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22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聆听大家”系列访谈栏目发表了对作家二月河的访谈录。二月河在谈到习近平的反腐力度时说:“我们党的反腐力度,读遍二十四史,没有像现在这么强的。这种力度绝对是不见史册的……”他不仅为皇帝的反腐力度欢呼而赞美,还为腐败的制度性原罪辩解:“腐败和意识形态无关,不管什么样的意识形态,都要面临腐败问题。腐败是个社会病,不要把它和制度联系在一起。”

二月河是以历史人物作为创作题材的著名作家,《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三大历史小说出自他手,他不可能不知道朱元璋的反腐力度。习近平登基后查处的贪官数量确实够大,但绝不是二月河所说的“绝对是不见史册的”。在中国天朝历史上,朱元璋的反腐力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有学者估算,在他当政的31年中,大约有10万到15万贪官人头落地。他对贪官的刑罚手段极其残酷,凌迟、阉割、剁手、挑筋,诸多汉代即遭废除的肉刑被再次起用,更有一些则是全新的发明。如明朝刑法中有一字叫“醢”,即是将贪官污吏剁成肉酱,然后分赐给各地官员叫他们吃下,吸取教训。

那时的朱元璋也是“苍蝇老虎一起打”。洪武十五年,户部官员与地方官府勾结,采取预先空白报表盖印后私自填充虚假支出数额营私肥己贪污财物,被朱元璋发现后,户部官员及各地衙门管印的长官全部被处死。三年后,又查处户部侍郎郭桓侵吞税粮团伙案,中央六部涉案贪官统统被处死,各省、府、县被牵连的几万贪官人头落地。洪武十六年查处刑部尚书“替死鬼案”,洪武十八年查处工部侍郎韩铎克扣工匠工资案、兵部侍郎王志征兵受贿案,洪武十九年查处刑部郎中私放死囚案、礼部侍郎章祥侵吞公主婚礼银两案、都察院御史刘志仁“吃了原告吃被告”案,洪武二十五年查处户部尚书赵勉伙同老婆内外受贿案,这些大贪官都被朱元璋斩首。更狠的是,在查处“中原茶叶走私案”时,朱元璋大义灭亲,处死了驸马欧阳伦。

那时的大明也是一个所谓的“法治国家”,其法律是很健全的。朱元璋为了反腐,建立了一套由《明律》、《大诰》、《铁榜》以及律文以外的一些诏令、单行科条组成的法律体系。《刑律》为《大明律》的主体部分。其中专设了“受赃”门,对官吏索贿行贿也定了严厉的处罚。

那时的明朝也有类似纪委、检察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巡视组的机构。一是设立御史台(后改为都察院),考察地方官吏的廉政情况。二是运用特务机构“检校”监督在京大小衙门官吏,设立锦衣卫,直接听命于皇帝,专门负责侦察百官臣民的言行以及审问、判刑等活动,形成上下左右交错的监督网络。

那时的朱元璋也是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倡廉警示教育,要求那些文臣武将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先后发布了《铁榜文》、《资世通训》、《臣戒录》和《至戒录》,苦口婆心地告诫大家权为皇帝所赋、权为民所用。凡受贿数额在60两以上的官吏,枭首后在地方衙门旁边专设的“皮场庙”剥皮,皮被剥下以后被填上稻草,摆在衙门的公座边上,起着反面典型警示作用。

朱元璋的反腐力度确实取得了很大成效,但腐败不断回潮和反弹,贪官前“捕”后继,大明始终是一个靠“适度腐败”维护政权的社会,始终是一个“把腐败作为改革润滑剂”的朝代。用朱元璋自己的话说:“自开国以来(到洪武元十九年),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所有司官,未尝任满一人。”没有一人做到任期届满,不是“异地做官”了,而是被砍头、坐牢和充军了。从洪武十八年开始,朱元璋在诏书里指控的对象从个别贪污官员变成了官员全体:“朕自开国以来,凡官多用老成。既用之后,不期皆系老奸巨猾,造罪无厌。”他的秘书代他作的《大诰后序》中说:“日者中外臣庶,罔体圣心,大肆贪墨……”洪武十九年,朱元璋说:”我设各级官员,本来为治理人民。然而,过去所任命的官员,都是不才无籍之徒,一到任后,就和当地吏员、衙役、地方上的黑恶势力相勾结,害我良民。“朱元璋到死也不明白为何”我欲除贪赃官吏,却奈何朝杀而暮犯“。他把原因归结为没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他说:”过去元朝统治华夏,九十三年之治,使华风沦没,彝道倾颓。读书人只知道背书,对于思想净化,毫不用力。所以做事之时,私心战胜公心,以致往往犯下大罪。“

