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奎德:9. 11:文明的命运(五文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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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九月十一日,是2001年震撼世界的9. 11事件14周年。面对这一历史性时刻,笔者曾写了一系列反思和瞻望。虽事过境迁,似仍未过时。有的预言甚至不幸或有幸而言中。兹择其五文,未加修改,刊布于此,以纪念这一攸关人类命运的历史事件,以悼念在9. 11中丧失的那些美丽的生命。 人类文明的警钟

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些灿烂的文明,它们是经过多少世代,历经千辛万苦点滴积累,才达到辉煌繁荣之顶点。人们熟知的玛雅文明、巴比伦文明、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其夺目之光,常常使后人叹为观止。然而,它们现在在哪里呢?

它们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这些被精心呵护的人类文明精萃,或毁于天灾,或灭于人祸;在倏忽之间,化为乌有;因一记重创,而夷为废墟。其建设是何其艰辛、漫长,其毁灭是何其容易、迅速!
不难看出,文明的建成与文明的毁灭是极端不对称的。事实上,所有文明都是脆弱的。无论多么辉煌壮丽看起来垂之永久的文明,都可能一朝崩塌,无影无综。

文明的这一本性,在2001年9月11日,通过世界金融之都纽约世贸中心的瞬间灰飞烟灭,以极强的震撼力赫然凸显了出来,轰然宣示于全世界。

文明人类在颤抖,现代人类文明在经受一场严峻的考验。

「九一一」悲剧将成为历史的转捩点。因美国的反应方式不同,当前也相应面临着三种攸关人类命运的不同前景:

1. 旷日持久的「圣战」; 2. 美国退回孤立主义传统; 3. 美国与绝大多数文明国家联手,同时也利用联合国的既有机制,利用北约的既有机构,制定缜密可行的反恐怖主义联盟与条约、规则,步步为营,蚕食进而消灭主要的恐怖主义组织。

第一条路,对穆斯林极端主义派别开展大规模「圣战」,正如当年的十字军东征一样。在美国目前群情激愤之下,这是容易做到的。但同时,它也必定是通向巨大灾难之路,而且也是宾.拉登之流求之不得的结果。实际上,这次恐怖袭击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挑起伊斯兰教国家与西方(基督教)国家特别是与美国的仇恨战火,发动一场世界规模的「圣战」。倘如此,则冤冤相报,旷日持久,现代文明将步入自我毁灭的深渊。

第二条路,撒手世界事务,退回孤立主义:「拜托,我们美国不想管你们欧亚大陆的闲事了,不想当世界宪兵了。吃力不讨好,惹来横祸连天。还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为妙,你们好自为之吧!」这一想法虽然符合一部份共和党极右派的心愿,但天时不对,行不通。恐怕美国已经不可能收缩回美洲了,她已经没有退路。美国这个世界警察恐怕是当定了,非当不可。值此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地的利益已经与美国利益息息相关了。况且,过去几十年,千丝万缕,恩怨已结,无法摆脱干系了。克林顿曾惮精竭虑,极力撮合中东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和解,虽难于达成最终目标,但巴以双方之间敌意的淡化是显而易见的,克氏其心可悯,其志可佩,其努力的成效有目共睹。但当美国新政府从中间调解人的角色抽身出来,不管中东「闲事」了之后,该地区战火愈演愈烈,仇恨越结越深,不可收拾。而这次「九一一」惨剧与此显然并不是毫无关联的。因此,孤立主义显然并非解救之道。

第三条路,是最不容易立竿见影获至成效之路。它执行起来是相当艰难、无趣、漫长且缺乏刺激性,但在笔者看来,却是唯一可行之道。除了联手各国和联合国铲除恐怖主义外,更重要的,是治本,是在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层面努力化解全球的政治、宗教、文化的热点纠纷,从源头上铲除仇恨之根,掏干恐怖主义的精神情绪水库。

实质上,这也就是重建世界新秩序的问题。美国,作为现代人类文明的精神堡垒,责无旁贷。值此艰困的时刻,美国需要更加吸取自身历史传统中广纳百川的文化胸怀,需要更加坚守自身自由的根基,象在珍珠港之后的全国奋起一样,在「九一一」的挑战之后,用文化间沟通和包容的大智慧,用坚韧不拔的耐心,用无坚不摧的爱心,奋起迎战,在地球上竖起更高的精神双子塔。

