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22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聆听大家”系列访谈栏目发表了对作家二月河的访谈录。二月河在谈到习近平的反腐力度时说：“我们党的反腐力度，读遍二十四史，没有像现在这么强的。这种力度绝对是不见史册的……”他不仅为皇帝的反腐力度欢呼而赞美，还为腐败的制度性原罪辩解：“腐败和意识形态无关，不管什么样的意识形态，都要面临腐败问题。腐败是个社会病，不要把它和制度联系在一起。”
二月河是以历史人物作为创作题材的著名作家，《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三大历史小说出自他手，他不可能不知道朱元璋的反腐力度。习近平登基后查处的贪官数量确实够大，但绝不是二月河所说的“绝对是不见史册的”。在中国天朝历史上，朱元璋的反腐力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有学者估算，在他当政的31年中，大约有10万到15万贪官人头落地。他对贪官的刑罚手段极其残酷，凌迟、阉割、剁手、挑筋，诸多汉代即遭废除的肉刑被再次起用，更有一些则是全新的发明。如明朝刑法中有一字叫“醢”，即是将贪官污吏剁成肉酱，然后分赐给各地官员叫他们吃下，吸取教训。
那时的朱元璋也是“苍蝇老虎一起打”。洪武十五年，户部官员与地方官府勾结，采取预先空白报表盖印后私自填充虚假支出数额营私肥己贪污财物，被朱元璋发现后，户部官员及各地衙门管印的长官全部被处死。三年后，又查处户部侍郎郭桓侵吞税粮团伙案，中央六部涉案贪官统统被处死，各省、府、县被牵连的几万贪官人头落地。洪武十六年查处刑部尚书“替死鬼案”，洪武十八年查处工部侍郎韩铎克扣工匠工资案、兵部侍郎王志征兵受贿案，洪武十九年查处刑部郎中私放死囚案、礼部侍郎章祥侵吞公主婚礼银两案、都察院御史刘志仁“吃了原告吃被告”案，洪武二十五年查处户部尚书赵勉伙同老婆内外受贿案，这些大贪官都被朱元璋斩首。更狠的是，在查处“中原茶叶走私案”时，朱元璋大义灭亲，处死了驸马欧阳伦。
那时的大明也是一个所谓的“法治国家”，其法律是很健全的。朱元璋为了反腐，建立了一套由《明律》、《大诰》、《铁榜》以及律文以外的一些诏令、单行科条组成的法律体系。《刑律》为《大明律》的主体部分。其中专设了“受赃”门，对官吏索贿行贿也定了严厉的处罚。
那时的明朝也有类似纪委、检察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巡视组的机构。一是设立御史台（后改为都察院），考察地方官吏的廉政情况。二是运用特务机构“检校”监督在京大小衙门官吏，设立锦衣卫，直接听命于皇帝，专门负责侦察百官臣民的言行以及审问、判刑等活动，形成上下左右交错的监督网络。
那时的朱元璋也是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倡廉警示教育，要求那些文臣武将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先后发布了《铁榜文》、《资世通训》、《臣戒录》和《至戒录》，苦口婆心地告诫大家权为皇帝所赋、权为民所用。凡受贿数额在60两以上的官吏，枭首后在地方衙门旁边专设的“皮场庙”剥皮，皮被剥下以后被填上稻草，摆在衙门的公座边上，起着反面典型警示作用。
朱元璋的反腐力度确实取得了很大成效，但腐败不断回潮和反弹，贪官前“捕”后继，大明始终是一个靠“适度腐败”维护政权的社会，始终是一个“把腐败作为改革润滑剂”的朝代。用朱元璋自己的话说：“自开国以来（到洪武元十九年），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所有司官，未尝任满一人。”没有一人做到任期届满，不是“异地做官”了，而是被砍头、坐牢和充军了。从洪武十八年开始，朱元璋在诏书里指控的对象从个别贪污官员变成了官员全体：“朕自开国以来，凡官多用老成。既用之后，不期皆系老奸巨猾，造罪无厌。”他的秘书代他作的《大诰后序》中说：“日者中外臣庶，罔体圣心，大肆贪墨……”洪武十九年，朱元璋说：”我设各级官员，本来为治理人民。然而，过去所任命的官员，都是不才无籍之徒，一到任后，就和当地吏员、衙役、地方上的黑恶势力相勾结，害我良民。“朱元璋到死也不明白为何”我欲除贪赃官吏，却奈何朝杀而暮犯“。他把原因归结为没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他说：”过去元朝统治华夏，九十三年之治，使华风沦没，彝道倾颓。读书人只知道背书，对于思想净化，毫不用力。所以做事之时，私心战胜公心，以致往往犯下大罪。“
二月河的访谈录被各大门户网站转载后，受到众多网民的口诛笔伐，他们认为二月河在中国是一个比较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他曾经为苍生说了很多真话和实话，现在他竟然说出了明显违背历史事实的假话和谎话。在当今中国，知识分子已经集体太监化，都在围绕皇权做向心运动，努力为帝制的合法性寻找文化和历史的依据，其中“史”的目的是“资治”，“文”的目的是“助兴”。作为作家的二月河为了自己的作品有市场，很难改变被“太监化”的宿命，无论是他的《康熙大帝》，还是他的《乾隆皇帝》，都没有脱离围绕皇权做向心运动的轨道，他说真话和实话时只是在轨道界限内的发挥。接受中纪委官方网站的访问，他总得给个面子，为独裁者的反腐力度打个圆场，于是就自我阉割、主动献媚和自投下怀。
