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在文集《相遇》里头有这么一段话：“我看着法国诗人勒内·夏尔走在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旁边的照片。一个是以参加对抗德国占领的抵抗运动受到赞扬，另一个则是因为曾在生命的某个时刻对初生的纳粹主义表示认同而受到诋毁。照片拍摄的日期是在战后。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的背影，他们头上都戴着帽子，一个高，一个矮，走在大自然里。我非常喜欢这张照片。”
我也很喜欢这个场景，并且想象那大概是海德格尔后来在黑森林隐居小庐的附近，某个下午，勒内·夏尔过来探访故识，两人遂结伴出门，走在缓坡的杂草地上头，边走边聊，当然也会沉默下来，抬头看见林木间洒下的光线，留神鸟鸣与落叶的声音，或者聆听沉默自身。毕竟，比起政治、战争，以及意识形态，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其他别的存在。
流亡之前，昆德拉曾经与另一个处境和他同样不妙的朋友激烈争吵，吵到对彼此生出恨意的地步，就只不过是为了当时捷克最知名最重要的作者赫拉巴尔。并不是大家对他作品评价的差别太大，不，赫拉巴尔是他们那代捷克人公认的伟大小说家，这没什么好争议的。他们吵架的真正理由竟然是赫拉巴尔到底应不应该出版小说。昆德拉觉得表面上远离政治的赫拉巴尔还能继续出版，是他们所有人的幸运：“只要有一本赫拉巴尔的书，对于人们，对于人们的精神自由，它的效用大过我们抗议的行动和声明！”可他的朋友却愤怒指责赫拉巴尔：“他怎么可以在他的同行被禁止发表作品的时候，还让别人出版他的书？他怎么可以用这种方式替政府背书，连一句抗议的话都不说？他的所作所为令人厌恶，赫拉巴尔是个通敌分子。”
同类的争论，后来还会反复出现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地方，包括中国。但是过了很多年之后，对于渐渐变老了的昆德拉来说，那次争吵的重点已经不再是一个极权体制之内的作家应该如何表现；回想往事，他现在更加关心的是自己和那位朋友的友谊。两个人都是被迫害的人，两个人都活在彼此重叠的圈子之内，而且两个人都还很谈得来；然而，他们对政治和艺术的关系，对政治价值的重要程度，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判断。于是友谊就此产生裂痕。
究竟政治有多重要？友谊又有多么可贵呢？两者权衡，能否分得出高下轻重？昆德拉自然比较看重友谊的价值，所以他喜欢海德格尔和勒内·夏尔一起散步的那张照片，也被布勒东与阿拉贡晩年重拾友情的故事感动。所以他说：“在我们的时代，人们学会让友谊屈从于所谓的信念，甚至因为道德上的正确性而感到自豪。事实上，必须非常成熟才能理解，我们所捍卫的主张只是我们比较喜欢的假设，它必然是不完美的，多半是过渡性的，只有非常狭隘的人才会把它当成某种确信之事或真理。对某个朋友的忠诚和对某种信念的幼稚忠诚相反，前者是一种美德，或许是惟一的、最后的美德。”
我不太敢肯定对朋友的忠诚是否真是最后且唯一的美德，甚至不敢确认这种忠诚一定要比对一些政治信念的忠诚重要。因为在我所身处的这个华人社会之内，身边有太多太多遵循相反教条的人，使我几乎以为，正确的政治立场和对这种立场最坚定的信仰，方是人间至善。在我不曾经历过的那些年头和地方，有许多人为了政治斗争，还不一定是为了自保求存，却是诚心相信过去的深厚交情真的只不过是被蒙蔽了的“小资情趣”。在我生活过的台湾和香港，则更是亲身见识过好些相识几十年的朋友怎样因为政治立场的分别，闹到不能共存在同一个屋檐之下的境地。政治可以伤害友谊，故此某些国家会有初识不谈政治（也不谈宗教）的习惯，有时甚至连老友都会在见面的时候避谈国事，十分默契。但我们华人不同，和陌生人说政治骂政府往往就和英国人谈天气一样，是种打破尴尬沉默的闲碎。同时我们又还吊诡地相信，政治是件死生与共的人生头等大事，绝对不能像阴天下雨打把伞就好那么随便。所以我们可以轻易地谈起政治，轻易地为政治争得面红耳热，然后轻易地绝交（反正，活在这个年代，绝交用不着红笔写信，按个键就好）。
因此在我看来，我们该问的不是昆德拉式的问题，不是政治和友情谁比较重要；而是政治为什么会变得巨大到这种程度，盖过了其他一切重要的人的质素？一个朋友，由于我在某件事上和他的看法不同，我就觉得他和我的政治立场不共戴天；尽管我和他在别的事情上头没有那么大的差异。又由于我认为彼此政治立场有别，所以我就开始怀疑他其实是个坏人，动气时破口臭骂他是禽兽，甚至诅咒他要下到十八层地狱了；尽管我记得当年相互扶助劝勉的日子，知道他的某些善良，还会想起他在困顿时刻那最最人性的软弱无助。因为政治立场真的就是这么重要，重要过诚实，重要过孝顺，重要过仁慈，重要过宽容，重要过勇敢，重要过聪明……即便他拥有一切传统上称美的品性，只要他在政治立场上犯了错，他就该被鄙夷，值得叫做“脑残”，是我们之中的叛徒和奸贼。在这个层面上讲，今天的我们和“文革”年代的很多人是一样的，因为我们都以为政治是第一以及唯一。何以至此？会不会是政治一方面庞大如巨兽，决定了我们生活的所有；同时又出现了根本的道德问题，使我们在作为人类的各种意义上沉沦失位（即便如台湾，人们也还是把政治问题看成是基本的人的身份问题，不可闪失）；乃至于政治就是最首要的存在处境，容不得半点错失，更加不能当成天气话题开玩笑呢？
我还得再花点力气想想。不如说回昆德拉吧，我猜有人可能会觉得他这番关于政治和友谊的感慨，多少出自他的心虚。他和哈维尔这两个老友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争执，至今仍被诟病，认为他只是软弱而已。五六年前，甚至有人“揭发”他当年曾向秘密警察告密，害人下狱。普遍被认为站在历史上胜利那一方的哈维尔立刻出来替他辩护；就算当年大家立场南辕北辙，哈维尔仍然坚信故人的品德。在那篇文章的最后，七十二岁的哈维尔留了一条讯息给几十年没见过面的昆德拉：“米兰，试着去超过所有事情！你知道，生命中总会发生一些坏事，然后还被媒体中伤。”
来源: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