“后 9.11 时代”和中国面临的选择

未来的历史书上,“9.11”事件——公元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与华盛顿遭受到惨重恐怖袭击的事件,将成为一个断代的历史界标。 “9.11”之前,是一幅世界历史图景,“9.11”之后,世界变了,“后9.11时代”出现了。

虽然,由于时间太短,距离太近,我们还不可能准确描绘出“后9.11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全景图,但其正在逐步浮现的基本轮廓还是不难窥见的。

首先,9.11简化了世界的政治版图,把过去细致微妙的国际上的合纵连横的复杂格局,在“后9.11时代”,将被黑白两色的最大分界——文明与野蛮来划界,美国总统布什在对国会的演说中明确把这次恐怖事件称为“对文明的攻击”,这一定义将引起各国特别是美国的政策调整。

9.11事件的政治外交后果,主要表现在如下三方面。

首先,美国将修改布什政府上台后外交政策的“单边主义”色彩,将以反恐怖主义作为其重心。由于恐怖主义是国际性的,则反恐怖主义也必然需要国际性的联手,因此华盛顿必定联合世界主要国家来合作,尽最大可能扩大美国的交往或联盟的范围,寻求大家的共同利益基地——反恐怖主义。用中国人熟知的语言,就是“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以求携手合作,铲除恐怖主义。因此,一个反恐怖主义的国际联盟的出现是可以预期的。

其次,9.11将重画世界地缘政治地图。在一段时间内,东亚将不复是美国的战略重心,而由中东、中亚、波斯湾和印度洋等地区取而代之。应当承认,后面这些地区是全球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和繁殖的土壤。源泉未靖,天下不宁。而这些地方复杂的历史恩怨和纠葛,不是短期的努力就能奏效的。因此,美国总统反复呼吁美国人要有耐心,就表明了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第三,如果美国有远见,势将从事治本的工作,即致力于建立一个更加公道更加合理具有某种制衡机制的国际秩序。为此,必然花更大的力量去了解其他文明,其他种族,其他宗教,建立交流、沟通、谈判、协作乃至资源共享利益均沾的国际机构和秩序,重视联合国以及这些机构在援助穷国和弱国方面的作用,利用各种国际机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化解全球的政治、宗教、文化的热点纠纷,从源头上预防或削弱仇恨之根,掏干恐怖主义赖以滋生的仇恨情绪的水库,浇灌培育宗教宽容文明沟通精神的土壤。

无疑,除了政经措施和平衡机制外,知识分子、大众传媒的启蒙交流工作至关重要。宾.拉登之类狂热的原教旨主义煽动家之所以能掀起如此巨大的仇恨和恐怖,主要是全面平衡的信息没有能传到当地伊斯兰公众的耳中。听来荒谬的是,在当今这个所谓“信息时代”,我们最大的问题和至深的危险竟然是,世界大部人口的地区,大众被剥夺了(对于全面客观信息的)“知的权利” ,而这造成了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乱源之一。

一个新的世界格局正在诞生,北京如何应对,显然,攸关中国人在一段时期内的基本利益。我们注意到,北京较为迅速的反应,尚未偏离文明大道,应予肯定。当然,无庸讳言,其反应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性质,从它与北京日常的对内宣传教育的口径不同即可看出。这就是中共一贯的所谓“内外有别”,以一方面对外与国际同调以换取外交上的好处,另一方面对内仍然控制本国公民的信息获取并宣传“反霸”。

无疑,这次北京所以如此反应,是直觉到“9.11事件”是北京的一个重要历史机遇,必须及时抓住。它有助于北京摆脱外交上的孤立局面或对美关系不确定局面,摆脱作为美国主要潜在对手之地位。如前所述,由于美国第一战略目标的改变,东亚将不复是美国的战略重心,北京自认可以缓解美国对自己的压力。当然,它还有一个更现实的用意,即借国际反恐怖浪潮,把新疆独立运动描绘成恐怖主义,以合法化自己对“疆独”运动的镇压,并显示在反恐怖主义方面自己与国际社会有共同利益。另外一个可推测的原因是,由于面临权力交接,目前北京上层正暗斗汹涌,而对美国联手反恐怖呼吁的迅速正面回应,表明希望进入国际社会的开明一方希望以声援文明的方式,占领道义高地,陷对手于恐怖主义同情者的不义之境。

