有甚者被投进了监狱、看守所和劳改队。知识分子一旦独立思考，习近平就怒火中烧，欲去之而后快。
2012年1月，我离开中国的前一周，悄悄邀请了几位老朋友在朋友开的一家餐厅最后相聚，有王力雄和唯色夫妇、徐友渔、王东成夫妇、萧瀚夫妇。北京天寒地冻，在座诸君心情沉重。饭后，我们握手告别，互道珍重，相逢又不知在何时。
2014年5月，传来徐友渔因为参加“六四研讨会”被传唤和刑拘的消息，让我彻夜不眠。徐友渔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也是体制内学者中最敢言者，他的存在是中国社科院最大的光荣。多年来，徐友渔饱受各种形式的打压，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他在大学的讲座被取消，关于文革研究的著作只能在香港出版，常常被领导约谈，但极少被国保肆无忌惮地骚扰，更没有被剥夺人身自由。然而习近平掌权之后，悍然撕下最后一道面纱，直接动用警察力量来对徐友渔这样的理性而温和的学者下手了。
我在1998年出版处女作《火与冰》之后，便与徐友渔老师相识，他应邀参加过我的书评会，我们多次在饭局中相见，由于我们都是四川成都人，最喜欢的便是在社科院大楼附近的四川省驻京办的餐厅。
我和刘晓波发起各种关于人权议题的签名信时，徐友渔每次都不假思索、义不容辞地签上名字。很多与他同龄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由于在体制内有身份和职位，参与此类公共事务时，谨小慎微、瞻前顾后，与徐友渔形成鲜明对比。徐友渔为何如此勇敢呢？记者陈远在微博中说：几年前，他曾和徐友渔有过长谈，徐谈到在文革中目睹的武斗场景对他的价值观形成的刺激与影响：“我眼看着他们弹无虚发，然后一个人一个人地倒下去。……我此后的余生，就是要说真话，为这个国家真正的进步说真话，哪怕付出代价，哪怕是生命的代价，我也不怕。”
徐友渔经历了文革、八九等诸多政治运动，没有变得“成熟”和“老成”，依旧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对于很多问题，他不苟且，不含糊，坦率地说出自己的看法，被某些人视为“迂腐”。比如，有一次，一位朋友请我、刘晓波和徐友渔到北京的一家高级酒店的藏族餐厅吃饭。席间，有舞蹈演员以藏族歌舞飨客。徐友渔很不喜欢这种形式，直言不讳地表示，旁边有人歌舞，很难安心吃饭。而且，所谓精致化的藏餐，就是把西藏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当作符号来贩卖而已。
另一方面，徐友渔又有古道热肠、乐于助人。有一次，我到欧洲访问前夕，给徐友渔打电话询问旅行路线，他不厌其烦地详细解释，还特别绘制了一幅地图送给我。我们商议救助一些良心犯家属，他也每次都慷慨解囊。2009年，刘霞遭到软禁前，徐友渔前去为她录音，并将录音带到欧洲。以防出错，徐友渔事先对着刚学会使用的录音笔练了二十多遍。
徐友渔被拘押之后，莫少平律师到看守所去会见他。徐友渔说，是他本人发起六四研讨会，开会地点在郝建的住处，之后给几个朋友电邮了照片。他不认为这构成“寻衅滋事”，但他原意承担所有的责任，希望当局先释放其他几名被抓捕的人士。徐友渔也表示，他了解到近日资深记者高瑜在央视“认罪”的细节，感到相当吃惊。警察也要求他在央视摄像机前这样做，但被他拒绝了。
徐友渔在看守所中被折磨了一个多月才获得释放。“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写道：“年近七十的他，被戴上手铐和黑头套，受尽种种不公正、不人道的对待。当我们再次见到重获‘半自由’的徐友渔先生，竟形影枯瘦，判若两人。”寥寥数言中，即可发现习近平政权是何其残暴、何其野蛮。
次年，徐友渔荣获瑞典奥洛夫・帕尔梅人权奖，这是欧洲仅次于萨哈罗夫奖的人权奖项。徐友渔被限制出境，无法到现场领奖，颁奖典礼如同授予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典礼一样，惟有一把空椅子示人。在“半自由”状态下的徐友渔，突破中共当局的封锁和隔离，发表声明宣布，将七万五千美元的奖金全部捐献给“天安门母亲”群体。
“天安门母亲”随即发表了《关于接受徐友渔先生转赠瑞典人权奖奖金的声明》，声明中说：“令我们感到十分意外和感动的是，才从牢里取保候审出来不久的徐友渔先生竟矢志不渝，毅然决定将瑞典帕尔梅奖的全部奖金悉数捐赠给天安门母亲群体，让我们转送给全国各地处于困境中的各家难属。”这是“天安门母亲”群体所收到的最大一笔捐款，在日渐艰险的环境下宛如“雪中送炭”。
“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习近平，终将被大部分的中国民众所唾弃。而无论是狱外的徐友渔，还是狱中的刘晓波，以及与他们并肩而立的“天安门母亲”群体，才是中国的脊梁和未来中国道德重建和良心回归的希望所在。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6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