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害怕颜色革命，颜色革命的主体又是非政府组织，所以非政府组织成了其重点打击的对象。就连致力于乡村教育的立人乡村图书馆都被关闭，说明非政府组织在习近平时代难以生存。在这一背景下，非政府组织活跃人士郭玉闪的被捕，似乎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郭玉闪小我三岁，算是我的学弟。不过，他是读研究生时才到北大的，他来的时候，我已经离开，所以我们在北大念书时并没有交集。
郭玉闪在北大读书期间，恰逢“一塌糊涂BBS”如日中天，他成为公民生活版块的活跃网民，参与组织“草坪沙龙”，邀请很多学者和社会人士来静园草坪，跟同学们座谈。这种形式有点像八十年代王丹在北大组织的“民主沙龙”。从那时起，他就已经被当局列入监控名单。有时，北大保卫部甚至指挥工人故意在附近的草地上浇水，让讲演者和听讲者无处可坐。
郭玉闪也曾邀请我去“草坪沙龙”座谈，那是我毕业离开北大之后第一次有人邀请我回母校座谈。尽管不是在一间教室里（校方对讲座的控制和审查日益严密，若发现主讲人是我，不可能批准提供一间教室），只是在草坪上聊天，已让我倍感温馨。那天，静园的草坪刚刚被浇过水，我们移师到未名湖畔的石舫附近。我没有专门准备什么题目，跟十多名同学轻松地分享我的写作和思想之路。头上是满天星辰，眼前是未名湖的波光，那真是一个美好的夜晚。
那以后，我跟郭玉闪的联系并不多，常常从共同的朋友那里获知对方的一些消息。2007年3月，郭玉闪创立智库型NGO“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由于中共当局对非政府组织的注册设置诸多障碍，传知行只好以公司的名义存在，内设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致力于调查研究社会转型过程中有关自由与公正的问题与现象，研究主要涉及税制改革、行业管制改革、公民参与、转型经验研究等等。该所自创立以来在民生方面的研究即卓有声誉，曾在2010年获得过坦普尔顿自由奖(Templeton Freedom Prize)。郭玉闪的好友、立人乡村图书馆负责人李英强评论说：“玉闪不只是追求了自己的自由，而且他试图帮助其他人也实现更多的自由，甚至试图构建一个‘兄弟平台’，让更多人可以在此抱团取暖，共同追求自由，并且推动社会制度的转型，以实现更大范围的自由。”
那几年，传知行是唯一邀请我去演讲的一个单位，我在传知行的演讲差不多是我在中国仅有的一次面对超过三十人的演讲。传知行有一次冒险请刘晓波演讲，设立了看上去很温和的题目——“中国当代的悲剧文学”。然而，那次活动未能成功举办，秘密警察直接将刘晓波堵在家中，活动不得不临时取消。
郭玉闪不仅坐而论道，而且起而行道，他帮助受毒奶粉之害的“结石宝宝”的家人维权，也帮助陈光诚逃离戒备森严的东师古村，他在当局眼中的敏感程度日益提升。2013年7月18日，传知行研究所遭北京市民政局以“没有在民政部门注册”为由取缔。此后，郭玉闪长期被软禁在家，周遭是令人窒息的空气。
2014年10月9日，郭玉闪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名传唤和刑拘，被关押在北京第一看守所，之前他曾公开表态支持香港的“占领中环”行动。在中国，支持“占中运动”被当局看作是犯罪行为。
郭玉闪是一颗毫不畏惧地撞向高墙的鸡蛋。作家余世存对郭玉闪的描述是“一个热情似火的学者，做过沙龙、慈善、环保、维权、学术、翻译”，郭玉闪不仅具有多方面的才华，而且是当代中国少有的一位“刻苦己身”并“以身作则”的知识分子。他本来可以过上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却义无反顾地走向铁窗。
郭玉闪的妻子潘海霞在丈夫被捕之后写了一封《与夫书》，她深情地倾诉说：“虽然你大部分时间里都不爱收拾自己的外表以至于总是看起来乱糟糟的样子，但你一直有一颗干净的心，爱生命，爱美酒，爱朋友，玩心重，有着像野草一样的生命力。你是问心无愧的，你配得上这些温暖。……夜再长，即使抓不住你的手，我会在同样的黑暗里陪着你；虽然不能同路，很多人会看着你，为你担忧。所以，小宝，无论你会经受什么，精神或肉体，折磨或煎熬，希望你能时时记着这些温暖，记着，我们都爱你。”郭玉闪或许收不到这封信，但它在网上发表之后，却感动了无数在黑夜中寻找光明的心灵，以至于有人将它与当年林觉民的《与妻书》相提并论。这样的比拟让《环球时报》嫉妒得发狂，立即穷凶极恶地发表社论加以“甄别”。
习近平想当然地认为，将郭玉闪这样的公民关进监狱，他的政权就可长治久安。习近平的想法错得一塌糊涂：一个缺乏公共空间和非政府组织的国家，才是最不安定的国家。中国社会的发展已经到了民间力量破土而出的前夜，在不久的将来，郭玉闪必定会回到他光荣的岗位上，而习近平则只能成为历史的弃儿。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6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