此外,人们在“9.11”事件的激情中,可能忽略了中国的一项重要发展,即在9月17、18日大陆与台湾已原则上加入了世贸组织WTO(只待几次最后投票了,应无问题)。中国此时在经济上全面融入国际体系,与世界上建立反恐怖主义的国际联盟的呼唤的几乎同时发生,应当说是一个相当巧合的历史契机,即,中国全面进入人类主流文明的历史契机。美国已强调指出,各国或者是站在恐怖主义一边,或者是站在反恐怖主义的文明一边,必须作出选择。而中国,目前正面临这一选边的抉择。 “9.11事件”的发生,使北京无法回避,必须鲜明选边站队。是站在文明一边,还是野蛮一边?目前,北京当局的选择是反恐怖主义。这是正确的一步。但恐怕接下来的事情才更为实质,即,不能停留在口头支持上,必须拿出行动,必须在体制上,法律上,实际的政府行为上,真正实施文明化的改革。北京是否有此决心呢?起码在目前还看不出来。而且,鉴于中国的一些中文网上在9.11后出现了不少幸灾乐祸的言论以及丧心病狂的对恐怖主义的欢呼,鉴于北京过去与塔利班政权的暧昧关系,因此,国际社会对中国官方态度的真诚度还是有疑虑的,故并没有热烈的回应,基本抱持着一种走着瞧的态度。

中国当局如果真想加入国际文明社会,目前确实是一个绝好的契机。但是,如果不是真心实意地想站在文明和民主自由一边,而是唯恐真正那样做将危及自身权力,从而只是乘人之危,机会主义地捞取政治外交上的好处,在国内政治上一仍其旧,我行我素,仍然不放弃国家恐怖主义。倘若如此行事,也许会得逞于一时,但从长程历史来看,将导自己也导中国入万劫不覆的深渊。机会就在眼前,中南海诸公,为自己计,为国家计,请你们三思而行。

 

美国言论自由是神话吗?

一位朋友,最近引用ABC新闻网晚间谈话节目“政治不正确”(Politically Incorrect)的主持人马赫尔(Bill Maher)的遭遇,试图证明“美国并不像他想像的那样自由”。

朋友所指的事情概况如下:9月17日,「在谈论九一一的恐怖主义者时,马赫尔请来的嘉宾,来自代表大企业利益的美国企业协会的一位保守派人士迪苏萨,他对布什将劫机者称为“懦夫”大不以为然。他说:“瞧瞧他们干的事!这些人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没有一个人退缩。他们全都把自己在钢筋水泥上撞得粉身碎骨。他们是战士! ”马赫尔乘兴接过话来说:“我们才是懦夫。躲在3000公里外向人家发射导弹,这叫懦夫。而自己在飞机里一起撞在大楼上,玉石俱焚,这不是懦夫的行为。 」

这位朋友评论说:「马赫尔没想到,美国并不像他想像的那样自由。美国的政治常识是,每遇此类国家危机,一贯对外强硬的共和党保守派,可以信口开河。因此,马赫尔的保守主义客人说了几句对自己的敌人有敬意的话,没人会大作文章。但从左翼的好莱坞自由阵营中出身的马赫尔就不同了。他此话一出,引来的抗议先不说,两家大公司美国运通和西尔斯(Sears)投资公司立即撤了对他的节目的赞助,他本人不得不跑到电视上解释、道歉。」

由以上事实,他引出的结论是,美国的言论并不像他想像的那样自由。

我不知道作者替马赫尔「想像的」那种言论自由是怎样的,但我的确知道,此事并未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规定的言论自由,并未违反国际公认的的言论自由准则。上述言论自由的核心是政府不得因言论而治罪,不得立法限制言论等。因此,它针对的主体是政府(包括立法、行政与司法),而且也只有政府才可能以言治罪,或用政权力量干预或压制言论的发表。