二月河的访谈录被各大门户网站转载后,受到众多网民的口诛笔伐,他们认为二月河在中国是一个比较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他曾经为苍生说了很多真话和实话,现在他竟然说出了明显违背历史事实的假话和谎话。在当今中国,知识分子已经集体太监化,都在围绕皇权做向心运动,努力为帝制的合法性寻找文化和历史的依据,其中“史”的目的是“资治”,“文”的目的是“助兴”。作为作家的二月河为了自己的作品有市场,很难改变被“太监化”的宿命,无论是他的《康熙大帝》,还是他的《乾隆皇帝》,都没有脱离围绕皇权做向心运动的轨道,他说真话和实话时只是在轨道界限内的发挥。接受中纪委官方网站的访问,他总得给个面子,为独裁者的反腐力度打个圆场,于是就自我阉割、主动献媚和自投下怀。

但是,如果我们通读这篇访谈录,就会发现,二月河已经打了自己的嘴巴子,就是在说假话和谎话的同时,也说了真话和实话。他说:“我们现在说权力制约,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面,这句话说得非常到位。但是笼子的钥匙在谁那里?钥匙要放在人民群众的手里面。如果权力关在笼子里,钥匙还在官员手里,那等于没用,笼子的钥匙要放在舆论监督和人民的手中,让反腐败更为公开更为透明。”钥匙就是选票,人民手里没有钥匙,钥匙放在党的手里,党代表了人民,党领导一切,这就不能不“和制度联系在一起。”二月河还说了一段大实话:“对政治的腐败,不能拿经济的繁荣、文化的灿烂这些事去抵消。一个政权如果不能维护国家完整,不能维护民族团结,不能下狠心治理腐败问题,其他方面再强大,都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不管你有多高的GDP,多大的文化体量,如果腐败横行,都会轰然倒塌。”是的,世界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纷纷倒塌,而且都是以腐败为特色,这就不能不“和制度联系在一起。”

二月河还说习近平的反腐力度让“人民群众感到振奋”,这也是真话和实话。运动式的打老虎,历来是皇权社会和独裁国家的臣民最乐于看到的事情。朱元璋作为一个元朝蒙古皇帝的“前臣民”,对“老虎”的疾恶如仇是因为自已底层生活的痛苦经历;作为一个帝王,他对贪官的痛恨则来自对自己家业的爱惜,他生怕这些硕鼠毁坏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统治根基。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贪污腐败是人性恶的一面的表现,改变这种人性比打江山还难,腐败在专制制度下不是一种病态,而是常态。皇帝的反腐力度,都在取得短暂效果之后,就如同石子入水荡起一圈圈涟漪后渐渐消失,最终变得毫无用处。

尽管运动式的“打虎”会使一些贪官污吏受到惩处,会有一些为富不仁者受到制裁,臣民为之欢欣鼓舞,欢呼“明君英主”,但这些所谓的“战果”却大多只是权谋斗争之下的副产品罢了,换句话说,臣民以为恶狗被好人打了,殊不知却是一群狗被另一群狗咬了而已。在每一次打虎运动的背后,都是一场赤裸裸的权力斗争与宫廷政变,它不过是被冠以了反腐败的名义,遭受苦难的,永远都是那些一直被愚弄着的底层臣民。由皇权独揽到高度集权,真正起作用的不是法治而是人治。安德罗波夫“打虎”那年,被称为“安德罗波夫年”,苏联臣民把他看作是彼得大帝、斯大林式的铁腕人物。然而,安德罗波夫把近三分之一勃列日涅夫时代的部级官员赶走后,用自己熟悉并信任的克格勃官员取而代之,继承了斯大林的“警察治国”,使苏联成为纯粹的“警察国家”。在安德罗波夫领导下,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了第五管理总局,专门负责抓捕犹太人,迫害宗教信徒,消灭地下出版物和压制不同意见,肃清思想意识方面的“异端邪说”,不断扩建精神病院、形成全苏联精神病院网络,以此收容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精神病患者”。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法外施刑的发生并不会让更多的人产生忧虑,相反,多数人倒是欣慰于看到打虎数量的几何增长,而无论这种数量是否属于律法系统合乎程序操作的结果。最高统治者的“双规”家法很容易被更多地视为英明决策,在这里,程序正义是退居其次、甚至是无人关注的,一个良性的、可以自动运行的律法系统和监督系统也落到了人们的视野之外。

明朝、苏联和中国的臣民从打老虎数量上看到过无数个希望,唯独没有看到个人的希望。他们“看到了党的希望”,但这个党是特殊利益集团的党,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党,是垄断、买办资本主义的党,是裙带资本主义的党,是一个“通奸党”,是由一群富可敌国的人组成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他们“看到了国家的希望”,但爱国的前提条件是你必须是这个国家的公民,臣民、奴民和人民无国家,国家是“美国籍孩子中国籍家长”的国家;他们“看到了民族的希望”,但“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由一群吃里扒外,盗国卖国和掏空中国的太子党组成的;他们“看到了中国梦的希望”,但中国梦要靠一群裸官式的“美国鬼子”和“加拿大人的爷爷”带领他们去实现……二月河先生,请你不要忽悠了,写你的下一部历史小说《习近平大帝》吧!

出处: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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