但是，如果我们通读这篇访谈录，就会发现，二月河已经打了自己的嘴巴子，就是在说假话和谎话的同时，也说了真话和实话。他说：“我们现在说权力制约，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面，这句话说得非常到位。但是笼子的钥匙在谁那里？钥匙要放在人民群众的手里面。如果权力关在笼子里，钥匙还在官员手里，那等于没用，笼子的钥匙要放在舆论监督和人民的手中，让反腐败更为公开更为透明。”钥匙就是选票，人民手里没有钥匙，钥匙放在党的手里，党代表了人民，党领导一切，这就不能不“和制度联系在一起。”二月河还说了一段大实话：“对政治的腐败，不能拿经济的繁荣、文化的灿烂这些事去抵消。一个政权如果不能维护国家完整，不能维护民族团结，不能下狠心治理腐败问题，其他方面再强大，都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不管你有多高的GDP，多大的文化体量，如果腐败横行，都会轰然倒塌。”是的，世界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纷纷倒塌，而且都是以腐败为特色，这就不能不“和制度联系在一起。”
二月河还说习近平的反腐力度让“人民群众感到振奋”，这也是真话和实话。运动式的打老虎，历来是皇权社会和独裁国家的臣民最乐于看到的事情。朱元璋作为一个元朝蒙古皇帝的“前臣民”，对“老虎”的疾恶如仇是因为自已底层生活的痛苦经历；作为一个帝王，他对贪官的痛恨则来自对自己家业的爱惜，他生怕这些硕鼠毁坏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统治根基。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贪污腐败是人性恶的一面的表现，改变这种人性比打江山还难，腐败在专制制度下不是一种病态，而是常态。皇帝的反腐力度，都在取得短暂效果之后，就如同石子入水荡起一圈圈涟漪后渐渐消失，最终变得毫无用处。
尽管运动式的“打虎”会使一些贪官污吏受到惩处，会有一些为富不仁者受到制裁，臣民为之欢欣鼓舞，欢呼“明君英主”，但这些所谓的“战果”却大多只是权谋斗争之下的副产品罢了，换句话说，臣民以为恶狗被好人打了，殊不知却是一群狗被另一群狗咬了而已。在每一次打虎运动的背后，都是一场赤裸裸的权力斗争与宫廷政变，它不过是被冠以了反腐败的名义，遭受苦难的，永远都是那些一直被愚弄着的底层臣民。由皇权独揽到高度集权，真正起作用的不是法治而是人治。安德罗波夫“打虎”那年，被称为“安德罗波夫年”，苏联臣民把他看作是彼得大帝、斯大林式的铁腕人物。然而，安德罗波夫把近三分之一勃列日涅夫时代的部级官员赶走后，用自己熟悉并信任的克格勃官员取而代之，继承了斯大林的“警察治国”，使苏联成为纯粹的“警察国家”。在安德罗波夫领导下，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了第五管理总局，专门负责抓捕犹太人，迫害宗教信徒，消灭地下出版物和压制不同意见，肃清思想意识方面的“异端邪说”，不断扩建精神病院、形成全苏联精神病院网络，以此收容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精神病患者”。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法外施刑的发生并不会让更多的人产生忧虑，相反，多数人倒是欣慰于看到打虎数量的几何增长，而无论这种数量是否属于律法系统合乎程序操作的结果。最高统治者的“双规”家法很容易被更多地视为英明决策，在这里，程序正义是退居其次、甚至是无人关注的，一个良性的、可以自动运行的律法系统和监督系统也落到了人们的视野之外。
明朝、苏联和中国的臣民从打老虎数量上看到过无数个希望，唯独没有看到个人的希望。他们“看到了党的希望”，但这个党是特殊利益集团的党，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党，是垄断、买办资本主义的党，是裙带资本主义的党，是一个“通奸党”，是由一群富可敌国的人组成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他们“看到了国家的希望”，但爱国的前提条件是你必须是这个国家的公民，臣民、奴民和人民无国家，国家是“美国籍孩子中国籍家长”的国家；他们“看到了民族的希望”，但“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由一群吃里扒外，盗国卖国和掏空中国的太子党组成的；他们“看到了中国梦的希望”，但中国梦要靠一群裸官式的“美国鬼子”和“加拿大人的爷爷”带领他们去实现……二月河先生，请你不要忽悠了，写你的下一部历史小说《习近平大帝》吧！
出处：北京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