为更清楚地说明这点,我们不妨来考察一下上述故事,就言论自由是否已经破产这一角度,看看马赫尔发表言论后的遭遇。

第一,是「引来抗议」。这显然不是违反言论自由,相反,是实行言论自由,因为「抗议」也是言论。

第二,是「运通和西尔斯投资公司立即撤了对他的节目的赞助」。这显然不是「政府因言治罪」,不是「立法限制言论」。至于两公司的行为,则属于公民(或法人)对自己财产的自由处置的宪法权利,任何人不得干预。众所周知,公司赞助是自愿行为,如果我喜欢你(新闻机构也好,其他人或机构也好)的言行,自然我愿意出钱支援你;倘若我反对你的言行,我干吗要出钱?天经地义,人性使然。谁愿意自己花钱买罪受?你自己高兴说什么去说好了。你有你说(我不喜欢听的话)的自由,我有我另行处置我的钱的自由,各行各路,两不相犯。 「道不同,不相为谋」是也。

第三,「他本人到电视上解释、道歉」,没有任何消息和证据显示,政府当局向他施加了压力要他道歉(否则,作为新闻好题材,早就炒得沸沸扬扬了)。因此,可以判断这是在他评估了自身的利益或反省了自己言论的正误后所作的言论调整。我想,任何人都不难理解,有一个长期得到资助的「政治不正确」的侃大山阵地,毕竟是很过瘾的事。因此,去「解释、道歉」一下,无伤大雅。况且,这是他评估后自愿选择的「解释、道歉」言论,这一自由权利也应当得到尊重。

有鉴于此,可以看出,虽然在任何危机与战争时期,民主国家在自由与安全的平衡点都要向安全的方向有所移动,但上述事实表明,目前的移动并未伤害到美国立国的根基,并未损害到基本自由。

至于劫机者是否可被称为「懦夫」,「政治正确」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涵义,也是大有可议的,请容我下回分解。

 

自由与安全:如何平衡?

911事件,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影响,莫过于自由与安全平衡点的移动了。美国立国赖以支撑、美国制度引以自豪的最基本的价值– 自由,受到了严重挑战。过去人们的口头禅:“Freedom is not free, 自由并不是无代价的”,它的涵义,它的刻骨铭心的刺痛,只有在今天,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切身地为自由人类所感知到了。

是的,美国人为他们的自由付出了代价,而且是如此惨重的代价!他们不能不加重安全的砝码,政府不能不把自由与安全的平衡点向安全的方向有所移动。

最近,美国联邦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保护国民安全的新措施,除了众所周知的联邦当局将在近三年内接管所有机场的安全检查,检查的措施严苛且复杂,费时费钱费力;而各大航空公司亦各自采行了各种安全自卫措施。另外,一些更容易导致争论的措施是,行政当局已经在计划设立军事法庭以审判那些被控为恐怖分子的外国人,并准备追踪以及讯问最近几年数千名迁来美国的移民,特别是来自中东国家的移民;并且,有关部门将被授权监听被联邦拘押的移民同他们的律师的对话。

此外,有鉴于越南战争时期的教训,政府对战地新闻的采访采取了某些限制措施,同时由于政府机构美国之音执意播出对塔利班头目奥玛尔的专访,白宫对美国之音的行政主管作了处罚决定。加上,由于某种战时气氛,由于全美甚至全球主流舆论对911恐怖攻击的深恶痛绝和群孰愤,因此,有些同情恐怖分子的意见容易激起众怒,甚至导致舆论鸣鼓而攻之。这确实引发了美国的言论自由是否已经荡然无存的大辩论。

迄今为止,白宫确信公众是赞成他们的上述新措施的。然而,倘若战事一久,民怨渐起,抗议蜂起,一系列“越战效应”逐渐出现时,美国政府将如何因应?美国制度自由的底线何在?哪些原则是可以因势变通的?而哪些原则又是在任何时候—即使在战时—都不能侵犯的?

目前引发争论最大的,就是用军事法庭来审判被控为恐怖分子的外国人的问题以及新闻自由问题了。

对于前者,老布什政府时期的总检察长引用1988年洛克比丧生270人大空难的案例,指出当时的两个利比亚恐怖分子嫌犯由于接受的是苏格兰民事法庭审判,全程适用的是苏格兰法律,结果只有一人被判罪,当时此案判决结果下来后,令许多执法人员深感挫折与沮丧。他以此作为依据,为军事法庭审判(外国)恐怖分子嫌犯作了辩护。这里的问题是,引入军事审判这项变通是否损害了司法独立(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司法独立是否也体现在军事审判中)?把恐怖分子嫌犯送上军事法庭是否有法理依据?

关于美国新闻自由的境况,目前仍在激烈争论之中,鉴于情况还在继续变化,目前下结论为时过早。但是有一点需要强调,言论是否自由的基本对象是针对政府,是看政府是否以言治罪,钳制言论,是看立法部门是否立法限制言论。一时特殊情势造成的压倒性舆论倾向,只要上述基本的两条原则未被侵犯,一定会有相对峙的舆论来与之兢争抗衡,从而达到动态平衡的。事实上,目前的争论本身就说明平衡的力量仍然是在起作用的。因此,笔者并不预期一个所谓新“麦卡锡时代”即将降临。

在这里,美国的法治(特别是其独立的司法)以及社会的平衡机制将凸显其不可替代的功能。可以预言,值此艰难时世,在往下的发展中,它们将更加凸显出其中流砥柱的卓越作用。

而中国人在在考察这一特殊的历史过程中,无疑将获得相当重要的新鲜启示。

 

文明的自我拯救  反文明的两个象征

在现代世界,如此清晰地把文明与野蛮一劈为二的象征,莫过于多事之秋九月里的两个很接近的日子: “9.9”,“9.11”。

这是反文明的两个象征符号。

“9.9”,是30年前毛泽东撒手入(地)狱之日。此人,可谓集野蛮、独裁、冷血、反智、倒退、反现代、反西方、反文明之大成,因为他当政,或直接杀戮,或实施迫害,或政策失败,七千万余人死于非命。

“9.11”,是五年前以本.拉登为首的恐怖组织以四架民航客机为超级炸弹,炸毁世贸中心、撞击五角大楼,悍然轰击世界文明重心,杀害3000无辜生命之日。这一事件,以骇人听闻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预演了人类文明毁灭的可能图景。

“9.9”和“9.11”, 标志着野蛮向文明的反攻,标志着文明退化、世界野蛮化的空前危险。

毛泽东,曾宣称为世界革命不怕让中国“死三亿人”,曾大言不惭曰“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万6千个儒,”曾声明“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曾宣判“知识越多越反动”,曾公然宣布自己是要施行“愚民主义”的“秦始皇”,并自命“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本·拉登, 则声称要对西方文明发动一场“圣战”,他认为西方文明已经变成“人类历史上最坏、最糟的文化”;他要美国皈依伊斯兰教、废弃自己的宪法、关闭银行。在拉登的世界里,全球性的冲突是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他号召每个穆斯林要仇恨美国人、犹太人和基督徒。他毫不怜惜脸不变色地杀害无数无辜的妇女儿童来达致自己狂热的宗教目标。

一个是国家恐怖主义的大师,一个是非政府恐怖主义的高手。反文明的野蛮之子,双峰并峙,令希特勒和斯大林亦瞠乎其后。

文明的易脆性

两个反文明罪魁,分别在上世纪与本世纪初的一时得手,这一事实,提示了精致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易脆性。成熟的文明犹如精雕细刻巧夺天工的瓷器,需精心呵护,不得稍有失手。否则,其千娇百媚,顷刻之间,就毁于一旦。的确,如人们所见,历史上有一些高度发达的文明,的确是易脆品。无论其何等辉煌壮丽、鬼斧神工、美仑美奂不可方物,都有可能转眼间被蛮荒力量一扫而空,消逝于历史的烟尘之中。

让我们来看看如下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

在古希腊,伯罗奔尼撒之战,军国主义的斯巴达城邦击败了民主繁荣深邃瑰奇的雅典文明,战争使斯巴达称霸全希腊,使其寡头政制得以推行,各希腊城邦的民主势力遭到迫害,璀璨夺目的古希腊文明从此丧失元气,走向衰亡。于是,希腊哲学、希腊悲剧、希腊史学、希腊雕塑···. 成为雅典战败的殉葬品,化为人类文明的千古绝响。

在古罗马,奢侈繁华的罗马文明,在395年分裂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两部之后,逐步衰落,致蛮族入侵:哥特人占领罗马,匈奴王阿提拉进兵意大利,之后,汪达尔人再陷罗马城。先后建立起西哥特王国、汪达尔-阿兰王国、勃艮第王国和东哥德王国等蛮族国家。而日耳曼的部落也手持斧头和剑来徒步作战,他们是凶猛的狂野的士兵,乌合之众,漫无纪律。 476年9月,日耳曼人入侵罗马,其雇佣兵首领奥多亚克废黜最后一位君主罗慕卢斯•奥古斯图卢斯,西罗马帝国宣告灭亡,黑暗时代降临,数代繁华罗马城,堕入几个世纪的蛮荒。

在远东远古,秦王赢政扫灭六国,结束了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灿烂文明。秦皇采纳李斯建议,实施文化灭绝和愚民政策,下达焚书令:非秦史书皆烧之,民间不许收藏。如有违令不烧者,脸上刺字,罚作苦役,此令既出,到处是焚书的浓烟烈火,中国历史典籍遭到了空前的浩劫。之后,秦始皇又逮捕了一批儒生,亲笔圈定了其中的460人,在咸阳郊区活埋。史称“焚书坑儒”。在这一暴政下,如果有两个以上的人聚集议论者,就会被官府的密探抓去杀头,并处以暴尸之刑。于是,天下归一于“焚书坑儒”,“偶语弃市”的暴秦。从此,生气盎然的百家争鸣不复见于神州。

在远东中古,宋代是春秋之后中国历史上教学、书院、太学生最盛的时期,恰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时。”然而,从草原崛起的蒙古人扫荡欧亚大陆,野蛮的铁蹄,蹂躏南宋。蒙古蛮族入主中国后,元朝实施公开严酷的等级制,帝国臣民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即金国所属中国人;第四等是“南人”,即南宋所属中国人。帝国臣民更被细致地划分为十级: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知识分子)。十、丐。过去在中国传统社会最受尊敬的儒家知识分子,为社会最底层,比娼妓不如。元朝的刀尖摧毁了宋朝所代表的中国文明巅峰。自此,文辞繁盛,夜夜笙歌的宋代文化,已幻化为秦淮河边、西子湖畔仅供追忆的华丽梦境。

在现代远东,57年前,同样上演了一处野蛮打败文明的历史大戏。中国国共内战的实质,从国际视野看,是挑战西方主流文明的反文明思潮共产主义的一次得手;从国内区域文化起伏涨落视野看,是沪江浙闽粤等为代表的工商海洋型及绅士型文化,败于以陕北等贫瘠北方地区和内陆中国为象征的反智主义(即秦始皇传人毛说的“痞子”文化)的枪炮。近代以来,前者倾向于使中国融入国际社会,面对世界,是费正清所谓的“海洋中国”,以胡适等为代表。后者倾向与使中国孤悬于世界,封锁国门,是所谓“大陆中国”,毛泽东为典型。众所周知,国民党的骨干力量基本来自中国东南,孙崛起于香港广东,蒋发迹于浙江上海江苏,三四十年代的江浙财团,在中国具有支配性的经济力量,构成了国民党主要政治资源,并获主流国际社会支持。而使中共真正崛起于中国政治舞台的发家基地,则是贫瘠落后的华北陕甘宁蛮荒之地。国民党虽也流氓,洋场小巫而已,共产党却是大贼,亡命之徒,蛮荒大盗。国共内战之结果,“大陆中国”的枪杆子战胜“海洋中国”。中国现代化进程经历了一次严重的挫折与倒退,持续达30年之久。在这一文明退化时期,甚至连对知识分子的“臭老九”辱称,也承继于元朝野蛮铁骑时代的等级划分。这就是“9.9”入棺的毛泽东的反文明意涵。

文明如何自我拯救?

俱往矣。历经劫火后,那些目迷五色的文明奇迹,而今安在哉?众多文明的命运昭示我们,“9.9”,“9.11”这两个反文明的符号提醒我们,人类文明确是命悬一丝。面对八方袭来的咄咄逼人的凶险,人类今日面临的挑战,从根本上说,就是捍卫文明,呵护文明。

在这里,笔者不愿耗费太多笔墨去为文明与野蛮划界。文明发展程度的高低是存在客观标准的。一些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者,以“政治正确”的名义,拒绝承认有文明与野蛮的区别,拒绝承认文明有高低的区别。对于那些悠然居于文明社会,却口口声声赞美远方蛮荒文化的高妙的论者,人们不难看出气鸵鸟式的言不由衷。故此处不拟咬文嚼字地对文明与野蛮的层次进行经院哲学式的论述。

笔者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文明如何才能自我拯救?

这里只想谈两点简单的观察。

诚然,如前所述,文明之运命若游丝。然而,现代主流文明毕竟大不同于远古中古时代了,正如海耶克(FA Hayek)所观察到的,它赋有一种延续和扩展自己的秩序的内在动力,它的坚韧性和抗灾变能力都大大增强了。这不光表现在它的软力量上,同时也表现在其硬力量上。有左翼学者认为,西方的兴起和持续靠的是开初掠夺带来的第一桶金。倘如此,有论者问得好:“为什么成吉思汗的蒙古掠夺之后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为什么最早征服美洲大陆并从拉美掠夺了大量金银的西班牙从17世纪初之后就开始没落,而17世纪初才开始介入美洲大陆的英国却越来越强盛?为什么英美普通法系的国家及地区: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香港、新加坡等一直稳定而持续地文明繁荣?为什么中东国家藏在地下的“意外”石油财富没让它们成为世界实力之强呢?“很明显,这里涉及制度性内在因素(也包括一些基本的技术性因素,如陈志武先生论及的近代金融技术)。在该制度下,其软力量与硬力量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的联系,它们相互强化,呈正反馈关系。这就使其可持续能力大大增强了。譬如,20世纪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这两大野蛮力量对西方主流文明的挑战,均以失败告终,就是现代文明与野蛮力量较量结果的最显著例证。

此外,历史表明,人类历史上所有反文明的野蛮力量,无一例外,都有一个根本缺陷:闭锁性。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任何野蛮势力实行过言论信仰自由。历史上,任何反文明的国家或组织,它们为求生存,也尝试过各种自我更新的策略:它们可以实验市场经济,试验选举制度,实验某种国会制度,甚至也实验外交上结交西方文明国以抗拒另一个自己的同类国家,等等······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真正实施言论信仰自由,即允许私人办刊办报办电视广播网站的反西方主流文明的国家和组织,从古至今,没有,一个也没有。原因很简单,这是反文明力量的命脉所系,是其最薄弱处,“点到即死”。因此他们基于其根本利益,在“言论自由”问题上决不松口,半步也不敢退。这也表明,对思想言论信仰的封锁是反文明国家与组织最核心的制度要素。它们的生命线,就是精神封锁的“柏林墙”。

有鉴于此,在拯救文明、抗击野蛮的时候,需要软、硬力量双管齐下。 9.11之后,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主流文明虽然也兼顾了软硬两翼,但无庸讳言,布什当局过于迷信自己的硬力量,未能平衡地施展软实力,留下众多战略盲点和后患。须知,在当年,仅仅是一个小小的自由欧洲电台,对于文明和自由的拓展,对于“柏林墙”的倒塌,其贡献就并不亚于北约的千军万马,功莫大焉。更遑论其它的多种精神流动所激发的深度共鸣了。因此,在抗击恐怖主义,对抗野蛮,重建世界秩序的历史进程中,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平衡出击是至关紧要的,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践上、在财政预算上,都应有适当的检讨。文明的自由国度,不能过于迷信自己的硬力量,而应当对自身文明的软力量拥有足够的信心。弃绝“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的狭隘胸襟,更大地开放自己的精神空间。在这里,也许用得上后人反思中国古代战略家孔明的那副对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 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 后来治蜀要深思

作为现代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西方文明更加需要吸取自身历史传统中广纳百川的文化胸怀,需要更加坚守自身自由的根基,用文化间沟通和包容的大智慧,用坚韧不拔的耐心,用无坚不摧的爱心,,用自由交流的旗帜,敲开一扇扇“柏林墙”,从而在根本上在源头上掏干野蛮力量的精神蓄水库,奠立文明与自由的百代根基。

来源: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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